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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防止改革“碎片化”2010年12月06日14:07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同舟共进》：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深圳之行明确地提出深化改革，民间和学界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也很高，接下来的改革重点应该在哪些方面？王长江：2010年8月18日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30周年，很多媒体在重温这个讲话。
可以说，邓小平讲话里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今天仍然存在。
但不能说近30年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没有动静，实际上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对改革的探索一直在进行。
我们历来主张有序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乱，否则带来的恶果远非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混乱可比。
也正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强设计，使之有序化。
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序”。
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上面要求下面的改革要有序，但什么是“序”却没有说清楚。
所以出现一个怪现象：上面认为某个改革还可以，就说是有序的，允许继续搞；如果觉得不太合适或触动了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就说是无序的，马上叫停，这就使改革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以我的理解，“序”是要有规范、有设想，要把边界划清楚，然后在边界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大家进行探索，这才是正常健康的改革。
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具体哪些方面应该怎么改，而是要有一个从战略高度对改革作出的总体设计。
但现在连一个统筹的机构都没有，只是把改革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部门，由部门自己去想怎么改。
改革出现了部门化的现象，这是不利于改革大业的。
现在一讲改革就把创新拉过来，似乎加强了改革力度，但实际上把改革与创新放在一起时，两者是存在一些细微区别的。
改革的观念要大些，而创新则多半指向具体。
如果改革与创新并举，我是非常赞同的，但如果以创新代替改革，总由部门从自身具体操作的层面思考问题，今天一个新招，明天一个新招，去代替总体改革，那改革就碎片化了。
我提出一个观点，即防止改革“碎片化”。
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
纵论制度建设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王长江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社会发展上，方方面面取得的成绩都是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
在这个前提下，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一、党的执政能力薄弱的方面1、党的执政能力总体适应我国国情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方面要加强，从总体上说，党的执政能力是适应中国国情的。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东欧的国家失去了执政能力，而中国不仅成功地转向市场经济，并且执政能力得到了加强，领导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不断强化，使得市场经济改革成功。
这些方面，我们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2、总体适应不等于各方面都适应总体适应也并不等于任何方面都适应，最重要的是时代的变化迅速、反差之大，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可以说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关注对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和不断的探索。
3、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对执政能力进行不断的认识和探索如国际领域出现的问题，过去国家之间的关系比较单一，现在除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非政府组织，跨国组织，经济组织和非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国际交流越来越多，模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使得问题本身变得复杂。
由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贫富问题的显现，就会出现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东方的国家和西方的国家，南方的国家和北方的国家等等这样一些冲突，这就需要我们党不仅要处理好国内的问题，也要处理好国际的问题。
比如，吸毒这种现象，过去只是一个个人的、社会内部的问题。
但是吸毒，国际的走私犯毒现象，影响的不光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它是影响到全世界的稳定，但它又是跨越国界的。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行国际联合，才能够解决这种共性的问题，这就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过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现在我们是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条件下，那套管理方式，应当说是和我们关于计划经济的观念相适应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资都集中在政府和国家手里。
王长江：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作者：暂无来源：《检察风云》 2013年第23期本期客座总编辑：王长江，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复杂而严峻，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为此，本刊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大议题下，畅谈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的相关问题。
《检察风云》：您一直以来强调改革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为什么党内民主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如此重要？王长江：发展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是有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当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民主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如果党内民主有长足的发展，那么，人民民主就有了可资效法的模板。
就好比在洪流到来之前，我们事先挖好了泄洪渠。
有了它，洪水就会被引导到渠内，而不至于冲击整个体制，还会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
但是，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似乎存在一种不正确的理解。
有观点认为，我们今天强调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就是强调党内民主有发展优先权。
用这个观点来评判，似乎我们前一个时期的民主走了弯路。
因为我们先发展了人民民主——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
在这种观点看来，农村中出现的乱象便与此有关，如贿选、家族势力统治，甚至黑恶势力控制村务等。
因此，下一步要调整民主发展的顺序，人民民主应该停一停，让位于党内民主的发展。
这种观点赋予了民主以太多的主观色彩，显然没有看到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客观进程。
民主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随着人的能力和独立意识而产生的必然要求。
人们之所以追求民主，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
尽管人们最初要维护的首先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很显然，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可能离开政治。
即使一个农民，也会期望选择一个公正的人来分配土地，盼望一种有利于延长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希望政府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服务。
党代表任期制：从头衔到实权？作者：董彦来源：《中国报道》2008年第09期从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施行党代表任期制，到2008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发布，在短短九个月内，党代表任期制“高效”地完成了从决策到公布的全过程。
党代表任期制是落实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举措。
它不仅拓展了党代表会议以外的履职空间，而且让党内民主在党代表大会制度的框架内有了具体的实现形式。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不到两个月的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我们的认识还难免比较有限。
为此，本刊记者就党代表任期制的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
2008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
请问，这对于我党新时期的党建工作有何意义?党代会常任制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提出了，但实际上没实行。
后来一直有呼声，改革开放后在一步步地探索。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这两个实际上都是围绕发挥党代表作用问题展开的，就是要使党代会成为经常有活动的党内决策机构。
但现在党代会往往没有那么多活动，实际上的职责都交给了全委会和常委会，甚至书记办公会，很少发挥代表们的作用，现在看来必须要发挥代表的作用，这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要求。
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在此之前，关于党代表任期制没有规定，开会就那么几天，然后就没什么事了。
但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我觉得有一个总体评价问题。
这次条例的出台，是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它为代表经常性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它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一个非常明显的进展。
党代会常任制是我们推进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怎么推进党代会常任制?自然应该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
这次专门为代表任期制制定一个条例，为党代会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拓展了很多空间，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非常有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王长江：党代表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专访中共中央党校教
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
刘建华
【期刊名称】《小康》
【年(卷),期】2012(000)001
【总页数】2页(P113-114)
【作者】刘建华
【作者单位】《小康》编辑部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执政规律与执政党建设——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教授 [J], 刘长泽
2.在发展民生、民主中促进中国共产党转型——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 [J], 侯瑞丽
3.“每次党代会，都解决当时的最重大问题”——专访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J], 杨中旭
4.党代表任期制：从头衔到实权：——专访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J], 董彦
5.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一行到成都市都江堰市调研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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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王长江| 2015-07-14内容提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治生态问题令人关注。
在中国，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党风政风实现了初步好转，但党内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
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民主。
当下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问题上需要澄清一些认识误区。
发展民主可能削弱权威，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发展民主，一方面要特别重视民主本身的系统性，另一方面，要抓住授权民主这个关键，着力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生态人身依附党内民主授权民主作者：王长江，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政治生态，是对政治环境、政治系统所处状况以及人们之间政治关系和谐程度的生动比喻。
在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明显增强、反腐败也更多地要走向治本的情况下，政治生态的治理问题成为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政治生态好，表明政治环境舒适、政治系统运行正常、党内关系和谐，反之就是不好。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态，离良好和健康尚有不小距离。
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而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民主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当前的政治生态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全面深化阶段，深层次问题日益显露。
这些深层次问题盘根错节地扭结在一起，使得改革形势呈现极其错综复杂的状态。
从这个背景观察，政治生态作为一个全面反映政治现实复杂性和系统性的指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态到底怎样?前些年腐败现象泛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各个领域，扩展到政治体制和干部用人制度中，政治生态自然很难得到人们的正面肯定。
正因为此，我们才不得不采用非常规手段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
近两年来，“有腐必反、不留死角”的大力度反腐使腐败分子风声鹤唳，对仍呈蔓延之势的腐败起了急刹车的作用。
改革开放深水区摘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我对政改的最基本框架还是有一个构想。
在我看来，这个目标就是一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
它吸收了民主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最大程度地参与、协商民主和全体民主相结合，又比如说政府受到监督、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
我认为在一党控制下，这些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
“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但摸石头是为了过河。
在浅水区能摸到石头的时候可以摸石头，摸不到石头了还非要摸，那就奇怪了。
不能把摸石头本身当作一种目的。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的讲话，引起了会场上的一片笑声。
8月17日、18日，北京的天气酷热难耐。
30名国内顶尖政治学家齐聚北京会议中心，研讨“政府创新与政治发展”。
在会议中，他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自觉问题》的发言。
俞可平、何增科、萧功秦、王长江、丛日云等政治学学者均参加了这场名为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论坛的会议。
会议开两天，王长江都准时参加。
记者坐在他身后，看到他时不时记录其他代表的精彩发言。
王长江说，之前从来没有哪个会议能让他“从头听到尾”。
会议结束之际，很多代表呼吁，政治学家们应走出书斋，积极发出自己理性、专业的声音。
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党内力主改革者”正是王长江对自己的定位。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3年两会期间，他提交了《建立中央改革委员会，加强对改革的设计和统筹》的提案，建议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主导机构—中央改革委员会。
王长江认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
8月18日的会后，记者追上王长江，提出采访要求，他欣然答应。
他讲话温和，声音细腻，在一副大框眼镜下面，始终保持着嘴角上扬的标志性笑容。
到了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呼吁政治改革的声音，认为现在到了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
您认为呢？是的，现在到了政改关键时期。
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推进党内民主，要实行竞争性选举
佚名
【期刊名称】《理论与当代》
【年(卷),期】2009(000)010
【摘要】王长江在8月27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西方一些人指责中国
缺乏民主，使用了一个新的提法“非竞争性政治”。
国内一些学者沿用了这个概念，一些人还试图论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探索一种非竞争性的政治。
【总页数】2页(P53-5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62.11
【相关文献】
1.积极探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新途径——朝阳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综述 [J], 项鸿林;王洪财;张伟华
2.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切实推进党内民主 [J], 唐勤
3.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昆钢：促进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向竞争优
势转变 [J], 淮水
4.推进党内民主要实行竞争性选举 [J], 王长江
5.实行阳光党务发展党内民主——武汉推进党务公开探索 [J], 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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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改革的历史考察政党改革的历史考察【作者】王长江【作者简介】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本文从探索政党执政规律的角度，对不同时期世界政党的改革进行了简略的考察，分析了政党变革的不同类型。
【摘要题】政党政治【关键词】政党改革/政党发展/政党变革的类型政党活动和执政规律问题，是当代政党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综观200余年的政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政党，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它们能够根据变化的条件，不断对自身进行改革，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求得生存和发展。
可以这样说，政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党改革史。
由此而论，考察和回顾历史上政党改革的历程，也是我们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面，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历史上的政党改革作一简略考察。
一、早期的政党改革考察政党变革的过程，不难看到，政党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也必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改革和完善自己。
政党在刚刚出现之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是不健全、不完善的，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必要性也基本上不被人们所认识。
英国和美国是政党的发祥之地。
考察这些国家政党的发展，可以概括出早期政党的一些基本相似的特点。
一是党派成员的归属感不强。
例如当时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都是在议会中形成的。
它们最初不过是观点相同的议员们的临时聚会，后来这种关系逐渐固定下来，才被称作政党。
这种政党结构简单，没有地方组织，至多不过是议员加上社会名流，再在选举时临时招募几个工作人员，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都显得很不规范。
甚至在党的人也往往不愿承认自己的党派性。
这种状况同人们对政党的认识有关：人们倾向于把政党看作是少数人为取得权力而搞阴谋诡计的小团体，看作是一种祸害，而看不到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是党派之间互不承认，相互敌对，甚至你死我活地进行争斗。
例如英国早期的两党，在议会内外相互攻击，有时弄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王长江:党代表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作者：刘建华
来源：《小康》2012年第01期
如果以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于1988年率先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破题为起点，这项改革至今已长达23年了，但各地的改革仍在“試点”中摸索前行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并写入党章，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被置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新高度，这是党的建设中的一大新举措，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改革。
如果以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于1988年率先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破题为起点，这项改革已长达23年了，但各地的改革仍在“试点”中摸索前行。
《小康》记者专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试图剖析党代表制度改革面临的困惑。
理顺颠倒的关系会触碰既得利益者
《小康》：改革之前的党代表制度存在怎样的弊端？党代会原本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长江：党代表制度其实是把社会上的代表制度引进党内的一种方式，从理论上说这个制度没有弊端，关键是制度实施起来之后是否起作用。
从现在看来作用有限，一个原因是党代会五年开一次，中间并没有组织任何有关于党代表们的活动，党代表一旦选上，由于没有活动的载体，只是参加那么一次会议就完了！五年一到又换了一批新的党代表。
所以说党代会和党代表是不起作用的。
实际上，这个制度是应该起作用的！毕竟党内那么多人，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按照制度的设置，党代会应该是党内各级的最高权力机关。
但实际上党代表参加会议的时间不长，而且大多没有给代表们调研和提案的机会，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决策。
反而是常设机构——党委会一直存在着，也就是5年以内所有重大事情都是由党委会来管，它又要管决策又要执行，这就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最后原本该有的集体决策的形式就没了！
应该说重视党代会的作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党内有个民主的架构，民主的上下级关系。
设计制度的初衷是下对上负责，党代会的存在是为了让权力的出处更为明确，党代表是应该对党代会负责的，然而党代会形同虚设，导致这种关系缺失，最终导致党内关系颠倒。
《小康》：党委和党代会的关系颠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长江：制度设置的问题。
第一个是党政关系、党内关系没有理顺。
现在一直提倡要发展党内民主，这就说明现在党内民主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我们一直沿用革命时期的类似于“动员群众干大事”的革命手段来搞建设，这就导致低效和无效！第二个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不合理体制。
这样不合理的体制还会沉淀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因为权力和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权就有利，体制是对权力格局的配置，体制不合理权力配置就不合理，权力配置不合理，其背后的利益分割就出现问题。
所以现在如果要理顺这样颠倒的关系，不是简单还原就可以，是会触碰到既得利益的，这就使得改革难度大大增加了。
要想办法让代表活动起来
《小康》：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改革以后带来什么变化？
王长江：首先，党代会不能五年才召开一次，平常也必须有活动，现在基本上党代会是一年召开一次。
其次是党代表也不能五年才选举一次，选出的党代表平常也必须有活动，比如调研、收集意见、体验等等。
另外党代表也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将党委的意图贯彻到基层去，同时党代表应作为沟通的渠道去了解基层问题，将老百姓的问题收集上交到党委，让党委做出决策时可以参考。
先把党员和党代会的作用发挥起来,第一步只能这样。
不可能一下子就把那种颠倒了的关系调整过来。
《小康》：党代表去执行这项任务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的动力在哪里？
王长江：应该来说是政治动力，党代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反映问题。
只是现在党代表的这种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干部，这个头衔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为一种待遇而不是干实事。
《小康》：也就是说选举机制存在问题。
怎样的人适合当党代表？
王长江：这个机制是不健全的，这个机制是按照某些意图来走形式。
一旦党代表可以选举产生，那就会产生动力，因为选举势必存在某些承诺。
现在由于这个关系的颠倒，的确也就存在动力的问题，毕竟做事做得多，不是必要的，反而做多会成为一种表现，做得多就应该得到表扬，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感谢，没做是理所当然。
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在党代表的产生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应该说这样的改革还是有意义的。
从“什么样素质的人能够当决策者”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已经当过官从过政的人会比较好。
但是党代表毕竟是一个执行者，本来执行者和决策者是应该分离的，但是我们将二者混淆在一起了。
党代表就是收集意见的，决策和执行应该是另外一部分人。
党代制的改革从1988年说到现在，23年了还一直在做试点，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关系还没有理顺！
《小康》：很多基层都设置了党代表办公室专门为群众反映问题，但是党代表在其中只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只是传递信息而不能监督执行，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让相关行政部门解决问题？
王长江：所有问题都说明一点，党代会这个制度到今天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现在只是想办法让他们活动起来，我们的体制名义上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实际上党委才是最高权力机关。
因此，让党代表活动起来也成了党委的一项工作。
就和人大一样，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会，它监督政府，政府来执行工作。
本来党内也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他们的职能已经混乱了，根本无法规范其作用！而党委、人大原本的会议也很多，现在还多一个党代会，还想让党代会发挥作用，这些作用之间就相互搅在一起了！
未来十年要解决这个问题
《小康》：各地设置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每年都要开一次党代会，是不是也会相应增加很多行政成本？
王长江：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
人大的功能、政协的功能，加上现在党代表的功能，各自功能没有明确区分，而且还存在我所说的倒置的问题，是无法避免这些弊端的，这些弊端是很明显的！
这种重复是和党政关系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关系，党内关系没有理顺，很难一下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实践上面来慢慢解决。
不是说问题没有解决，代表就不开展活动了，如果这样又有些消极，所以很多地方的做法是让人大、政协和党联办联系办公。
党代表办公室可以同时是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办公室，也就是一个工作站，把这些人都集中过来，轮流值班接待群众。
这样也有利于节约行政成本。
《小康》：也就是说，现在就算是改革党代表制度，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结果。
现在很多基层在搞党联办，但也有人反映不知道如何改、如何做，你对改革有没有什么建议？
王长江：要达到预期效果还需一段时间。
从大的角度讲，执政党的党代会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机构，因为它是由党内精英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党代表的选举上做一些尝试，建立普通党员和党代表直接的责任关系，让党代表明确自己的职责，党代表和普通党员必须有切身的委托关系。
一旦做这些尝试，自然就会有“关于普通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比例”这样的思考。
另一方面，一旦产生代表，代表不应该五年才发生作用，平常也必须有作
用，为党代会的决策服务，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党代表可以组成提案小组，专题性的、功能性地针对不同方面的问题进行调研、进行思考，最后在会议上提出方案。
同时，党代表应该对党委运行进行一种监督，看看政策执行得好不好，老百姓有怎样的反馈。
因此，党代会必须明确两个作用：监督权和决策权，而党委只是拥有执行权。
沿着这个思路、这个方向做下去，代表的职能就划分得比较清楚了。
《小康》：您觉得这项改革最终走向如何？
王长江：走向问题就关系到如何改革，改得好，一党执政就可以长期保存下去。
不改革，就会导致各种矛盾在其中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就很危险了。
民主是抑制党内腐败的一剂良药，之所以存在各种腐败问题，是因为某个团体或个人对权力的使用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没有约束和监督所致。
民主不是人们直接对社会事务做出决定，而更多意味着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参与和约束，因此在遏制腐败上面，有民主总要比没有好。
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下，财富大量涌流，权力的寻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厚的条件，而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办法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产生的腐败比过去更严重、更触目惊心。
我们必须具备危机意识。
接下来的十年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否则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