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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汉时期文学研究摘要：长期以来关于秦汉游仙文学的研究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和忽视。
或评价甚低，或将之视作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随着研究思路的拓展，陆续取得了一些显著的研究成果。
本文旨在通过对二十世纪以来秦汉游仙文学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梳理，以期引发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前瞻性思考。
回顾二十世纪以来秦汉游仙文学研究，呈现出文学史定位回归正态，具体研究多围绕发生动因、渊源、内容分类、创作主旨、游仙模式、具象解析、文本细读等方面展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与出土文献、与汉代仙文化的关系方面，地域研究、阶层研究方面都有不小的开拓空间。
关键词：秦汉时期游仙文学前言：曹植作《游仙诗》，始以游仙名篇；萧统《文选》第一次把“游仙”作为诗歌题材的一类，并列于“咏怀”、“咏史”。
故魏晋以降的游仙文学创作堪称显豁，研究者亦颇众。
相比之下，秦汉作为一个仙论发达、仙风炽盛的时代，以游仙为题材的作品，遍布骚、辞、赋、诗、歌、乐府、文章、小说等诸多体裁，并富于鲜明的时代特色，但长期以来关于秦汉游仙文学的研究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和忽视。
1.秦汉游仙文学发生动因及渊源关于秦汉游仙文学的发生动因，学者们主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着眼。
一是内在动因，如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于“两汉乐府”一编中单独开辟“幻想”一类来指称“游仙之作”。
并提出游仙创作的发生原因有二：一为希图不死，如秦皇汉武是也；一为逃避现实，如屈原《远游》是也。
张振龙提出：游仙文学的产生一是秦汉特定时代文化精神的契合，二是汉民族重现实、非理性的特定心理因素所决定的。
这是从内在精神和心理发生来寻找动因的。
二是外部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巫楚文化为主要之影响因素。
台湾苏慧霜《以情悟道——屈原对游仙文学之影响论略》、张树国《论巫文化对游仙文学艺术结构生成的影响》提出巫楚文化对游仙文学艺术结构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鲁红平“从神仙源于巫，游仙源于巫通神、仙境源于巫对神界的加工改造以及楚巫文化与游仙文学之关系这四个方面着手，阐述游仙文学虽萌芽于古神话，虽与神仙之说有关，但不源于古神话、神仙之说，而实质上却源于巫。
论汉赋对神仙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与当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汉代的文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
两汉是神仙思想大发展的时期，汉代文学和社会心理与神仙思想的契合，以及帝王的喜好和方士的推动等等，使得神仙思想在汉代整个社会得到广泛流传，神仙思想与之前相比有很多新发展，形成了很多新特点，对汉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神仙思想的产生神仙思想起源于先民朴素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春秋以前世人观念中有神无仙，二者并不属于同一类别。
春秋末年，神仙思想初见端倪，依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饮酒乐。
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得何焉？’”。
[1 ]从君臣的对答可以看出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
其思想深处流露的是对于自身长生和快活自在的企盼，以及对于难以摆脱生老病死的世俗束缚而充满悲剧意识的一种无奈。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人的思想观念已由对于古时神灵的敬畏崇拜开始转向了注重现实社会中自身生命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可看作是我们的先人在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代而进入理性时代之后，为了解脱和逃避日益增强的生命悲剧意识而不得不再次向神行靠拢的一种心理倾向”。
[2]因而表现出了一种从远古神话传说向后世以追求长生不死为宗旨的神仙思想的过渡。
进入战国时代，神仙思想逐渐形成，各种关于长生不死之人的记载陆续出现并且广为流传。
《庄子》一书当中就包含很多诸如“神人”“真人”“至人”“大人”一类被闻一多先生认为皆系仙人别名的有关神仙的描述。
神仙思想在战国时期初步形成后，神仙方士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并过举行求仙活动、编撰神仙故事等途径在社会上传播神仙思想，赢得了那些渴望长生不死的诸侯君主们的热烈追捧和青睐。
伴随着最高统治者一次次的海上求仙活动，受到君主意志肯定的神仙思想在社会上也越来越兴盛并逐渐摆脱了先前零碎的活动方式而趋向组织化。
为了弥补自身理论系统贫乏的缺陷，方士们吸收了其他一些流派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用其探讨天道玄远、天象预言并解释他们的成仙之术，从而形成了一个以长生不死为号召的神仙方士集团。
文化汉魏之际文人关系中文学类型的确立文/张振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关系与文学存在着密 切的内在关联。
因为文人既是文人关系的主体，也是文学 创作的主体。
依据我国古代文人关系的性质，我们可把文 人关系分为政治、文化、学术、文学等不同类型。
文人关 系的类型不同，对文人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
所以从文人关系的角度探讨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的发 展，应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从东汉中期至魏明帝太和年间 的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该期 文学之所以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该期文人关系性质的变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与之前相 比，该期文人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文人以文学来构 建彼此关系的新情况。
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不仅成为该期文 人之间建立关系的一大目的和内容，而且成为他们借以建 立相互关系的一种主导形式，文学作为文人关系的一种崭 新类型获得了确立。
在我国古代，“文人”作为一个重要 的社会群体，其内涵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所以本文在 论述过程中考虑到“文人”演变的历史实际，涉及先秦至 东汉初这一时期时用“士人”这一称谓，涉及汉魏之际时 则用“文人”。
文人关系中文学目的从自然到自觉的转变从文人关系的目的来看，在我国古代文人关系发展史 上，到汉魏之际文学才摆脱了自然依附于政治、文化学术 等目的的附庸地位，作为文人建立人际关系追求的目的之 一，贝拨生了从自然到自觉的转变，为文人关系中文学类 型的确立提供了目的上的条件。
先秦时期士人建立人际关系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其一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
这不仅表现在士人与统 治者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士人与士人之间的关系上。
战国 后期的荀子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今之所谓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
”其二是建立在道统基础之上 一方面，这可以通过先秦时期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予 以说明。
此时期的士人在与统治者建立关系时，就彰显出 对自己学派道统这一H的的积极捍卫。
收稿日期:2004-12-22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豫教高[2003]100号)作者简介:张振龙(1966-),男,河南泌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第21卷第4期2005年8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GQIU TE ACHERS COLLEGE Vol .21 No .4August ,2005建安文人文学活动与诗赋价值观的凸现张 振 龙(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摘 要:建安时期,诗赋等文学作品在其文人立言价值观中的地位、价值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凸现,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文人的文学活动。
其表现为:文人创作日益生活化、普遍化,并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进行了有意的文学品评活动;文人在文学活动中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其通常被时人、后人以文学家的身份来对待、看待;文人的文学活动的文学性较以前大为增强。
关键词:文学活动;建安文人;诗赋;凸现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5)04-0025-05 建安时期,“立言”在建安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建安文人的主要价值追求之一;与此相一致,其内涵亦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以前在“立言”中并不占重要位置的诗赋等纯文学作品受到了文人们的普遍关注,且其地位与价值在建安文人“立言”价值观中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凸现,与子书一起被提到了与立德、立功并立的同等地位,被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那么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呢?笔者认为,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1.文人的文学创作实践日益生活化、普遍化,文学创作成为文人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则是生活中的即兴之作。
如曹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
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
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
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影响从专业化角度出发，与今文经学表现出来的烦琐以及迷信相比较,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多表现出了不同的解经取向。
具体来说，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于汉代古文经学的简明性，一般情况下不会为章句之学。
其次是讲求兼通,而不重视家法师法,可以博采众长。
最后是通常会反对谶纬,而不会凭空臆说,具有相对较少的迷信成分。
汉代古文经学引起自身的优点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汉代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文风有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汉代的古文经学通常情况下不会是章句之学，也没有广征博引，而是尽量追求简明文风，并以才学为胜,从而使得文章可以深刻地表现出才气横溢。
从历史角度出发，古文经学得到广泛重视是在东汉时期，影响深远，其文学著作也逐渐向由繁趋简方向进行发展。
汉大赋所表现出来的鸿篇巨制也已经逐渐消解,短篇式小赋日益兴盛。
该种短篇式小赋内容方面并不追求富博，在抒写过程中也非常平淡，但是却可以把物、志趣、景、事与情感因素进行有机结合，形成虚实相衬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想象空间,有效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例如蔡邕作品《蝉赋》、赵壹作品《穷鸟赋》以及阮!作品《纪征赋》都是短篇小赋[1]。
此外，小赋由于其自身的体式相对简短，而且更加注重章法，再加上取材相对集中、讲究意趣，具有相对较强的个性以及情深意切，所以技巧弥精，在人物刻画方面非常细致，章法趋严以及辞采日美。
文章的气韵相对生动，具有言短意长的特点，从而为之后的诗体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比如张衡的《思玄赋》已经逐渐暗合了七言诗体。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
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
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
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
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
>,}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
古学必尚兼通。
," }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
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著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
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
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
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
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
汉魏之际文人游艺文学创作的转型作者：张振龙来源：《江汉论坛》2020年第01期摘要：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文人游艺风习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
受此影响，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反映游艺活动的游艺文学作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
这不仅表现在该期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的数量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游艺文学作品的性质走向了独立，游艺文学作品的文体经历了从以一种文体为主到以多种文体为主的转变，文人对游艺活动的文学关注更加普遍，而且游艺文学作品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充实和新的开拓;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關键词：汉魏之际;文人;游艺文学;创作;转型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两汉文人活动及其文学价值研究”（2017-JCZD-011）;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1-0074-05东汉中期和帝到三国魏明帝的汉魏之际在我国古代文人游艺风习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是我国古代文人游艺风习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
受此影响，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反映游艺活动的游艺文学作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
有关汉魏之际文学的变革，学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该期文学的价值意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作为汉魏之际文学重要内容之一的游艺文学，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虽有涉及，但还不全面和深入，更缺乏总体的专题研究。
而此时的游艺文学在中国古代游艺文学发展史上又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所以对汉魏之际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予以专题探讨，不仅可以拓展和深化该期文学的整体研究，而且还能彰显该期游艺文学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本文主要对汉魏之际游艺文学转型的具体表现进行透视，至于文人的游艺风习如何影响了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的转型，笔者已有专文探讨。
我们通过对正史、总集、别集和类书等相关文献的查阅，对东汉和帝之前和汉魏之际文人创作的反映文人游艺活动的游艺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进行了全面搜集。
汉代神仙思想的发展及游仙诗歌创作游仙诗以先秦神仙思想为肇端，以道教神仙系统为辅助，继承了先秦浪漫神仙幻想的篇章精华，发展到汉代有其独特风貌。
汉游仙诗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开启促进了唐游仙诗的进一步成熟。
因此研究汉游仙诗是解读游仙诗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
本文从游仙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游仙作品分析、游仙诗特点三个方面初步探讨汉代游仙诗的发展历程及其独特风貌。
旨在说明汉游仙诗已从无意识的神仙幻想向有意识的企羡长生，真挚相信神仙的存在发展。
游仙诗长生久视诚挚追求神仙G632 A2095-6517（20__）02-0071-02游仙诗作为富有想象的一种诗歌形式，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萌芽。
游仙诗的思想源头是很复杂的，先秦时期的神仙信仰、《楚辞》中富有浪漫想象的篇章、庄子《逍遥游》中的神游现象及早期道教的神仙幻想系统，可将这几者共同视为游仙诗的发端。
其后，秦代的《仙真人诗》及汉乐府中有关神仙思想的作品是其进一步发展阶段。
一般说来，凡是以描写神仙生活或神仙幻想来表达某种人生理想、人生态度，或以游历仙境为主要内容表达企慕长生、寄寓某种人生理想的诗歌样式，都可视为游仙诗。
汉代文人们所创作的游仙诗，内容上继承屈原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开拓。
一、游仙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游仙诗这种诗歌样式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神仙思想或者神仙观念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神仙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不断地受到来自当时社会的环境、哲学、思想等巨大影响的。
汉代游仙诗可以被视为游仙诗的发展、巩固、普及阶段。
这一阶段，正是道教的酝酿积累并最终形成的时期，道教在汉代的长足发展使得社会思想更为趋于求仙崇道，先秦的简单的神仙观念已杂糅进道家思想。
同时，经学与神学的相互交织碰撞给游仙诗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文人受到了来自汉代宗教哲学等方面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而对现实世界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又在神仙方术的影响下在神仙世界中遨游，从而形成了汉代游仙诗的独特特征。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 nal of Xinyang Teachers Colleg e 第19卷 第1期 1999年1月(Philos.&Soc.Sci.Edit.)V ol.19N o.1Jan.1999汉代游仙文学主旨探论张振龙 摘 要 游仙思想作为抒情达意的手段,并形成游仙文学传统,伊始于庄子、屈原。
到了汉代,文人们所创作的游仙文学,内容上继承庄子、屈原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长生享乐的渴求;表达对现实黑暗动乱政治的不满,对自由、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对传说中的仙人如何成仙和世间良吏得道成仙的记载;对祭祀、祈请神仙降赐祥瑞和神仙方术的描写。
关键词 汉代 游仙文学 仙人 游仙思想作为古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其母题源于上古神话和原始巫教。
然真正把游仙思想作为抒情达意的手段,并付诸文学创作实践,形成游仙文学传统,则伊始于庄子、屈原(以下简称庄屈)。
进而把游仙文学传统巩固、发展、普及,是在汉代。
故对汉代游仙文学的内容做一总体上的审视,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汉代文学的精神风貌,而且对把握嗣后游仙文学的基本走向亦不无裨益。
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本文拟就汉代游仙文学的主旨构成做一探讨。
上古神话是先民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并力图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心理反映。
原始巫教起源于先民们对死亡、灾病的恐惧和对长生、幸福的渴望。
但神话的幻想特征与神话中对神、不死之药的记载和巫教所从事的迷信巫术活动,所昭示的“神游”色彩,已标志游仙意识的萌芽。
虽然先民们对此浑而未觉,却对后来文人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地借仙游神以极大的启示。
庄子、屈原就是最早的杰出代表。
庄子对藐姑射之山神人和对“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①的圣人的描绘,是用于阐明他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获得至道至境的理想。
屈原在《远游》、《九歌》、《离骚》、《招魂》等作品中对仙人、神人的渲染,并借助想象使自己御风乘龙,召唤群神,遨游太清,抒发了作者困于现实、想冲破现实而又依恋现实的苦闷。
正是庄子、屈原的这些创作实践,才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借游仙抒情写怀、阐道明理的传统。
到了汉代,文人们所创作的游仙文学,内容上在继承庄屈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开拓。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长生享乐的渴求。
从民族心理上来说,这是汉代大一统文化观念把民族心理导向热爱生活、享受人生的自然呈现。
游仙同时满足了上层统治者希望永享现实富贵生活和下层人民渴望摆脱现实困顿生活的心理需求。
如桓谭的《仙赋》,据载是奉汉成帝之旨而作。
作品中所展示的仙人是:“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
泛泛乎,滥滥乎,随天转旋,容容无为,寿极乾坤”②。
他们饮风食露,餐花飨果,显得轻易潇洒,“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
”③左右前后仆人相拥而从,“使五帝先导兮,反大壹而从陵阳;太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长离而后皇。
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诏岐伯使尚方;视融警而跸御兮,清气氛而后行。
”④气势威武雄壮。
同时仙境的幽静、华美,弥漫着高洁雅致的高士气息。
很明显,作者之所以如此铺陈,就是为了迎合汉成帝的长生成仙之想。
再如汉乐府中的《艳歌》:“今日乐上乐,相从步云衢。
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
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木盍壶。
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
女亘娥垂明王当,织女奉瑛琚。
苍霞扬东讴,清风流西俞欠。
垂露成帏幄,奔星扶轮舆。
”表面上看此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实际是人间盛宴的反映,体现了那些不满于人间口耳之福,还要上天上享乐的现实享乐者的欲求。
另外,汉乐府中还有一些直接抒发希望成仙和描写凡人成仙的作品。
《八公操》就是表现淮南王刘安希望八公下凡向他传道,使他羽化登仙的。
《古今乐录》载:“淮南好道,正月上半,八公来降,王作此歌。
”⑤《长歌行》叙述的则是凡人“我”服用被仙①收稿日期:1998—03—20人赠送的不死之药后成仙的故事。
汉代游仙文学中所展现的长生享乐思想,其享乐意识固然不足取,但它从另一侧面显示了汉代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不乏对生活、人生的执著和肯定,对认识当时现实社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借游仙思想表达对现实黑暗动乱政治的不满,对自由、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
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汉王朝的国力达到空前强盛。
但思想文化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汉代前期那种比较宽松、自由、开放的思想统治的局面。
这一急剧转变,使对生活充满极大热情的人们顿时感到难以抑制的压抑和苦闷。
以前那种对生活的积极占有、关注、执著,如今变成了迷茫、困惑和失望。
自西汉后期到东汉,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尤其是外戚、宦官的争权夺利,使人们感到人生的多舛,生命的短促,现实的残酷,政治的黑暗。
然人们那种渴望建功立业、追求社会和平安定的理想,仍在内心发出深沉的呼唤。
这样游仙思想就成为他们求得心理慰藉,达到心理平衡的载体。
如张衡的《思玄赋》,长达四百二十八句、二千七百多字,关于作赋的原因,李善在注中云:“时国政稍微,专恣内竖,平子欲言政事,又为奄竖所谗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势既不能,义又不可。
但思其玄远之道而赋之,以申其志耳。
”⑥面对政治日非的东汉王朝,“仰先哲之玄训”⑦的张衡,“患众伪之冒真”,“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忧心忡忡,激发了他“愿竭力以守谊兮,虽贫穷而不改”的志向。
但佞人当道,“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深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
于是把理想寄托在游仙世界。
在作品中,作者登蓬莱,宿扶桑,留瀛洲,上昆仑,入天门……周游八荒;以玉女、宓妃为伴游,“涉青霄而升遐”,“乘天潢之泛泛,浮云汉之汤汤”;饮食“玉灵”、“飞泉之沥液”、“石菌之流英”,俨然是一个超然世外的仙人。
整篇赋所展现的是一幅声势非凡的仙人游戏图。
在此,作者通过对游仙世界淋漓尽致的描绘,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寄寓了对现实的哀思和批判,表达了“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⑧的理想。
仲长统的《见志诗》第一首着重描述作者不愿依附于邪恶强权之辈,冲破现实局促,追求自由理想生活的情感。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
腾蛇弃鳞,神龙丧角。
”诗人放眼自然:空中飞鸟,往返而不留迹;树上鸣蝉,蜕去外壳而不为其所拘;腾蛇去鳞而飞,神龙解角升天,多么自由酣畅!故“至人”、“达士”应遗弃人事,“乘云无辔,骋风无足。
垂露成帷,张霄成幄。
沆瀣当餐,九阳代烛。
……六合之内,恣心所欲。
”愤世之情溢于言表。
汉乐府《董逃行》虽然是对通过主人公遥望仙境的繁富和门外人服神药而得以成仙的叙述,但崔豹《乐府古今注》云:“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也。
终有董卓作乱,卒以逃亡,后人习之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警诫焉。
”⑨由此可知,作品主要是表达对现实动荡社会的讽喻之义。
这种通过游仙寓讽现实的思想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如果我们说《董逃行》以间接曲折的方式表现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话,那么《善哉行》则用大胆直露的形式描写了现实生活的苦难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求。
“亲交在门,饥不及餐;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酒歌。
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
”10通过现实生活与八公仙人生活的对比,感情倾向昭显于字里行间。
继承。
由上面的简析就能得知,庄屈的以仙达情言理的艺术手段至汉更普遍了,已深入到下层社会,并被人们掌握。
再次,是对传说中的仙人如何成仙和世间良吏得道成仙的记载。
汉代歌谣《赤雀辞》和汉乐府的《王子乔》等就是记载传说中的仙人陶安公、王子乔等成仙升天的作品。
这表明汉代游仙文学已注意到了对传说仙人如何成仙这个问题的描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子乔》,不仅展现了王子乔乘鹿遨游四海五岳的生活,而且还赞颂了他“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1的贤人之风,赋予了他以百姓心目中理想官人的仁德品质,是对屈原借仙喻志高远、人格高洁传统的发展。
这种把仙人伦理化、人情化的倾向为描绘世间良吏成仙(即良吏神仙化)提供了过渡桥梁。
《时人为三茅君谣》就是抒写良吏成仙的代表。
据李尊的《茅君内传》云:茅盈、茅衷、茅固兄弟三人,为官治民法度严明,使百姓衣丰食足,生活安定,疾疠不起,暴害不行,故得以成仙,百姓作歌颂之12。
通过时人“妻子保堂室,使我无百忧,白鹤翔青天,何时复来游”13的情感抒发,流露出对三茅君的崇敬、爱戴和思念。
由《王子乔》到《时人为三茅君谣》,所昭示的汉代游仙文学内容从描写仙人伦理化到良吏神仙化的演变,不仅表现了人民对良吏的敬慕和怀念,而且蕴含了好人终有好报、好人长在的思想,寄寓了对世人的规劝之意。
最后,是对祭祀、祈请神仙降赐祥瑞和神仙方术的描写。
苏联宗教心理学家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在其《宗教心理学》一书中说过:“无须怀疑,一方面,人对于那些无法理解的、不能预期的因素的作用,包括97第19卷 第1期 张振龙:汉代游仙文学主旨探论大自然的力量和外部落人潜在的敌对行动的恐惧感是宗教心理学的根源;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忽视原始时代人们强烈地期望成功及与此有关的把愿望当作现实的意向,那么,原始宗教心理根源就不能被充分揭示。
”14这同样适用于揭示汉代祭祀、祈请仙人降赐祥瑞、方术的社会心理根源。
汉乐府《饶歌十八曲》中的《上陵》就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奇迹的作品。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
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
”说明仙人出现的地点环境以及来的方位。
中间描述仙人乘丽舟而来时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奇异景象。
最后述写仙人离去之后,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用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
据葛洪《抱朴子》载,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皆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
《上陵》所歌咏的本事,就是宣帝时出现的所谓的“祥瑞”而已。
汉乐府《郊祀歌》中的《日出入》是祭祀日神的乐歌。
开篇“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直写人们祭祀日神时的悠悠情思。
接着铺写天地四时万古长存,人生不过短暂一瞬。
后一部分抒发自己希望通过祭祀神仙而成为神仙的心情:“吾知所乐,独乐六龙。
……訾,黄其何不徕下!”《李夫人歌》创作原因据《汉书》云:“夫人早卒,帝思念不已。
方士齐少翁言能致其神。
及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帝居帷帐,遥望见好女和夫人之貌,远幄坐而步。
又不得就视,帝愈相思悲感。
为作诗。
”其辞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15从诗本身讲,写出了汉武帝对李夫人的如痴如醉的思念,以致眼前出现了幻影:夫人虚无飘渺,欲近不得,看清不能。
可谓达到了神思、凝神与审美的统一。
但一加上方士的参与,则完全成了方术结果的显现,为当时神仙方术的真实效力提供了文学上的佐证。
这部分内容,就思想性来讲,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它必然是当时社会心理的折射,反映了汉代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及生活方式,包含着期望成仙、把愿望变成现实的强烈的情感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