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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宣传资料一、国际红十字七项基本原则红十字会是世界性的人道主义运动，其任务是防止并减轻无论发生在各处的人类疾苦；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尊严，尤其是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为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和社会福利而工作；鼓励志愿服务，鼓励本运动的成员随时做好准备提供帮助，鼓励对那些需要本运动保护和帮助的人持有普遍的同情感。
红十字，在履行其职责时将信守其基本原则：人道：国际红十字的本意是不加歧视地救护战地伤员，不管是国际冲突还是国内冲突。
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种疾苦发生在什么地方。
本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的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
公正：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
中立：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本运动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涉及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独立：本运动是独立的。
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人道工作的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始终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志愿：本运动是志愿救济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形式得利益。
统一：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
它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工作。
普遍：国际红十字运动是世界性的。
在这个运动中，所有的红十字会都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样责任和义务，并相互支援。
”二、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主要内容——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
青少年是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的主要对象。
各级各类学校红十字会要针对青少年特点，把传播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融入学校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极开展具有红十字特色的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知识竞赛、夏（冬）令营等活动，充分发挥校园广播、宣传栏、校内报刊、网络等宣传阵地作用，使传播工作的覆盖面达到在校生的80%以上。
——红十字志愿服务。
要丰富志愿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以适合不同年龄青少年群体的社会需要，为青少年志愿者提供实践红十字精神的社会平台。
一、红十字会的成立十九世纪中叶，在意大利的北部索尔弗里诺，法、意、奥三国军队发生了激战，战后战场上尸体遍野，血染山冈，数不清的伤员躺倒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无人过问。
基督教福音派瑞士人亨利·杜南见此情景立即开始了民间伤员救护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呼吁各国成立救护团体。
经过他的努力，1863年在瑞士成立了“救护伤兵国际委员会”组织，它就是红十字会的前身。
二、红十字会的标志白底红十字：红十字是由五个正方形拼成的，分别代表亚、欧、非、美、大洋州世界五大州。
这说明红十字会具有国际性。
有些国家叫红新月会，其标志为白底红新月。
2005年12月，新增标志“红水晶”...三、红十字会会的基本原则人道性，公正性，中立性，独立性，志愿服务，统一性，普遍性。
四、世界红十字日5月8日，这一天是为了纪念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而命名的。
红十字运动一共有7项基本的原则，7项基本的原则分别为：1．人道Humanity：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本意是要不加歧视地救护战地伤员。
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种痛苦发生在什么地方。
本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
2．公正Impartiality：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
3．中立Neutrality：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本运动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4．独立Independence：本运动是独立的。
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该国政府的人道助手并受该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经常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5．志愿服务Voluntary Service：本运动是个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利益。
6．统一Unity：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
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
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
中国红十字会(Chinese Red Cross)是中国慈善组织的先驱和领导者，在各个领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它的使命是通过关爱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重建他们的生活，促进他们社会发展和福祉的改善。
中国红十字会也致力于促进公众健康、教育和公平有效的卫生服务。
1、在社会公众卫生领域：
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改进人们的健康和卫生条件，为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援助和健康干预，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减少重大疾病流行的发生，提高社会公众的健康水平。
2、在公共救助领域：
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和重灾区恢复正常生活，提供救灾物资和技术支持，缓解因自然灾害、疾病和社会政策等所带来的痛苦和经济压力，着力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改善社会发展环境，促进和平发展。
3、在国际救援领域：
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参与国际紧急救援，支持国际社会为受灾国家提供援助，消除贫困和弱势，共同营造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支持国际社会对各地区紧急需要的慈善事业的实施。
4、在社会各界的职能：
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推动政府改善公共卫生体系和法律体系，着
力打击暴力和宗教迫害，促进人道主义慈善，倡导克制任何形式的歧视，培养文明新风。
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是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和重灾区提供帮助，改善人民的健康和卫生条件，促进政府和公众对受灾地区的关注，促进社会的和平发展，保护人权及受害者的权利，号召社会公众参与慈善活动，实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倡导文明新风，扶助弱势群体，消除贫困和弱势。
人道、博爱、奉献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
中国红十字会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历史：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在上海创立，起初叫“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建会后一直从事救护伤兵、救助难民和赈济灾民活动，并积极参加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1906年，清政府签署承认了《日内瓦公约》。
1907年，“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1912年，“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12年1月15日通报各国，正式承认中国红十字会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之一。
1919年，红十字会国际协会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于当年7月8日加入该会。
1952年7月，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惟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因而成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第一个恢复合法席位的团体。
介绍：卫生救护。
开展群众性初级卫生救护训练，培训初级卫生救护人员，以减轻意外伤害造成的损害。
社区服务。
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广大红十字会会员和志愿工作者，对散居在社会上的孤老病残，进行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
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参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服务于社会上最易受损害的群体。
宣传和传播。
利用各种媒介、各种形式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传播《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宣传红十字会的宗旨、任务。
推动无偿献血工作。
宣传动员群众无偿献血，协助政府表彰奖励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和个人。
批准负责中国造血干细胞捐赠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的建设、管理。
红十字青少年。
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建立红十字组织，发展会员，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进行精神文明教育及青少年的卫生健康教育，促进学生的德育发展；开展国际红十青少年的友好交往。
台湾事务。
为海峡两岸同胞服务，处理查人转信、探亲衍生等问题，两岸红十字组织积极开展卫生救护交流、赈灾及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中国在抗战中的医疗救护与红十字会的作用中国在抗战期间，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
在这段时间内，医疗救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十字会作为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人道组织，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中国在抗战中的医疗救护工作，并分析红十字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抗战中的医疗救护工作1.前线医疗救护在抗战爆发后，中国第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组织积极投入到与日军的战斗中。
在这个过程中，医疗救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战场环境恶劣，战伤士兵众多，前线医疗救护人员不仅需要进行现场救治，还需要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等复杂医疗操作，以尽可能地减少伤亡人数。
2.后方医疗救护除了前线医疗救护，后方医疗救护也是抗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方医疗救护工作主要包括伤兵的收容、治疗和康复等。
由于后方条件较为优越，医疗救护人员能够提供更好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
后方医疗救护的有效开展，有效地提高了战伤士兵的生存率和康复率。
3.民间医疗志愿者除了军队的医疗救护工作外，许多普通百姓也参与到了医疗救护工作中。
这些民间医疗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为伤员提供救护、疗养、心理辅导等服务。
他们的贡献不仅为伤员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救护，也充分体现了整个国家的团结和抗战意志。
二、红十字会在抗战中的作用1.传递国际援助红十字会作为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人道组织，起到了在抗战期间传递国际援助的重要作用。
红十字会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合作，收集和分配了大量的救援物资，包括医疗设备、药品、食品等。
这些物资的到来为中国医疗救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增强了中国抗战的实力。
2.组织医疗队伍在抗战期间，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国内外医疗专家组成医疗队伍，前往战区提供医疗支援。
这些医疗队伍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还为中国医疗救护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培训。
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医疗救护工作的水平。
3.倡导国内红十字工作红十字会在抗战期间也积极倡导国内红十字工作的发展。
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还记得小时候在课本上了解到一些关于红十字会的相关东西，比如说一些贫困地区一些人由于战争或疾病而受伤甚至濒临死亡时就被及时赶到的红十字会给救治好了，那时候的我对红十字会的理解是它是一个很伟大救死扶伤的组织，而且它的那个标志让我联想到医院的标志，因此有时候我甚至以为它是一个背后由医院组成的一个伟大组织。
而现在的我终于认识到红十字会并不是我的认识到的那样的，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近年来中国自然灾害不断,中国红十字会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体现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红十字事业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具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的上海，命名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之会，1906年，清政府签署了日内瓦公约。
1907年，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1911年清朝覆灭，1912年将大清红十字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在历次战乱、灾荒中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12年1月15日通报各国，正式承认中国红十字会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为社会提供了直接的人员、制度、经验等条件保障，包括中西的融通，机制的运作，中国人与外国人、官方与民间的关系与地位的架构等。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初期是在清朝末期，正值中国战乱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宗旨正是秉承世界红十字会的宗旨：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
红十字会实行战争救护的一贯行动，将其基本性质总结“军事一起，无不受此会之大益”。
另外我最近还了解到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重要的原因是：“万国公法之中，以此会为近数十年至善之大政”，况且中国“以亚洲文明之大国，而万国共行之善政，我独阙如，坐令西方之人以野蛮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事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具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红十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红十字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下是一些关于红十字与中国文化的重要方面：
1. 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境内唯一合法且具有国际性红十字运动承认资格的红十字组织。
它成立于1904年，是亚洲最早的红十字会之一，承担着人道救助、医疗救助、血液服务、灾害救援、社会福利和红十字国际事务等多项任务，体现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和价值观。
2. 红十字标志：红十字标志是由红色十字形图案组成的标志，具有国际性和普遍公认的标志性意义。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被视为吉祥和幸福的象征，而十字则有守护、庇佑的含义。
红十字标志在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医疗机构、救援机构和公益组织，具有崇高的文化象征意义。
3. 人道精神和仁爱文化：红十字的人道精神与中国的仁爱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关爱他人、仁爱和慈悲，注重帮助和救助弱者和有需要的人。
红十字的理念和行动也体现了这种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和守护生命的价值。
4. 灾难救援与救护文化：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红十字在应对和救援灾难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红十字组织与中国的救护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强调快速响应、救援事务的专业性和灵活性，提供救助、安抚和庇护等服务。
红十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体现了其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红十字组织通过践行人道主义精神、传播仁爱文化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推动和发展中国的人道事业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2011-09-06 14:31:13杨智芳周秋光英文标题：Origin of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摘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它们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传承性，而救济善会不具此特点，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前推到济急善局。
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济急善局救济善会作者简介：杨智芳(1981-)，女，湖南益阳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周秋光(1954-)，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1]。
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
”[2]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①。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3]，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问题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
”②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笔者认为应从研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入手。
论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机应对摘要“郭美美事件”掀起了公众对慈善机构、慈善制度不信任的爆发式宣泄。
面对公众对其公信度的质疑和透明化慈善的强烈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如何力挽狂澜？在一个高曝光率的社会里，危机事件应对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为红十字会重塑公信力提供实用性方法。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公共危机危机管理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2011年，新浪微博上一个名为“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发了一场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口诛笔伐”。
危机事件发生后，郭美美回应的一条微博迅速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本文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剖析了红十字会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旨在找到帮助中国红十字会重塑其公信力的办法。
一、“郭美美”何以走红——危机事件回顾实名制实施以前，多数微博用户采用匿名形式参与讨论话题，这使得议程设置的主体逐渐多样化。
在微博上，信息往往自下而上传播，话题本身又时常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公众的普遍情绪相关，因此更容易主导舆论。
“郭美美事件”最初只是在微博的“粉丝群”里引起部分关注，随后，一些人在唏嘘之余开始对郭美美进行“人肉搜索”并挖掘其与红十字总会的关系。
这时，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和报纸才开始跟进报道。
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红十字总会于2011年6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有关“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有关“红会超标采购420余万元”等问题。
但传统中用以应对危机公关并行之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在解决此次危机事件时，却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
二、“红十字会”何以狼狈——危机产生原因剖析（一）公关应对欠妥。
从危机情境的沟通原则来看，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则是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纽带。
然而，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推动下，这种“纽带”不但没有给红十字会以缓冲的机会，反而将其在与公众的直接对话中，暴露出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揭示出来。
现代媒体所掌握的把事件迅速放大的能力，使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真空更容易被谣言、误传和诽谤所充满。
一旦媒体污染蔓延，公众对局势的认知就更容易转变成现实。
因此，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红十字会的辟谣声明不仅没有缓解公众情绪，反而使风波升级。
同时，红十字会于2011年6月28日下午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仅邀请六家媒体参加，且将大量闻讯而来的记者挡在门外。
既是新闻发布，就应该足够公开，这种不够坦荡有所保留的做法，自给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更大空间。
红十字会虽然解释了其总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系、审计署认定的采购超标等问题，但如何对各分支机构进行监督、采购超标问题的详细解释、报案后的案件进展情况等公众期待了解的内容，都没有提及。
这就忽略了危机公关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
红十字会简单地把公众被视为可操纵的目标，假定人们会无条件地接纳它传达的信息，必然达不到与公众的良好沟通效果。
（二）信任链断裂——缺乏自律与公民冷漠的内外困境。
对于公众而言，红十字会的存在一直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一方面，大量募捐资金和财政拨款流向那里；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又甚少向外界说明其善款使用的情况。
其实，在很多国家，政府代管红十字会，或行使监督权都是常见的，可是，唯独中国的红十字会异化成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
那么，是什么滋生了中红会的“官本位”，打破了慈善机构的道德底线？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社会转型产生了利益分化与财富分配不公”。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已进入风险社会，即各种危机事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但也间接导致个人公民采取较为极端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但在笔者看来，“市场化转型”或“公民意识觉醒”都不能成为解释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本位状态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本身来说，其公信力之所以如此脆弱，源于其组织本身自律不严；而后，尽管屡屡曝光的各种“丑闻”开始侵蚀公民对它的信任，鉴于这些污点尚且影响力微弱，都没有引起红十字会的足够重视。
此外，就外部社会环境来讲，我国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公民对社会监督活动的参与程度原本就不够，一旦社会对红十字会的“冷漠”态度变成一种普遍现象，仅靠政府的监督和尚未完善的问责机制根本不足以迫使其形成良好的自律机制。
于是，灰色地带逐渐扩大，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本位”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日常管理机制都不透明，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少。
于是，以致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与公众间的信任链的迅速断裂，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公关活动不但都没有发挥正功能，反而带来了负效应。
（三）双重定位下行政监管的豁免。
以事件发生时的法律制度来看，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影响力广泛的组织却一直处于“免于登记”的地位。
“免于登记”是相对于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定的“双重管理”制度而言的，“双重管理制度”即对社会团体实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管理，以及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管理，通过这种制度对社会团体加以接受外部监管的义务以规范其社会活动。
但红十字会是该条例第三条规定的“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因此这种“双重管理”的外部监管制度却不适用于中红十。
这种“免于登记”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是来自国家对其类似于“免检产品”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国红十字会一直以来“民事”与“官办”的双重定位。
以“民事”地位而言，《红十字法》第二条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强调了其为民事的非政府组织，且其作为民事主体发生法律关系的相关案例也不胜枚举。
而以“官办”地位而言，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其“行政性”的烙印却非常显著。
以社会救助团体的“资合”而言，红十字会的部分经费来源于“人民政府的拨款”；而以其“人合”而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
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
这种“行政性”既使得中红十的活动对于政府依赖性强，更使得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外部监管机关缺乏对中红十监管的动力。
总的说来，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具有公募资格，掌握大量资金的社会救助团体，利益的诱使与自律行为的天然劣性使其处于高风险之中。
而基于其“行政性”，对其外部监管的明确弱化甚至是豁免，不仅为内部的腐朽提供了温床，也使得公众的猜疑在慈善阳光化的诉求未能实现情况下不断累积。
最终，“郭美美”事件作为导火索，引爆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大范围信任危机。
三、慈善真相背后——危机公关应对措施（一）积极制定《慈善法》，强制披露以保透明慈善。
我国现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分业而治，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主要是为规范捐赠行为而制定，意在保护受赠人或者受益人的权利。
这些各有具细的法律法规缺乏对慈善事业全面的规定，突出弊端便是缺乏科学、相匹的权利、义务设置，不利于我国慈善组织定位与体系构建，以及系统性资源分配。
而勉强算得上全面规定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对慈善组织的定位，权利、义务设置与实际需求也不相一致。
该条例于1998年发布实施，不仅年代久远，同时也带有浓重的“官本位”色彩。
以社会团体的设立批准而言，它对于普通社会团体适用了较高的准入要求，却对带有浓重“行政性”的社会团体予以免于登记等优待。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慈善组织的实际准入壁垒，若继续适用该条例，既不利于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清楚定位，独立慈善，自我改良；也不利于草根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慈善垄断”难以消除。
因此，系统性地制定《慈善法》成为了法治社会下，维持良好的慈善活动秩序与进一步发展慈善组织的一致需求。
但《慈善法》的制定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此次危机突出表现的对透明慈善的强烈诉求。
当然，透明慈善的推动仅靠慈善组织的自觉自制，或是由信任危机的爆发被动推进均是不适宜的，且会造成口诛笔伐的非和谐社会现象。
因此必须由法律法规自上而下强制要求中红十进行有效披露。
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香港红会的透明慈善制度。
对于中红十现今仅由国家审计署每年审计政府拨款这一项资金收支而言，强制披露制度应该增设对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的审计，具体可以要求中红会对捐款人的捐赠与用途，设定固定的内部账户，分开记账。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政府失灵的弊端，审计主体应多交由社会，由第三方审计公司进行审计，并在出现与实际情况与审计结果存在出入的情况下更换审计公司，避免共同寻租。
另外，为了使得社会大众可以作为广泛的监督主体，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红会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不应仍依照《中国红十字会法》仅向理事会报告，而应增设其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这也与公募基金的一般披露要求相一致，具有合理性。
（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组织在应对出现的风险问题时，首先应寻找并理解公众情感的动因，而后再通过一系列负责任的行动来与公众期待保持一致，重建信任度。
危机发生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相信负面信息，因为恐慌、愤怒的心态更加符合他们的心理期待。
想要降低由人的思维与行动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让双方看到沟通过程中彼此在同一问题的逻辑假设与推演上的差异，减小防范和控制危机产生的难度。
所以，危机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便是主动将有关信息全盘托出。
其实，当公众对红十字会财务状况产生疑虑时，最好的办法是将经过审计署审计的财务报告上网，把掌握的全部信息诚实地公布出去以澄清误解。
除了年度审计，鉴于红十字会之前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所公布的年报中，存在着严重的内容滞后与粗陋，笔者在此建议红十字会可以主动提出成立独立的财务委员会，聘请专业的会计师等，主要对中红十及其分会等的财务状况进行随机抽查，同时要求其成员不得参与中红十其他工作，以此实行有效内部的监控。
（三）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角色。
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科层制的痕迹，一方面，政府内部仍存在权利与制度的割裂；另一方面，协调机制的不完全又或者是部门间缺乏合作意愿又带来大量的管理漏洞。
危机一旦发生，而政府又难以突破行政权限以及其带来的问责约束时，仅靠组织层级间单薄的信任机制来应对风险，必然难以化解公共危机。
那么，政府应如何在公共财政束缚和公共服务需求膨胀的双重压力下，催生出高绩效的治理模式，与非营利组织共同铸建其社会信任？笔者认为，在以追求公共价值为终极目标的前提下，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