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与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效应（Trade Expansion Effect）[编辑]什么是社会福利效应社会福利效应是指关税同盟的建立对一国的社会福利将会带来的影响。
一般说来，贸易创造效应是关税同盟的主要经济效应，它的积极作用明显超过贸易转移效应的消极影响。
但就其所带来的福利效应而言，不同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是相同的。
对于不同出口国来说，组成关税同盟后，高成本出口国出口增加，产量上升，贸易创造效应明显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福利效应增加曰而低成本出口国则会减少出口和产出，其福利也必然因贸易规模缩小而下降。
[编辑]社会福利效应的解析对进口国来说，则会出现消费者福利改善，而生产者福利减少的现象，但其净福利是否增加，还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进口国供需弹性的大小。
进口国的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其贸易创造减去贸易转移所带来的净福利效应就越大。
2、进口国原有的关税水平的高低。
组成关税同盟前，进口国的关税税率越高，则组成关税同盟后，其贸易创造减去贸易转移所带来的净福利效应就越大。
3、高、低成本出口国出口价格的差别。
两类出口国的价格越接近，则其贸易创造减去贸易转移所带来的净福利效应就越小。
中国的税收真的很重，社会福利真的很少吗？其实并非如此。
事实胜于雄辩，下面来分析一下。
2009年，中国国税和地税加起来6万5千亿元，加上卖地收入1万5千亿，一共8万亿。
这八万亿里有1万亿用于给出口企业退税，返还给民间了，国家可支配税收（含卖地收入）一共7万亿。
2009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31万亿，税收和卖地收入一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多一点，和美国日本的比例差不多。
中国人口按14亿算，人均5000块钱税，相当于800美元（欧美人均纳税8000美元）。
不管是看比例还是看人均缴税额，中国的税负在世界上都不算高。
不管是和欧美发达国家比，还是和印度巴西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的税收都不算多。
再看福利，中国的社会福利总量大，覆盖面广，种类多，相对于中国的人均缴税额度，福利真不算少了。
教育上，中国初中和小学免了学费，1200万公立初中和小学老师的工资由财政承担。
以2008年绩效工资发放前的标准，教师人均年毛工资3万元（含住房公积金医保金个税）计算，光公立初中和小学的教师工资每年要发3600亿元，再加上行政人员和水电等杂工，每年公立初中和小学的工资4000亿以上。
再加上教学楼教学设备投资等等，9年义务教育每年的国家投资5000亿以上。
9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总数大约2亿人，人均分享2500元。
如果没有国家负担教师工资，中国三分之二的农村孩子早就上不起学了——一个孩子的学费就要一年就要一两千块，连着交九年，生二胎的农村家庭如何负担的起？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千军万马拼高考的局面了，农民的孩子连小学初中都上不起，怎么可能参加高考？高中技校职高教师和大学老师的工资，国家也负担一部分。
重点大学的教学成本，国家负担三分之二，个人负担三分之一，即国家每年掏12000元，个人每年掏6000元（平均数，专业不同具体数额有差距）。
在中国上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每年都是按18000元标准交学费的，18000元，这是中国重点大学的实际成本。
以前台湾学生在大陆上大学也按18000元的标准交学费，后来为了联络感情，把台湾大学生的缴费标准也降到了6000元，等于大陆纳税人向每个台湾学生补贴12000元。
中国财政一年对教育投入1万亿元。
此外全部公立中小学和大学老师的退休金由财政承担，而且标准很高。
每年发放教师退休金1000亿以上。
有人抱怨说这是退休双轨制，但你要明白，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就是冲着高额退休金才去当老师的，不然的话，就凭每年3万块钱的毛工资，你能留得住人才？做梦。
对农民，有种粮补贴、农业综合直补、农机补贴（农民购买国产农机有补贴）、家电下乡补贴、建材下乡补贴、退耕还林、退耕还牧补贴，国家投资修建水利工程等，再加上对生产化肥农药企业减免税等对农业的变相补贴，每年对农民的补贴数千亿。
水旱地震泥石流等救灾投入还没有计算在内。
汶川地震后，农民重建住房，政府给每户数万元住房补贴，汶川地震灾民1400万人，最起码300万户，光住房补贴这块儿就1000多亿了。
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费用大约1万亿（当然，城市居民也享受了这块儿救灾款）。
对城市居民，比如低保金，安居工程房等。
另外，城市的学校比农村要好得多，国家投入也比农村学校要大得多。
既然中国的税收的不算重，福利也不算少，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老是抱怨福利少呢？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税大部分是间接税，老百姓看不到自己交了多少税，不知道增加社会福利会增加个人税收负担。
而西方国家则是以直接税为主，对老百姓征收看得见的税。
交了多少税，得到了多少回报，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自然也没几个人吆喝了。
中国的税收三分之二来自企业缴税，包括营业税关税增值税等，（再有就是卖地），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很小。
欧美国家里，所得税占的比重很大，所得税起征点也很低，所得税起征点相当于人均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要确保90%的居民成为直接税的纳税人。
欧美国家的税收三分之二来自所得税（含企业所得税），再有就是来自消费税、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
国外的消费税是价外税，超市货架上标的价格是不含税的价格，你在购物的时候需要另外缴纳相应的消费税。
比如你在加州买一双标价20美元的运动鞋，还要再缴纳2美元消费税。
坐出租车、美容、吃饭等等，都要交消费税。
说白了，就是要开征看的见的税，这样居民才不会盲目要求增加社会福利，因为增加税收会增加居民的纳税负担。
比如美国有3200万买不起医保的穷人提供国家医保，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宣布要为这3200万穷人提供国家医保，结果遭到国内民众给的强大反对——美国蓝领工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要缴纳更多的所得税去伺候穷人，结果，全民医保计划在美国遭到老百姓的激烈反抗，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也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惨败。
如果在中国，哪个政治家说要给老百姓办全民医保，肯定是一片称赞声，没人反对，因为老百姓不能直接感受到增税的痛苦。
再说说教育投入，中国居民总是嫌国家队教育投入少，而欧美国家则很少听到这种声音。
因为在欧美国家，教育投入和财产税是挂着钩的，本地区的居民要缴纳一部分教育财产税，用来办当地的中小学校。
教育财产税的税率由当地居民选出的教育委员会测算出来，由税局代收，用来办当地的学校。
当地的学校花的钱越多，当地居民要交的税也越多。
所以欧美国家的居民很理性的看待教育投入。
其实，欧美国家教育投入占财政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中国差不多。
有些国家比中国的比例高一些，但人家的科技水平比中国高，大学生研究生的比例比重大，教育投入多一些也是完全正常的。
转变发展模式须降税负提升社会福利比例如果不下决心降低总体宏观税负，并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转变发展模式则很可能会落空。
本周最热门的话题，除了持续发酵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关于中国税收痛苦指数的争论。
福布斯早在2009年的一则关于全球税负痛苦指数的排行榜，被媒体当成最新的消息发布，而中国高居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名第二的榜单，引发了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究竟有多重的讨论。
笔者同意一些专家的观点，考察一个国家的税负痛苦指数，不仅要看征了多少税，更要看税收用于何处。
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共识，可以用数字客观说明中国宏观税负的高低，以及财政支出的基本结构。
2010年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2.2%，而学者张斌提供的数据表明，2007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7.9%、28.3%、36.0%、43.5%。
这说明，中国宏观税负已超过美国和日本。
而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
按世界银行的结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
这说明，中国在收入上尚还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在税负上已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再看税收的支出结构。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
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18.73%，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最高，也只有9.9%。
再看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在30%以上，德国更高达71.49%。
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越高，居民所缴纳的税收就越多地被用于居民，自然感觉税收负担轻。
中国的财政支出中，与社会福利相关的项目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抚恤和社会保障支出，在2006年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6%左右。
税负和美国、日本看齐，但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却远低于发达国家。
由此看来，不管福布斯的排行榜是否科学，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不会太低，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如果要对税负痛苦的群体分类，中小企业和城市普通收入阶层无疑是“最痛苦者”。
而今年前8个月，中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
按此速度，即使未来4个月中国财政收入零增长，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已成定局，远超年初制定的8.9万亿的目标。
笔者曾算过一笔账，保守估计，今年中国政府的全部收入肯定超过13万亿的大关。
这意味着13亿人人均承担接近1万元，而目前我国的人均年收入不过1.4万元左右。
无论是总体税负，还是中国宏观总体税负水平，已远超企业和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超过了目前经济的发展阶段，税负的高增长已成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最大制度阻力之一。
对发誓转变发展模式，引导内需的中国而言，如果不下决心降低总体宏观税负，并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转变发展模式则很可能会落空。
以低税收建设高“社会福利”体系后来又出现了向整个社会开放的慈善组织，以明清最盛，各地出现了大量“善会”，其活动场所为“善堂”。
这些善会通常由绅士发起、组织，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参与，尤其是商人。
商人普遍热衷于此，并以此积累社会声望。
在民间社会，还存在大量的互助性组织，各种各样的“会”。
这样，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多样向民众供应福利的组织，包括开放性宗教、世俗公益组织、相对封闭的家族福利制度，还有民间互助组织，各个行会、会馆也提供一些福利。
这些自愿性组织构成了社会内部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它们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大多数公共品，其中包括向大量人口提供基本福利保障。
这种制度缩小了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强化了社会内部的联系纽带。
当然，传统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其局限性，尤其在古代，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福利供应能力不足以满足普遍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