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法律推理的实践理性原则【英文标题】The Practical Rational Principle of Legal Presumption【作者】李桂林【文章分类】法理学【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2005【期数】第4期总第132期【中文关键词】法律推理实践理性自由裁量【页码】3法律推理的实践理性原则李桂林【摘要】法律推理是一种实践推理活动，受实践理性的约束与指导。
本文出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目的，认为法律推理应当遵循三条实践理性原则，即合法性原则、论证原则、可普遍化原则。
文章还认为，要通过可普遍化的论证来实现法律推理的合法化，必须正确对待逻辑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关键词】法律推理实践理性自由裁量The Practical Rational Principle of Legal Presumption法律推理是法理学的重要理论领域。
任何法律推理活动，不论多么具体，都会以某种法理学理论为其根据。
反过来，任何法理学观念，无论是多么抽象，都应该能够从理论上解释、说明并指导法律推理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推理引起了西方法学界的普遍关注。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它也引起了中国法理学研究者的注目。
本文试图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分析法律推理的基本原则，为法律推理活动提供理论基础。
一、法律推理的实践性与实践理性限制法官在司法活动之中的自由裁量、约束司法权力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法理学的基本关怀。
传统法理学认为法律是一个逻辑封闭的系统，司法判决可以从可普遍适用的、定义完整的法律规则和原则之中通过演绎推理获得，依此观点，演绎推理完全可以保证司法判决的确定性与客观性。
然而，这一形式主义的法治图景在经历了美国法律现实主义、欧洲大陆自由法学的冲击之后已经幻灭。
[1]防止司法专横的目的不能以形式主义法律观为依托。
要寻求防止司法专横的机制，应首先明确作为法律适用之核心的法律推理的性质。
法律推理是实践推理，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推理涉及人的行为，事关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法律推理涉及行为目标，需要推理主体在多种行为决定方案之中择定达致目标的最佳方案。
法律推理的直接目标是依据现有实践信息明确争端双方的权利义务，间接目标则可能是解决纠纷，也可以是维护个人权利、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等。
第三，法律推理本质上是一种行为选择，而行为选择的灵魂则是价值与目标判断。
[2]无论是法律漏洞的填补、规则歧义的消除、抽象规则的具体化还是推理的后果评价，都需要推理主体借助于价值论和目的论评价在多种可替代的规则解释方案中作出选择。
在同一案件中，由于推理主体的价值与目的偏好的不同，同一规则的适用也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法律推理不同于逻辑推理，也不同于和价值无涉的科学推理，推理结论与既有规则之间并不存在形式逻辑的必然性，法律推理实质上是一定原则提导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
由于法律推理具有与科学推理不同的属性，这两个领域受不同原则的调整。
科学推理是以自然规律和事观事实为依据进行的推理，其推理前提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命题，其目的在于寻求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精确性的知识。
法律推理属于实践范畴，“不能采取一种严密科学的形式，一种认识的形式，而只能满足于确立一些或多或少在大多数场合下通行的规则。
人们据此而被培植出来的能力以及美德特征的根本要旨，就是phronesis，即一种从自己应该做什么的角度来谨慎理解变化不定的情境”。
[3]实践推理所使用的前提是基于意见的规范命题，是在现有规范和价值的前提下寻求一种令人满意并可以接受的结论，缺乏科学命题那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因此，法律推理的前提和结论是否合理、是否可以为人们所接受，这些都是需要并且也可以进行讨论、论证的。
实践推理所使用的判断标准并不是科学上所使用的“证实”或“证伪”标准，而是在现有法律体系的条件下的规范和价值。
[4]正是因为法律推理属于实践推理领域，所以，它受到实践理性的支配和指导。
实践理性是指人类对感性的物质世界“应如何”和“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人类在行为上的自我约束能力；认识上的有条理的逻辑思考能力以及非情绪化的因素；价值上客观公正的评价尺度等等。
[5]与动物相比，人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的生活方式不是由自然决定的，理性、激情、欲望和态度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我们在承认行为领域不能适用自然科学认知方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人类作为有理性的生命体，不会放任自己所在的社会成为一种无序的、充满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不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所在。
为了维持最低程度的社会合作以促进人类个体与共同体的存续，遵循最低限度的共同规则就成为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可以接受这些规则，也不得不接受这些规则。
在坚持维护个人基本利益的同时也维持某种基本水平的共存，是人的实践理性的体现。
人们基于实践理性而确立一套彼此可以接受的行为准则，将这些行为准则应用到行为之中，作为指引和评价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标准；在行为目的指引下，按照达成行为目的所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具有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
实践理性并不排除个人价值判断、个人的利益主张与要求，但它要求法律推理主体应该使个人的主张和意见具有可普遍化的性质，因为只有可普遍化的理由才能为各方所接受，使个人的利益主张具有正当性。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正是由于实践理性的作用，才有可能成为防止司法专横的手段。
价值判断与利益权衡使得法律推理不再是一种机械性操作，法律推理主体不是机械地受到法律规范的决定与支配，这就使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增加了一些新的变数。
然而，在法律推理中，以价值判断与利益权衡为核心的行为选择之所以不会成为法官的个人专断，法院之所以不被认为是纯粹的强力机构，人们之所以对它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合理期待，是因为法官群体大体上受到实践理性的约束，以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来作为法律推理的依据，克服情绪化的因素对法律推理的影响，使法律推理过程与结论大体上具备一定程度的客观性。
法律推理作为法律职业者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活动，它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观念为范导的，是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处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活动。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实践推理活动，“既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又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过程。
说它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指任何行为的选择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任何行为最终都必须与他人发生关联，都必须接受一定的社会评价；说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是因为行为的选择最终是由行为者自己做出的，根本上取决于对自身行为目的的认识和把握”。
[6]个人行为目的的达成，离不开主体间最低程度的合作，社会评价也对法律推理构成了重要限制与约束，即使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依托的法院这种机构也不能置当事各方的评价于不顾而一意孤行。
二、法律推理中的实践理性原则法律推理的实践性为我们揭示其指导原则提供了依据，也为法律推理的评价提供了思路。
（一）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法律推理的首要原则，是指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法律推理应该具有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系统能够在被统治者看来是正当的、合道义的，从而使他们自愿地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
合法性在政治法律系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如果没有某种认同的基础，任何政权都无法持久，这仅仅是因为，它必须减少赢得依从的代价。
为寻求支持，统治者诉诸那些能够证明他们对服从的要求为正当的正统性原则”。
[7]合法性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统治者建立的政治制度需要合法性支持，这几乎是一切社会的通则。
合法性使被治者相信现有制度是最适宜的制度、产生服从该制度的道德义务感，从而有利于统治者以更少的成本和代价维持现行的统治秩序。
另一方面，就被治者而言，意志自主性是其内在的要求。
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康德指出：“意志自主性，是所有道德法则以及（由此产生之）义务的唯一原理。
反之，意欲的他律性不仅不能产生任何拘束力，它更与拘束力原理及意志之伦理性背道而驰”。
[8]合法性原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与自主的尊重，也有利于更大程度地促进对人的尊严与自主的尊重。
在现代社会，合法性是被治者的自主与自尊的内在要求，人们之所以期待并愿意接受合法的统治，是因为对纯粹的政治强制抱有本能的厌恶与反感。
单纯依靠强制来迫使被治者服从的制度，可能会收一时之效，但人类的经验表明，它永远不可能取得长治久安的功效，只能成为动乱之源。
拉兹总结说，每个享有事实权威的法律体系，要么会声称它具备合法性，要么被人们认为具备合法性，否则，它就难以取得事实上的权威地位。
[9]主张合法性权威地位是一切法律体系的特征，法律体系不仅要求人们在实际行为上服从法律，而且它还声称服从法律是公民的义务。
当法律制度具有合法性或者被认为具有合法性时，社会之中对它持内在观点的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积极自愿地接受法律、自觉自愿地以法律作为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尺度。
法律推理是司法活动合法化的重要手段，反过来它本身也应该具备合法性。
这是由司法和法律推理的重要性决定的。
司法往往被认为是法律运行的最重要环节，“一位法官的点头对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的任何一般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
[10]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本上的法律只是僵硬的、呆板的和死的文字符号的组合，但法律的运行却是生动的、多样的过程，“每个法律适用者面对僵硬、呆板的文字符号，都会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解说法律，使法律合乎自身利益要求和既有前见地运用到其行动过程中。
”[11]正因如此，在利益相互冲突的不同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与冲突在终极意义上只能以公正的司法来加以解决。
法院作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正式机构，尽管其判决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其法定职权以及制作在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合乎现有法律规定的决定，而不取决于该决定之是否可以获得冲突各方的认可。
但是，法院要想完成解决纠纷这一核心职能，就不能单纯依凭其特殊政治地位以及它背后的政治强力，相反，它必须把人们对它的服从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的合法性要求，也就是必须使其决定及决定制作过程得到各方的认可与接受。
法律推理是以现有法律为依据获得法律决定的过程，然而，法官的法律推理并不必然地具有合法性。
仅就司法而言，法律推理是法官以现有法律为依据获得判决的过程。
法律推理主体是否以法律理由作为推理结论的依据，成为法律推理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法律现实主义者认为：法官在推理中往往是先凭直觉获得结论，推理论证只不过是其通过直觉获得的结论的正当化过程而已；法官凭预感来作出判决，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感觉而不是通过判断来判决的，法律推理只出现在判决理由中，用来为通过感觉或预感得出的结论进行辩护。
[12]假如真是这样，法律推理就会成为使直觉和预感合法化的工具，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期待将会遭受严重挫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