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但有真性情

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
陈平原
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痛苦，弟子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半个月来一直恍恍惚惚，直到追悼会归来，才确信大树已倒，烟斗不再飘香，再也无法见到先生的音容笑貌。

记得曾与先生谈起陶渊明的自撰挽歌，先生十分欣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只是学生不肖，无法达观，也未能忘情，只能借此等世俗文字略表心意，实未敢打扰先生在天之灵。

学生三生有幸，得于先生晚年聆听教诲，也算了却平生一桩心愿。

当年在广州念书，曾听过先生一次演讲，内容并没听清（先生山西口音很重），只是为先生那口衔烟斗怡然自得的神态以及那“莫明其妙”但确是发自肺腑的朗朗笑声所征服，就此决心北上求学。

那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老学者，能于大庭广众中如此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足证其胸襟的坦荡以及充分的自信。

五六年来追随左右，令我感叹不已的，主要还不是先生的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真性情”。

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情者可敬又可爱。

此等人物，于魏晋尚且不可多得，何况今日乎？知先生学识渊博者大有人在，知先生“为人但有真性情”者则未必很多。

或许，这跟好长一段时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实在过于坎坷，或多或少心灵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扭曲有关，也跟我最早了解先生是借助撰写于40年代的才气横溢的《中古文学史论》，而实际接触又是在其本性得到较充分表露的80年代，漏过了中间一大段辛酸岁月有关。

先生的治学道路，正像他正在编撰的论文集副题所示：从古代到现代。

先生早年治中古文学卓有成就，50年代初撰《中国新文学史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开创者。

“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不只是先生的治学范围，更是先生的立身处世之道。

先生客厅里挂着鲁迅《自嘲》诗手迹和题有《归去来辞》的陶渊明画像，可作为其精神、情趣的表征。

我从先生念书数载，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先生从没正儿八经地给我们上过课，而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神聊”，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

在我看来，先生的闲谈远胜于文章，不只因其心态潇洒言语幽默，更因为配合着先生的音容笑貌，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

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

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间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先生晚年写文章不多，而且好多绝对精彩的议论也未必都适宜于写成文章。

我一边庆幸自己有“耳福”，一边叹惜受益者太少。

好几次想做点笔记或者录音，又嫌破坏情绪，无法尽兴而谈。

今年初，我和师兄钱理群商量好，拟了好些题目，想有意识地引先生长谈，录下先生的妙语和笑声，给自己也给后学留点记忆，我相信那绝不比先生传世的著作逊色。

只可惜突然的变故，使得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从今以后，只留下无尽的懊悔和永远的遗憾。

先生爱喝酒，但似乎量不大，也未见先生醉过。

大前年春节，先生留几位在京的弟子在家里吃饭，听说我不会喝白酒，先生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四十多年前，先生撰《文人与酒》一文，曾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
后汝期。

”八六年先生为陶渊明学会题辞，又引录了这首诗。

先生“诗”不大作，“酒”却是常喝的。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潜《饮酒》）。

喝酒不见得都有什么“寄托幽深”，不过是“宽心”、“遣兴”而已。

借用先生文章中的话“酒中趣正是任真地酣畅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欢乐”（《文人与酒》）。

整天醉醺醺自然不足为法，可“终年醒”者也如陶令所讥笑的“规规一何愚”。

人生总是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总有忧愁需要排遣，神志清醒而又醉眼朦胧的“微醺”大概是人生的最佳状态。

可又有谁能保证不“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呢？酒不一定能消愁，但酒肯定能助谈兴：“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陶潜《饮栖》）先生酒后总是谈兴倍增，而且更加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我自惭不解酒味，可喜欢看先生饮酒，不为别的，就为先生的神聊将有超水平的发挥。

如今，这一切也都成了过眼烟云。

学术上先生相当宽容，只要能言之成理就不再苛求，因此带出来的研究生颇有不守规矩者。

可对人生，先生却并不怎么宽容，甚至可以说有点峻厉。

几十年风风雨雨，多的是恩恩怨怨，先生不放在心上，并非健忘，而是推己及人，感叹“我在那位子上也许也会这样做”。

可理解人性的弱点并不等于泯灭是非，先生谈到有些人和事时声色俱厉，就因为其并非“身不由己”，而是“人品问题”。

先生喜欢品评人物，也喜欢谈论轶闻琐事，不是因其有趣，而是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

先生往往于一些并不怎么起眼的小事中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趣味和才情，而且确实有先见之明。

我相信先生此等“识鉴”的本领是从魏晋文人那里学来的。

与此相关的是先生那么多广泛流传的“隽语”，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先生都有一两句名言流传下来。

喜欢把深刻的生活感受凝聚成甚具幽默感而又容易记忆的简短句子，除了自身的敏锐和机智外，我相信跟《世说新语》的影响不无关系。

多少人一辈子说不出一句属于自己的有意思够水平的“好话”，先生却留下那么多耐人咀嚼的妙语，怎能不令人羡慕？
先生为人坦荡、达观，但又有点高傲、任性，有时甚至近乎专断——这一点子女及弟子的感受可能与外人不同。

先生明显“内外有别”，对一般朋友和客人注重礼节，可对子女和弟子却从不讲客套，批评起来一点不留情面，不只一个弟子被当面训哭。

先生从不当面夸奖学生或者问寒问暖表示关心，似乎高傲而又冷漠；但大家都知道先生很有人情味，只是不愿表露。

先生常暗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可当面偏又装得若无其事，决不允许向他道谢。

这样一来，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先生和他众多弟子都不习惯于那种表面的“热情洋溢”，见面时反而不如不见面时亲热。

尤其是近两年，每次去见先生，先生都会兴奋或者惋惜地诉说，他哪一个弟子最近大有长进，或者哪一个弟子哪一篇文章写得不大理想。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先生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他对我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很满意，随后又为我写了一幅字：“讵关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锤百炼功——读君近作书此志感”，真的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那个晚上，先生听我谈了我学术上的设想，然后才说：“本来我不给已经毕业的学生指什么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闯。

既然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谈些想法供你参考。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先生是从我的性情和气质说起，然后才逐步转到如何在学术上发展自己。

我乘机问了一些他对其他弟子的看法，先生实际上为弟子们想了很多很多，只是怕影响弟子自己的选择，一般不直接表示。

先生最后一次跟我谈学问，是在今年初冬时节。

针对有人怀疑先生主持的国家“七五”科研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的价值，先生再次谈了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以及撰写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并吩咐书出版时可定名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

当我谈起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以来，这一百年的学术界颇给人一代不如一代的印象时，先生感慨良多，只说了一句“路要自己选择，认清了就一直往前走，不为时尚所动，也不用瞻前顾后。

”我想这话包含着一代学者的辛酸苦辣。

先生在学术上是有遗恨的，以先生
的才华，本可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革”后先生曾有一个大的研究计划，可终因年迈精力不济而无法实现。

他常说，五七年以前他每年撰写一部学术著作，五七至七七这二十年却一部著作也没出版。

大家都说耽搁了，可耽搁在人生哪一阶段大不一样，正当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被迫搁笔，等到可以提笔时却又力不从心，这种遗恨只有个中人才能理解。

先生再三叮嘱，大环境左右不了，小环境却可以自由创造，起码要自己沉得住气。

今年5月7日是先生七十五诞辰，我曾戏拟了一副祝寿的联语：“清茶三盏纵论天下风云说了自然白说，烟斗一根遍打及门弟子挨过未必白挨。

”如今，先生走了，再没有人拿着烟斗敲打我们这些没出息的及门弟子了。

八九年岁末于北大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