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领导体制是行政领导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行政管理整体效能的中心环节.行政体制的科学化,是实现科学领导,保证领导者有效行使管理职能的关键.建国以来,我国的行政领导体制从创建、建立、调整、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了比较成熟,基本适合我国国情的新体制.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行政领导体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改革.当前行政领导体制改革,本人认为应注重科学化、民主化,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行政领导体制.一、合理划分事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进行行政领导体制改革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合理划分事权是重要一环.首先,合理划分事权是转变经济体制的需要.解放以后,为确保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巩固已夺取的革命政权,我国针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现状,实行了计划经济.这在我国解放后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对集中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工业基础,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计划经济从内在要求上需要有高度集权来保证,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但随着经济发展,生产社会化、贸易全球化和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也逐步进入到工业化中级阶段,社会总供给不足的矛盾已经解决,社会生产的方式有较大转变.原有的高度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讲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央高度集权式的领导关系必须要改变,从而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次,经济和发展的阶段性对合理划分事权提出了客观要求.评价和判断行政领导体制的优劣,从根本上讲应当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标准,就是说,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时期,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也不同.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原有的高度集权制不能促进资本的合理配置和流动,对市场的反映显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客观上要求分散一定的权力,使地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来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出准确、迅速的决策.第三,合理划分事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需要.我国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的远景目标,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要求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的重要职能应转到经济职能上来,转到搞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上来,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把国家调控的权力集中起来,把一般经济管理的权限适当下放,这样才能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第四,健全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发挥地方的创造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必须不断探索,总结经验.这要求地方在中央的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大胆闯、大胆试,摸出经验.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要求通过合理划分事权,更广泛地体现人民的民主权力,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优化机构设置,提高行政领导的效率和效能行政机构是行政领导体制的组织形式,是发挥行政领导功能的载体.行政机构设置与否,决定着行政领导的效能.当前,机构设置与改革必须针对当前经济、社会的现状,针对我国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和总要求来进行.机构优化应当根据行政领导所担负的重要职责来进行.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２０００年在我国人口将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３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可见,这是我国行政领导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也是最重要职责.机构设置,就要围绕实现下一步的奋斗目标来进行优化,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要求相一致.当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在发展上呈现出散、乱、弱、小的问题,这是下一步发展所要解决的重点,这就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强经济运行综合部门的建设,增强宏观调控部门的功能,充分发挥其调控作用.机构设置应当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加快,社会生产、生活的方式以及人口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行政领导活动干练高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反应快捷,行动迅速.而现在的政府部门庞大雍肿,程序复杂繁琐,特别是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时,往往反应迟钝,甚至起到阻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用新的管理模式去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应重视分层管理的有效作用,适应分散权力,允许下级随机应变,结合实际去处理具体问题.这样会给下级以有力的激励机制,使之调动更充分的积极性.当前,政府机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矛盾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基层经济单位要求有更充分的经营权,以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行政管理体制上应体现出宏观管理有力,微观管理有度,适当减弱微观管理活动管理职能,把增强国家宏观调控功能作为行政职能的中心.因此,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着手制定进一步改革和调整政府机构的方案,把综合经济部门逐步调整和建设成为职能统一、具有权威的宏观调控部门；把专业经济部门逐步改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以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还要做到行政有序、决策有制,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这是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机构改革的方向.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上来讲,要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转给社会中介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行政领导的效率与效能.三、建立监督、反馈体制,保证行政领导活动的正常运行建立良好的监督、反馈体系,是当前我国改革行政领导体制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管理事物的范围非常大.对所有决策的执行情况,由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单靠行政领导者或领导群体自身难以把握好,不可能全面觉察管理过程中的所有情况.从另一个方面讲,对决策中的一些问题,由于领导者所处于当局者迷的地位,也不可能有充分的认识,所以要真正保证领导活动的正常进行,也必须建立健全良好的监督反馈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非常复杂,许多问题要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才能够解决,许多工作方法需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只有科学地运用管理科学的基本规律,建立起快速、准确地的监督反馈体系,才能够保证我国的行政领导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保证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建立监督反馈体制,也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手段.要调动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尊重和保护其民主权力,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调动和发挥他们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只有建立监督反馈体系,才能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纠正行政领导过程中的错误,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四、加强行政领导活动法制化,规范行政领导行为行政领导活动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用制度约束领导者的领导行为.这是被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一个好的行政领导体制可以充分发挥领导者或集体领导的主观作用,反之,则会削弱行政领导的作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受到挫伤和压抑,甚至会使好的愿望走向反面.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行政领导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核心,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生活的民主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行政领导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不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民主集中制这个国家根本的领导制度就难以形成,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不仅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造成惨重损失.“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制度问题是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行政领导制度必须不断完善.从另一个方面看,要巩固一个好的制度,除了领导者以身作则外,重要的是实现法制化,成为包括所有领导者在内的全社会遵守的行为规范.从管理科学上讲,一个好的领导体制才能保证有好的行政领导效能,但是这个体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社会的发展使之不断优化.这个好的体制能否不断优化,使之长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不能仅仅靠领导者个人的觉悟、经验、知识、工作水平等个人素质来保证,还应当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完善、优化,并使之成为国家行政活动中的重要法律,成为每个行政领导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这样才能保证把一个好的制度坚持下去,不致于以领导者个人意志的转移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