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
——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
作者：贺卫方
来源：《中国社会科会》1990年第6期
【摘要】以往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详于制度沿革及法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的探讨，于司法机构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以及与司法判决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却很少涉足。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司法判决的研究及与英国司法制度与精神的一些比照，证明中国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适用法律，他们宁愿使判决合乎情理。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司法判决反映了法官们向后看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他们作为父母官的角色意识。同时，无视逻辑规则而只追求符合儒家伦理准则也是其特色之一。作者还对中国古代司法判决本身的语言学特征及其对法律原则的影响作了一些分析。
西方唯实派法学家十分强调法官对于法律性质与内容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立法文件在没有得到法官的解释和适用之前，还算不上是法律，只可以说是法律渊源(“Lawisonlywhatthecourtspropound”)。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上半叶，英美的几位著名的法学家如格雷、波洛克、戴雪、弗兰克等，都近乎一致地断言法官是真正的立法者，法官所制定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1]这样的理论之所以能够盛行一时，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尤其是英国法官在历史上对普通法和衡平法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它不无偏颇，但还是启发我们，要了解某个社会的法律与法制状况，仅仅局限于法律条文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法律条文是否被法官严格地适用于对纠纷的实际处理过程。实际上－－古今中外都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有些法律虽然颁布了，但并没有得到严格实施，更有甚者，立法者本身亦容许这种漠视法律的司法。所以，真相藏身于浩如烟海的司法判决之中；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发现法律究竟如何被解释、或被歪曲甚至被置之不顾的。
以往学者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制度本身内容及其演变的探讨，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是历朝所制定的律、令、格、式等成文立法。[2]这类研究对于我们明了古代立法沿革的历史轨迹很有帮助，一些学者运用扎实的“朴学”方法所进行的大量考据对于恢复古代法律的本来面目贡献甚大。但是这种研究也有其缺陷，它的视野基本局限于制度层面，既不注重对于法律条文得以形成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背景的探讨，更缺乏对这些法律条文的实施过程的发掘，因此是一种静态的研究。1949年以后，研究法制史的学者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注重揭示法律背后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经济背景，探索经济发展对于法律沿革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应该说，这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巨大进步，比起前一种研究来，它具有更多的动态特征，而且也更有利于揭示法律产生与发展的真实原因和规律。但是，我们知道了法律是怎么来的，对于法律颁布以后的遭遇却仍是所知甚少。由于存在着这样的缺陷，我们的法制史研究还是没有能够描绘出古代法制的全景图。
中国古代的律法与司法制度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中国古代的律法与司法制度对于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法治思想和法律文化，是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究中国古代的律法和司法制度，并分析其对现代法学的影响与启示。
一、中国古代的律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律法制度是通过不断地积累和演变而形成的，主要包括秦汉的律令制度、隋唐时期的律宪制度、宋元的律家学派和明清的官法制度等。其中，律令制度最为完备，于秦朝时期制定，并在汉朝实行，公元三世纪之前，已经编纂完成。
律令制度包括刑律、治罪、禁忌、节制四个部分，其中刑律是主要内容，严格规定了各种罪行的定义、罪名、罪刑和刑罚执行程序等，与现代的刑法类似。治罪是对司法工作的规范，包括司法程序、证据收集、诉讼程序等。禁忌是在社会道德方面的规范，而节制则是关于官员、军队、士族等的规定。
在隋唐时期，律宪制度逐渐形成。隋朝颁布的《隋律》等法律，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而唐朝颁布的《大明律》、《开元律》和《唐律疏议》等更是全面规范了律法制度，并与历史、文学、哲学等结合，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古代法学思想。
在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更加强化了律法制度。明朝继续实行官礼法度，制定了《大明律》、《大明醇儒政要》等，对于官员的法律责任和监督机制进行了详细规定；清朝则颁布了《大清律》、《大清会编》等，将官法与民法分开，并强制执行，同时对于监狱管理等进行了规范，使得司法规范显得非常完善。
二、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主要包括刑统、监察、侦缉、援助、调解、仲裁及保障七个方面。其中刑统是通过律法实现对罪犯的惩处，监察则是保证司法公正与权威，侦缉主要是负责收集犯罪情报，而援助则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帮助与保护。调解则是为了减轻法院的负担和保持社会和谐，仲裁则是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保障则是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中国古代法律与司法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古代部落社会到帝国时代，法律的逐步完善和司法制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
一、古代部落社会的法律制度
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起源于部落社会，其法律规范主要是基于习俗和族谱。在这个早期的阶段，人们通过部落长老或族长来解决争端，并实行口头传统的法律规则。尽管这种制度缺乏统一性和正式性，但它为后来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夏、商、周时期的法律制度
随着夏、商、周三代的兴起，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趋于规范化。尤其是在周朝，周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称为《周礼》。这些法律条文被实行于整个中国境内，起到统一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周朝还设立了各级法院，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司法机构。司法官员被任命为审判官，他们负责处理各种案件，并根据周礼的规定来判决。
三、秦汉时期的法律制度变革
秦朝的统一吞并了六国，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其中包括对法律制度的整编。秦始皇颁布了《律令》，取代了原有的地方法律，使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与此同时，秦朝的司法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官办司法的原则，设立了各级法院，增加了官员的数量。汉代继续了秦朝的法律传统，但在具体实施上有所调整和完善，推动了古代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四、唐宋时期的法律制度变革
在唐宋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唐代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法律典籍《唐律疏议》中，这部法典系统全面地规范了社会行为和刑法的适用范围。宋代则出现了更为丰富和精细的法律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宋律》，它对前代法律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并为古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本框架。同时，唐宋时期的司法制度也逐渐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设立了专门的法院，建立了司法判决的程序性规定。
五、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演变
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变革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明代推行了明朝法律，这是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法律典籍。清朝则继承了明代的法律体系，并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同时，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也经历了变革，设立了专门的刑部和各级法院，加强了司法机构的组织和管理。
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