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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人﹄———颜元︽存人编︾与宗密︽华严原人论︾中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陈坚(1966— ),男,浙江临海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宗教学、佛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
山东济南 250100① 梁燕城:《孔子的方法学———从本体诠释学模式研究孔子哲学》,《文史哲》2005年第2期。
“存人”与“原人”———颜元《存人编》与宗密《华严原人论》中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陈 坚[摘要]儒学与佛学都在关注“人”,但其所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儒家颜元的《存人编》和佛家宗密的《华严原人论》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存人编》中,颜元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其答案是只有实践了儒家“人伦”关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华严原人论》中,宗密则探讨“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答案是“人本来是佛”。
可以看出,颜元着眼于人的实践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儒学的价值判断,而宗密则着眼于人的本来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佛学的事实判断,两者的这种差别体现了儒佛两家“人学”思想的不同进路,即儒学的实践进路和佛学的形而上学进路。
[关键词]颜元 宗密 儒学 佛学 人[中图分类号]B 249.5;B 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627(2006)0520067215儒家颜元(1635—1704)的《存人编》和佛家宗密(780—841)的《华严原人论》都是探讨“人”的,但是这两个文本在思考“人”时所设定的“基源问题”是不一样的。
“基源问题”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劳思光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要准确地把握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先得要弄清楚这个哲学家所要解决的“基源问题”究竟是什么。
后来,梁燕城先生对劳思光先生所说的“基源问题”作了如下的界定和解释,他说:“所谓‘基源问题’,是指思想家运思时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指引了其研究和思考的方向。
从其概念的区分和系统的运用,可以掌握其最基本要关心的问题,掌握这问题则可正确解释其思想的方向。
颜元的教育思想一、生平和教育活动颜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又字易直，河北博野人。
因室名"习斋"，学者称他为习斋先生。
在在批判理学，提倡实学方面，他的态度最为激进。
颜元出身贫寒，青年时期，曾"耕田灌园"，还行过医以养家。
19岁中秀才，但随后却绝意科举，开设家塾，教授生徒。
这时，他笃信程朱理学，将自己的学舍称为"思古斋"。
35岁时，认识到理学空虚无用，开始崇尚"习行"，把"思古斋"改为"习斋"，订"习斋教条"二十则，其中提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治国的政务。
晚年，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实行分斋教学，设置"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
后因漳水泛滥，书院被淹而停办。
颜元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弟子满天下，现有记录可查者，有一百多人。
颜元的著作，最主要的是《四存编》，其中《存学编》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颜元认为，要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必须兴办学校，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他说："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
" "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
" 所以，颜元特别反对八股取士。
他尤其痛恨程朱理学把学者引入歧途，培养出来的人，只知掉弄虚文，而毫无"利济苍生"的能力。
因此颜元大力提倡"实学"、"实行"，培养"经世"之才。
关于教育对人的作用，颜元认为主要在于预防和去掉"引蔽习染"。
颜元的人性论思想的理论贡献及时代价值作者：肖宁李金金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08期摘要：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作为引领进步文明的开山人，他在清初反理学思潮中.高树“实学”旗帜，力倡务实之风。
他的人性论思想直指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还反对人性二元论，主张性善论，并在批判程朱理学中建立起了自己的人性论思想。
关键词：颜元人性论评价一、颜元人性论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一）颜元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把农业看作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而商业则被看作“末”业，所以商业活动一直处于被抑制的境地，明代前期依然如此，这就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市场的扩大，市场经济萌芽，新兴市民阶层兴起，商品开始在全国流通，后来明王朝征重税并严格限制买卖，导致新兴资产阶级和旧的封建阶层产生尖锐的矛盾，再加上官僚疯狂的兼并土地，导致农民无地可耕，于是明末各地爆发起义，当时社会十分混乱，内部不稳。
当时又赶上外部女真来袭，民族战争频发，清王朝建立以后，清朝实行“圈地”政策，使得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成为手工业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城市手工业快速发展。
同时对汉人实行压迫政策，从而使得汉民族敌对情绪加剧，并一直有反清复明的“白莲会”“天地会”势力与清廷抗争，社会动荡不安。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处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大动荡时期，这时候社会上开始一股“由虚返实”的思潮，导致宋明理学“空疏之弊”开始显露，宋明士子空谈性理，不重习性，远离孔孟之正统儒学，这些学子总是坚持主敬习静，格物穷理的虚文学风，一些有志之士深感亡国之痛促使知识分子去检讨过去，深恶明未清谈误国，而倡导经世致用，颜元也是其中的一位。
颜元作为实学代表人物之一，他痛斥“无事袖手谈心性，”的迂腐学者，主张培养实德实才的人。
当时的颜元出生于穷乡，又被异姓抚养，起初，颜元受到吴洞云的启蒙，后又从学贾端惠，而且秉成了朴实敦厚的作风，这些都对颜元一生强调求实务真的实学思想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代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研究作者：武喜春来源：《神州·下旬刊》2013年第06期摘要：颜元是清初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极具争议，因为他对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育人模式进行了大胆改革。
本文对他的这种革新思想做分析研究，探讨的他的成因和发展历程。
关键词：颜元教育改革思想思想家的思想常常在思想史中被悬置起来给予关照，如此，后人便会对前人的思想给以鞭辟入里的分析。
无可置疑，这种分析不免带有些许遗憾，因为他们的思想所发生的土壤和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有的思想家仅注重思想的提出，而忽视思想的实现。
这样，思想史对他们思想的社会贡献则没有准确的还原和了解。
颜元是清初著名的教育家，他不但敢于破除传统教育思想按照自己的主张改革教育，而且还大胆的将自己的主张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更为人称颂的是他的检验还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因此挖掘颜元的教育思想精髓，对他的教学实践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他的思想内涵，也有助于我们从他的得失成败中找到有利于现代教育完善的积极因素。
颜元出生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连年战乱给百姓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创伤，颜元也因此度过了自己艰难而又贫困的童年。
但是在贫苦困厄的生活中，他仍没有放弃求学治世之道，最终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名家。
颜元从1658年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在此后的47个年头里他辛勤耕耘，终得满园桃李，不仅学生满天下而且还使得一个重要的学派由此成立。
“中国教育的新纪元”也从他这里开启，“理学教育”和“科举教育”不再是中国教育的唯一途径。
实用人材的培养已经成为开始影响我们的育人思想。
一、青年颜元与“思古斋”1658年，24岁的颜元乡试及第、喜中秀才，但为了“取悦老亲”而放弃了自己的举业。
但是他的理想还在，同时也是迫于生计，这一时期的颜元开设了自己的私塾，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这一时期的颜元深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的主导意识便是复古思想，他的学堂“思古斋”便因此得名，并以“思古人”自诩。
颜元的教育思想（最终定稿）第一篇：颜元的教育思想颜元的教育思想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
河北博野县杨村人。
明末清初杰出的实学思想家、教育家。
一生研习儒家经典，从事教育活动，提出了系统的经世致用、重实学、重习行的教育理论。
他的与教育有关的主要著作有《存学编》、《存性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一、对理学教育的批判颜元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战斗性。
他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他认为几百年以至两千年来，教育就已走入“文墨世界”，汉儒讲章句训诂之学，晋人竟尚清谈，隋唐又流为佛老，到宋儒变本加厉，讲的是主静主敬之学。
总之都只是在文字书本上下工夫，为害甚大。
他说：“训估、清谈、禅宗、乡愿，有一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而有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
”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概括起来说，认为有三大祸害，即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社会风气。
所谓“毁坏人才”，足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不学无术，宋儒成天讲学，教人读书、静坐，这样得来的闻见议论，“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
受了这种教育的人，自以为知识很丰富，其实是“读书愈多愈愚，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他直接批评朱熹说：“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
”所谓“灭绝圣学”，是指训说禅宗教育日盛，则孔门实事实理的学问便日见衰竭。
他哀叹说：“嗟呼！学校之废久矣！……逮于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
……求天下之治，乌可得哉？”正由于教育只是流于文字工夫，静坐语录上，学校也就没有学术可言。
尤其倡行八股取士，为害更大。
他说：“八段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
”他还指出：“后人为汉儒所诬，从章句上用功，为释氏所惑，从念头上课性。
宋明理学研究-颜元“空谈心性”责难纠谬颜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是明清之际激烈反对宋明理学的思想家。
在颜元反理学的思想中,关于理学"空谈心性"的问题尤为是其抨击的重点。
随着颜元的思想被学术界公认为"反理学进步思想",宋明理学也给一般人留下了"空谈心性"的印象。
但笔者认为,若认为宋明理学有"空谈心性"的流弊从而加以批判,那是正确的;而像颜元这样认为宋明理学本身就是"空谈心性"的,则是错误的。
一、颜元反对讲论性命之理的理由颜元认为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是谈论性命之理(即心性问题)。
"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即是指程朱理学的授受内容是性命之理。
颜元明确反对讲论性命之理。
他反对的理由有下列几点:(一)颜元认为,孔子并不谈论性命之理,动谈性命,自宋儒程朱始。
他说:"孔子罕言命,性道不可得闻,惟率之以下学而上达,非吝也,学、教之成法固如是也";(二)颜元认为,性命之理是谈论不清的东西。
他说:"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
" "盖性命,非可言传也";(三)颜元认为,一旦谈论性命之理就会掺杂释老,这样非但不能摈绝释老,反授对方以柄。
他说:"今彼(释老)以空言乱天下,吾亦以空言与之角,又不斩其根而反授之柄";(四)颜元认为,谈论性命之理会招致严重的弊害。
"全以章句误乾坤,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鹜为富贵利达,浮言之祸甚于焚坑。
"综合上述理由,颜元说:"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
"又说:"不特不讲而已也,虽有问,皆不与答,能理会自理会,不能理会虽讲亦无益。
学校代码***** 学号************分类号 B249.5 密级硕士学位论文“习行六艺”：颜元思想之探析学位申请人乔吉利指导教师邓辉教授学院名称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学科专业中国哲学研究方向明清哲学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Learning and Practicing Six Arts: Analysis ofYan Yuan’s theoryCandidate Qiao JiliSupervisor Professor Deng HuiCollege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Program Chinese PhilosophySpecialization The Philosoph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Degree Master of PhilosophyUniversity Xiangtan UniversityDate June 3, 2013湘潭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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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密论文按学校规定处理。
作者签名：日期：年月日导师签名：日期：年月日摘要颜元是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与教育家。
他将明朝灭亡归咎于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并予以彻底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习行六艺”思想，以期拯救世道人心。
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赵子杰（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颜元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实事实行作为着眼点的。
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第一，颜元以“气”为人性的本原，加上“理气融成一片”的理气观，批判了朱熹的以“理”为人性的本原，这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开端；第二，颜元以“人欲合理”来驳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指出“气质之性”是人唯一的本性来批判朱熹的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以恶由“习染引蔽”而产生来批判朱熹的“气质有恶”，使“气”的人性本原得到了体现，并为修炼注重实行与践履的修心养性工夫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焦点；第三，颜元以“习动”来批判朱熹的“主静”和“死读书”，而主张人们成为既对自己又对天下有利的人，正是他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归宿。
颜元对朱熹所作批判，把对人性论的着眼点从形而上的东西转移到了形而下的东西上来，具有鼓动人们在实际事情与行动之中以践履来求道并修养自己身心的意义。
关键词：颜元；朱熹；人性论；批判中图分类号：B9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2）05-0014-05收稿日期：2012-03-12作者简介：赵子杰（1984-），男，广东肇庆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2012年5月第33卷第5期May.2012Vol.33No.5一、引言早在南宋时期，朱熹就集张载、二程等人的学问之大成于一身，为理学建构了最完备的体系，被称为朱子学。
朱子学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是统治者们的处于指导地位的思想。
然而，朱子学却随着统治者的腐败逐渐地变得腐朽，使得学者们感觉到理学的天地非常狭窄，于是去寻找一条新的思想出路。
清代的颜元也是这些学者的其中一位。
浅析颜元的人性论思想
摘要颜元的人性论是在批判程朱的人性论思想上建立的，他不同于宋儒的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二分，而是强调气质之性的先在性和本根性，他主张理气的一元，认为理即气之理，气即理之气。
他认为气质之性不是恶的，而是善的，性、情、才也是善的，恶是后天引蔽习染的结果。
关键词气质之性；理；气；善；恶
颜元的人性论学说是建立在对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批判之上的，据《颜习斋先生传》记载，颜元早年尊奉陆王心学，未几归程朱，笃信力行有年，但终悟到谈论“性、道”不免陷于空谈，毫无用途，所以才倡导实学，主张恢复儒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实学，注重经济民物水火兵农等的实用研究。
他认为圣人之学并不是章句之学，圣人之功也不是徒以读书、纂注为功，而应该以力行为主，砥行砺德，以射、御、书、数而成其能，以天下为任，以弘济苍生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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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性之二分的批判
颜元力尚实行，反对空言，他认为宋明儒空谈心性，无疑于形同画鬼。
颜元曾断言，性是不可以言传的，所以先圣都不愿侈谈心性，他著书立说以驳斥宋明儒的心性论，他尤不喜“气质有恶”的论调，认为这造成了大的危害，尤其要加以驳斥，他认为人与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气质，生成人的气和生成物的气是不同的，就是这
种生成人的气使人成之为人，就是这气使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这种本质规定也就逻辑地可以导向“人皆可以为尧舜”。
是气质，是不同于物的“气”使人成为人，成为人在现世的人的道德等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
可以看到，在人之为人上，颜元还是坚持了气化论的观点。
正是这种对气的强调，强调气的本根和先在性，所以在颜元这里超越的一面就没有了，理是气之理，性是气之性，并没有超越的性理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颜元的人性论也即消解掉了宋儒一直以来强调的“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本然之性”），如此，就只剩下个“气质之性”了。
我们知道，把人性分（注意这个“分”，不是时空上的“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一直是宋儒坚持的观点。
宋代的突出特点，就是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
张载首先提出了这一对范畴， 2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先天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而“气质之性”可善可不善，是产生恶的根源，所以要“变化气质”，不受物欲蒙蔽，方可以保存天地之性。
程颐接受了张载这一思想，进而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
朱熹赞同张、程对人性的这种划分，认为程颐“性即理也”的命题“颠扑不破”，并认为他们对人性的这种划分“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朱子语类》卷四）而颜元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性只是气质之性，他说：“惟吾友张石卿曰：‘性即
是气质之性，尧、舜气质即有尧、舜之性，呆呆气质即有呆呆之性，而究不可言恶。
’其说甚是。
”（《存性编》卷一）颜元指出，根本不存在离开“气质之性”而虚无缥缈存在的“义理之性”。
因此，讲人性离不开人的气质。
他从性的文字学的意义言性，他说：“夫性字从生、心，正指人生以后而言，若人生而静以上，则天道矣，何以谓之性哉？”（《存性编》卷一）他以“生”解“性”，故而也就认为人本身对性的先在性。
人之性就是人出生后的人的本质属性，那么人是什么呢？颜元认为，人只不过和万物一样是二气四德交感的结果。
颜元认为，人的耳目、口鼻、四肢、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等形体的质，通过呼吸周流全身的气，这就是“气质”，人不能离开气质而生。
既然性就是生，人又不能离开气质而生，故而也就不能离开气质来言性。
所以说人不能在生命之外，气质之外找什么“义理之性”、”天命之性”。
心、生、性是一个东西，离生无以见性，心性与形气是统一的，没有精粗之分，更不能认为“气质”是性之累害。
颜元指出，张、程、朱把气质看成是性之累害，是极端错误的。
因为气质是人和万物的基础。
如果把气质看成是粗陋的无用者，是性之累害，这就使心性无存养处，使义理无附丽处，使性成为没有实际作用的虚理。
所以说：“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
”（《存性编》卷二）存养心性，必须假以气质，离了气质也就没有存养心性可言了。
二、气质无恶，恶来自引蔽习染
颜元在人之生成上坚持了气论，认为人之性就是气质之性，同样他也认为气质之性不能是言恶的，这一点和宋儒大不相同，宋儒坚持的性的二分，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而“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颜元则认为性只是一个气质之性，没有所谓的天地之性。
首先，颜元认为，“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理气是一致的，若说气恶，则理也是恶的，同样，若说理善，则气也是善的，不可能有理纯一善而气质却有恶这样的状况存在。
颜元认为，孔子讲“性相近也”，说的是气质相近；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说情、才非恶。
说明孔、孟没有离开气质言性，并不认为气质为恶。
颜元指出，气质是善的，性、情、才也是善的，如果认为气质、性、情、才是恶的，则是根本错误的。
因为“人之性即天之道”，如果说人性有恶，“则必以天道为有恶”，以情为有恶，“则必以元亨利贞为有恶”，以才为有恶，“则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恶”。
既然天道（理）是善的，那么人性、情、才亦是善的。
因为“理不离气，气不离理”，而气质是“性、情、才之气质也”，所以性、情、才都是善的。
既然，性情才都是善的，那么恶从何来呢？颜元认为这是人后天的引蔽习染的结果。
他说：“其恶者，引蔽习染也。
”（《存性编》卷一）颜元认为，强调气禀之恶的必然性，而不强调后天的引蔽习染，则会流入人不注重后天的改造，而把恶归为无法改过的人的本
性，这会导致在实践中无所作为，其结果是是非善恶不分。
既然，恶是引蔽习染的结果，那么，恶性就是可以改变的，即使是“习染”恶性太重者，虽然“不易返”，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教育影响，也是可以返善的。
这就是说，人性经过教育和环境影响是可以改变的。
三、对颜元人性论的评价
颜元生活在明末清初，他所生活的时代恰是对宋明理学反叛的时代。
其时，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已经蜕变成一种无用的心性空谈，理学家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存学编》卷一）不仅无用，反而误国。
所以颜元才提倡实学，主张经纬天地，用有实际功用的六艺之学来代替空谈，经邦济国。
这是颜元的时代特征，也是颜元的立论基础。
要说颜元的这一提倡倒也无可厚非，但是，颜元企图在哲学上驳倒宋明理学未免有点太难了，纵观颜元的《四存编》，颜元的哲学论述是粗糙的，哲学思想也是含糊不清的，并没有达到宋明理学的高度，也不可能完成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固然颜元强调气质之性，可在宋儒那里对气质之性的描述一点也不比颜元少，颜元只承认有一个气质之性，强调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的不可二分。
颜元的这一论述是站在现实存在的基础上说的，在现实的当下存在中，无疑是人的当下的气质之性，这也相当于亚里斯多德的第一实体的概念。
但是，在现实的基质上追到它的超越性这是宋儒的工作，我们说，正是这一个追字才是哲学的工作。
宋儒对天命之性的强调，为人的现实的善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同时，对
气质之性的强调也为恶找到了先天的来源。
宋儒也强调气质之性的现实性，朱熹就说：“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
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处。
”（《朱子语类》卷四）也就是说，性当然现实地首先是气质之性，但是同样也要在这个性上追出一个本然之性来。
使本然之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据，而不是现实的气质之性，这样价值和事实也就很好地挂搭起来。
而颜元对气质之性一味地强调，就无法解决价值和事实的贯通问题，也就无法解释善恶的来源问题。
大概思想的导向是一回事，现实的导向又是另外一回事，颜元强调实学，强调经邦济世，但是在颜元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济世效果却非常地有限，反而是在两宋之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一些，即使在事功方面，颜元同样和王阳明不可相提并论。
历史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悖论，知识分子的作用或许并不在现实的事功上，恰恰就在于他们思想的理想性上，在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超拔和关照上。
这恐非是颜元所能看到的吧。
注释：
1. 详见《颜习斋先生传》，《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
2. 《正蒙·诚明篇》：“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朱子语类》卷四：“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
’”
参考文献
[1] 颜元.颜元集[m].中华书局，1987.
[2] 朱熹.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86.
[3] 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
[4] 张载.张载集[m].中华书局，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