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会计研究（变量解释表）文章题目被解释变量产权性质、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稳健性(会计稳健性的定义是公司管理层对“好消息”的确认比对“坏消息”的确认要求有更加严格的证据。
因此 ,稳健性使得会计人员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没有“坏消息”大,反映到盈余确认的及时性, 公司对“坏消息”的确认会比“ 好消息”的确认更加及时。
Basu ( 1997) 采用正的股Basu(1997) 构造了以下度量稳健性的模型:EPS it/P it-1 =β0 +β1DR it+β2RET it+β3RET it*DR it+εit)大股东控制、政府控制层级与公司价值创造投资绩效(边际Q,它结合了投资收益和资本成本, 反映了特定时间内因投资而引发的企业价值边际增量。
投资者保护与控股股东资产偏好公司适度投资水平(1.公司投资不足2.公司现金持有)资产注入、证券市场监管与绩效公司绩效(Perf为公司绩效的替代变量, 分别用市场指标和会计指标替代。
在市场指标方面, 分别采用长期事件研究法计算的长期(资产注入首次公告后12个月) 绩效指标CAAR和BHAR进行替代; 在会计指标方面, 分别采用资产注入后一年的 ROE (净资产收益率)和CROE (净资产营业利润率) 减去资产注入当年年初的 ROE和 CROE的差额ROE1和CROE1以及资产注入后两年的 ROE和 CROE减去资产注入当年年初的 ROE和CROE的差额. ROE2和CROE2进行替代。
公允价值计量与管理层薪酬契约管理层薪金报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总额),在稳健检验部分,我们也采用“ 薪金最高的前三名董事”,“ 薪金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进行分析。
定向增发新股、资产注入类型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CAR /BHAR(CAR-短期累积超额收益率, 作为短期市场绩效的替代变量;BHAR--长期持有期超额收益率, 作为长期市场绩效的替代变量) 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的经验研究公司透明度(透明度1---有序变量, = 1, 信息披露评级结果为不及格; = 2, 及格; = 3, 良好; = 4, 优秀。
监督型基金与盈余质量——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李青原;时梦雪【摘要】本文以我国2004-2015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投资组合角度检验监督型基金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监督型基金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正相关,在考虑监督型基金持股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为非国有公司、宏观经济发展平缓时,监督型基金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正向作用更明显.上述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体制下,基金机构投资者可以作为市场上的监督力量,提高公司盈余质量,帮助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期刊名称】《南开管理评论》【年(卷),期】2018(021)001【总页数】10页(P172-181)【关键词】监督型基金;盈余质量;产权性质;经济环境【作者】李青原;时梦雪【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正文语种】中文引言中国实行股权分置改革后，引进了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股票流通性大幅度提高，促进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为其影响公司治理提供了条件。
目前，中国机构投资者已逐渐发展成为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银行、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并存的金融机构。
作为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因其强大的资金支持、集中的投资方式、影响股价等特点，被国内外学者视为市场上的监督力量，关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逐渐成为学术热点问题。
目前，机构投资者是否会提高盈余质量的研究有很多不同争论。
[1-4]由于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经营模式不同，受市场、政策影响也有差别，本文认为，国内外关于机构投资者的研究均以机构投资者作为整体而没有区分他们持股的重要性来研究盈余质量，是造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因素。
因此，本文选取在中国机构投资者中占主体地位且其数据可获得性较其他机构投资者高的基金机构投资者进行研究。
①那么，基金会实施监督职能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吗？以往的研究基本从上市公司角度出发，将持有该公司股份较多的基金投资者视为监督者。
2024年1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Jan. 2024第31卷第1期 Journal of SUIBE Vol.31 No.1 doi:10.16060/ki.issn2095-8072.2024.01.004ESG表现、市场势力与企业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廖 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200235；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上海200003）摘 要：在传统发展范式下，企业依靠市场势力获得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
ESG表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有助于企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路径转变。
现有研究多考察ESG表现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本文从间接调节机制视角，以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ESG表现对企业通过市场势力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价值链升级模式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发现，ESG表现在市场势力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ESG竞争优势和市场势力竞争优势之间存在显著替代效应。
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持续改善获得的动态竞争优势越明显，对市场势力竞争优势的替代性也更强，国有性质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ESG竞争优势对市场势力竞争优势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
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两种机制对企业价值链升级路径产生影响。
企业应积极践行ESG理念，政府应加快畅通绿色融资体系，形成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并行的ESG管理体系，助力企业通过践行ESG理念获取新型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价值链升级。
关键词：ESG表现；市场势力；企业价值链；融资约束；供应链集中度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72(2024)01－0051－17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传统发展范式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主要通过获取市场势力保持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
然而，在执行社会责任、政治关联和债务融资等方面，民营企业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
一、社会责任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引起社会关注和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民营企业在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环境污染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社会责任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2019年公募基金投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仅有29%的民营企业收到过最高社会评价规模之一的中国商业联合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荣誉称号。
通过分析这些企业，报告发现，40%的企业出现违规行为，而违规行为在裁判文书中所占比例却高达86%。
此外，大约60%的在册民营企业未获得社会责任评级证书。
这可能表明，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上有待提高，必须意识到企业的正当性不仅体现在财务数据上，也是构建合法合规企业的基础。
二、政治关联在中国，企业政治关联在获得国有资产或融资等方面极为重要，尤其是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然而，政治关联不仅可能带来好处，也可能带来商业和信用风险。
通过对2010至2014年中国个股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股价相对非政治关联企业更具波动性，因为政治关联可能使投资者感到更不确定和风险较高。
此外，政治关联企业也被证明对企业透明度的提高和减少腐败行为影响较小。
然而，在融资方面，政治关联的作用依然受到肯定。
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企业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银行融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关联的概念是多样的，基于亲戚和朋友的关系和政治、商业互动模式等维度不同。
三、债务融资资本市场在企业财务执行、增长和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民营企业中。
·综一、引言我国证券市场经过１０余年的发展，至今己初具规模，但由于起步较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急需改善。
股利政策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一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不分配股利或分配股利以再融资为目的的现象，并且大部分公司在股利政策的选择方面具有很大随意性，这被学术界称为“中国股利政策之谜”。
所谓股利政策是指上市公司把当期净利润作为留存收益留在公司或者作为股利发放给股东的决策。
具体包括四方面内容：是否发放股利，即在留存收益和发放股利之间作出选择；以何种方式发放股利，通常是在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之间作出选择；发放多少股利，即确定发放各种股利的金额；股利的稳定性，即确定各年度股利金额的变动程度。
股利分配既影响着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发展，一直受到广大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关注和重视。
同时，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和经济后果，其公布往往可以带动股市行情的起落，成为经久不衰的炒作题材。
因此，股利分配的规范与否不只是上市公司的内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规范运转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加强股利政策的研究和股利分配的监管，对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上市公司的科学管理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一）国外文献股利政策作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三大政策之一，一直是财务管理中的一大难题，受到国内外金融学家的广泛关注。
从国外研究的情况来看，尽管对股利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成果比较多，但是至今尚没有取得一致的结果。
费舍·布莱克（Ｆｉｓｈ·Ｂｌａｃｋ，１９７６）将股利政策视为“股利之谜”，布瑞利和迈耶斯（Ｂｒｅａｌｅｙ，Ｍｙｅｒｓ，１９９２）等将股利政策列为公司财务的十大难题之一。
目前，股利理论主要有两种：股利无关论与股利相关论。
以美国财务学家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和莫迪格莱尼（Ｆ·Ｍｏｄｉｇｉｉａｎｉ）为代表的股利无关论者认为，公司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其投资决策，与股利政策无关。
债务市场论文题目一、最新债务市场论文选题参考1、推进中国债务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2、债务结构、政府干预与市场环境3、会计信息有用性与市场监管--债务重组准则修订的经验证据4、行业周期、市场化进程与债务期限选择5、债务来源与产品市场竞争——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较6、流量操纵、债权保护与债务违约率——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7、盈余管理、债权保护与债务违约率——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8、厘清债务关系支持地方长期债券市场发展——兼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政策选择9、厘清债务系支持地方长期债券市场发展——兼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政策选择10、债务结构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影响——基于国有控股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11、公司债务水平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关系的实证研究12、新债务重组准则:“中国式”重组的催化剂——基于沪深上市公司新债务重组准则实施首年的市场影响分析13、市场条件、竞争行为与公司债务期限决策14、从债务期限影响因素看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发展15、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及启示16、新债务重组准则:“中国式”重组之催化剂?——基于沪深上市公司新债务重组准则实施首年的市场影响分析17、防范债务风险要靠市场监督18、英国债务管理与债券市场发展战略19、发展债务资本市场有利于控制通胀20、欧盟债务危机下中国债券市场与国际债券市场联动效应的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二、债务市场论文题目大全1、美国市政债务管理与市场之考察、体会及启示2、产权特征、稳健会计政策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3、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债务税盾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4、企业债务与产品市场竞争变量作用关系的一个模型5、培育和发展公司债务性融资市场6、政治关联、市场化进程与债务契约实证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7、市场产权视野下地方债务风险和银行风险同步放大机理及化解研究8、治理环境、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务期限──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9、香港债务工具市场的近期发展10、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债务税盾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11、希腊债务危机市场买金避险——黄金市场回顾与展望12、浅谈主权债务危机与互换市场13、固定收益市场投资剑走偏锋:问题债务投资14、多期动态背景下的债务共谋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模型研究15、政府债务管理与债券市场发展16、中国债务资本市场的发展机遇与挑战17、国企债务、银行利益集团和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进程18、结合市场时机管理债务风险——灵活管理利率风险的工具:后置型利率掉期19、试论《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对城投债券市场的影响20、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与债务治理三、热门债务市场专业论文题目推荐1、我国政府债务的局部风险可能推升市场利率2、化债的市场连锁反应--“债务拆弹”之市场篇3、债务幽灵笼罩市场4、论市场地位与债务融资方式的选择5、创新建立交易平台助推多层次债务资本市场建设6、全球市场渡过希腊债务危机7、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转换市场8、从国企债务负担看发展证券市场的必要性9、债务链趋紧挤压市场流动性10、债务资本市场融资工具手册11、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债将成趋势——访法兴银行亚太区债务资本市场主管叶正加12、市场化改革:解决铁路巨额债务的可行选择13、主权债务危机下的船舶融资市场14、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对我国债券市场建设的启示15、1999—2000年国际债务证券市场回顾16、市场化进程、债务治理与企业价值17、发展债务资本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18、简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化解银企债务危机19、债务人债务重组的市场反应研究20、中国债务资本市场将迅速崛起四、关于债务市场毕业论文题目1、发展中国家地方债务市场监管经验借鉴及启示2、新加坡发展中的债务市场:理论基础、挑战和前景3、欧元区主权债务市场的特征分析及启示4、试论我国企业债务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5、工业化国家政府的债务市场6、发展我国地方债务市场的可行性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债务困境的分析7、国际债务市场运行特点与债务问题的解决8、债务市场发展与商业银行转型9、复杂性视角下欧洲主权债务市场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研究10、主权信用评级对政府债务市场影响的非对称效应11、我国企业债务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措施12、香港的债务市场及其最新发展13、债务市场生机勃发14、中国企业通往国际债务市场之路——访美林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何宁先生15、蹒跚而行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市场16、香港债务市场的深化与发展17、地方债务市场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18、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债务市场19、跨国企业如何锁住债务市场风险和汇率风险20、企业债务与产品市场战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五、比较好写的债务市场论文题目1、国际资本市场一季度回顾,二季度展望全球市场渡过希腊债务危机2、公共债务管理与债券市场发展战略探讨3、债务风险管理系列之十二市场分析与常用交易策略4、运用资产证券化技术创造银企债务二级市场5、商业银行积极拓展债务资本市场问题研究6、搭建货币市场和债务资本市场的桥梁——评Shibor基准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7、减轻历史债务轻装进入市场8、债务重组准则的变迁——基于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9、试论会计契约与债务资本市场的运作10、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中债务的战略效应研究11、中国债券市场成长几何——访瑞银UBS亚太区债务资本市场及风险管理联席主管曹为实先生12、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债务与银企关系研究13、中国地方债务置换对市场的影响14、会计应明确有效市场假设——解析债务重组准则、非货币易准则15、债务抵押契约模型市场重构与违约损失率分布16、次级债务危机对美国金融市场冲击及启示17、市场机制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分析18、市场化程度、债务期限结构与经营效率19、对人民币投机的结束预示弱势美元终结——美元见底将使新兴市场的债务和股票等过高估值得到纠正20、产品市场结构与资本结构——基于债务战略效应的分析。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传统成本性态理论（Cost Behaviour）认为，企业成本的边际变动量与其业务量变动的方向无关。
传统的管理会计中的成本模型主要是基于企业生产经营的理想化描述，这使模型背离了现实中的成本行为，因此并不能完整反映成本性态。
而很多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通常存在成本“粘性”行为，即成本随业务量增加而产生的边际增加量大于随业务量下降而产生的边际减少量。
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中的企业成本行为，因此成为会计学和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
本文以现有文献中的对数模型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行为，主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其成本粘性的影响，并检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与其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显著不同。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首先，将企业成本“粘性”行为的研究往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所在地市场化程度方面拓展，进一步丰富了企业成本粘性形成特点的研究；其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对其成本粘性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对增进市场化认识，并完善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关于成本粘性的文献回顾国外对成本粘性的成因研究主要有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和代理问题三种观点。
Anderson（2003）、Subramaniam 和Weidenmier（2003）等学者分别从资源类型以及业务量变动幅度等方面支持了调整成本观点，即企业在增加或减少承诺资源时，会产生调整成本，并且企业减少承诺资源的成本要高于企业增加承诺资源的成本。
管理者乐观预期观点认为：管理者对企业未来销售量的预期更可能出现乐观而不是悲观的估计，这导致了成本随业务量上升和下降变化幅度的非对称性。
Chen（2008）、Dierynck和Renders（2009）等学者分别从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盈余管理动机等方面支持了代理问题观点。
目前，国内有关成本粘性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影响因素及其行业差异。
·企业经济与管理·第２３卷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９月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 ８１３１．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２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与股票收益波动———来自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宋小保（汕头大学商学院，广东，汕头５１５０６３）摘 要：基于现实中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资本市场背景，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沪深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关系，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考察终极控制人价值侵占对外部市场投资者的影响。
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大，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则越强，表明终极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可能导致企业与市场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提高外部投资者的风险；同时，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股权集中度较低的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与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关系更加显著，说明不同所有权性质或者不同股权集中度企业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模式和侵占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别。
因此，应加强和完善对大股东侵占的治理，以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关键词：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股票收益波动；控制权；现金流权；信息不对称；大股东侵占；所有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０．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８１３１（２０１３）０５ ００９１ １１一、引言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考察终极控制人①的两权分离特征对证券市场上股票收益波动的影响，借以分析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所导致的侵占可能是否会影响到企业与外部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
自Ｓｈｌｅｉｆｅ等（１９９７）、Ｃｌａｓｓｅｎｓ等（２０００）和Ｐｏｒｔａ等（２００２）学者的研究开始，很多研究都发现，市场上大多数企业都存在控股性股东，其中家族公司又占了较高的比例。
因此，现代企业已经不再如Ｂｅｒｌｅ等（１９３２）所描述的那样具备高度分散的股权，并由此带来了许多公司治理方面新的问题。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上市公司会计行为的异化及其监管创新研究”（７０３７２０３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摘要：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在不同产权类型最终控制人的公司中对其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差异。
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市场化程度的这种影响，在由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中更为明显。
并且发现，最终控制人性质不同的公司，股本规模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市场化进程最终控制人现金股利资源转移一、引言被Ｂｌａｃｋ（１９７６）称为“股利之迷”的现象长期吸引着金融经济学者的注意力。
ＬａＰｏｒｔａｌ等（２０００）从投资者保护角度进行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制度安排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不同，其对企业的股利行为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国家，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水平较高。
这一研究表明，法律制度等宏观环境方面的差异，可能会显著影响到公司的股利行为。
中国从１９７８年起就开始了市场经济转轨过程。
尽管这一转轨过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对于中国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各个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进程并不平衡（樊纲、王小鲁，２００４）。
不同地区之间公司可能面临着有明显差异的制度环境。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法治化水平、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通常较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也通常较低。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中公司有着不同的债务筹资行为（孙铮等，２００５）与业绩表现（夏立军、方轶强，２００５）。
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一股独大”等独特制度环境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在投资成本、权利、投资目标与信息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使得现金股利通常不是ＬａＰｏｒｔａｌ等（２０００）所描述的作为解决“自由现金流问题”的手段，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异化成大股东“资源转移”的手段。
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公司中，由于其面临的法治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不同，从而使得现金股利作为“资源转移”手段相对其他手段而言，其“相对成本”可能会存在差异，公司将利润留存的压力也会存在差异。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各地区之间市场化进展的不平衡性是否会影响各地区之间企业的股利行为？中国上市公司是产权改革的产物，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产权主体，也有少部分上市公司由非国有产权最终控制。
相对于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受政府的干预程度更大。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法制尚难以制约政府的行为。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由于政府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产权类型的最终控制人条件下，市场化进程对股利行为的影响是否有着不同的表现？上述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题。
市场化进程、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现金股利行为＊———来自中国Ａ股公司的经验证据□雷光勇刘慧龙市场化进程、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现金股利行为中国上市公司研究《管理世界》（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７期本文利用樊纲、王小鲁（２００４）提供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以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为研究期间，中国Ａ股市场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为样本。
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每股货币资金、股本规模，以及行业与年度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市场化程度的这种影响，在由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中更为明显。
并且发现，最终控制人性质不同的公司，股本规模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ＬａＰｏｒｔａｌ等（２０００）等的研究结果类似，表明宏观制度环境可能导致企业的股利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又拓展了其研究，这体现在３个方面：一是我们与孙铮等（２００５）、夏立军、方轶强（２００５）类似，将ＬａＰｏｒｔａｌ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安排差异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模式，拓展应用到研究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对公司行为的影响，本文首次研究了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公司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二是ＬａＰｏｒｔａｌ等（２０００）是从现金股利作为一种减少自由现金流问题的手段，从而现金股利作为一种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手段这一视角，来解释由于不同法律环境对投资保护程度差异所导致的现金股利发放水平差异的，而本文的研究则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认为现金股利在中国作为一种资源转移手段，由于不同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其法治化水平存在差异，导致大股东在运用现金股利转移资源时，相对其他资源转移手段的成本存在差异，从而可能导致股利发放水平有差异；三是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宏观制度环境对公司微观行为的影响要受到企业本身的微观制度特性的制约，体现在市场化水平这一宏观制度环境在不同产权类型的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中，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不一致。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假说提出；第三部分是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回归结果及其分析；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研究发现的总结与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学界对公司股利行为的分析可追溯至Ｌｉｎｔｎｅｒ（１９５６）的开创性研究。
随后，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Ｍｉｌｌｅｒ和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１９６１）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提出了著名的“股利无关论”。
然而，许多证据表明，公司股利行为并非像ＭＭ理论所表明的那样，与公司价值无关。
于是，通过放宽或者放弃ＭＭ理论中某些与现实不符的假设，理论界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股利理论。
目前，股利信号理论与股利代理理论对公司股利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是其中的两个主流理论。
以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１９７９）、Ｊｏｈｎ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５）、Ｍｉｌｌｅｒ和Ｒｏｃｋ（１９８５）等为代表的股利信号理论认为，股利包含企业未来赢利与企业价值的信息，并可被企业用作传递赢利与企业价值信息的工具，很多研究支持这一理论（Ｍａｎｕ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Ｇａｒｒｅｔｔａｎｄ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２０００）。
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当期股利变动对于预测未来的赢利没有太大的帮助（ＤｅＡｎｇｅｌ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Ｂｅｎａｒｔｚ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由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１９８４）、Ｊｅｎｓｅｎ（１９８６）等发展起来的股利代理理论认为，现金股利可被用作解决或者缓解企业代理问题的工具。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目标的不完全一致，除非利润能及时地以现金股利的方式分配给外部投资者，否则这些利润极易被“内部人”用于自身利益，这样可能损害外部投资者利益。
这一理论同样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Ｌ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ｔ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８９；ＬａＰｏｒｔ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Ｆａｃｃｉ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早期，中国学者多试图运用股利信号传递理论与股利代理理论来解释上市公司的股利行为（陈浪南、姚正春，２０００；吕长江、王克敏，１９９９；魏刚，２００１等）。
上述从股利信号传递角度研究的结果表明，现金股利在中国并不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意义。
从股利代理理论角度的研究则尽量从代理角度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红利政策。
然而，Ｌｅｅ和Ｘｉａｏ（２００３）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更加愿意发放更多现金股利。
这一发现带来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的中国证券市场，大股东为什么会主动地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发放现金股利，并且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正相关？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识到，股利信号理论与股利代理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行为的解释存在诸多的局限性（ＬｅｅａｎｄＸｉａｏ，２００３；原红旗，２００４）。
近期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能主要并不在于传递某种信号，或是作为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工具，更主要的可能是作为股权分置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以及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间代理问题的结果呈现的；现金股利更多的是被大股东用作从上市公司“转移资源”或“套现”的工具（ＬｅｅａｎｄＸｉａｏ，２００３；陈信元等，２００３；原红旗，２００４；肖珉，２００５；马曙光等，２００５；唐跃军、谢仍明，２００６）。
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不同于英美等成熟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非常集中，且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一股独大”现象非常严重；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上市公司股份被分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
上述制度特性导致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投资成本、权利、投资目标与信息等几个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原红旗，２００４）。
由于居于控股地位的非流通股股东的股票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只能获得股利和控制权收益，不能获得资本利得，加之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股权成本差异很大，同样的每股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的收益率远高于流通股股东的收益率。
这样，导致大股东可以将现金股利作为一种“转移资源”的手段来使用。
上述分析表明，制度环境对于公司现金股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行为，必须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
以ＬａＰｏｒｔａ等（２０００）为代表的国别比较研究通常暗含的假定，在某一国内部，公司间所面临的法律制度环境无差异。
对于一个小国，或者经济、政治、法律与社会发展比较平衡的国家来说，这一假定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巨大、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说，这一假定就显得不合理。
如，樊纲等（２００３）、樊纲和王小鲁（２００４）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５个方面，对中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的比较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显著的差异。
中国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不是简单的一项规章制度变迁，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樊纲等，２００３）。
因此，不同地区的公司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可能极为不同。
一般来讲，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法治化水平通常较高。
公司在考虑将现金股利作为一种“转移资源”的手段时，通常会考虑其他替代手段（如非公允的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担保等手段）的作用。
相对于这些替代手段，现金股利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随着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其他替代手段侵占公司资源的边际成本会越来越高，这样导致公司更多地运用现金股利“转移资源”；其次，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银行等金融业更为发达。
发达的金融业能够使企业更为容易地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减少了公司将利润留在企业内部的压力。
王小鲁、樊纲（２００４）的研究表明，尽管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通过转移支付、政策扶持等方式，促进了资本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动，但自２０００年以后，为规避风险，银行仍然减少了向中西部等高风险地区的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