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一年后救援官兵心理应激状况的调查杨霞;尚秀花;李君;于强【摘要】目的探讨汶川地震1年后救援官兵的心理应激状况及干预对策.方法2009年5月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2008年5月12-24日在绵竹、德阳、什邡、成都、绵阳、彭州、梓潼、安县等8个市县参与地震救援的一线官兵300名,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和症状自评量表对纳入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案例进行结构式访谈.结果地震1年后,救援官兵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发生率为5.74%,PCL-C各症状因子分均＜2分;SCL-90量表中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等因子得分高于国内常模(P＜0.05).结论经历汶川地震灾难1年后,部分救援官兵仍存在PTSD,应制定相应的心理干预与康复方案,提高救援官兵应对危机的能力.【期刊名称】《解放军护理杂志》【年(卷),期】2010(027)024【总页数】3页(P1858-1860)【关键词】创伤后应激障碍;汶川地震;救援官兵;心理干预【作者】杨霞;尚秀花;李君;于强【作者单位】100853,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总后勤部司令部管理局卫生处;100853,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100853,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395.1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个体经历异乎寻常的创伤事件后罹患的一种精神障碍,遭受重大精神创伤人群的 PTSD发病率为3%～58%。
“5抦12”汶川地震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灾难性事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个体长期的应激反应,导致情绪消极、思维混乱、行为失控等。
在汶川地震中,亲身经历或目睹地震灾难的救援官兵,事后若未适时疏解及辅导,可能会出现中期或长期的心理冲击,由此产生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问题可能成为影响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1-2]。
为了解地震救援官兵的远期心理应激状况及心理特征,我们于汶川地震1年后对300名救援官兵进行了调查,并分析PTSD危险因素及对官兵心身健康的影响。
1.1 调查对象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以连为抽样单位随机抽取参与汶川地震各任务区救援工作的10个连。
纳入标准:2008年5月12-24日在绵竹、德阳、什邡、成都、绵阳、彭州、梓潼、安县等8个市县参与地震医疗救援的一线官兵。
共纳入调查对象300名,获得有效资料296份。
调查对象的年龄为17～39岁,平均(22.35±2.75)岁;均为男性,军龄0.5～25年 ,平均(4.75±3.51)年;文化程度:初中90名,高中或大专150名,本科及以上56名。
1.2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组成员由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工作者组成,均经过统一培训,评估者的一致性系数≥0.76。
调查时间为2009年4月28日至5月14日,调查前先向被调查者介绍调查的目的、意义和具体方法,在取得被调查者的知情同意后再进行问卷调查。
所有测试均采用统一指导语,以团体方式进行,当场收回问卷。
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6份,有效回收率为98.6%。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案例进行结构式访谈,包括个别访谈及集体座谈,以进一步了解救援官兵的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
1.3 调查工具1.3.1 一般情况调查表为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兵种、职级、军龄、创伤经历时间、对最有影响的创伤性事件的描述及对自己的影响程度等)、执行任务种类及时间。
1.3.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 该量表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分类和诊断标准中关于PTSD的诊断标准制定,共17个条目,包括创伤再体验(第 1～5条)、麻木和回避(第6～12条)、警觉性增高(第13～17条)3个症状群(即3类核心症状群)。
问卷采用“1=没有发生;2=轻度;3=中度;4=重度;5=重度”的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
原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重测信度为0.83,与DSM-Ⅳ的诊断符合率在90%以上。
1.3.3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 SCL-90是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门诊检查量表。
该量表由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意、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等10个因子构成,共90个项目。
每一个项目均采用5级评分制,总分为90个项目的得分相加,最低分为90分,最高分为450分。
分值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
1.4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汶川地震1年后救援官兵PTSD检出率及评分根据 PCL-C评定结果,以各症状群评分≥3分或PCL-C总分大于50分者确定为 PTSD筛查阳性。
结果显示,296名救援官兵中PTSD阳性者17人 ,占 5.74%。
具体评分:总分(24.56±10.18)分,创伤再体验症状(1.852±0.73)分,麻木与回避症状(1.53±0.72)分,警觉症状(1.67±0.75)分。
在17个条目中得分较高的是:强烈的心理痛苦烦恼(1.90±0.88)分,注意力集中困难(1.77±0.85)分,反复闯入性痛苦性回忆(1.76±0.72)分,容易被激惹或发怒(1.68±0.96)分。
2.2 汶川地震1年后救援官兵SCL-90评定结果从表1可见,汶川地震1年后救援官兵SCL-90量表中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等因子得分高于国内常模(P＜0.05)。
具体表现为:生理方面——头痛、全身疲乏感、腰背肌肉酸痛、胃肠道功能紊乱、入睡困难、睡眠浅、易做恶梦等;情绪方面——过度紧张、担心、心烦气躁、易激惹、神经过敏或警觉、无法放松、持续担忧、不安全感、沮丧、悲伤、怀疑、忧郁、自责等;认知方面——缺乏自信、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难以做出决定、效能降低等。
3.1 汶川地震1年后救援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往研究表明,军事应激对军人心理健康产生明显的影响,7.8%～30%的个体在遭受重大精神创伤后可能发生长期、广泛、弥漫性的心理痛苦[3-4]。
本研究中的抗震救灾一线官兵,他们作为二级心理创伤人员,是最早暴露于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直接面对惨烈的灾难场面和大量的人员伤亡,受到强烈的直接创伤刺激,心理压力较大;而且灾区余震不断,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频发,交通不便,后勤补给难度大,救援工作强度大,个体极易疲乏;部分救援军人年龄较小,生活阅历单纯,经验缺乏,容易产生各种应激性心理问题,甚至陷入心理危机状态。
本次调查发现,汶川地震1年后救援官兵的PTSD检出率为5.73%,这说明巨大的自然灾害及救灾活动对部分参与抗震救灾的部队官兵可造成长远的心理创伤。
进一步调查表明,救援官兵主要心理应激症状有:强烈的心理痛苦和烦恼、注意力集中困难、反复闯入性痛苦回忆及容易被激惹或发怒。
提示救灾对心理创伤最直接的影响是创伤性分离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
在遭受严重创伤应激时,创伤性分离和警觉性增高被过度使用,此时防御功能的效率低下,个体会表现出精神病理现象,这是PTSD发生的一个显著的危险因素[5]。
本研究中SCL-90的调查结果显示:救援官兵存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等心理病理症状。
根据访谈结果分析,出现这些心理病理症状的可能原因为:(1)这是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大灾难,环境艰苦、恶劣、危险,工作强度高、连续作战时间长,震后场面血腥、凄惨,官兵们的身体经受着巨大的考验,心理承受着极大的震憾;(2)余震和山体滑坡等危险较长时间存在且具有不可预测性,使救援官兵难以得到充分的放松;(3)长时间面对心情压抑、孤独、无助的灾民,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心理处于长久的超负荷状态;(4)临时性工作较多,任务常需转换,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部分调整不及时者易出现适应不良问题;(5)与某些官兵的自身性格和心理素质有关。
3.2 对策分析心理学理论认为,一切威胁生命的刺激都必然引起强烈的心理效应,促使生理节律发生紊乱,进而影响行为活动。
救援官兵时刻面临危险的威胁,还要担负起让灾民的生命得到安全保障的责任,在这种状况下,灾难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被忽视,然而它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潜在的[6-7]。
因此,对救援官兵进行远期的心理干预,提供有效的心理帮助和精神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通过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学知识的辅导,使官兵们对正常与异常心理表现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对自己的心理反应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使他们具有主动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在需要时,愿意接受或选择相应的心理干预途径和方法来解决心理问题。
使其意识到真正引起不良情绪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事件的认知,尤其要认识到在对事件的认知中存在的非理性和自我否定部分所起到的作用,促使其改变原有思维方式,产生新的合理性的信念,强化思维中的理性和自强的成分,以应对灾难心理危机的发生与发展,从而促进和维护好官兵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效减少或防止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的发生。
在具体方式上,可将团体心理干预和个别心理咨询相结合,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此外,军队管理人员应重视军事应激条件下的军队管理,采用民主的管理方式,尊重士兵的人格,努力营造宽松和谐、互相关心、彼此帮助的集体氛围,同时开展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帮助应激条件下的军人掌握心理放松的有效方法,促进军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军人对应激环境和事件的承受能力,最终达到提高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健康状态、确保军队战斗力的目的。
【相关文献】[1]Souza R,Bernatsky S,Reyes R,et al.Mental health status of vulnerable tsunami-affected communities:A survey in Aceh Province,Indonesia[J].J Trauma Stress,2007,20(3):263-269.[2]李璐寰,童辉杰.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学,2008,23(1):100-108.[3]冯正直,杨国愉,任辉,等.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个性特征和应对方式及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4,25(22):2079-2082.[4]徐璐,乔玉照.重视对抗震救援人员心理危机的干预[J].理论学习,2008(6):45.[5]汪涛,冯正直,钟铁军,等.军人应对方式影响因素调查[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6,24(1):23-26.[6]Daud A,Klinteberg B,Rydelius P A.Trauma,PTSD and personal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longed traumatization and personality impairments[J].Scand J CaringSci,2008,22(3):331-340.[7]Hobfoll S E,Canetti N D,Johnson R J,et al.The association of exposure,risk,and resiliency factors with PTSD among Jews and Arabs exposed to repeated acts of terrorism in Israel[J].Trauma Stress,2008,21(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