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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科学与技术发展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科技实力震撼了世界。
纳粹德国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发展对于战争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纳粹德国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于战争和社会的影响。
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科学研究在纳粹德国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纳粹政权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支持。
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国家实力的保证，也是战争胜利的关键。
在纳粹德国，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其中最重要的是物理学和化学。
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和突破。
例如，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奥托·哈恩发现了核裂变现象，为原子弹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二、军事技术的发展纳粹德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发展也是令人瞩目的。
他们在武器和装备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得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纳粹德国在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他们发展了世界上第一种喷气式飞机——Me 262。
这种飞机的速度非常快，可以迅速击落敌方飞机，给盟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纳粹德国还在导弹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
他们发展了V2火箭，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可远程精确打击目标的导弹。
V2火箭的威力巨大，给盟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破坏。
三、伦琴与人体实验纳粹德国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伦琴与人体实验。
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在人体实验方面进行了残忍的研究，这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
纳粹德国的科学家通过对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实验，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研究。
他们进行了关于人体耐寒性、人体耐药性等方面的实验，给被试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
这些人体实验不仅违反了伦理道德，而且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科学成果。
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为人类社会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反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
四、科学与伦理的冲突纳粹德国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于科学与伦理之间关系的思考。
战争中的科学家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曾经说过一句颇具争议的名言，“在和平时期，一个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但在战争时期，他却属于他的祖国。
”倘若自己的祖国深陷一场非正义的战争，那些心怀正义感的科学家们就不得不面临艰难甚至危险的抉择：参与、逃避还是反战。
哈伯和他的同胞卡尔·史瓦西（KarlSchwarzschild）都是直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科学家，但他们的经历却给后世留下了截然不同的故事和反思。
187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家庭的史瓦西是个少年天才，不到16岁就发表过两篇天体物理学的论文。
1896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史瓦西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波茨坦天文台工作，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尽管他当时已年过四十。
史瓦西先后服役于西线和东线战场，军衔升至炮兵上尉。
1915年，就在爱因斯坦发表他的广义相对论不久之后，身处对俄作战前线战壕中的史瓦西完成了两篇有关广义相对论的重要论文。
他的论文不仅给出了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第一个严格解，而且提出了引力和黑洞理论中影响深远的“史瓦西度规”和“史瓦西半径”。
1915年12月22日，史瓦西致信爱因斯坦，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对爱因斯坦理论的不同看法。
随后爱因斯坦将史瓦西的论文推荐给普鲁士科学院会刊，但史瓦西本人却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论文最终发表。
1916年5月11日，饱受天疱疮之苦的史瓦西不幸撒手人寰，享年仅43岁。
假如没有那场生灵涂炭的战争，史瓦西或许不会英年早逝而对物理学和天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但科学史上也将少了一段他在战壕中写出重要论文的传奇与佳话。
与史瓦西相比，哈伯则是战争的积极参与者。
这位也拥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化学家，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和部署毒气武器而被称为“化学战争之父”。
出生于1868年的哈伯，从小就对化学怀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之后在卡尔斯鲁厄大学任职。
德国科学发展史【原创实用版】目录1.德国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2.德国科学的黄金时期3.德国科学的衰落与复兴4.德国科学的现状及影响正文【德国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德国科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德国地区的大学开始兴起，吸引了许多学者前来学习和研究。
到了 18 世纪，德国的科学研究逐渐崛起，尤其在数学、物理和化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期间，著名的科学家如莱布尼茨、欧拉和牛顿等为德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德国科学的黄金时期】德国科学的黄金时期主要发生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
这个时期，德国科学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在物理学领域，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普朗克提出了量子论；在化学领域，道尔顿提出了原子理论，奥斯瓦尔德提出了奥斯瓦尔德法则；在生物学领域，孟德尔提出了遗传定律，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概念。
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使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
【德国科学的衰落与复兴】然而，德国科学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
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政权的上台导致了许多科学家的被迫离开，如爱因斯坦和弗朗茨·博厄斯等，这给德国科学带来了重大损失。
二战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西德在科学研究上均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黄金时期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德国科学的现状及影响】随着东西德的统一，德国科学重新焕发了活力。
现在的德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如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等。
在许多领域，德国科学家依然具有世界领先的地位。
德国科学的发展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医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
同时，德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也为德国科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总之，德国科学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荣誉与挑战的历程。
从黄金时期的辉煌，到战争时期的衰落，再到和平年代的复兴，德国科学始终保持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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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名为“曼哈顿计划”。
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该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
他们，在战争结束前夕依然抱着一丝残存的信念，为法西斯铸造复仇的武器；他们，曾在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之间斟酌思量，在科学与伦理相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们，是一群既想要胜利，又想兼顾道义与仁慈的自相矛盾者。
他们的成就，一点不逊色于美、苏、英三巨头国家中最顶尖的学者，甚至为敌国的科技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们，正是二战中纳粹德国的技术智囊，希特勒的科学家。
1933年，在阿道夫・希特勒还未成为德国总理之前，经过大学改革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国已然雄踞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
作为第一个创立导师制的国家，德国培育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人才，欧姆、高斯、李比希、爱因斯坦、玻尔、霍夫曼等人在这里叱咤风云，细胞学说、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理论和学说在这里首先创立。
到希特勒政府手中，这些荣耀都开始瓦解了。
种族歧视政策与文化清洗运动，使一大批非日耳曼血统的科学家（包括1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遭到驱逐，这里面有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众所周知他是犹太人。
然而，尽管优质学者大量流失（多数逃亡美国），德国深厚的科研基底还在，而且有一批爱国科学家坚持留了下来，比如量子力学先驱普朗克，以及晶体物理学家马克思・冯・劳厄。
而希特勒更是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支顶尖的武器研发队伍，队伍中的成员都是德国物理界、化学界、生物界的杰出人才，他们将智慧贡献给了元首征服世界的“宏图伟业”。
“阿尔索斯”双星1945年2月4日，美苏英三巨头聚集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开始为瓜分世界做准备，同时商讨分区占领德国。
在当时的情况下，后者看似更加紧迫。
战后的德国在所有盟国眼中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最先抢占德国先进的军工设备与技术人才。
种族卫生学与纳粹时期的德国医学界种族卫生学是一种基于种族差异的医学理念，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对不同种族进行差异化对待，优化种族间的健康状况。
在纳粹时期，德国医学界深受种族卫生学的影响，并将其运用于日常实践中。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理论框架、实践案例和现代意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种族卫生学与纳粹时期德国医学界的关系。
纳粹时期，德国医学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法西斯政权试图通过医学手段实现种族的优化和纯化。
另一方面，德国医学界内部出现了强烈的反抗运动，一批医生不愿服从政权的统治，勇敢地捍卫医学的正义和公平。
在这个背景下，种族卫生学得以快速发展。
纳粹政权认为，某些种族天生具有优越性，而其他种族则存在遗传缺陷。
为了维持所谓“纯粹”的雅利安人种，德国医生们被要求参与到优生学计划中，负责筛选和验证雅利安人的血统。
在纳粹时期，德国医学界对种族卫生学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种族差异：认为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先天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在智力、体能和健康状况等方面的特征。
遗传决定论：坚信遗传因素是决定人类特征的关键，因此可以通过干预遗传过程来改善或优化种族健康状况。
优生学：主张通过优化种族遗传基础，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和竞争力。
基于这些理念，德国医学界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不同种族的差别对待措施，包括强制绝育、人工流产和隔离治疗等手段。
强制绝育：纳粹政权认为，一些“不良”种族应该被强制绝育，以防止其遗传缺陷继续传播。
为此，德国医学界参与了大规模的强制绝育计划，数以万计的人被剥夺了生育权利。
人工流产：在纳粹政权统治下，德国医学界为符合所谓优良种族标准的孕妇提供人工流产服务，以消除潜在的“不良”后代。
隔离治疗：德国医学界按照种族卫生学的理论，将不同种族的患者隔离治疗。
例如，在精神病院和传染病院，不同种族的患者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病房和病区。
回顾纳粹时期德国医学界的种族卫生学实践，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教训。
我们必须警惕基于种族差异的医学观念的回潮。
海因里希伯尔简介海因里希伯尔，是德国著名的作家，被喻为“德国的良心”，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海因里希伯尔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海因里希伯尔简介海因里希伯尔生于1917年12月21日，卒于1985年7月16日，出生于德国科隆，他的父亲是一位木匠，属于小市民阶层，家庭信仰罗马天主教，对德国纳粹主义深恶痛绝，海因里希伯尔的很多在二战期间创作的作品中，都曾反映出这种政治倾向。
1924年至1928年，海因里希伯尔进入天主教会学校学习，后入读国立的威廉皇帝高中，于1937年中学毕业，1938年服兵役，1939年进入科隆大学，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教学边缘》，在当年的夏天他被重新召回军队，在1945年4月和美军作战中被俘，随后9月就被释放了，从此在德国定居，专心写作，发表了众多代表作，1949年的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1948年的长篇小说《亚当，你曾在哪里?》和短篇小说《飞刀艺人》，1951年的《败家子》，这些作品都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民生活百态，揭示了法西斯战争对德国人民的造成了苦难和悲剧，深刻反映了作者对战争生活的经历和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对法西斯政权的痛恨。
海因里希伯尔从1953年开始，文学作品批判的对象，开始转移到了对社会政权的虚伪和专横上，还有经济繁荣带来的道德沦丧等各种社会负面问题。
纵观海因里希伯尔的作品，一股从内而外的正气，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博爱，始终存在，这也是海因里希伯尔被喻为“德国的良心”的原因。
海因里希伯尔成就海因里希伯尔成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能表明，海因里希伯尔从1939年夏天，进入科隆大学后，就开始了文学写作的漫漫长路，同时还在攻读日尔曼语言学和经典哲学，他的第一部小说《教堂边缘》，就是写于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让海因里希伯尔不得不离开科隆大学，入伍参军直至1945年4月在战争中被俘，后被释放。
海因里希伯尔从战争前线归国后，就开始了写作的高峰期，在1946年至1952年期间，海因里希伯尔创作了众多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为海因里希伯尔赢得了世界声誉，并为他挣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海因里希伯尔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见闻和亲身经历写就的，他在文学作品中深刻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在德国进行了高压恐怖统治，战争对德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就是因为海因里希伯尔在作品中无情的批判法西斯，让他成为了反法西斯的斗士，而被正直的人们称赞为“德国的良心”。
二战后期的德国科学家与军事技术二战后期，德国科学家与军事技术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德国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首先，我们需要提及的是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威尔纳·冯·布劳恩。
他是二战时期德国最重要的火箭专家之一，也是纳粹德国火箭研究和开发的主要推动者。
布劳恩在纳粹德国的领导下，领导了研发出了V-2火箭，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可被称为导弹的武器。
V-2火箭在当时的军事技术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的射程和精度都超过了任何其他武器系统。
然而，这种火箭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纳粹德国利用它对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除了火箭技术外，德国的航空技术也在二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突破。
德国科学家们发明了喷气式发动机，这种新型发动机使得飞机的速度和高度都有了巨大提升。
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Me-262成为了世界上第一种量产的喷气式战斗机，它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其他战斗机，给盟军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德国的航空技术突破不仅体现在喷气式发动机上，还包括飞机设计、空气动力学等方面的创新。
这些科学家们的努力使得德国在空中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另外，德国科学家们在军事技术领域的突破还包括了核技术。
虽然德国没有成功研发出原子弹，但他们在核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的科学家们在研究核裂变和核聚变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后来的核能利用和核武器研发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了核裂变，这一发现对于后来的原子弹研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尽管德国科学家们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最终改变战争的结果。
纳粹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使得这些科学家们最终被迫投降或逃亡到其他国家。
德国的科学家们在战后被分散到了各个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美国引进的“纳粹科学家团队”，他们为美国的军事和航空航天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美国人看来，二战中最大的战利品是抓到海森堡等德国著名原子物理科学家，这远比俘虏10个德国常规师还重要得多！而俘获包括海森堡等几十个德国科学家的行动，是由经常随同美军一起行动的神秘的“阿尔索斯”别动队完成的。
1939年，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建议，开始在美国进行研制原子弹的工作。
1942年“曼哈顿工程”上马。
随着这项工程接近成功，一个问题像梦魇一样纠缠着美国人：德国人会不会抢在美国前面造成原子弹?德国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如1939年发现铀原子核裂变的哈恩和海森堡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是和爱因斯坦一样卓越的人物。
这些人加上整个欧洲高度发达的工业能力，美国人认为德国人一定能制造出原子弹。
随着德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希特勒多次叫嚣要使用“秘密武器”，笼罩在美国人心头的阴霾便日趋沉重。
为了弄清德国人到底有没有原子弹，1943年底，美军一个代号为“阿尔索斯”的特殊间谍队成立了。
“阿尔索斯”由20多个人来自陆军和海军的优秀情报人员组成，队长是鲍利斯?帕希上校。
由于“阿尔索斯”的特殊性质，需要有一名科学家参加工作，他必须是原子物理学家，但又没有参加“曼哈顿工程”的工作，一旦被德国人俘虏，不会说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经过仔细选择，“阿尔索斯”看中了1927年来到美国的丹麦实验物理学家高德斯密特。
他不但具备上述条件，而且认识许多德国优秀科学家，与海森堡尤其熟识。
1944年6月4日，盟军攻陷罗马。
“阿尔索斯”的人也随之集中到那里，他们在审讯意大利科学家并查阅了大量德、意科学家之间的私人信件后，终于稍稍松了一口气：在战争结束以前，德国人的原子弹不会扔到美国人头上。
1944年8月，另一组“阿尔索斯”人员进入法国。
他们的目标是找到法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即居里夫人小女儿伊伦娜的丈夫。
约里奥告诉他们，不少德国科学家曾到巴黎访问过他，并用他实验室里欧洲惟一的回旋加速器工作过，但他个人确信，德国离制造一颗原子弹的阶段为期尚远。
第28章纳粹时期的德国科学家科学是权力的奴仆，是现代社会支配力量和精神文化固有的部分，并在上层结构与基础二者之中结合于生产设备内，如同它也存在于认知与工具二者之中一样。
科学既然是权力的一个方面，也必须要受到权力的判定。
当权力中人需要科学时，他们就会提倡科学；当他们需要一部分真理时，他们就会提倡不完备的科学；需要自我欺骗，就提倡伪科学；需要欺骗别人，就提倡操作社会心理科学的半真理。
当科学结构为不同的利害和阶级所分裂，科学探究也会大不一样。
——T.库恩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学开始在德国形成以高等教育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科学研究逐渐变成一种职业，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涌现，世界科学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
此时的德国，现代科研组织结构基本定型：大学建立起了自己由教授、研究生和辅助人员组成的研究队伍和具有专门化的设备仪器的现代实验室；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工业实验室里从事科学应用于生产的工作；政府科研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也已经出现。
但是，纳粹政府的上台对德国的科学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使德国科学的繁荣进入了一段低潮时期。
1、纳粹统治下科学的遭遇与后果纳粹对科学的干预是从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的。
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政治势力开始公开介人反相对论运动。
爱因斯坦被纳粹分子看成是“世界观非常之恶劣”的“共产主义分子”、“犹大国际主义”分子，不仅如此，纳粹冲锋队还闯进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并洗劫一空，以后又乘机查封了他在卡普特的别墅。
1933年4月l日，纳粹头目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他的宣传讲话中，破口大骂爱因斯坦。
1933年5月10日午夜，纳粹右派学生将几万册图书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大量爱因斯坦的著作。
在这一时期的德国，对本国科学最直接的有害影响来自于纳粹政府的政治极权主义。
借助于这种反动的社会政治势力，纳粹党徒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破坏、歪曲科学的基本原则，践踏科学的基本精神，把相对论物理学和现代原子物理学贬斥为“犹太科学”，使这些代表物理学最新进展的学科很快人去楼空、濒临崩溃的边缘；把德国的大学很快就置于纳粹党徒的政治控制之下，使曾经让德国引以自豪、让世界称慕的德国大学声名扫地。
他们对理论科学家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不信任感，大学中不仅有许多“非雅利安”的教授被开除，而且其余的人也是根据他们对纳粹党的忠诚程度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学术能力来任用选择。
结果使得学术骗子们竟能与有才能的科学家竞争并占有研究资金和设备，政治权威可以随意践踏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并且经由科学同行确认的知识成果。
从1935年开始，科学家们参加国内外的任何科学会议，都要经过设在德国宣传部的一个名为科学会议中心的专门机构的批准。
当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德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参加会议时，宣传部就来指定一位“领导”，对这样的领导的选择标准同样是根据他作为纳粹党之成员的忠诚和可靠性；自1939年起，所有的博士学位科学论文都必须提交给官方的纳粹审查官去审定。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迫害运动面前，科学家的行为也表现出一些差异。
有的科学家公开地或者私下地抗议，有的科学家辞职或者移居国外，有的科学家留下来巧妙地应对政府，有的科学家与纳粹同流合污，不同的科学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2、弗兰克与玻恩：哥廷根的辞职者弗兰克作为一个科学家，因他的友善、正直、颇具深刻的原则感的天才性科学家而倍受称赞。
战争开始时，他曾放下研究工作，充当志愿者到前线战斗。
1933年春，纳粹在柏林加紧了行动，当爱因斯坦从普鲁士研究院辞职后研究院的答复不是挽留而是粗暴无理，弗兰克感到自己应该有所行动，德国学生的“反对非德国精神”游行强化了他的义愤，使他走出了勇敢的、孤独的一步：他决定用辞职来抗议政府的纳粹行为。
他起草了两份抗议文件，一份是给普鲁士教育部部长的信，信中简单地写道：“我请求辞去哥廷根大学教授和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
考虑到政府对德国犹太人的态度，这一决定是发自我内心的需要。
”另一份是给教区负责人的，送到了哥廷根日报去公开发表。
报纸刊登了部分内容：“我已经请求我的上级主管辞去我的职务，我将会在德国继续我的科研工作。
在自己的国家我们犹太后裔被认为是外来者或者敌人，这就要求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他们不允许证明自己是德国人的意识之中。
任何一个入伍参战的人被允许不被驱逐，但我拒绝这种特权。
……”很多朋友劝说弗兰克最好不要辞职，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们认为事情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坏。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打算离开德国。
柏林物理学领导人普朗克、冯劳厄鼓励他留下来。
因为能斯特即将退休，他可以接任能斯特的柏林物理教授职位；哈伯也告诉他可以接任凯撒·威廉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
1932年末，他是柏林教授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并和教育部有过一次初步的面谈，只不过因为政治剧变暂时中断了。
这一切都表明弗兰克至少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从事他的科学事业。
可是随着他的抗议信的公开，谣言便紧接着在哥廷根流传：弗兰克和他的同党密谋阻止国家的革命，他的抗议实际上是煽动反对德国的宣传。
大学里42个教员签名谴责弗兰克。
他们控告弗兰克的辞职声明的目的是吸引外国和国内政治势力以形成新的政权，并呼吁政府促进认识清洗措施的必要性。
与弗兰克不同，玻恩基本上没有犹豫就决定离开德国，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个性、健康和魏玛时期的一些事件。
尽管玻恩力图远离一些时代节拍，但他仍是敏感的。
玻恩表明在他的政治观点和人类关系的态度上，他与爱因斯坦是一致的。
在个性上，玻恩是高尚的、矜持的和负责的，相信“知识是冷静的殿堂”。
在早些时候，玻恩也一直站在爱因斯坦一边，公开支持爱因斯坦反对那些反对相对论的反犹分子。
另外，玻恩的健康状况也极其糟糕，头疼和哮喘一直在折磨他。
1928年到1929年，他因为神经衰弱被迫中断了科学活动。
他曾住进一家疗养院，刚开始他还能强迫自己呆在床上，可是别的病人除了希特勒和反犹活动之外几乎不谈别的话题，使得他只好离开医院回家。
尽管玻恩也曾有过留在职位上的简单考虑，但一旦决定辞职，就没有动摇过。
他从未打算回到纳粹德国，也没有为留在哥廷根而战斗。
玻恩开始设法在国外寻找一个他能继续从事科学工作的职位。
对一个如此知名的科学家来说，即使是在不景气的学校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933年7月，玻恩到了剑桥。
而对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科学家来言，移居国外的前途是暗淡的。
爱因斯坦曾在给玻恩的信中写到：“一想起那些年轻人，我就心疼。
”3、普朗克与冯·劳厄：德国科学的坚守者当纳粹对犹太科学家和德国科学进行摧残时，作为德高望重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和冯·劳厄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借助于合作斗争尽力作工作，通过官方渠道去阻止、延迟或者取消对重要的科学家的解雇命令，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居留在的国际性正常的科学活动。
普朗克是政治与科学之间的斡旋者。
在纳粹最初掌权的日子，普朗克也曾想离开自己的职位，毕竟自己年事已高，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留下来。
1933年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时，普朗克在德国的科学机构里担任两个重要职务：科学院秘书和威廉物理学会主席。
这两个组织都是需要政府赞助的，所以他对新的政权有所妥协。
他曾和希特勒有过一个会面，力图使希特勒相信强迫犹太人移民会扼杀德国的科学，而希特勒给了他一个糟糕的回答：“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犹太人，相反我们保护他们”。
感到无力直接对抗政府，他要求自己并尽量说服别的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尽量不要和政府发生冲突。
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秘书，普朗克要考虑的是科学院的命运，科学院作为一个研究机构能否存在要比某一个人的命运重要的多。
作为威廉皇家学会的主席，普朗克通过与政权表面结盟的方式保护了学会。
学会接纳纳粹分自己呢理事会，悬挂纳粹党徽，在正式场合向希特勒敬礼。
他学会了在演讲台说“嗨，希特勒”，尽管非常不情愿。
通过一系列幕后的努力，普朗克不仅帮助了和保护了一些犹太科学家继续留在德国工作(如迈特纳)，使一些德国年轻的优秀科学家留在德国，和他一起与纳粹政府周旋(如海森堡)；也阻止了更多的纳粹分子进入科学院和学会(与一些大学和其他组织不一样，威廉皇家学会一直没有被政府控制)，使学会的大多数研究机构在纳粹掌权的早期没有受到大的干扰；而且还在1938年建立起了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
与普朗克不同，冯·劳厄(1979～1960)是一个典型的不合作者。
1933年9月的德国物理年会上，他把德国纳粹政府对待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行为比喻为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发言结尾时他用意大利语说除了伽利略临终时的话：“地球仍在转动”。
1934年哈伯(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1933年离开德国去了瑞士)因心脏病去世，劳厄公开发表了悼词，颂扬了哈伯的品质和对国家的忠诚，哀悼哈伯的去世是德国物理的损失。
劳厄的这些言辞实际上是对普鲁士教育部的公开谴责。
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普朗克等人曾谨慎地提议施塔克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
这个提议遭到了劳厄的强烈反对，认为斯塔克的加入将使科学院在国内变成没有价值的机构，在国外成为被耻笑的对象。
劳厄的反对使得施塔克没有如愿以偿。
作为报复，施塔克解除了劳厄担任了10多年的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
表明公开的态度后，他私下采取的是与普朗克不同的行动。
他常写信向国外同行求援，希望给自己的同事寻找职位，或者通过别的渠道获得者方面的信息。
1937年他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
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
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
作为独立精神象征的劳厄战后参加了审判纳粹的作证，帮助了德国科研组织的新生，负责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的重建。
4、勒纳德与斯塔克：希特勒的跟随者菲利普·勒纳德(1862～1947)出生在捷克的普雷斯布格，曾先后在布达佩斯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学习，获得了哲学博士和工程学博士学位。
勒纳德发现了阴极射线透射到极前的管外空间中，使放在那里的荧光屏产生了光效应。
勒纳德也因此而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阴极射线也被称为“勒纳德光”。
约翰内斯·斯塔克(1847～1957)出生在德国的西克肯豪夫。
斯塔克在物理学的很多方面都有贡献，首先他在放电管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1908年，他提出了原子的电子模型，认为化学键是由于电子共享引起的；1913年，斯塔克把极隧现象置入一个强电场中，从而在电场中找到了人们长期以来试图寻找的复杂效应：氢原子光谱线的分裂，后来该效应被命名为斯塔克效应；斯塔克由于发现了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谱线在电场中的分裂，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政治生涯是从反对爱因斯坦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