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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后民”还是“先民后行”一、民事行政争议交叉并存案件处理的分歧和争议出现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后，在审理程序上，主要的分歧和争议有：（一）先行后民即先由处于原告地位的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审判庭对有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然后再由民事审判庭对民事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如果当事人先提起民事诉讼，或者民事诉讼在审理过程中遇到必须解决的行政争议，则应先中止民事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先提起行政诉讼，待行政诉讼案件经过审理并作出判决结果，再恢复民事诉讼程序。
从司法实践中处理类似案件的通行模式看，符合“先行后民”原则的案件具备下列特征：一、民事案件的判决必须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为前提条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将直接影响和决定民事争议案件的判决结果；二、民事争议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民事争议案件的裁判结果必须首先明确相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三、处于原告地位的行政相对人申请提起行政诉讼，则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处于原告地位的行政相对人若不申请提起行政诉讼，则裁定驳回原告民事案件的起诉。
（二）“先民后行”在行民并存、交叉案件中，当行政诉讼案件的判决需要以相关民事争议纠纷的裁判结果为前提条件时，则应当遵循“先民后行”的处理模式。
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行政相对人对被告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民事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而该民事行为是否合法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前提条件。
实行“先民后行”审理模式的案件通常具备下列条件：一，行政诉讼已经开始，是首要程序，但在审理行政争议的过程中需要确认相关民事行为的合法性；二、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交叉性；三、行政案件的审理需要以民事行为是否成立为依据，对相关民事行为的审查结果将直接影响和决定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
（三）“行民并行”司法实践中，除前述“先行后民”和“先民后行”外，还经常遇到“行民并行”一并审理的模式。
《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之程序性问题探究》篇一一、引言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诉讼在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公民权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民事争议的存在。
为了更高效地解决纠纷，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制度逐渐受到关注。
本文将重点探究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程序性问题，分析当前程序中存在的不足与难点，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供参考。
二、背景与现状行政诉讼中涉及的民事争议主要是指在行政行为过程中产生的、与行政行为有关的民事权益争议。
当这些争议与行政诉讼中的案件有直接关联时，将民事争议与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
然而，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程序性问题，如案件受理、审理范围、证据收集等方面存在不明确之处。
三、程序性问题的分析1. 案件受理阶段在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案件受理阶段，存在对案件性质的认定不明确、受案范围不清晰等问题。
由于缺乏统一的受案标准，导致部分案件无法及时、准确地进入审理程序。
2. 审理范围与管辖在审理过程中，存在审理范围界定不清、管辖权争议等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对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的关联性判断上，以及在不同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划分上。
3. 证据收集与认定在证据收集与认定方面，由于涉及行政与民事两个领域的证据，往往存在证据种类繁多、证据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
这给证据的收集和认定带来了困难，影响了案件的审理进度和结果。
四、解决方案与建议1. 完善法律法规应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明确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受案范围、审理程序和管辖权划分等规定。
同时，应明确界定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的关联性标准，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操作。
2. 明确案件受理标准在案件受理阶段，应明确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标准和受案范围。
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应及时、准确地进入审理程序。
同时，应建立完善的立案审查机制，确保案件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审理问题初探》篇一一、引言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案件屡见不鲜。
这类案件的审理不仅涉及到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应用，还涉及到法院对不同法律关系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选择。
因此，如何妥善处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理问题，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将对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理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概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是指同一案件中既涉及行政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
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之间的冲突和交织。
由于行政法和民法在法律适用、法律关系、诉讼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需要法院对不同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并选择适当的法律适用。
三、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理难点1. 法律关系的认定在审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时，首先需要认定案件中的法律关系。
由于这类案件涉及到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往往需要法院对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区分和认定。
这需要法院对相关法律法规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以便准确认定案件中的法律关系。
2. 法律适用的选择在认定了法律关系后，法院需要选择适当的法律适用。
由于行政法和民法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差异，因此，在选择法律适用时需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律规定。
这需要法院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以便选择最为合适的法律适用。
3. 诉讼程序的协调在审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时，需要协调好行政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由于两类诉讼程序在起诉、审理、判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协调好两类诉讼程序的关系时，需要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律规定，以确保案件的公正、公平和高效审理。
四、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理建议1. 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掌握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时，需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掌握。
政法论坛zhigong falv tiandi-172-2017 年第 7 期职工法律天地摘 要：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的审理均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方式，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也五花八门。
本文中，笔者提出对行民交叉案件应采用“并案审理”的模式，并进一步论述了实行“并案审理”应遵循的原则和操作程序。
关键词：并案审理；原则；操作程序立法是司法的基础，立法上的漏洞和空白是造成司法混乱的根本原因。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的审理之所以会出现五花八门的处置方式，就是因为在《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过程中没有对这一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导致两部诉讼法均未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因此，笔者根据多年来从事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体会和经验，结合学界对此问题的研讨成果，经过反复思考，就行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提出处理对策，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实行“并案审理”模式的可行性探究审判实践中，由于立法漏洞和法官解释法律、自由裁量等职业技能的缺失，导致不同法院或同一法院民庭和行政庭对同一法律事实的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经常出现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裁判结果自相矛盾的现象。
其结果不仅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当事人诉累和经济损失；同时，也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鉴于此类案件审理的现实困境，反思司法实践中审理此类案件所暴露出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缺陷，笔者认为，实行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并案审理”的审判模式是彻底解决不动产纠纷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难题的最佳对策。
“并案审理”即指确定由法院内部的一个审判组织负责适用两种诉讼程序同时审理民事、行政两种诉讼案件的并行审理模式。
从司法解决纠纷机制的整体建构来看，现行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具体规定两种诉讼程序的衔接及并行审理，但并不表明法律没有原则性规定。
其实，法律的精神和司法统一原则、合法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权责一致原则、司法权优先原则等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都为法官审判指明了方向，为两种程序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
司法实践中,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数量不断增长,各法院审理模式莫衷一是,法律规定的缺失是造成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难题的根本原因。
本文拟在分析此类案件现实困惑的基础上,提出对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实行并案审理的建议。
一、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之内涵界定及现实困惑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简称行民交叉案件,是指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因在法律事实上存在互相关联的地方,在处理上互为前提或者互为因果、彼此会产生影响的案件。
司法实践中,行民交叉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涉及领域广泛、法律关系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而由于各法院审理模式的莫衷一是,导致裁判结果相互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又有损法院司法裁判的权威。
反观立法现状,目前我国对行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还没有明确的程序法规定。
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了:“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中止民事诉讼。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有学说认为,该条司法解释确立了部分行民交叉案件可适用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审理模式。
[1]但总的来说,法律规定的缺失是造成行民交叉案件审理难题的根本原因。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目的和程序的区别是造成行民交叉案件审理难题的外在原因。
“民事诉讼主要是审查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遵循的是民法的公平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等;而行政诉讼主要是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遵循的是合法性审查原则。
”[2]因此,行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难题还表现在审判结果的分歧上,同一法院或者不同法院适用统一的法律,却可以依法对同一个纠纷作出两个相互矛盾的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
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在行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主要做法,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一是中止民事诉讼,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并由当事人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待行政生效裁判作出后再恢复审理民事案件。
政法论坛zhigong falv tiandi-191-职工法律天地 2017 年第 7 期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迅猛发展和各种法律法规的不断颁布，行政诉讼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交叉现象越来越普遍，几乎涉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主要行政管理领域。
因此，本文从梳理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对行民交叉案件的观点及做法入手，对现实状况进行了一定的阐述。
关键词：法律规定；司法实践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
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
从静态的角度看，两者很难存在交叉问题，因为两者各有特点，功能各异，在保护利益方面也各有侧重。
前者属公法调整范畴，后者属私法调整范畴。
但在审判实践中，却经常出现民事诉讼涉及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涉及民事诉讼的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案件。
这些行民交叉案件如何通过诉讼途径妥善处理，审判实践中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法学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一、关于审理行、民交叉案件的法律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制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当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刚刚步入快车道，各种社会矛盾尚不尖锐和复杂，诉讼理论和实践方面均缺乏相应基础,立法者很难预计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会出现如此繁多的各种各样行民交叉案件，因此两部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与审理行民交叉案件有关的条文只有三条，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诉讼情形之一：“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98条”）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中止诉讼情形之一：“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第六十一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论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的程序整合(一)
论文提要]：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诉讼制度。
但在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民事诉讼涉及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涉及民事诉讼的交叉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结合审判实践中的三起案例，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出现的交叉问题入手，通过对行、民交叉案件的表现形式和审理现状进行考量，认为对行、民交叉案件中的相关联争议的处理，应该根据不同的案情，遵循“先行后民”、“先民后行”或“行政附带民事”、“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审理模式的选择，或者采取行政、民事“一并审理”的程序整合，旨在为妥善处理此类案件，构建和谐司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案例行民交叉现状考量程序整合途径
一、引言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
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民事主体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
两者各有特点，功能也各异，在保护的利益方面各有侧重。
前者属私法调整范畴，后者属公法调整范畴。
但在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民事诉讼涉及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涉及民事诉讼的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案件。
如象“当事人因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相邻关系、房屋买卖、拆迁安置以及土地征用等法律关系而同时引起或先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相互交叉重叠的案件”1]，这些交叉重叠案件如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不仅在法学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在审判实践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这样的结果既造成了法学理论上的混乱，也在审判实践中让承办这类交叉案件的法官无所适从。
在2007年3月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以上问题虽已引起中央和最高法院的重视2].下面，笔者从三起案例入手，就如何建立审理行政和民事交叉案件的程序整合制度来阐述个人的观点，请同仁们批评指正。
二、问题的提出——三起案例引起的思考
近年来，由于立法原因3]、行政权的扩张与大众人权意识提高的矛盾以及行政、民事诉讼终极目标的不同，导致行、民交叉案件越来越多。
以下是笔者所在法院受理的三起行、民交叉案件：
案例一、李家芬、李从告诉陈德志等人股权转让纠纷；诉夷陵区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2004年9月25日，华青磷矿公司股东陈德志、李盛荣、易正林与李家芬、曹阳（以肖仁生的名义）签订一份“股东出资额转让协议”。
该协议约定，华青磷矿公司原股东陈德志等三股东将其出资额50万元有偿转让给李家芬、肖仁生；李家芬、肖仁生各占股份50%；受让方将转让出资额一次性支付给出让方。
同年10月21日，该公司向夷陵区工商局（以下简区工商局）称申请办理公司股东、组织机构成员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公司股东由陈德志等三股东变更为李家芬、肖仁生，法定代表人由陈德志变更为李家芬。
后由于肖仁生出资额不到位，李家芬又先后三次以公司名义向区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区工商局均予以准许。
2005年9月14日，肖仁生向工商局投诉称：“公司的后三次变更登记，本人未参加公司股东会议，未在股东会议和股东出资额转让协议上签字”。
在工商局接到肖仁生的投诉后的第四天，陈德志等三股东与李家芬、李从告又签订了一份“股东出资额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陈德志等三股东将其出资额依法有偿转让给李家芬、李从告；陈德志等三股东将华青磷矿公司货币出资50万元转让给李家芬、李从告；李家芬、李丛告各占股份50%.协议第6项“以上转让款已于2004年10月21日由李家芬支付完毕”，用以说明转让款李家芬早已支付。
该协议落款出让方陈德志由受让方李家芬签名。
2005年10月18日，李家芬、李丛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同年9月18日与陈德志等三人签订的“股东出资额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同年11月22日，区工商局认为，华青磷矿公司先后办理的四次公司变更登记属于提交虚假证明文件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对华青磷矿公司后三次办理的公司变更登记予以撤销；2、对华青磷矿公司2004年10月21日办理的公司变更登记，限60
日内予以改正”。
李家芬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市工商局申请复议。
市工商局经复议后，维持了对区工商局的处罚决定。
2006年3月27日，李家芬以公司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区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问题：李家芬、李从告诉陈德志等三股东出资转让合同纠纷案以及李家芬以公司名义诉工商局工商行政处罚决定案。
该两案能否“一并审理”？若“分案审理”，是“先行后民”还是“先民后行”？
案例二、张家明诉公安局侵犯人身权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案
2004年7月7日零时许，张家明（个体户）发现自己经营的轮胎被人所盗，便与邻居卢某驾车追赶，在抓获了一嫌疑人后随即报警。
夷陵区公安局（以下简称公安局）工作人员在出警过程中，误将张家明当作盗窃嫌疑人追赶并实施抓捕，致张家明摔倒并造成其身体多处致伤。
张家明受伤后被送往夷陵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张家明出现反常言行，于同年8月6日从医院四楼跳楼受伤，后经鉴定为“误伤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该精神障碍与被误伤有直接因果关系，其跳楼时无民事行为能力；后经司法鉴定，张家明伤残程度综合评定为五级，护理依赖程度为三级，并需配备残疾器具一套，七年更换一次。
张家明于2006年1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公安局对张家明实施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84262元。
公安局认为，张家明因精神失常跳楼受伤，夷陵医院发现不及时以及看管不善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问题：张家明在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能否同时起诉夷陵医院承担民事责任？公安局要求法院追加夷陵医院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要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对该行政赔偿案中能否附带追加夷陵医院参加诉讼？
案例三、谢言芬等人诉陈虎、车管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2005年11月21日09时许，曾庆宝无证驾驶奔腾牌两轮摩托车载妻子谢言芬，沿汉宜公路由西向东往武汉方向行驶，当行至汉宜公路303.3KM处，与对向行驶由陈虎驾驶的蓝箭牌货车迎面相撞，造成曾庆宝当场死亡，谢言芬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后经公安交警现场勘查，认为曾庆宝无证驾驶机动车，驾车时未按规定靠道路右侧行驶，认定曾庆宝在此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陈虎、乘车人谢言芬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
2006年3月23日，谢言芬以陈虎未依法履行投保义务，该过错行为导致受害人家属不能依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以陈虎下肢存在功能或残疾，而宜昌市公安局车管所（以下简称车管所）违法颁发驾驶证为由，诉请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140000余元。
问题：谢言芬诉陈虎、车管所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系民事案件，而对车管所给陈虎颁发证照是行政行为，法院是先中止民事诉讼，建议当事人对车管所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待有结果后再恢复民事诉讼，还是一并审理民事附属行政诉讼？
对于上述三起案例，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操作，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概括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
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若干解释》）第61条“被告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的规定，虽然该条采用了“一并审理”的用语，但并没有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用法，可以说法学理论界所讨论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及相关程序并没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可。
4]因该条文仅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一并审理”，不仅范围过窄，并且还不具有可操作性。
可见，“现有的法律根本无法应对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5]也无法解决审判实践中一些交叉案件的障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