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管理案例】“一把手”易“出事”根子在哪里？节日里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往往内裹礼仪“糖衣”的权钱交易，一些人由此痴迷于“节日情结”，一些人由此患上了“送礼焦虑症”……其中，“礼尚往来”的“主角”，多是掌握着“一锤定音”权力的“一把手”。
各级“一把手”也因此成为节日腐败的高发岗位。
透过形形色色的节日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虽然反腐倡廉机制、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健全，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依然频频“出事”。
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让权力安全运行，怎样让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仍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党内民主建设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
在用人上易“一言九鼎”“程序空转”让用人制度形同虚设这是一起荒唐的诈骗案。
山东省齐河县警方在侦破一起案件时发现，只有小学文化的无业游民时国祺雇人仿冒县委书记的签名，竟让33人顺利进入该县各党政机关工作。
虽然骗术不“高明”，但骗子却成功地钻了回“一把手”说话“顶用”的空子。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一把手”在用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仍有不小的空隙。
“一把手”在人事任免权上的“一言九鼎”，给买官卖官者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完全操控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
同样，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原区委书记李玉麟因卖官落马。
在受审时，他坦承，在乡镇干部的任用上，区委书记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就不能当上这个官。
”据湖北武汉市纪委2009年的统计，2002年以来，武汉市因贪污贿赂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44％。
“为什么总有人逢年过节给‘一把手’送礼，就是看重他们在用人问题上有‘一言九鼎’之权。
在某些干部眼里，要想升职进步，必须先把‘一把手’搞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分析。
应该说，随着《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公务员法》等一系列党纪法规的出台实施，特别是一些地方推行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把手”的用人权。
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一把手”通过“个别酝酿”或在召开常委会时加以“引导”等种种办法，绕过了“关口”，仍然可以按自己的意图选任干部。
让“程序空转”，是近年来发生的买官卖官用人腐败案件的一个典型特征。
有的地方“一把手”不带头遵守制度履行干部选任程序，将制度和程序玩弄于股掌，乐于搞“先拍板后走程序”，甚至出现“班子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普通问题、少数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重大问题、个别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核心问题、一对一的口头交待决定特别重要问题”等非正常情况。
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用人上，就很“善于”预先圈定拟提拔干部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
结果，所有的干部选任程序在他这里都失了效，当县委书记仅仅8个月，他通过批发“官帽”受贿及不明来源的财产就高达500多万元。
“‘一把手’能够轻松绕过程序，说明他的用人自由裁量权还是过大，正因为‘一把手’有这个权，才容易滋生各种买官卖官的‘细菌’，‘节日腐败’现象就很难杜绝。
”刘旭涛表示，这也反映出干部人事制度还不够完善，改革的空间还很大。
在决策上易“一锤定音”“一把手”“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插手工程项目，暗中牟取私利，是“一把手”涉腐的另一表现。
2005年震惊全国的山东省青岛市房地产腐败大案主角之一——青岛市原市长助理、崂山区委原书记王雁在担任区委书记期间，先后10多次在土地出让、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款结算等环节为开发商谋利，收受贿赂共490多万元。
同样，2007年被判刑的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原区长季汉平，任职期间也在工程建设、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款物合计135万元。
2009年获刑的安徽省巢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更是个典型的“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的“三一”干部。
在他任市委书记的57个月间，共受贿400多万元，很多事都是他说了算。
据统计，2007年至2010年，湖北省发生国土资源系统各类违纪违法问题113起，其中因在土地、矿产管理工作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而被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23起，涉及国土部门“一把手”8人。
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表示，“一把手”易“出事”，根子就在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
在一些地方，人权、财权、物权往往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导致“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
”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一位原县委书记这样感慨。
正因为“一把手”说话太管用了，下属们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光逢年过节向他“进贡”的礼金就达100多万元，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工作”上给予“关心”。
按职权划分，书记管干部和大政方针，县（区）长管政务，但实际上党委书记对行政事务“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
一位落马官员表示，为了插手政府事务，党委书记可绕开制度钻空子：成立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或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区长或常务副区长担任，将书记个人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
要立规矩更要执行规矩对“一把手”限权是监督也是爱护如何有效监督“一把手”，规范其用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2010年，中办颁布了《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组部同时制定了《干部选任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3个办法。
这4个文件相互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任监督体系，力图堵住“买官卖官”的后路。
事实上，早在2002年，中组部就在吉林、浙江、湖北、四川4个省，试水“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
目前，这一试点已扩至17个省（区）。
同时，各地规范“一把手”用人行为的措施不断出台：浙江瑞安实行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干部制，吉林桦甸提出“隐形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湖北谷城实行干部选任全程记实制……尤其是近年来，各地越来越多地用票决制选任干部，层级也越来越高。
目前，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委讨论干部任免均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对重要干部的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2004年，四川省委全委会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厅级“一把手”；到2009年，浙江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党委常委会干部任用票决制全覆盖……“为防止出现程序空转，还必须在票决制的执行环节进行科学设计。
”张荣臣强调，有时候，技术问题能够直接导致决策民主的效果，“如果票决时，常委们都挤在一起，同意的打‘√’、不同意的打‘×’，那谁还敢在‘一把手’的眼皮底子下表达真实意愿？”2009年，深圳宣布实施《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以20条具体规定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解，并设定了清晰的“禁区”，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钱、人”等重点权力设限、监督。
作为国内首次明文约束党政“一把手”权力的法规制度，《规定》建起了监督也是保护党政“一把手”的制度屏障。
肇端于江苏睢宁县、河北成安县、四川成都武侯区等地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则试图将一级党委领导的公权力放到一个四壁通透的“鱼缸”内。
2010年，由中纪委、中组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将已低调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引到台前。
“建立规章制度固然重要，但严格把制度从纸上落实到工作中，则更为重要。
”刘旭涛认为，很多“一把手”落马，不是监管制度缺失，而是因为制度执行不到位甚至失效造成的。
今年正逢集中换届年，这也成为用人不正之风的易发多发期。
不久前，中组部明确提出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干扰换届”以及“17个不准”、“5个一律”等纪律要求，同时强调要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
记者注意到，国家预防腐败局也在日前印发的2011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今年要推进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对‘一把手’限权，既是反腐的需要，也是对领导干部的爱护。
”张荣臣表示，不能等到“一把手”出了问题时才一把“撸下”了事，而更应在制度的设计和落实层面上多下功夫，让他们没有机会腐败。
【组织工作领导案例】怎么看干部公选与“跑官要官”与中组部大力提倡的公开选拔干部相悖的是“跑官要官”。
改革开放以来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不断加快，“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这一封建陋习开始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滋生蔓延、尘嚣直上。
甚至有人说，现在提拔干部无非两条路，一是跑官，二是考官。
豪无疑问，“跑官要官”扰乱干部选拔任用的正常秩序，破坏整个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特别是，“跑官要官”之中的腐败往往成为其他腐败问题的源头，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使党的肌体不再健康。
第一、对“跑官要官”的基本判定从近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典型案例来看，“跑官要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目的功利性。
大凡跑官者，表面上为求官，实则为求权捞财、贪图享受，因此他们跑要的往往都是管人、管财、管物的职位。
2.手段多样性。
有的以认老乡、同学，或攀亲戚为名接近上级领导；有的以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日乔迁等“人情往来”为名送“红包”、名人字画、古董等钱财；更有甚者，以女色、毒品等卑劣手段腐蚀干部。
3. 时间集中性。
“跑官要官”的高发期往往集中在单位、地方党委政府换届期间、干部考核调整变动前或机构改革时。
4.带“病”普遍性。
许多“跑官要官”者之前已经处于贪腐状态。
他们为获得跑要的资金，或收受下级钱物，或者从不法“大款”那里索要资金，或私设“小金库”等等。
第二、不可小视的六个成因“跑官要官”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干部个人的原因，又有体制机制的原因。
综合分析来看，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官本位”思想作祟。
受封建思想影响，“官本位”仍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他们认为当官才能光宗耀祖，提级升职是体现才干和价值的最好标志。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官”，而“跑”和“要”就是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捷径。
二是“权力利益化”的诱惑。
一方面，有的干部试图通过获得职权来插手经济活动，谋取“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另一方面，由于干部的职级与工作、生活待遇紧密挂钩，一些人为享受更好待遇也谋求更高的职位。
三是心理失衡的影响。
有的干部看到一些人条件不如自己、通过跑要得到提拔重用，对靠正常渠道和程序晋升失去信心、产生怀疑，为获得平等竞争机会，违心加入“跑官要官”行列；有的担心自己不跑不要，现有职位保不住，也加入“跑官要官”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