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

汉赋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中国文学发展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种文学样式在民间兴起，渐渐
被文人所重视、所运用，由一种被鄙视的俗体而成为文坛的正统形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在体制上更加完备，在表现方法上更加精细。

随着汉朝政治的发展，汉赋也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发展、鼎盛、衰败的过程。

关键词：汉赋、荀子、形成、西汉、汉武帝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在两汉四百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尽管它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很难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但后代仍有不少文学评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汉赋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在文体前标明时代，只是说明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峰，却并不意味着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才出现。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并且最早作赋并以赋命名的可能就是荀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从现存的荀子的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铺叙和描写，接近于现在的散文；行文时又往往有诗歌的韵味流露出来，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用问答的形式。

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

其代表人物便是宋玉。

宋玉相传是屈原的弟子“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①”这里是把辞、赋区别来说的，辞即楚辞，属于诗的范围，而赋虽出于楚辞，但它韵散间出，则更接近于散文。

宋玉的《九辩》是楚辞体，而他其余的作品则都是赋，它们都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其开头部分用散文写明作赋的缘由，而主体部分则用铺张的手法来描摹所赋事物的情况，绝少楚辞的那样浓重的抒情成分，这正是赋体的特征。

正是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如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的确与楚辞相当接近，难以进行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发展
赋到西汉时，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这里我们便着重的说一下汉赋的发展情况。

一、发展期
西汉前期，自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历时六十多年，是汉赋的发展期。

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一改秦代以法为教、焚书坑儒的暴政，使得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能够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

但是，又由于在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②”所以当整个社会皆处于如此严重的饥馑之中
时，自然是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的。

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

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

另外，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也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但也不可能为汉代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

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

而初步奠定汉赋体制的是枚乘的《七发》，《七发》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中间虽然杂有少数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在状物叙事上则带有铺陈夸张的特点。

这都为后来司马相如等汉赋作家所继承、发展而形成固定的所谓“七体”的格局，因此《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鼎盛期
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九十余年间是汉赋的鼎盛期。

这一时期，由于前几代帝王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持续发展，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他们大兴土木，起造宫室苑囿，游乐狩猎于其中，而汉赋的典型作品，即所谓的游猎、京都大赋就正是以统治阶级这样的物质生活为其直接的描写对象的。

汉初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长乐宫、未央宫，刘邦感到豪华过分，萧何却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

”而汉代赋家写赋，正是用铺张扬厉的文字来颂扬贵族君主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享乐，又以其富庶繁盛来衬托汉家天子的威严，这正好适应了统治阶级说要尽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虚伪心理。

这样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于是迅速出现了繁荣景象。

仅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依照刘向在成帝时经过审查筛选，论而录之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就占了绝大多数。

在赋的末尾仅有的一点讽谏词藻，其实也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他们极尽奢侈为能事之后，求得心理上的平静。

“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③”的实例，正好说明这种讽谏的实际效用。

了解了这一点，我就会明白为什么当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会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④”的感叹。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汉武帝为什么会把司马相如召到身边，并且让他成为了不离左右的侍从之臣。

汉武帝如此，他以后的宣帝也是如此，他们都以利禄为引诱，把许多著名的赋家招致到他们的周围，这正是使得汉赋在汉武帝以后一段时间里特别繁荣。

三、衰退期
西汉中叶之后社会种种矛盾的激化和斗争，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人民的大起义，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

这些都严重地打击了儒家一尊的政治地位，也动摇了汉武帝以来写赋以歌颂“上德”的旧的文学传统，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

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

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便是张衡。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

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

显示了赋的转变和发展，后世尽管仍有不少人从事于
赋的写作，但无论如何它不再会成为时代的主要文学形式，这也应该说是我国文学史发展的一个规律。

注：
①详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 2009年2版西汉司马迁
②详见《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 1962年第1版东汉班固
③详见《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 1962年第1版东汉班固
④详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 2009年2版西汉司马迁
参考文献：
①刘毓庆《论汉赋对文学自觉进程的意义》
②费振刚《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③张新科《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