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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居：安大简《邦风·召南·行露》解析中国先秦史安大简《邦风·召南·行露》解析子居《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所收《行露》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行露》首章完整，第二章残缺最后一句，第三章缺失。
《毛诗》三章，第一章三句，第二、三章章六句。
”[1]由今存安大简内容来看，与传世本差异不是很大。
对于《行露》一诗，毛传言：“召伯听讼也。
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
”对比《韩诗外传》卷一：“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
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
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尔从。
”和《列女传·召南申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
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
《传》曰：‘正其本，则万物理。
失之豪厘，差之千里。
’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
故嫁娶者，所以传重承业，继续先祖，为宗庙主也。
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
”遂不肯往。
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
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言夫家之礼不备足也。
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焉。
又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此之谓也。
”比较《毛序》，显然《韩诗外传》和《列女传》皆无“召伯听讼也”的内容，《行露》诗中也没有任何“听讼”的体现，故不难判断《毛诗序》是在前一首《甘棠》的基础上编造出的这个内容，所以现代解诗多不从《毛传》此说，不为无故。
《韩诗外传》所记，无明显时间、空间背景，《列女传》所述，则明确为“召南申女”，比较于《列女传·周南之妻》的“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
”可知“周南”、“召南”皆当为地域名，因此“召南申”当说明“申”属“召南”。
先秦时期的“申”地主要有四，第一个在郑，《左传·文公八年》：“春，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子居：安大简《邦风·魏风·山有枢（枸）》解析中国先秦史安大简《邦风·魏风·山有枢（枸）》解析子居关于《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所收《山有枢》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山有枢》三章，章八句，与《毛诗》同。
首章内诗句次序稍有变化。
”[1]对于此篇，《毛传》言：“刺晋昭公也。
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将以危亡。
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也。
”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八：“《史记·晋世家》：'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啬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
’以此推之，三家与毛异义，下引张赋、薛注，是鲁说明作僖公。
”而由宋代辅广《诗童子问》：“谓之为'子’，而且言将坐见其死焉，此岂臣子之所得施于君父哉？”即可见《毛传》“刺晋昭公也”与《鲁诗》说“明作僖公”皆明显是不确的。
《韩诗外传》卷二：“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
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
巫马期问于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
任人者佚，任力者劳。
’人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
巫马期则不然乎，然事惟劳力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
’”可证《韩诗》说以此诗与“任人者佚，任力者劳”相关，也即任人则自己得有佚乐之治，事事亲力亲为则非为善治。
由此来看，则《山有枢》很可能仍是魏献子夫人所作，盖是劝说魏舒不要过分劳碌政务，要多享受与自身阶层所相应的享乐。
魏舒升至执政卿后骄奢日甚，《左传·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
魏子莅政。
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
大事奸义，必有大咎。
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
安大简《邦风·周南·樛木》解析子居/2019/10/13/810/中国先秦史网站2019年10月13日前两天友人来问及为什么笔者在《安大简〈邦风·周南·关雎〉解析》中说“安大简《邦风》显然不是从《论语》所说《诗三百》中拆分出来的，只会是当时仍单编流行的《邦风》而非《诗经》”1，大致聊了几句，意识到学界的洗脑灌输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所以干脆这里先解释一下何以春秋末期存在《诗三百》是非常缺乏可信度的说法这个问题。
《诗》三百之称，先秦典籍只见于《墨子·公孟》、《礼记·礼器》、《论语》。
《论语》这本书和其他先秦诸子典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第一，据《论衡·正说》：“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
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
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
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可见《论语》最初是称“传”，不是以通常的某子形式冠名的，与先秦诸子结集冠名方式不合；第二，“子曰”这种起句方式，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子”说过的，也就是说，如果《论语》的编者以他人的言论冒1中国先秦史网站：/2019/09/26/798/，2019年9月26日。
为孔子之说，也无从指摘；第三，可能为先秦典籍的这个范畴里，只有《礼记·坊记》明确引过一句《论语》，而前引《论衡》文说明，仅这一条也很可能是汉代窜入的。
这意味着，《论语》完全可能就是出自孔鲋之手，如此则说《论语》是先秦文献都很勉强，遑论幻想什么春秋末期、战国初期。
历代学人无视《论语》中词句特征而刻意拉高《论语》成文时间的行为，不过是传统意识作怪而已；第四，其他先秦典籍引用与《论语》所记相似或相同的句子时，或者干脆不认为是孔子及孔子弟子说的，或者径直称孔子其人而不言《论语》其书，无论哪种情况，显然都说明《论语》中拼凑了很多传闻之辞；第五，《论语》有抹除言辞背景的倾向，脱离背景的言辞，很容易被以任意方式诠释，也更容易被改动、增删，这一点众所周知。
⼦居：安⼤简《邦风·秦风·⼩戎》解析中国先秦史安⼤简《邦风·秦风·⼩戎》解析⼦居 《安徽⼤学藏战国⽵简（⼀）》所收《⼩戎》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简本《⼩戎》三章，章⼗句，与《⽑诗》同。
简本第⼆章为《⽑诗》第三章，第三章为《⽑诗》第⼆章。
”[1]对于此诗，⽑传⾔：“美襄公也。
备其兵甲，以讨西戎。
西戎⽅强，⽽征伐不休，国⼈则矜其车甲，妇⼈能闵其君⼦焉。
”⽽明代黄道周《黄⽯斋先⽣⽂集》卷七：“虽在前贤时史所录或⼩差者，如秦⼗⼆世春秋以前，盟会亦少，⾄后⽽备，可以今世详其谱牒。
故秦仲始命，⽽有《车邻》；庄公厉兵，志在雪愤，⽽有《⽆⾐》；襄公始有西服祠帝西畤，⽽有《终南》；⽂公游猎观于汧渭，⽽有《驷驖》；武公始伐邽、冀，兼有岐东，⽽有《⼩戎》；德公徙居于雍下，临⼆⽔，丰、镐藐矣，⽽有《蒹葭》；穆公造晋，康公送之，⽽有《渭阳》。
于是《晨风》、《权舆》，共为康公；终以《黄鸟》，断于秦穆。
是亦⾄义，⾮臆说也。
”认为《⼩戎》是秦武公时诗。
清代范家相《诗沈》卷九：“史称秦襄伐戎，⾄岐⽽卒。
⼦⽂公⽴⼗六年，始伐戎，收周余民有之，地⾄岐。
如所⾔则⾃《⼩戎》以下，皆⽂公之诗也。
孔⽒以史不⾜据，襄公救周即得之当如《序》说，欧阳⽒及纲⽬前编，皆宗《史记》，不知《史记》本《鲁诗》⽿。
”认为《⼩戎》是秦⽂公时诗。
清代胡⽂英《诗疑义释》卷上：“《⼩戎》⾮岀兵诗。
《⼩戎》三章，乃公⼦针以好车奔晋，其妻念之⽽作。
篇中所叙车制乃贵介公⼦饰车⾃娱，⾮攻战之具。
温其如⽟、温其在⾢、愔愔良⼈、秩秩德⾳，乃翩翩佳公⼦，⾮岀兵之⼈。
温其在⾢，盖公⼦⾷⾢于晋，《左传》‘⾂与覊齿’是也，‘⽅何为期’，《左传》司马侯称秦公⼦必归其妻，亦知之但不知何时⽿。
‘秩秩德⾳’，如《左传》对司马侯、赵孟、叔向之⾔，皆有条⽽不紊也。
”认为是秦公⼦针之妻诗。
清代吴懋清《⽑诗复古录》卷四：“《驷驖》三章章四句，秦穆承襄公之业，习⽥猎，教车战，数军实，秦⼈因作是歌，为警猎之乐章。
安大简《国风》的次序及“侯风”试解《国风》是中国古代诗歌经典之一，被誉为中国诗歌的瑰宝。
其中的《侯风》是其中的一篇，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侯风》的内容和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国风》中的次序及《侯风》的位置。
《国风》是《诗经》的一部分，共分为三十国。
每国又包含多首诗歌，其中有些是古代君主或贵族的歌颂，有些是表达农民百姓的疾苦和愿望。
而《侯风》则是属于《周南》国中的一篇。
从整体来看，《国风》是通过一系列的诗歌，表达了古代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对生活、对爱情、对社会的感悟和思考。
而《侯风》则是其中的一篇，它所体现的主题和意义也是深远而丰富的。
在《诗经》中，《侯风》是第六篇，共有十四首诗歌。
它以抒发思念之情的方式，歌咏了周文王对忠臣纣的感慨和思念。
这些诗歌中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情感和崇高的忠诚精神，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忠义和传统的尊敬和追忆。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读一下《侯风》中的一些代表性诗歌。
首先我们来看《大雅》中的《文王》。
这是《侯风》中的一首篇章，它是以周文王对忠臣纣的悲悯之情为主题的，表达了对纣忠臣的怀念和悼念之情。
在这首诗中，文王用“思戎作”的方式，表达出了他对纣忠臣的悲悯之情。
这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表达思念之情的一种方式。
最后是《小雅》中的《鸢飞》。
这首诗是以周文王对忠臣的感慨和怀念为主题的，表达了忠臣在国家兴旺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和对国家的忠诚。
在这首诗中，文王通过对忠臣的追忆和怀念，表达了对忠臣的无尽敬仰和怀念之情。
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对忠臣的仰慕和思念。
通过对《侯风》中的代表性诗歌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情感意义。
这些诗歌不仅仅是对忠臣的追怀和怀念，更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美德和忠诚精神的赞颂和弘扬。
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珍贵遗产，更是中国人民对忠义和传统的传承和弘扬。
《侯风》作为《国风》中的一篇，展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度艺术价值和丰富内涵。
它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义都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到启发和教益的。
子居：安大简《邦风·周南·葛覃》解析|中国先秦史展开全文子居关于安大简《邦风》，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整理者在说明部分的介绍：“完简长四十八．五厘米、宽〇．六厘米，三道编绳，每简二十七至三十八字不等。
简背有划痕，简首尾留白，简面下端有编号，自「一」始，最后一个编号为「百十七」。
……某风（第六十一至七十号）：简本第六十一号以下缺失十支简，包括第六十一至七十号等简。
……遗憾的是，由于这组简缺失，我们难以判定为哪一国风。
”[1]由“每简二十七至三十八字不等”且全部简编号到“百十七”可推知，全部简总字数当不会超过4446字，以此减去已知的各风字数，剩余字数只适合容下完整的桧风或曹风中的一种，相对而言，十二支简安排下曹风的可能性较大一些，因此安大简《邦风》的顺序很可能为周南、召南、秦风、曹风、矦风、鄘风、魏风。
而如果考虑安大简《邦风》所收内容并不一定是今本可见完整的某国之风，则字数就不再能作为判断依据，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如整理者所言“难以判定为哪一国风”。
不过，如果不必按完整的某国之风考量，则秦、矦之间，笔者认为较可能为部分的豳风，这样周南、召南为南，秦风、豳风为西，矦风为北，鄘风为东，正可能是最初的编辑本按南、西、北、东成编，然后逐渐补入新收内容。
因此上，虽然较难判断，但笔者仍认为安大简《邦风》缺失的部分以曹风或豳风为较可能。
关于《诗经》各篇间往往有关，前人研究已多有论，如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葛覃》即认为《关雎》和《葛覃》间是“前咏初昏，此赋归宁耳”的关系，虽然说《关雎》是“初昏”并无所据，但其认为《关雎》、《葛覃》相关则可从，《葛覃》篇当即是在前篇《关雎》的背景之下成文的，笔者已在《安大简〈邦风·周南·关雎〉解析》中提到“故由前文的《关雎》成文时间分析其所处历史背景，《关雎》篇很可能是蛮君欲获得晋国的荫庇而主动求婚的作品。
”故《葛覃》的成文很可能仍是与蛮氏服于晋相关。
子居：安大简《邦风·周南·芣苡》解析中国先秦史子居《芣苡》篇毛传称：“后妃之美也。
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
”而《列女传·贞顺》则言：“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
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
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
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
且夫采采芣苡之草，虽其臭恶，犹始于捋采之，终于怀撷之，浸以益亲，况于夫妇之道乎！彼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苡之诗。
”《文选·刘峻〈辩命论〉》：“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
”李善注：“《韩诗》曰：‘芣苡，伤夫有恶疾也。
诗曰：采采芣苡，薄言采之。
’薛君曰：‘芣苡，泽写也。
芣苡臭恶之菜，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发愤而作，以事兴芣苡，虽臭恶乎，我犹采采而不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
’”陈乔枞《鲁诗遗说考》据之认为“是韩说与鲁诗同，毛诗序云《芣苡》后妃之美也，别为一义，异于鲁、韩。
”但严格来说，目前可见韩诗内容并未言明国别，与《列女传》指实为“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仍有不同，所以韩诗是否同样是以《芣苡》诗为“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所作，仍需存疑。
不过毛诗序在这方面则往往没有任何缘由地舍弃旧说，凭空造作诗篇背景，较之三家诗为不及，这一点仍是相当明显的。
由宋女对其母的回答内容来看，其所言就是在引用《芣苡》诗篇，所以《列女传》所记“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苡之诗”很可能是汉代之说，在更早的原始版本故事中或只是记宋女赋《芣苡》之诗，而不是创作此诗，《芣苡》诗篇盖只是宋女嫁于蔡后接触到的诗篇，蛮氏与蔡人皆临汝，故《芣苡》诗篇流传于汝水流域完全可以想见。
【宽式释文】采采莩苡，尃言采之。
采采莩苡，尃言右之。
采采莩苡，尃言掇之。
采采莩苡，尃言捋之。
采采莩苡，尃言袺之。
采采莩苡，尃言襭之。
【釋文解析[1]】菜〓（采采）（芣）【十厽（三）】㠯（苡）〔一〕，尃（薄）言采之〔二〕。
子居：安大简《邦风·召南·驺虞》解析中国先秦史安大简《邦风·召南·驺虞》解析子居关于《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所收《驺虞》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驺虞》三章，章三句，较《毛诗》多出一章。
简文虽有残缺，但可参照《毛诗》补足所缺。
”[1]对于此篇，《毛传》言：“《驺虞》，《鹊巢》之应也。
《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
”《驺虞》为春秋诗篇，故“王道成”自然不知所谓，三家诗皆不以“驺虞”为兽，故“仁如驺虞”也是毛诗造说，唯“庶类蕃殖，蒐田以时”可与《礼记·射义》“《驺虞》者，乐官备也”相呼应，官备则具备，是先秦《驺虞》诗固有此说。
由诗中“彼茁者”可知其成诗时间约当农历季春，虚词“彼”、“者”、“嗟”的使用说明其成文时间很可能不早于春秋前期，无虚词“乎”则说明其成文时间很可能不会晚至春秋后期，再引入《驺虞》为天子射乐，《召南》是蔡国之诗，将这些条件对应于《春秋》、《左传》所记史事，则当可推测《驺虞》很可能就是公元前632年农历季春三月下半月蔡侯随周襄王田于践土时蔡人所作之诗。
【宽式释文】彼茁者葭，一发五豝。
于嗟驺虞。
彼茁者蓬，一［发五豵。
于嗟驺虞。
］［彼茁者］蓍，一发五麋。
［于嗟驺虞。
］【释文解析】皮（彼）（茁）者 （葭）〔一〕，一發五郙（豝）〔二〕。
整理者注〔一〕：“皮者 ：《毛诗》作「彼茁者葭」。
「」，从「艸」「土」，「叕」声，「茁」字异体。
「叕」属章纽月部，「茁」属庄纽物部（参黄德宽《释甲骨文「叕（茁）」字》，《中国语文》二〇一八年第六期）。
毛传：「茁，出也。
」「 」，从「艸」，「居」声，「葭」字异体。
毛传：「葭，芦也。
」”[2]“彼茁者葭”句郑笺言：“记芦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字从“叕”，《淮南子·人间》：“圣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
”高诱注：“叕，短也。
”是“”当有草生尚短之义。
子居：安大简《邦风·周南·汉广》解析中国先秦史安大简《邦风·周南·汉广》解析子居《汉广》篇毛传言：“德广所及也。
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而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卷一则引《列女传》江妃二女与郑交甫事并言：“《列仙传》所载与《文选》注（张平子《南都赋》、左太冲《蜀都赋》、江文通《江赋》、张景阳《七命》注并引）《初学记》卷七及《太平御览》（六十二又八百二）所引《韩诗》内外传略同。
《说文》魃字下亦引《韩诗内传》曰：‘郑交甫逢二女魃服’，盖鲁韩两家于汉有游女之诗并举此事为证也。
杨雄《羽猎赋》：‘汉女水潜’，应劭云：‘汉女，郑交甫所逢二女也。
’子云说《关雎》用鲁诗，可见此亦鲁说。
又吴淑《事类赋》引《列仙传》云：‘郑交甫至汉皋台下，见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卵，二女解与之，即行反顾，二女不见，佩珠亦失。
’而此传无佩珠语，当是传写阙逸。
张平子用鲁诗，《南都赋》：‘言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是其证也。
又案《文选·琴赋》注引《列女传》：‘游女，汉水神。
郑大夫交甫于汉皋见之，聘之橘柚。
’《列女传》疑是《列仙传》之误。
”又其《齐诗遗说考》卷一：“《易林·萃之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
橘柚请佩，反手离汝。
’案：本亦作‘祷神得佩。
’……又《颐之既济》：‘汉有游女，人不可得。
’又《噬嗑之困》：‘二女宝珠，误郑大夫。
君父无礼，自为作笑。
’乔枞谨案：郑交甫逢二女于江汉之湄，请其佩珠，事见刘向《列仙传》，此言‘二女宝珠，误郑大夫’，又言‘橘柚请佩，反手离汝’，与鲁诗说合，是三家义并同。
”是三家诗皆以江女与郑交甫事说《汉广》诗。
郑交甫，疑即郑大夫子蟜，《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记子产言：“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
”属春秋后期末段。
毛诗与三家诗的这个差别，也正是现在对《汉广》解读的两大分类，一种就是只着重“游女”二字的泛浪漫主义类解读，另一种就是认定《汉广》中有什么“礼教”的经学洗脑类。
子居：安大简《邦风·侯风·汾沮洳》解析中国先秦史安大简《邦风·侯风·汾沮洳》解析子居安大简所收《侯风》诸诗，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矦》简编号从第七十一号至第八十三号。
完简两支，第七十一号简缺，余十支稍有残断。
内容为《毛诗·魏风》中的《汾沮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六篇。
但与《毛诗·魏风》的篇序不太一致，其中《陟岵》置于《园有桃》之前，《伐檀》《硕鼠》置于《十亩之间》之前，无《葛屦》篇。
第八十三号简中部有「矦六」二字，应即指此六篇。
简本「矦」作为一国之风名未曾见文献记载，黄德宽疑即「王风」……《矦》所属《魏》风六篇，疑为抄手误置所致。
”[1]网友汗天山则提出：“矦［疑为“疾-晋”之讹？］风”[2]，所说当颇值得考虑，不过王化平先生《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3]指出：“在《毛诗》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邶’'鄘’'卫’'齐’'秦’等，不是古国名、古地名，就是封侯较早的诸侯国名，只有'秦’似乎是例外（若相信季札对《秦风》的评价'此之谓夏声’，'秦’也就不算例外）。
从季札观乐的记载看，也没有'晋’。
在历代《诗经》研究中，有学者将《魏风》《唐风》视作'晋诗’，主要根据是地域相近和晋国灭古魏国的历史。
纵然如此，也没有人说在《魏风》《唐风》之外有'晋诗’。
安大简中有《魏》，自然不宜分出'晋诗’。
”所以这个情况恐怕仍有待更多先秦《诗》版本的发现来说明。
以《邶》、《鄘》实皆《卫》诗来看，《魏》、《唐》自然也当实皆晋诗，但何以传世《诗经》中未列《晋》诗类别，从先秦至明清“也没有人说在《魏风》《唐风》之外有'晋诗’”，都较难推知原因。
尤其是安大简在《侯》、《魏》之间列入《鄘》，而不是将《侯》、《魏》相邻排序。
或是可以考虑是因为收录各诗是阶段性的，在收录了《侯》、《鄘》之后，《邦风》编者又得到了另外一部分晋诗，但这部分自题为《魏》，于是才录编《魏》在《鄘》风之后。
至于《汾沮洳》诗，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汾沮洳》首章缺失，第二章仅残存「公行」两字，第三章完整。
”[4]对于此诗，《毛传》言：“剌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剌不得礼也。
”《韩诗外传》卷二则言：“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旁行不流，应物而不穷，虽在下位，民愿戴之，虽欲无尊，得乎哉！诗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难狎也，易惧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义死，好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乱。
荡荡乎！其易不可失也，磏乎！其廉而不刿也，温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诗曰：'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是《韩诗》说以此诗为称赞在下位的君子，清代魏源《诗古微·魏风》：“《汾沮洳》，刺贤者不得用，用者未必贤也。
“公行”、“公路”、“公族”，皆贵游子弟，无功食禄。
而贤者隐处沮洳之间，采蔬自给，谁知其才德高出在位之上乎？（用《韩诗外传》之义。
）《魏风》自《葛屦》外，皆非刺俭之诗。
（'如玉’、'如英’，岂褊啬之度？且既不称其位，何又赞其玉、英？此词之不可通者。
）……魏、桧皆无《世家》，故《诗序》皆无世次。
《孔疏》以《魏风》七篇，前五篇刺俭，后二篇刺贪，其事相反，故《郑谱》分为二君。
试思《陟岵》何与刺俭？《汾沮洳》、《园有桃》、《伐檀》则皆刺不用贤。
故季札观歌《魏风》，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是《魏风》以求贤自辅为谊，斯近之矣。
”其承《韩诗》说又依违于《毛诗》的刺诗说，故认为《汾沮洳》是“刺不用贤”，虽然其已提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一节中的“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但并未意识到此先秦诗说与《毛诗》说迥异，既然是“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则其所属的《汾沮洳》自然也不是刺诗。
笔者认为，诗中的“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
”当是用比喻的手法表示自己取贤于下位，由下文分析可见，此贤者也即诗中的“彼之子”很可能就是后来的晋国正卿赵武，据《左传·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
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
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
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
弁纠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知义。
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
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
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
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
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使训群驺知礼。
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
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偪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因此《汾沮洳》很可能确如《毛诗复古录》所言作于晋悼公时，诗的作者则很可能就是将任用赵武为新军佐的晋悼公，是《汾沮洳》盖即作于春秋后期后段。
【宽式释文】……公行。
彼焚一曲，言采其䔩。
皮己之子，其美如玉，殊异公族。
【释文解析】〔（殊）異〕公行〔一〕。
整理者注〔一〕：“公行：《毛诗》作「殊异乎公行」。
「公行」，毛传：「从公之行也。
」郑笺：「从公之行者，主君兵车之行列。
」”[5]理论上主兵车行列的人应该比主兵车的人权限要大，但《毛诗·魏风·汾沮洳》：“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郑笺：“公路，主君之軞车，庶子为之，晋赵盾为軞车之族是也。
”孔疏：“赵盾自以为庶子，让公族而为公行，言为軞车之族，明公行掌軞车。
服虔云：'軞车，戎车之倅。
’杜预云'公行之官’，是也。
其公族则适子为之，掌君宗族。
成十八年《左传》曰：'晋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恭俭孝悌。
’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笺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
《传》有公族、馀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馀子者，馀子自掌馀子之政，不掌公车，不得谓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变文以韵句耳。
此公族、公行，诸侯之官，故魏、晋有之。
天子则巾车掌王之五路，车仆掌戎车之倅。
《周礼》六官，皆无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诸侯异礼也。
”而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言：“《周官》巾车掌王之五路，车仆掌戎车之倅，分路车、戎车为二，此《诗》亦分公路、公行为二。
公路掌路车，主居守；公行掌戎车，主从行。
不必其为一官。
《左氏》闵二年传：'晋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羊舌大夫为尉。
’《大戴记·卫将军文子》篇言羊舌大夫为公车尉，卢辨注：'公车尉，公行也。
’此公行主从行之证。
《左氏》宣二年传：'冬，赵盾为軞车之族。
’服虔注：'軞车，戎车之倅。
’杜预注：'公行之官也。
’是服、杜并以軞车为公行，非公路矣。
《笺》以軞车释公路，不若服、杜为确。
又《左传》：'宦卿之适子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亦为馀子，其庶子为公行。
’有馀子而无公路。
此《诗》有公路而无馀子。
公行以庶子为之，公路较公行为尊，当即以馀子为之。
馀子主公路而不以公路名，犹公行兼主庶子而不以庶子名，凡一官兼数事者，随举一以名之耳。
《正义》谓'余子自掌余子之政，不掌公车，不得谓之公路’，其说非也。
”日本竹添光泓《左氏会笺·宣上》则认为：“《墉诗》：'孑孑干旄’言德车，《小雅》：'建旐设旌’言武车，是公车必建旄也。
族是中军公族、中军王族之族，卿大夫之余子属旄车，故曰旄车之族，犹曰属旄车之族类也。
《魏风·汾沮洳》首章'殊异乎公路’，二章'殊异乎公行’，三章'殊异乎公族’，'公族’、'公行’《传》与《诗》同，惟'公路’作'馀子’，'公族’、'公行’《传》与《诗》既同，则'公路’自当即'馀子’，'公族’、'公行’并以公名，既与'适子’、'庶子’同为公属，则亦必从其公之号，《诗》言'公路’，正可相证。
《传》云'宦其馀子亦为馀子’，并不言馀子何掌，据庶子主公行，则馀子自可主公路。
诗人作《诗》，先有本义在其胸中，然后托物起兴，据《传》文前叙适子、庶子族名，惟馀子独无他号，末后言旄车之族，降于公族一等，明是补结馀子之族，所谓文没于前而具于后也。
路专属车，《周礼》'舆司马’、'行司马’分别二职，知行与车本是不同，《毛传》：'公行，从公之行也’，此说可据，'公行’非车属，则旄车之族明非'公行’，而馀子之为旄车之族可定，公路之即为馀子亦可定。
旄车之族，其官则有为卿者，有为大夫者，有为士、为尉、为司马、为宰夫者，贵贱不定，随才授之，杜混官、族而一之，故以旄车为公行之官，又合公行、公路为一，而馀子一族悬于无证，皆误矣。
”可见公行、公路究竟是何职，旄车之族对应公路还是公行，诸多问题皆存在争议。
若以郑笺认为“公行”是“主君兵车之行列”，则五路中的革路也是戎车，“公路”与“公行”如何区别？若以马瑞辰说认为“公路掌路车，主居守；公行掌戎车，主从行。
”又并无书证，《周礼·夏官·叙官》：“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
”孙诒让《正义》：“易祓云：'《左传》鲁会晋师于上鄍，舆帅受一命之服；晋享六卿于蒲圃，舆尉受一命之服。
所谓舆者，车也。
晋作三行以御敌，其后晋中行穆子与无终及群狄战于太原，毁车为行。
所谓行者，徒也。
成周师田之法，险野徒为主，易野车为主，于是设二司马之属，专掌车舆徒之任。
’黄度亦云：'舆司马掌车，行司马掌徒，军司马兼掌之。
’诒让案：易氏据《左》成二年、昭元年传，证舆为车，行为徒，《左传》杜注亦谓舆帅主兵车，其说可通。
蒋载康、林乔荫说亦同。
窃疑《诗·唐风·汾沮洳》有公路、公行，公路即舆之长帅，公行即行之长帅。
与此舆、行两司马义同，惜诸职并亡，无可质证，附著于此，以备一义。
”由此来看，则很可能“军司马”即对应“公族”。
称徒兵为“行”，是晋国特色，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晋国所灭的魏国此前曾有“公行”一职，因此《毛诗》列此诗在《魏风》明显不如安大简列此诗在《侯》恰当。
晋国的“行”可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杜预注：“晋置上、中、下、三军，今复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军之名。
三行无佐，疑大夫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