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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盐区之垦耕李三谋;刘刚【摘要】在明朝,按其食盐生产地域,分为两淮、两浙、河东、山东、长芦、福建、两广、云南、四川、辽东等若干盐区,其中,除了池盐、井盐等内地产区外,两淮、两浙、山东、长芦、福建、两广、辽东盐区均属海盐区.海盐区地域广袤,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卤矿资源,煎盐灶户和其他身份的社会成员曾在明代较多地开发盐区荡地,他们不仅利用沿海疆土制造食盐,而且进行大量垦殖,开展农业经营,生产粮草、棉花、果蔬等物品.如此行为,既将食盐制造业与种植业结合在一起,而同时又引发了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以至后来导致盐政的改革.【期刊名称】《盐业史研究》【年(卷),期】2011(000)001【总页数】8页(P15-22)【关键词】明代;海盐;荡地;垦耕【作者】李三谋;刘刚【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一、盐田荡地之分布形势明代初期，朝廷仿照宋、元之法，给沿海制盐灶户相应地拨放了一定数额的草荡、沙荡、灰场、摊场等土地和煎盐灶具，其中官拨各项土地，统称为荡地，是必要的食盐生产资料。
朱明中央政府通过各处的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利用海盐生产资料的国有制来安排灶户的煎制活动，并规定其生产秩序。
史称：“祖宗立政之初（洪武年间），……其荡皆顺总挨户，各有定界，不相假借，与之世守，似恒产然。
故灶丁各守其业，办盐较易。
”①（明）徐爌.照引给荡[Z]//（清）陈士夏.（雍正）两淮盐法志:卷四·场灶. 即当时盐场生产者的荡地都有定数，每丁拨给草荡一段，相互之间皆有界限，不得变乱和争夺。
并且，所拨荡地，世代袭用，享有长久使用权（只是没有变卖、转让等处置权），被称之为“管业地”，如同产业一般。
中央户部直辖的沿海各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所属盐场142个，跨越90多个州县，分拨国有荡地数千万亩。
由于地域的差别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各个盐区的荡地面积数目不尽一致。
两淮盐区灶户所受官给荡地起初共有8140781亩，灶丁3万多；明末为8373139亩②参见（清）乾隆《两淮盐法志》卷十六。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576【摘要】【原文出处】历史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805【原刊页号】124～135【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199806【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作者】田培栋【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
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
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
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
），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
），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
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
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
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
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
中国历代耕地面积（注：由于种种原因，记录的数字不一定真实。
望请见谅。
）人与土地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我们的假设：耕地面积的大小与人口多寡是有一定联系的（说明：民国1912年的数据有点模糊，找到的资料中是101752亩，这个数字是偏小的。
而隋612年的数据是偏大的，在20多年里耕地增长了36.5亿亩，这个增长速度的不可靠的。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由于是国家战乱分裂时期，资料记载很少，没能找到比较准确的数字，所以在图表上没有计入。
）假设得到一定的证明：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劳动力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投入因素，人口就是生产力，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耕地面积的大小。
我们可以从这一图表中看出，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在一些时期内是成一定正相关联系的。
我们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我国耕地是比较缓慢的增长的，即使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
另一方面，明朝以后，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耕地增长速度，人口压力增大。
根据图表表示的信息，我们也发现在隋朝和清朝两个朝代有些“异样”，是什么原因呢?这些原因会不会也是影响耕地增长的原因呢…….....我们假设的原因1、国家政策鼓励人民耕种荒田和开垦荒地：每个朝代的初期都行此道。
2、军屯、民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都实行这一措施，解决了军队的粮饷问题。
3、政府改变赋税制度：朝代的初期减免赋税，税收制度的改革，从“两税法”到“摊丁入亩”的变革。
4、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的进步，亩产量的提高等等。
我们的总结：纵观历代耕地面积的变化，改变了我们潜意识里认为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人口越多耕地面积就会越大。
通过收集整理材料，我们明白了在一些人口相对较少的朝代，它的也耕地面积比人口多的朝代多，人是影响因素，不是决定因素。
我们还要考虑政治、生产技术、生产方式、水资源承载量等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政治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国家的干预影响着耕地根据经济发展现状而增减的惯性。
其他小组总结了有关影响农业发展的，与农业紧密相关的各个方面，它们都能促进农业的发展。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3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032【摘要】【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210【原刊页号】7～15【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200302【标题】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作者】张金奎【作者简介】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正文】军事史是明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个领域，但明代军制研究相对较为活跃，这一点在赵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顾》（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
为避免遗漏和便于衔接，本文从1980 年代开始介绍。
）一文中已经有所介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军制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现就其中一些主要成果概略介绍如下。
一、明初军制洪武十三年五军都督府的设立，标志明代军制基本定型，在这之前是什么样呢？南炳文《明初军制初探》（注：《南开史学》1983 年第1－2期。
）一文从三个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在基层，朱元璋于1355 年沿用元制设立兼管民事的翼元帅府，无固定编制。
后于1364年立部伍法，始行统一编制的卫所制度，到1374年设定卫所章程，最终完善卫所制并确立训练权与统兵权分离的建军原则。
在中央，经历了由行枢密院、枢密分院（1356年始设）到大都督府（1361年设）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朱元璋从奉龙凤政权领导到谋求独立发展这一背景。
在地方，行都督府和踵其后设立的都卫是大都督府的派出机构，从而形成卫所——行都督府（都卫）——大都督府这一完整的军队管理体制。
萧少秋《明初行省制度考略》（注：《历史教学》1984年第12期。
）一文认为行枢密院只是空架子，1368年前各行省总管地方军政事务，行省下辖的从四品之都镇抚司为地方专门的军事部门。
在1368年后地方出现不受行省节制的行都督府和都卫后，都镇抚司于1373年撤销。
本文虽重点不在军制的讨论，但可作为南文的补充。
上二文重在讨论明初军队的管理制度，张兴吉的《明初明军兵种的配置及战术的演变》（注：《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讨论与评议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明初边卫所辖的民籍人口曹树基明代初年的全国田土数,一直是史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
近些年来,顾诚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提出了有关明初田土数据的一些新见解。
此后,林金树、张德信合著的两篇论文却全面否定了顾诚的观点。
毫无疑问,上述各位学者的有关论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并构成本文研究的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和分歧所谓全国的土地数,指的是在政府册籍上登记的土地数,实际上也就是政府掌握的纳税田亩数。
除《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和卷二一四分别记载洪武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四年的“天下官民田地”数为366.8万顷和387.5万顷外,《诸司职掌》、万历《大明会典》、《明史》和《后湖志》记载的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数均在850万顷左右。
在大多数明代文献中,明代中期的全国田地数为400余万顷,比明初的记载要减少约400万顷。
具体分析,造成全国田地数如此之大的差异原因在于湖广和河南的田土数。
在记载为800万倾的分省统计中,湖广为220余万顷,河南为140余万顷,而在记载为400余万顷的分省统计中,这两个布政司的田土分别比上面要少200万顷和100万顷。
近··《明初军屯数额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年第5期;《关于明代田土管理系统问题》,《历史研究》年第期。
《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年第3期。
1471987199041989代学者对这些数字上的奇怪现象议论纷纭。
顾诚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所谓“洪武二十六年”的田土数都是来自《都司职掌》,该书是朱元璋亲自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不可能出现湖广、河南等地虚额达数百万顷的大错误。
如果真的是抄写错误,湖广、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及其他衙门不会缄默不语或不进行纠举。
地方志中记载的湖广田土为20余万顷,河南为40余万顷,两省的税粮又正好与此对应,说明有大量的田土不属于湖广、河南两布政司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