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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秦汉史研究述评黄留珠24年大陆的秦汉史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据初步统计，全年出版有关著作6部左右，发表论文6篇上下，著作数与论2004年大陆的秦汉史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据初步统计，全年出版有关著作60部左右，发表论文600篇上下，著作数与论文数较前两年均增加了1／3。
①全年学术活动相对活跃，较重要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如(西安)“秦俑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长沙)“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章丘)“汉代考古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哈尔滨)“秦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等。
还有不少专论汉、唐两代的学术会，如(北京)“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西安)“汉唐历史文化讨论会”等。
以下拟就论著方面的情况略作述评，而对有关学术会议的信息，由于各次会议均有综述稿或纪要稿发表，故不再赘述。
一2004年出版的约60部著作中，约17．9％为研究专著，约l6．1％为论文集(包括个人论文集、学术会议论文集和以书代刊者)，约33．9％为考古文物类著作，约12．5％为整理的历史文献，约19．6％为人物传记。
三联书店推出的钱穆作品系列之《秦汉史》，虽为钱氏旧作，但其对秦汉史的总体把握及对众多问题的独到见解，迄今仍不失其学术指导意义。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修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两部贯通秦汉魏晋的专题研究论著，凝聚着两位前辈学者的真知灼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吉仕梅《秦汉简帛语言研究》(巴蜀书社)是两部学术特色突出的简帛研究专著。
中国汉画学会、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汉画研究(第一卷)》(广西师大出版社)、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齐鲁书社)、黄雅峰《南阳汉画像砖石的视觉造型》(河南美术出版社)，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汉画、总结汉画，颇具参考价值。
黄怀信主编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汇集有关《大戴礼记》的校、注于一册，并参以己见，多便读者。
秦汉时期的历史记载与史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被视为国家统一的起点，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载以及相关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秦汉时期的历史记载和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法律改革向世人展示了王朝的统一力量和强大军事制度。
秦代史书《史记》的编纂和刊印，奠定了现代历史著作的奠基石。
《史记》不仅在内容上对秦汉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也通过其独特的编纂方法和史学思想，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范本。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以“纪元体”作为史书的基本框架，通过纵向的系统叙述和横向的比较分析，全面地呈现了秦汉时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
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展现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史学思想。
他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提出了“夫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训的重视。
《史记》还采用了多种史料的处理方法，如史料的整理、删节、补充和拼凑等，使得史书内容更加完整和系统。
除了历史事件的记载，作者还通过叙事和议论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评价和解读，展示了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态度和观点。
这种评价和解读的方式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在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师说”派别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王道”派别。
师说派别主张通过学习古代经典和尊崇古代圣贤，以求治国安邦；王道派别则主张追求天人合一的道德统一，以保持社会和谐。
这两种思想都对后世的历史记载和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汉时期的历史记载和史学思想逐渐发展和演变。
汉代史书《汉书》、《后汉书》等对于秦汉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进一步的记录和总结。
同时，汉代史学家班固的《汉书》一书更是集中体现了汉代的史学思想与方法。
班固强调历史的价值和教训，提出了“京口瓜洲一百一十有六年”这一观点，强调官僚制度和文明的连续性。
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一、本文概述《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旨在全面回顾和总结过去五十年间陕西地区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与研究。
陕西，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尤其是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考古发掘与研究对于揭示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将从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学术影响等多个方面，对陕西秦汉考古的历程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展示这一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发展趋势。
本文将首先概述陕西秦汉考古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基础性发掘到近年来的精细化研究，展现考古工作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过程。
接着，将重点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如秦始皇陵、汉长安城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情况，以及这些发现对于秦汉历史研究的贡献。
同时，还将对考古发掘中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进行介绍，以展示考古学的科技进步。
在研究成果方面，本文将综述学者们对于陕西秦汉考古资料的分析与解读，包括对遗址功能、文化内涵、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还将关注考古学与历史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探讨多学科合作在推动秦汉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将对陕西秦汉考古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估，分析其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地位，以及对于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贡献。
还将对未来陕西秦汉考古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陕西秦汉考古的发展历程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陕西的秦汉考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为我们揭示了秦汉时期这一辉煌历史阶段的面貌。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陕西的秦汉考古工作就已起步。
当时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秦始皇陵及其周边地区的勘探与发掘，以及汉长安城遗址的初步调查。
这些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研究方法的日益成熟，陕西的秦汉考古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兵马俑坑的发掘震惊了世界，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013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之探析2013年的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在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的同时，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出现了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相关著作和论文集40多部，发表论文400余篇。
其中，如果就个人的研究成果统计而言，当以王子今最为突出。
他出版了三部著作——《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合著)[1]、《细说秦汉》(合著)[2]、《中国社会福利史》(合著)[3]，发表学术论文23篇，并在《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诸报刊发表文物考释、读书随笔、学术综述等11篇。
以一人之力而有如此丰厚的收获，实在令人惊讶和钦佩。
正是由于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出现了秦汉史研究全面推进和步步深入的可喜局面。
兹依据见闻所及，分七个专题综述如下。
为了节省版面，对作者的尊称一律省略;成果出处凡是学报“社科版”者皆略去三字。
遗珠之恨，恐所难免;论说失当，尚祈鉴谅。
一学术交流与成果结集重要学术讨论会议有：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西安，8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由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咸阳师范学院等单位承办。
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台地区以及韩、日、英等国的200多位学者参加了年会，提交会议论文(含提要)175篇。
在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上，与会者围绕“政治与制度”、“学术与文化”、“简牍与考古”、“农业与科技”四个中心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特别是对新出张家山汉简相关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此次会议的明显热点。
与之相关的会议论文多达45篇，并有多位学者在大会发言时交流了研究张家山汉简的心得体会。
这充分反映出重视利用新出考古资料、注意跟踪学术前沿问题，已经成为秦汉史学者的共识。
会议还选举出以周天游教授为会长的新一届秦汉史学会理事会。
与前几届年会一样，一批海外知名学者(来自日本的学者东晋次、江村治树、鹤间和幸、吉村昌之、太田幸男等人，来自港、台地区的学者管东贵、廖伯源、陈文豪、吕宗力等人)参与了盛会。
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读新版林剑鸣著《秦汉史》第24卷第2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vo1.24No.22004年3月AcademicForumofNanDu(Journalof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Mar.2004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读新版林剑呜着《秦汉史》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091)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终于出齐.这一系列包括:王玉哲着《中华远古史》,胡厚宣,胡振宇着《殷商史》,杨宽着《西周史》,顾德融,朱顺龙着《春秋史》,杨宽着《战国史》,林剑鸣着《秦汉史》,王仲荦着《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着《隋唐五代史》,陈振着《宋史》,李锡厚,白滨着《辽金西夏史》,周良霄,顾菊英着《元史》,南炳文,汤纲着《明史》,李治亭主编《清史》.完整的"中国断代史系列"的推出,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无疑是一个喜讯.这一系列13种断代史研究专着中,林剑鸣着《秦汉史》是完成较早的一种,曾经产生比较好的学术影响.2003年4月新版林剑鸣着《秦汉史》则又改善了装帧,精选了图版,可以说面貌一新.比如新近出土的秦石铠甲图片的采用,即体现出编者对新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特别关注.在林剑鸣教授结束学术生涯6年之后这部新版《秦汉史》面世,可以看作对林剑鸣教授的最好的纪念.秦汉史研究专家,法律出版社原总编辑林剑鸣教授曾经在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曾任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任,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曾经赴日本关西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高等学府研究,讲学,任客员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史大辞典?秦汉卷》主编, 《中国法制史?秦汉卷》主编,《中国经济史?秦汉卷》主编. 林剑鸣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秦史研究,所着《秦史稿》及有关一系列论文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曾经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关于简牍研究,关于秦汉考古与文物研究,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林剑鸣教授也都有学术水准相当高的论着发表.林剑鸣教授学术生涯近4o年间,出版学术着作1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要有:《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3年);《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85年);《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秦汉社会文明》(合着)(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年,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秦汉简史》(合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以及《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1978年2期);《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年5期);《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年4期);《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2期);《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期);《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2期);(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2期);(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4期)等.可以看到,秦汉史研究,是林剑鸣教授学术工作的主攻方向,也是他学术收获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林剑鸣教授突出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在秦汉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方面多有成就.他曾经发表《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年7月9日)一文,介绍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心得.他的《"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年2月26日)一文,也曾经申明了自己注重综合之功,坚持宏观视角的学术倾向.林剑鸣教授很早就曾经参与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的编撰,负责秦汉史部分.《秦史稿》的着成,也体现出对历史总体进行科学观察,对历史规律进行认真探索的能力.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秦汉史》第一章"绪论"中"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秦汉史基本史料介绍","秦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节,以及最后的"结束语"中"主旋律与变调","中外文明的碰撞","挑战和进步"等节,都表现出作者长于进行综合工作的学术特点.比如这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者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专制制度的形成和文化思想的统一","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结论是大体允当的.尽管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可能已经不再完全赞同用"封建"的说法概括中国古代的社会特征,但是考虑到作者着书年代的学术背景,这样的表述是可以理解的.对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断代史的总体的描述,需要把握基本的历史线索,主要的历史事件,突出的历史特征.总结整个历史过程,也要有适当处理详略,重轻,主次诸问题的考虑.林剑鸣着《秦汉史》在这一方面的成功,是得到学界大多数研究者的赞赏的.至于重视新出考古资料的利用,也是林着《秦汉史》超过许多同类专着的地方.收稿日期:2003—12—28作者简介:王子令(1950一)男,河北武安人,教授,博导,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秦汉史.。
秦汉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古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和智慧。
其中，秦汉时期的古籍深受学者们的关注，因为它们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源和发展轨迹。
本文将探讨秦汉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以展示古籍研究的重要性，并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秦汉文化的背景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不仅是统一中国的始末，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时期。
随着历史的变迁，很多古籍在乱世中被破坏、散失或湮灭。
因此，对秦汉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二、秦汉古籍的整理方法古籍的整理是一个复杂而耗时的过程。
从发掘到整理，需要借助各种学科的知识和技术手段。
首先，需要寻找古籍的遗址和遗迹，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以保护和保存古籍。
其次，需要对古籍进行鉴定、分类和编目，以了解其内容、特点和价值。
同时，还需要进行翻译、整理和注释工作，帮助读者理解古籍中的内容和意义。
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也为古籍整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数字化技术可以方便地进行图像和文字的录入和存储，以便更好地保存和传播古籍。
三、秦汉古籍的研究成果秦汉古籍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研究者通过对古籍的研究和解读，揭示了秦汉时期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迁和演变。
例如，《汉书》是一部记录了汉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不仅详细记载了汉朝历代皇帝的经历和功绩，还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通过对《汉书》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此外，许多诗歌、文学作品、哲学思想和医学知识等也都被整理成书，为后人所传颂和学习。
四、秦汉古籍的现代价值秦汉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对于学术界有重要意义，也对于现代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通过对古籍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对于把握当代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其次，秦汉古籍中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文化资源和思想触角。
古代中国的秦汉文化发展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从历史的长河中来，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秦汉文化以其丰厚的内涵和辉煌的历史印记，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本文将结合历史文献和现代研究成果，探讨古代中国的秦汉文化发展。
一、秦汉文化的发展背景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经历了近400年的发展和演变。
秦朝建国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
秦始皇实施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如铸币、度量衡、文字标准化等，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一体化。
汉高祖刘邦继位后，承袭了秦朝的政治、军事、文化成果，并且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如修建皇家图书馆、博物馆等，积极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秦汉文化的发展背景，正是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二、秦汉文化的主要内容1、思想文化在思想文化方面，秦汉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和思想思潮，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
其中，儒家在秦汉时期的影响是最大的，成为代表古典文化的主要思想流派。
秦朝末年，儒家思想家刘向编纂了《说苑》，集中了儒家的思想和哲学理论。
汉初儒家学派逐渐形成，出现了颜回、荀子、孔子等各个时期的儒家思想家，其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文学艺术秦汉时期的文学艺术，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色。
在文学方面，出现了“辞赋”的文学形式，在辞赋中，诗歌、散文、赋都有着很高的创作水平。
秦朝末年文学家李斯有着高超的辞赋才能，其代表作《谏逐客书》曾被誉为“千古绝唱”。
汉代文学上更加繁荣，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如司马相如、班固、班彪等。
在艺术方面，秦汉时期的陶瓷、织锦、雕塑等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其中，织锦尤其值得一提。
汉代的“西楚风骨·汉锦熙熙，十步一人尽掌握”的锦缎，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美的纺织品之一。
3、科技创新在科技方面，秦汉时期发展了多种学术研究，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农学、医学、建筑工程学、机械制造学等领域，都有着显著的成就。
近代时期关于秦汉史的研究秦汉史的研究，可以说从汉初就开始了。
陆贾的《楚汉春秋》、贾谊的《新书·过秦》，是这方面有名的著作。
此后，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书，裴骃、司马贞、张守节、颜师古、李贤的书，都是研究秦汉史的巨著。
这些书，是以叙述的形式或注释的形式出现的。
在它们之后，还有不少这样的著作。
到了近代，秦汉史的研究要比以前兴盛。
有的研究，是就历史的进程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的研究，是就残阙、隐晦的资料发掘出具体的历史面貌。
这都是以前研究工作中很少见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西方考据方法的输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不同性质的作用。
王国维、顾颉刚、吕思勉、劳榦王国维、顾颉刚、吕思勉和劳榦是近代从不同角度研究秦汉史而有显著成就的史学家。
王国维重视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并把它同文献材料相结合，在秦汉史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还在20 世纪初，当敦煌汉简发现后，即引起他的注意，认为汉代简牍材料对于西北史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他所著《流沙坠简》①等著作，对于汉代简牍和西北史地研究，均有开创之功。
王国维对秦汉制度的考证方面，发表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
其中如《汉魏博士考》②，是通过对博士制度考证来研究汉代经学演变的文章。
文章不仅对汉代经学博士、博士人名、博士职掌及博士弟子等，作了全面的考证，而且论证了汉代经今古文学的“代谢”及其“枢纽”之所在。
《秦郡考》③和《汉郡考》④，对《汉书·地理志》前后自相矛盾和后人的争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对匈奴史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所撰《鬼方昆夷ǎ狁考》⑤，是近代国内第一篇研究匈奴族源的名作。
文中把钟鼎彝器铭文与古书记载互相释证，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昆夷、獯鬻，西周末的ǎ狁，入春秋后的戎、狄，战国以降的胡，皆与匈奴是一个系统，为同族异名。
匈奴的先祖鬼方等，原来活动地区达于黄河岸边，后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其活动地区逐渐向北退至长城以北。
自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提出匈奴先祖乃“夏后之苗裔”说后，学者多相信此说。
3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凌文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2011年秦汉史研究成果丰硕，成功举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论坛：出土简帛与地方社会”、“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出版论著、整理资料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的结合为主流，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政治文化、祭礼、社会变迁、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
现将重要学术成果和动态分类综述如下。
一、政治史研究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点。
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成果渐多，祭礼研究勃兴，皆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文化研究。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系统探讨了“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政治变迁史，深入细致地论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书中新增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关注。
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讨论了西汉一代革命论展开和退化的基本背景、阶段和内容，及其与当时政局和政治思想转折变化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王莽以来“改制”必与“革命”伴生的全过程。
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京房灾异论是以“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相一致的儒家立场和追求。
同作者《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华书局）对汉唐间灾异责任的追究方式在君主罪己与问责大臣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