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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蹇先艾乡土小说艺术风格【摘要】蹇先艾的乡土小说，通过对贵州特殊生态景观、风土习俗、文化品格和乡土精神的描写，深刻的揭露了封建势力的黑暗腐朽与民众的麻木不仁。
蹇先艾将这个原始的、奇特的农村民风民俗生动鲜明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关键词】蹇先艾乡土小说艺术特色蹇先艾是我国新文学史上一位卓有贡献的作家，是最早反映西南边远省份历史和现实的作家。
蹇先艾的乡土小说不是单纯的“乡村小说”。
他用简朴而富有贵州地方特色的语言，叙说贵州的军阀政体，烟盐经济带来的贫穷，盐巴客的潦倒身影。
他集中描写了现代贵州各阶层，各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这些人物在军阀统治与烟盐经济桎酷下的喜怒哀乐与生老病死，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贵州地方社会的景象。
蹇先艾揭示现代贵州社会的种种弊端，是对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倡导的回应。
一、浓郁的乡土气息乡土气息可以说是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作品中普遍存有的现象。
而“地方色就是地方底特色。
一处的习惯风俗不相同。
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
”对地方风俗的描写，也就是地方色彩的独到表现。
在《朝雾》里，作者不自觉流露出家乡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如《乡间的回忆》写道：“潺潺的水声，在左侧下方作响；这原是城外的小河啊!沿岸都是青草，几棵杨柳在岸的两侧拂着枝儿，不晓得伊们是乐还是悲呢?河水仍发出声音，向下流着，因水的澄清与河的浅狭，底下的碎石泥沙，都看得清楚而且明朗了。
……我从跳蹬上跑了几个来回，疲乏了，在柳荫下歇了半天，又脱了衣裤，下水摸鱼。
”这都体现了作者家乡特殊的生态景观。
他曾说过“我是山国里长大的人，我个人对于山的认识比对于海的认识多得多。
”他的作品中出现的乡土风物俯拾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丁拐的轿子，遍山的孩苔，冬天的桐油凌，在木马上编着草鞋的农民，……这一切对于读者是那样亲切。
他是细腻逼真的描绘着贵州高原交通闭塞的情景，如《在贵州道上》，“一踏入贵州境界，触目的都是奇异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中间是一条两三尺宽的小路，恰好容得一乘轿子通过。
贵州著名作家及其作品
贵州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文学氛围浓郁的地方，拥有众多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
著名作家之一是郑振铎，他是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他的代表作《草原》、《壮年饮马》、《黔山春晓》等，展现了贵州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
另外一个著名作家是杨红樱，她是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青年作家协会主席。
她的作品《向阳花》、《流浪者》、《燃烧的羊脂》等，以女性视角叙述生活，深刻揭示了社会现实。
此外，还有赵辉、田桂森、李志伟、张宇等一批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多个领域，反映了贵州的民俗、历史和文化。
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仅丰富了贵州的文学资源，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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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简介沈从文(1902-1988)，男，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下面是本人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简介，希望大家喜欢!沈从文简介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
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
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
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
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的婚姻家庭1930年7月张兆和沈从文在胡适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
张兆和却不以为然，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
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
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
最终打动了张兆和，于1933年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
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着沈从文，使他陷入了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
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
蹇先艾与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作者：高天灵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4期高天灵（六盘水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六盘水553001）［摘要］蹇先艾与沈从文同是三十年代著名乡村小说作家，但蹇先艾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沈从文走的是浪漫主义道路，他们的创作方法给后续的乡村小说家带来不同的影响，其创作经验和教训，值得年轻作家们深思。
［关键词］沈从文；蹇先艾；小说创作比较［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04-0055-03［作者简介］高天灵，女，贵州安顺人，六盘水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方向：秘书学及新闻学。
蹇先艾作为贵州省著名的乡村小说家，曾被鲁迅先生列入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作者。
“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
［1］鲁迅先生对他的乡土小说评价较高，说他的小说“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是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
［1］从他的早期乡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贵州乡村小说的最原初状态，以及在“文研会”旗帜下，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特色；而沈从文与蹇先艾同是京派小说家，他的老家湘西又与贵州相比邻，同是乡土小说家，他的作品却与蹇先艾乡土小说大相径庭。
他笔下的乡村小说，着力描述了湖南西部浓郁的风俗画，凸现出乡村人特有的风韵和神采，在对人生的隐忧和生命哲学的思考中，描绘出三十年代湘西乡村的生存状态。
同是乡村小说家，一个高扬现实主义旗帜，一个喷射着浪漫主义光芒，其创作影响力却有极大差距，蹇先艾在二三十年代被鲁迅评价甚高，后来却被枯枝般落寞沉默，而沈从文的乡村小说从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红红火火，建国后被批判了几十年，至今又花开遍野，比二三十年代还要吃香。
沈从文被誉为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成为一代名家，原因何在？让我们从他们二人的不同创作风格中去寻找答案。
一、蹇先艾乡村小说创作特色蹇先艾从事文学创作时，先学写诗，后开始小说创作，按理说他的小说创作应飘浮着清澈的诗意，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在他创作的百来个短篇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多少诗意，在他引以为骄傲的乡村小说创作中，他以绝大的篇章、最深厚的感情献给了旧贵州这片贫困而苦难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挣扎着的人们。
贵州历史名人介绍贵州是中国优秀的历史名人辈出之地。
他们在各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仅深刻影响了贵州的历史进程，也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下是我对贵州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简要介绍：赵守真（1842-1889）：赵守真，字趄公，贵州京山（现属贵阳市）人。
他是中国近代军事家、革命家以及包括光复会在内的救国组织的创立者之一。
赵守真通过领导农民起义和与内外革命力量合作，为晚清政府的腐败和外国侵略提供了有力的反抗。
他的确立地位在贵州民间尤其举足轻重，被后来的贵州人称为“赵林庄”，并成为了革命的象征之一。
黄继光（1930-1952）：黄继光，是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人。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士，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2 年2月26日，黄继光立下民兵连见义勇为，轰动一时，被评为英雄烈士，并获得了党和国家的嘉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黄继光被誉为“廉颇卫青之后，风云再起抓军头”。
杨三姐（1368-1432）：杨三姐，又名杨玉环，出生于今贵州省凯里市黄平县。
她是著名的风景名胜黄果树瀑布的发现者之一。
据传说，杨三姐为了寻找水源，在山林中穿行，最终发现了黄果树瀑布。
她的勇气和决心使得贵州的旅游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黄果树瀑布也成为了贵州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唐仕先（1599-1653）：唐仕先，字金布，是明代晚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散文家，他在贵州的历史地位至关重要。
唐仕先在历史上被誉为“地方政权的奠基人”。
他通过坚定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手段，成功地建立了贵州土司政权，并推动贵州的稳定和发展。
他的努力为贵州民族团结和社会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炳昌（1896-1979）：邓炳昌，贵州省清镇市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工作，在贵州地区推动了党的扩大和壮大。
邓炳昌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位重要军事指挥官，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只是贵州历史上一部分著名人物的简单介绍，贵州还有许多其他杰出的人物未能一一列举。
论蹇先艾《酒家》中的边地女性形象摘要：在蹇先艾众多小说集中，《酒家》是倍受称赞的一个。
《酒家》中作者塑造了众多小人物形象，这些人或是来自西南边地小镇中的小商小贩，或是来自西南边地乡村里的苦力人，其中有一类人引起了笔者的关注，这便是来自西南边地的女性。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小说集中的边地女性形象：首先，我们将列出蹇先艾书写边地小说以及边地女性的原因；其次，我们将讨论小说集中边地女性的类型；最后，我们将探讨作者塑造边地女性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蹇先艾、《酒家》、边地小说、女性形象。
蹇先艾，我相信当代文学史上的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作为贵州西南唯一现代作家，他是贵州送给中国的礼物。
首先，蹇先艾选择边地材料作为小说的主题，无论是从社会制度的最自然的角度看，还是从人物个性心理学的角度看，这都反映了贵州地方文化的痕迹，深深的将贵州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形象反映在小说中，利用当地资源创作文学作品，反映了边地的色彩和地理文化对文学的主导影响。
其次，边缘文化地位丰富了山区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地域文化改变了作家的审美取向，从而使蹇先艾的笔下诞生了各种各样丰富的人物形象，基于此，本文对蹇先艾所描述的边地女性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蹇先艾书写边地小说及边地女性的原因（一）蹇先艾书写边地小说的原因众所周知，蹇先艾是我国贵州乡土文学“无可置疑”的优秀奠基者，他的小说有着独特的山地特色。
一方面，他以贵州原始生态山地景观为背景，展现了贵州的神秘之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独特而另类的生存环境，揭示了丰富的地理和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他展示了贫困的真实写照。
老贵州的落后与野蛮，通过描写贵州的“野蛮”人口，表达了他对家乡“落后思想问题”及“封建不平等思想”的批判和对家乡人民无知的心痛，并且以对家乡的实际关怀而结束。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他审视国家落后的习俗和现实时，他感到窒息、悲伤甚至愤怒，基于这样“鲜明”的情绪之下，他对自己的文化表现出深刻的思考和强烈的文化批评，所以说，他的乡土小说可以看作是贵州近代社会文化史的形象化的“抗争”过程。
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者摘要蹇先艾是鲁迅肯定的乡土文学作家。
本文从书写“乡愁”的角度评述蹇先艾的乡土文学创作，认为蹇先艾是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者。
关键词：蹇先艾乡愁贵州乡土文学奠基者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隐现着乡愁”，是鲁迅对蹇先艾小说的评价，我们可以将之作为蹇先艾小说创作的关键词来看待。
“老远的贵州”，是蹇先艾心灵的故乡，是他描写的对象。
“老远”，既是蹇先艾侨寓北京与家乡的心灵距离，也是读者乃至鲁迅对“天高皇帝远”的遥远贵州的印象，以及他们对蹇先艾小说文本解读贵州的期待。
“老远的贵州”，既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也是主观的心灵印象。
“心曲的哀愁”，是蹇先艾小说的基调和主观视角，是典型化的“一个人的贵州”。
“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都统一在“隐现着乡愁”之下。
因此，“乡愁”成为蹇先艾小说的中心词，它与“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结合起来，共同组成蹇先艾小说的艺术世界。
一乡愁之一：“美妙的海市蜃楼”现代文学的许多著名作家都以对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著称。
但是，所谓“封建大家庭”并不能一概而论，它产生罪恶也孕育温馨，滋生土豪劣绅也培养社会贤达，是旧思想的阵地也是新思想的前沿。
许多仁人志士都出自世纪之交的大家庭，这些大家庭所具有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具备接受新思想的物质条件；所承继的诗礼传家传统，所因袭的封建礼教思想，使他们在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同时又因袭历史的重负，思想在新与旧之间挣扎。
蹇先艾也出自封建大家庭，他承认封建大家庭的背景，也描写大家庭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大家庭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是不可再现的“美妙的海市蜃楼”。
深秋的午后，“我”和姊姊躲着父母，偷偷划着小船，“池上依稀几片绿藻残荷，点点浮萍随流水飘去……”母亲知道了没有责怪我们，反而用银片糕来犒劳我们。
（《秋天》）“黄昏后，灰色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轻风在小巷中徘徊。
”“我”倚立窗前，苦苦地等待琴妹的到来。
（《雪暮》）两篇小说写于1925年，此时作者19岁，正在念北师大附中。
由于父母相继去世，经济拮据。
于是，他回想着在家乡的美好日子，回想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作品洋溢的青春气息，表达的美好情愫，充盈的母子之情、姐弟之情，描绘出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图画。
将旧家庭描写成“美妙的海市蜃楼”的作品，在新文学中并不多见，我们可以从以下背景中了解作者这样写的原因。
蹇先艾的家，近可俯瞰湘江，远能眺望凤凰山，周围是一片蓊郁的树林。
父亲蹇仲常是前清举人，是遵义颇有名气的文士和开明绅士，曾任四川越隽、涪陵、松潘等地的知县。
蹇仲常非常喜欢蹇先艾，指导他读古文，教他联句做诗，也让他阅读《鲁宾逊飘流记》、《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崇实报》、《欧战画报》等现代报刊。
也是蹇仲常，于1919年亲自送13岁的儿子蹇先艾到北京求学，返乡途中重病身亡。
在《老仆人的故事》中，作者进一步描写大家庭的和睦氛围和父亲仁爱的形象：在家里呆了几十年的仆人林富要回老家，“我”和姐姐、弟弟死活不让他走。
父亲挽留老林：“你尽管拿我的孩子当自己的看待”，“养你到百年，我们总可以办得到的”。
林富的原型是蹇先艾家的老仆人，父母与兄弟姐妹都没有将他当作下人看待，仆人将主人家作为自己的家，蹇先艾家中的民主空气可见一斑。
在《子澜君》中，作者笔下的父亲形象更加完整。
父亲退休后回地方做乡绅享清福，他为人豪爽正派，文章中常有愤世的感想，嘴上的嘲讽更不足为奇。
于是，与同为乡绅的伯峦有了很多芥蒂，两位老人常常怒目相对。
父亲送“我”到北平念书，返乡时病逝途中。
伯峦一解心中块垒，痛哭于父亲墓前：“从此地方上没有这豪爽正派的人了。
”以上小说都有蹇先艾童年生活的蛛丝马迹，都以作者的父亲为原型。
由这样一位仁爱慈祥、正派豪爽、长于诗文、具有民主思想的父亲为家长，其营建的家庭氛围当然就其乐融融，孤身一人奔波在北京的作者当然将儿时的日子看成是“美妙的海市蜃楼”了。
二乡愁之二：“陷落在泥淖中的老人、女人和穷人”蹇先艾的两篇代表作《水葬》和《在贵州道上》是写农村题材、关注下层人民生活的，这类作品在蹇先艾创作中分量最重、影响最大，这也是鲁迅将蹇先艾列在乡土文学作家之首来评述的原因。
二十岁以前，蹇先艾基本上沉溺于个人的小圈子，写身边的人和事，抒发思乡之愁，作品显得轻飘、感伤、幼稚。
1926年发表《水葬》之后，特别是1928年回乡居住三个月后，蹇先艾看到，“到处都遇见陷落在泥淖中的老人、女人和穷人。
他们的苦脸深刻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于是，作者的乡愁跳出了狭小的圈子，将关注的目光聚集在“陷落在泥淖中的老人、女人和穷人”身上，塑造出轿夫、挑夫、马夫、草药客、小偷、乞丐、农妇、妓女、补衣妇等人物形象，构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贵州底层人物的形象画卷。
《在贵州道上》、《赶驮马的老人》、《盐巴客》等小说表现贵州贫民的一种生存方式。
贵州不通公路，主要靠崎岖的山道与外界联系，由此产生轿夫、挑夫、马夫、盐巴客等职业。
他们凭借体力挣钱养家糊口，也由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性格上不免油滑，沾染不少不良习气。
特别是贵州流行的大烟，成为他们解乏的良药。
轿夫赵长顺抬轿赚钱抽烟，借钱为了抽烟，卖老婆也为抽烟，鸦片使他失去了良知，最后被当作土匪吃了枪子（《在贵州道上》）。
原先，“我”厌恶用“打杵”支撑着背篼拦道休息的盐巴客，甚至将他们与土匪联系起来。
当在客栈看到被军阀推下山崖跌断了腿的“盐巴客”在无助地呻吟时，“我”深深地忏悔着对他们的误会（《盐巴客》）。
赶驮马的老人因为年纪大了，马有残疾，无人雇用，因此宁愿被军阀拉去驮子弹讨口饭吃（《赶驮马的老人》）。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民众，总想获得生存的一席之地。
但是，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又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生存条件呢？草药贩子朱二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患病，全家人吃饭、治病全靠朱二的草药摊子。
但是，县衙门禁止买卖草药，朱二一家生活难以为继（《踌躇》）。
抽蚕丝和补衣服是屠大娘的“生路”，但是洋丝占据市场，剿丝作坊纷纷倒闭，军晌常常拖欠，补衣服的佣金不能兑现。
屠大娘的“生路”究竟在哪里呢？安癞壳的妻子被土匪抓走，他迫于生计卖了女儿，最后沦为乞丐。
（《安癞壳》）《水葬》的主人公是小偷骆毛。
在他被押去“水葬”的途中，桐村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地跟着看热闹。
实际上，骆毛和桐村群众就是鲁迅所憎恶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形象，他们表现出贫穷落后所造成的精神的滞重麻木，突出了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受鲁迅《故乡》等小说影响而形成的乡土文学作家们，受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滋养，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表现中国农民的现状和命运。
作为乡土文学作家的蹇先艾也概莫能外。
三乡愁之三：军阀统治下“疮痍满目的旧贵州”1918年到1935年，贵州是军阀统治时期。
兴义系军阀张春普、袁祖铭，滇军张谷成、胡若愚、徐为光、欧永昌，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各领贵州三五年，像走马灯一样轮换执掌权政。
贵州军阀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两个突出的特点。
蹇先艾没有宏观地表现贵州军阀的依附性和掠夺性，没有正面地描写你争我夺的军阀战争。
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事件，表现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
同时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审视这一严峻现实，在一系列文学形象中寄予缕缕乡愁。
酒家女招弟即将嫁给巴团长当姨太太，在小镇传为美谈。
而苦苦恋着招弟的青年褚梦陶，为了阻止这一荒唐婚事，在军阀的枪口下死于非命（《酒家》）。
吕芳的表嫂为了讨好当军阀参谋的丈夫，竟然助纣为虐，帮助丈夫娶吕芳为姨太太（《一幕悲剧》）。
盐商臧老板娶了怀着身孕的吕团长的姘头桂花，还当宝贝一样地宠着，并依仗桂花和吕团长的关系，抬高盐价，制造盐荒，排除异己（《盐灾》）。
马克思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在当时军阀主政的贵州，军阀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民众惟有服从军阀的权威。
蹇先艾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角度，揭示出军阀势力所形成的荒唐社会现象，以及军阀统治给人们造成的心理伤害。
蹇先艾描写了“陷落在泥淖中的老人、女人和穷人”，也刻画了军阀统治下无助的乡绅、僧人和士兵。
乡绅黎正宣期望烟土生意赚来大钱，却因军阀与土匪的勾结使他的生意血本无归。
（《乡绅》）赫赫有名的绅士凌鼎章在与军阀厉队长的斗法中占不了丁点上风，凭他的声望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干女儿海棠和她的戏班。
（《山城的风波》）军阀战争中，佛门圣地也惨遭践踏，法明和尚出于尊严也迫于贫困上吊自杀。
（《两个不幸的人》）军阀队伍中的士兵也处于被欺压的境地。
新入伍的汪贵领不到军晌，因偷窃被洋人打得鼻青脸肿。
（《胜仗》）军阀统治是近代贵州的痼疾和毒瘤，军阀统治的灾难无孔不入，使本来就贫穷落后的贵州雪上加霜。
在表现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基础上，蹇先艾将笔触伸向社会各个阶层，从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军阀带来的深重灾难，寄予他对故乡人民的深切同情。
四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人贵州新文学主要表现为乡土文学，蹇先艾是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人。
在鲁迅、茅盾等人的影响下，蹇先艾乡土题材小说的创作由幼稚走向成熟，乡土文学观由朦胧而逐渐清晰。
有了明确的乡土文学观念，乡土文学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写下了《水葬》、《在贵州道上》等优秀作品。
他在《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等文章中，概括了解放前乡土文学的特征：揭露旧社会的怪现状，抨击、嘲讽反动统治者，同情劳动人民；表现习俗风光，人物语言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他认为，乡土文学是发展变化的，是遍及全国的。
蹇先艾在创作中实现了他的主张。
不管是表现乡愁，还是再现军阀黑暗统治，无论是描写自然景物，还是刻画贫穷百姓形象，他都将黔北乡土作为小说的生活场景，都努力通过人物命运、人物语言、乡风民俗表现地域文化特征。
乡土色彩见于作品的山川景物、社会环境，也见于风俗民情、人物语言。
《贵州道上》对险峻的贵州山道的描写，《谜》中对黔北旷野月夜的刻画，《蒙渡》表现的山区的蒙蒙细雨，《水葬》渲染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社会环境，《酒家》、《盐灾》表现军阀战乱带给民众的灾难，给我们展示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黔北的自然形态和社会风貌。
小说中有许多具有黔北风味的描写，如三丁拐的轿子、滑杆、竹节叶子烟竿、夹笋壳子斗笠、布鞋上套草鞋的大脚农妇……对山区民众的气质、心态更是刻画得细致入微。
蹇先艾善于运用方言俗语，“归一”、“戏毛”、“虚飘飘的”、“车来车去”、“尔妈”等俗语，强化了作品的乡土特性。
贵州新文学，特别是贵州乡土文学，与蹇先艾的名字密切相关。
蹇先艾关于乡土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深刻地影响了贵州作家的创作，对贵州乡土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1] 蹇先艾：《蹇先艾文集》（第一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