大众化与文化领导权建构

大众化与文化领导权建构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的进步，大众化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大众化指的是将事物传播给更广泛的群体，使其普及和接受。

在不同领域，大众化的推进都对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众化对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产生了挑战。

传统上，文化领导权主要由一些特定的群体或机构所掌握，他们能够决定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可以被生产和传播。

大众化的发展使得普通大众也可以参与到文化创作和传播的过程中。

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普通人可以自由地发布和分享自己的作品，从而打破了传统文化领导权的垄断地位。

大众化也促使文化产品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文化领导权被分散到更广泛的层面。

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文化领导权的集中。

随着大众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文化创作和传播的过程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和平台也逐渐垄断了信息流通的渠道。

他们通过算法和推荐系统来筛选和过滤内容，从而影响用户的选择和接受。

这样一来，虽然大众可以参与到文化创作和传播的过程中，但是真正能够被广大大众接受和认可的文化产品往往还是由一些大型平台所掌握。

大众化对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大众化打破了传统文化领导权的垄断地位，使得文化领导权得以分散到更广泛的层面，同时也为文化创作者提供了新的机会。

大众化也加强了文化领导权的集中，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和平台逐渐掌握了信息流通的渠道。

我们需要在积极推进大众化的也要警惕和抵制文化领导权的集中，以保障文化的多样性和公正性。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Gramsci, Antonio)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和理论家。

革命失败后他被墨索里尼法西斯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对意大利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狱中札记》，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内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在坚持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对意大利革命道路进行的分析，因此，虽然其文化领导权思想散落在《狱中札记》各章节中，却仍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是从他的国家结构学说开始的。

他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受经济基础决定，容易发生变化，而市民社会具有相对稳定性。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取得了文化领导权，牢牢地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思想。

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以“阵地战”的方式夺取文化领导权，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及整个国家政权。

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前提下，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结合东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独到的富有创新意义的革命思想，至今它仍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深入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1.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自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马克思主义就一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绝对的指导地位，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认同。

然而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固有的合法性与指导地位却正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与威胁以及新形势下被淡化、弱化的危险。

瞿秋白文化领导权思想瞿秋白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文化领导权问题的人。

他作为一个文人政治家，从文化领域倡导革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他的文化领导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倡导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创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

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都有重要意义。

标签：文化领导权；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瞿秋白是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他又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领域相结合，建构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顾名思义，就是在文化领域取得领导权。

瞿秋白一篇文章，名为《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该文是最早论述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文章，他认为虽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最终的领导权要归于无产阶级。

文化对经济，政治等方面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治一方面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文化也会对经济，政治起到反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能作为在阶级斗争中的一种力量，制约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文化，经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

建构无产阶级的文化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维护，而且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也会对革命产生有利影响。

无产阶级的文化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意志，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就会形成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

争取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主张科学和民主，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成功完成任务，但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五四运动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五四运动之后，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无产阶级开始有政治觉悟了。

资产阶级本身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因此，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带领人民群众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特别是文化革命的任务，这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

中国的文化大众化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推动和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其文化在世界上也拥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面临着两个矛盾：一方面，全球文化的快速流动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化大众化和民族文化认同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一、文化大众化的推动文化大众化是指将文化传播给广大群众，从而让文化进入普通人的生活领域。

在中国，文化大众化的推进一般根据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进步。

网络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文化大众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例如，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和热门电视剧可以通过互联网的视频平台传送到每一个人的移动设备上。

2、资本的投入。

文化产业在中国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和政府支持。

在去年，文化产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

3、政策的引导。

政府支持文化产业的投资，同时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以促进文化大众化。

例如，推广读书活动、开展文化旅游和资助艺术教育等都是政府推广文化的一种方式。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文化大众化在中国快速发展，因此，大众化文化成为了中国社会上最为吸引眼球和热门的文化形式。

二、民族文化认同的推动与影响在中国，文化大众化不仅是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强化了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1、文化产业的发展。

如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音乐、电视剧和电影等领域。

在文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它们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

2、重视历史文化传承。

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国度，中国人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非常重视。

例如，中华传统的春节和清明节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强烈的认同和传承。

3、科技与文化交融。

如今，科技进步带来了与文化的交融，例如数字艺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人工智能与电视剧/音乐的混搭。

这一切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带来了新的思路与突破。

浅议“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学号：0926020029 班级：09思政姓名：蔡巧红【摘要】葛兰西结合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列宁侧重的“政治领导权”深化拓展为“文化领导权”。

这一思想不仅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确立与稳固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无裨益。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通过“文化领导权”，利用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通过知识、文化、道德上的制度优势来产生和扩大其吸引力和感召力，进而取得人们内心的赞同，让广大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阶级对社会生活所做的指导,认同他们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精神理念，遵守他们制定的规则、制度,并最终在人们头脑中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就构成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如果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进行武装革命之前，必须夺取“文化领导权”。

这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葛兰西从分析“市民社会”入手,指出西欧工人运动失败和资产阶级能够维护自身统治的秘密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使用政治领导权,而且使用文化领导权对社会进行统治,并且这个文化领导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最后的防御工事,因此,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文化领导权。

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责任就落到了“知识分子”头上,采取“阵地战”的形式对资产阶级统治发起总攻。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作为葛兰西国家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得以提出,得益于葛兰西基于文化视角对作为文化领导权培育场所———市民社会的理解。

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非单纯依靠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得以维持,资产阶级也依赖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占有,借助大众对一定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的接受来实现对市民社会控制的。

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密码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党的x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涵盖精神之源、精神动力、精神之钙和精神价值四个层面，体现为感知现代性困境并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意识、辨别现代化路径并建构自立自强现代化的科学理论认知、厘清现代化本质并构筑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文化、拓展现代化道路并推进自信自强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而从传统性、现代性、人民性、先进性的精神实质，理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特征，自知、自觉、自信、自强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一、感知现代性困境并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意识主动的感知来自苦难中的觉醒，感知现代性困境并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意识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之源。

中国共产党是在蒙辱、蒙难、蒙尘的历史实践中感知到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不同，并且在逐步引导社会革命的成功实践中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作为现代的表现，与作为理念的现代性不同。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内在推动力量，是一种包含着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三个层面的精神力量。

欧洲的现代性是“脱神入俗”的过程，文艺复兴运动以感性、自然反抗宗教的禁欲主义、释放人类欲望以及感性的异化形成了欧洲现代性的启蒙。

作为一种历史趋向的现代性，在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是与教会和贵族对抗的个体欲望释放、个体竞争发展和个体自由至上的内生性演化过程。

对于崇尚集体理性儒家人文精神的中国而言，传统农耕文明、史官文化和分散主义心理的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现代性的内生需求，现代性是“外发的”“被迫的”和“引进的”。

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实用理性在鸦片战争后，开始了以中国式的“科学”（科学理性）和“民主”（价值理性）的方式“脱圣入俗”。

近代中国，在学习革新与民族独立的激烈矛盾之间，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

观往知来Chinese Cadres Tribune822024.04愿景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打开了进入新世界的大门，更锻造了一支革命的文化队伍。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在推动思想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贡献卓著。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19年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同年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20年主编《觉悟》等，致力于先进理论和思想的传播工作。

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通过撰写和编译大量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这些成果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新的世界观和革命观，号召了一批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

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4—45页）在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文明图景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懈探索，为中国文化发展找到了明确的方向。

最初陈独秀、李大钊提出“再造中国”“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目标，毛泽东1940年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并将这种新文化的性质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民族的，即立足中华民族主体性，反对帝国主义；科学的，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之作为科学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大众的，即坚持人民立场，反对专制主义。

这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其基本宗旨是颠覆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建立一种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方向、有着最广泛阶级基础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实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这事实上正是在文化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建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挥卫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时代要求是：从战略高度考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关系?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捍卫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本文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关系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捍卫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时代要求作初步探讨。

一、建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一个政党的领导权包含文化领导权。

无论是一个革命党还是一个执政党，建构文化领导权都至关重要。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事实上，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求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

若一个政党的文化支配了社会秩序，主导了人们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居于领导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政党，其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把它看成“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并认为当国家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它要愈来愈“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在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上，列宁指出，就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政治权力和主要经济力量都有了，问题的关键是“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

列宁特别援引历史上民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例子告诫全党：共产党虽然已经成为军事上的胜利者，但作为执政党，如果不注意加强自身的文化改造、文化领导权建设，就有可能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就有可能导致执政的失败。

在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的文化主义转向中，“文化领导权”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

但这个源自葛兰西的话题偏离了葛兰西的本意，它把话语等同于实践，以文化问题取代政治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家葛兰西的思想进行文化主义的诠释。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地、客观地理解葛兰西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葛兰西注意到西方国家与革命前俄国社会的差异性，从而把寻找和建立适用于西方的革命战略作为思考的中心。

在他看来，革命前的俄固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

而在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

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

”［l］（P180）他以战争作喻：政治社会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还有坚固的工事和地堡，猛烈的炮击只摧毁了外线工事，工事后面还有“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2］（P418）。

这表明，革命所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国家，还有市民社会。

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夺取政权在东方可以一举成功，但接踵而来的是空前激烈的斗争。

而在西方，“这些斗争将’提前’发生。

因此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抵抗究竟是在图谋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夺取政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 [2］（P418）他断言，西方革命不应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对资产阶级口家机器进行正面攻击，而应采取新的战略，首先在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域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葛兰西著名的“文化领导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与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战略与文化战略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构成了葛兰用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

在葛兰西那里，“国家”一词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一是特殊意义上的国家，即与市民社会相对的政治国家或政治社会。

在市民社会中，权力体现为“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而在政治社会中，权力的表达式则是“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

大众化与文化领导权建构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然而，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大众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此文中，我们将讨论大众化与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关系。

大众化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体对文化的需求以及对文化产品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逐渐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

在大众文化中，娱乐性的内容、简单易懂的形式以及商业化的特点成为了显著的特征。

大众文化通过一些主流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音乐、小说、游戏等，将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传递给大众。

同时，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也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一种商业化方式。

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另一方面，则关注的是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的选择以及其影响力的调控。

文化领导权建构者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对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传播渠道的选择以及影响力的程度进行调控和选择，从而构建自己所期望的文化领导权。

在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过程中，大众化的文化产品所呈现出来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特点，对文化领导权建构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大众文化中，消费者常常是文化产品生产的主要驱动力，而文化领导权建构者需要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考虑到这一点，从而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其需求的文化产品。

不过大众化的文化产品也有其局限性。

由于大众画像不具备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大众化的文化产品与文化领导权建构者的期望往往发生冲突。

此时，文化领导权建构者需要认识到大众化的缺陷与局限，采用更全面的视野来设计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从而避免了文化产品与期望的偏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 OU RNAL O F S HANDON G N OR M AL UN I VER SITY (H u m an ities and Soci a l S ci en ces) 2011年第56卷第2期(总第235期)2011 V o.l 56 N o .2(G eneral N o .235)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¹李 辉(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

在葛兰西看来,在国家的统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不但会通过武力和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还会通过精神领域中的道德等柔和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让被统治阶级自觉地在内心深处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葛兰西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夺取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具有阵地战的特点,具有持久性,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影响深远。

关键词: 葛兰西;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 B0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2-0127-04*收稿日期:2010-02-03作者简介:李辉(1976) ),男,山东临沂莒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¹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研究0(09Y J C760031)。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中,葛兰西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其他的思想家大多是学者、教授,在书斋里进行研究,而葛兰西不是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他是脚踏实地、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家。

严酷的囹圄生活并没有阻挡住他思想的腾飞。

在监狱里,他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5狱中札记6,对意大利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痛苦的反思。

他的反思并没有停留在意大利革命失败的具体策略上,而是超越了意大利革命本身,上升到对人类本身的命运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