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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
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现状是相对较好的，但仍面临一些问题。
1. 发展现状：
- 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和水平在亚洲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较高的成功率和良好的治疗效果。
- 我国拥有全面的器官移植法律法规和管理机制，确保器官移植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 器官捐献数量逐年增加，捐献意识不断提高，促进了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
2. 问题：
- 器官捐献仍然不足：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器官捐献数量有所增加，但与需求量相比仍然不足。
这导致了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和许多患者错过了最佳的器官移植时机。
- 器官移植资源分配不均衡：由于地域差异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一些地区的器官移植资源利用率较低，而一些大城市则面临着器官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 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管不到位：尽管我国有完善的器官移植法律法规，但在实施和监管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器官买卖、非法获取和分配等问题。
3. 建议：
- 提高器官捐献意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了解和支持，同时建立健全的器官捐献登记和推广机制，鼓励更多
人积极参与器官捐献。
- 改善器官移植资源配置：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协调，推动器官移植资源的共享和平衡分配。
同时，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扶持力度，提高其器官移植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
- 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管：加大对非法器官交易和非法获取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器官移植过程的监管，确保器官移植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以上是我对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的回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的现状和问题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突破，为病患救命和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新的希望。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
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现状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其他人的健康器官移植到患有器官功能衰竭的病患体内，以恢复其正常生理功能。
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涵盖了肾脏、肝脏、心脏、肺脏、胰腺等多个器官。
据统计，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在全球排名居首，尤其是肾脏移植数量更是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国逐步完善的器官捐献和分配制度。
中国推行了“器官供应与分配”改革，建立了统一的器官捐献和分配平台，鼓励公民自愿器官捐献。
此外，中国还实施了器官有偿捐献制度，鼓励器官捐献者或其家属获得合理补偿，以提高器官供应量。
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问题尽管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献体器官不足问题。
由于中国的器官捐献率较低，导致器官短缺的情况比较严重。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器官供应量仍然不足。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意识和接受度不高，以及器官有偿捐献领域存在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其次，器官移植后的抗排斥问题。
器官移植手术后，患者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免疫系统对异体器官的排斥反应。
然而，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会增加感染、肿瘤等副作用的风险，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另外，有关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和法律问题也亟待解决。
器官移植涉及供体和受体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如隐私保护、器官分配的公正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挑战。
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和法律法规，确保器官移植的合法性和公平性。
三、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为了提高中国的器官供应量，应当进一步加强器官捐献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和接受度。
此外，应鼓励并支持相关科研机构开展器官移植相关技术的研究，提高移植效果和术后患者生存质量。
人体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问题研究伦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人体器官移植这一领域更是充满了伦理争议。
本文将就人体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问题展开研究，以探讨该领域中存在的道德困境和挑战。
一、人体器官移植的定义和背景人体器官移植是指将新鲜的、捐献者或已经死亡的人体器官移植给需要的接受者，以治疗或改善其生命质量。
这一领域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对生命权利的重视。
二、器官移植的伦理争议之一：捐献者选择一方面，器官移植需要有合适的捐献者。
然而，在现实中，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合适的捐献者却相对稀缺。
这使得医生和伦理学家面临一个伦理难题：如何确定合适的捐献者？在一些国家，捐献者可以是亲属、朋友或志愿者。
但这种方式存在血缘、情感或道德压力的问题。
在不少国家，采用的方式是通过无偿捐献器官的人之间的配型和排队制度来确定接受者。
然而，这也引发了分配公平性和正义的争议。
改善器官供应状况，确保捐献者的选择公正合理，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器官移植的伦理争议之二：商业化问题由于人体器官的稀缺性和需求的迫切性，一些黑市和非法的器官移植活动逐渐兴起。
这种商业化的做法涉及人体贩卖和买卖，给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带来了巨大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一方面，这种商业化导致一些贫困地区的人们成为器官交易的对象，其人权与尊严受到侵害。
另一方面，这种商业化也助长了非法器官交易和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损害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公正。
解决器官商业化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协作和法律的加强。
应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对非法活动的追踪和处罚。
同时，也要建立公平合理的法律和道德框架，保护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的利益，避免他们遭受操纵和剥削。
四、器官移植的伦理争议之三：生命权利和尊严人体器官移植涉及到生命的延续和生存权的保障。
而器官移植手术本身对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都带来了健康风险和生命威胁。
对于器官捐献者来说，手术可能会导致身体损伤、医疗并发症或急性康复问题。
他们需要全面、准确的信息和知情同意，以确保自己的权益受到保障。
我国器官移植现状及伦理研究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器官移植数量逐步增加，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除肾移植外其他器官移植从开展例数、存活时间或从效果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除技术、药物等条件方面外。
还存在伦理发展与法规建设滞后的问题。
因此，全面阐述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保障实现器官移植真正造福于民的目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就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和伦理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器官移植现状伦理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古印度的外科医师就用从病人本人手臂上取下的皮肤来重整鼻子。
这种植皮术实际上是一种自体组织移植技术，它及此后的异体组织移植术成为如今异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先驱。
器官移植是将健康的细胞、组织或脏器移植到另一部位（自体或异体），使其恢复生理功能的过程。
由于脏器移植代表了当今器官移植的主体，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器官移植指的是脏器移植。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于2007年５月１日起施行，其条例明确，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1 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我国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6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早在1974年就成功移植了第1例肾脏。
1977—1983年，18个单位施行肝移植57例，其中，受着年龄最大62岁，原发病系中晚期肝癌52例（91%），最长存活264天。
1979年卫生部与同济医科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第1个器官移植研究所，建立了器官移植登记处，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器官移植专家。
1991年—1996年，广州、武汉、天津、上海、杭州、南京、沈阳、成都等地又陆续施行了35例，质量较前有所提高，开始出现了长期存活者。
近几年，我国器官移植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上开展的各种器官移植我国都已经开展，虽然从整体看来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段距离，但在一些先进的移植中心某些器官的移植我国效果已经接近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器官移植伦理调研报告器官移植伦理调研报告一、引言器官移植是一种通过将健康的器官从一个人移植到另一个有需要的人来拯救生命或改善生活质量的医疗手段。
然而，器官移植涉及到众多伦理问题，如捐献者的自愿性、移植的公平性和延续性等等。
本报告旨在对器官移植和与之相关的伦理问题进行调研和探讨。
二、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2.1 捐献者的自愿性器官捐献应当是一个自愿的行为，而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强制或压力。
捐献者应该完全理解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后果，并经过充分的咨询和知情同意。
此外，还需要建立一个公正透明的捐献机制，确保所有捐献者都能够在尊重和保护个人权益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2.2 移植的公平性由于器官的稀缺性，器官移植中常常出现患者等待时间过长、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这引发了公平性的讨论。
如何确定器官分配的原则和标准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该倡导公开透明的器官分配制度，让公众能够了解和监督资源的分配过程，确保资源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有需要的人。
2.3 移植的延续性器官移植手术成功后，患者需要长期依赖抗排异药物进行免疫抑制治疗。
这些药物对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在考虑移植手术时，医生和患者需要共同权衡移植带来的好处和可能的风险，确保移植对患者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有积极的影响。
三、国际器官移植的伦理实践3.1 美国的伦理实践美国将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纳入法律和政策中。
捐献者需要在捐献前经过充分的咨询和知情同意，确保自愿性和自主性。
在资源分配方面，美国采用了公开透明的配额系统，确保器官的公平分配。
此外，在移植的延续性方面，美国的医疗体系提供了长期的抗排异药物和医疗监护，以帮助患者维持器官功能。
3.2 中国的伦理实践中国的器官移植伦理实践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以前，中国存在着以死刑犯器官为主要来源的黑市器官贸易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声讨。
中国政府对这一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如立法禁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和建立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和分配机制等。
我国遗体器官捐献的伦理研究目前在中国，遗体器官捐献人数比例仍然偏低，这在全球各个国家也是如此。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化传统与法律制度的限制。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逐渐有越来越多人选择自愿捐献器官，以拯救其他患者的生命。
因此，对于遗体器官捐献的伦理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我国的遗体器官捐献伦理问题，并举出一些具体例子进行分析。
一、生命伦理学的视角探讨生命伦理学是伦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从人类生命的起源、存在方式，以及生命的自我保护和社会救助等方面来探讨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在遗体器官捐献方面，生命伦理学对器官的价值、意义和用途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例如，医疗器官的使用和维护以及对生命的重视、维护等等。
中国目前的器官捐献制度实行的是无偿捐赠，并且只允许从已去世的捐献者身上获取器官。
在生命伦理学的视角下制定这些规定，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机能及器官状况不同，如何避免人体捐献中个体的尊重和非必要的伤害，也是制定这些规定的关键之一。
在这样的制度下，机构或人们向捐献者或其家属提出捐献的请求时，应当全面了解释放器官本身的权益及义务，明确符合器官捐献伦理学的规范。
不当的提问或行为不仅会挫伤家属情感，同时也忽视了捐献者罕见的额外贡献以及他们为其他人做出了什么慈善或助人行为。
二、社会伦理视角探讨社会伦理学主要涉及到了饮食文化、家庭结构、道德行为等方面。
在器官捐献问题上，也是从社会伦理方面来分析器官捐献所涉及到的道德、伦理问题。
例如，器官捐献的道德风险以及一些家庭遭受的恶意谣言等等。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监管措施不力、渗透而来的非法交易、甚至在有些案例下，没有得到生前意愿表达的家属被其他人诈骗器官和款项的情况频繁发生。
这也虚实了安全方面的需要，以及规定的不足。
三、文化伦理视角探讨文化伦理学研究的是文化之下产生的伦理学问题。
在我国，客观存在人体捐献的制度性难题。
因为很多家庭传统观念还停留在尊重死者遗体的道德要求，所以他们还不甘心真正将亲人的器官捐献出去。
器官移植引发的伦理问题研究摘要：作为20世纪医学领域最为重要的科学进展和技术成就之一，器官移植的应用已经愈来愈广泛，而器官移植的发展也引发了大量的伦理甚至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并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器官移植；供体；受体；伦理问题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238—01一、引言器官移植技术挽救病人的生命。
对于供移植用的器官严重供不应求，人们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法，对这些解决办法必须进行伦理学的分析和批判论证，以便人们有更清楚的判断，有关部门做出更合适的决策。
二、器官移植的历史和现状（一）何谓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指的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摘除一个身体中有活力的器官，并把它置于自身或者通常是另一个个体体内的某一部位，去替代那些因为损伤、病变而失去功能、也无妨医治的脏器，以达到拯救生命的一种现代治疗方法。
其中，捐出器官的一方称为供体，接受器官的一方称为受体。
在今天，广义的器官移植已经扩展到了细胞核组织，此外器官移植也不限于人体器官，包括了异种器官。
（二）器官移植的历史概况现代器官移植是在动物实验、提别是血管吻合成功的基础上，从肾移植技术开始发展起来的。
最早的肾移植发生于1936年，前苏联的医生沃罗诺夫把一个尸体的肾移植到了一位汞中毒的病人体内。
20世纪前半世纪，人们进行了临床实验；既进行同种移植实验，也进行异种移植实验。
但大都没有成功。
临床肾移植首次成功的案例是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默里首次成功进行肾移植，这是人体器官移植划时代的标志。
（三）器官移植的现状使器官移植得到扎实而长足进步的关键因素是：克服组织配型的障碍，突破“脑死亡”概念，以及研制出新的免疫抑制剂。
要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和存活率，主要解决免疫排斥问题。
近些年来器官移植效果的提高，既是由于抗免疫技术的改进，也由于控制感染及其他并发症能力的提高。
三、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一）与供体相关的伦理问题1、观念和死亡标准的障碍。
人体器官移植与伦理问题探讨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成为一项重要的治疗手段，不仅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还能提高其生活质量。
然而，这一技术的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
本文将探讨人体器官移植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首先，人体器官移植引发的伦理问题之一是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人体器官买卖”问题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由于器官的短缺，一些有钱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他人的器官，而贫困人口则被迫卖掉自己的器官以谋生。
这种现象违反了道德和法律的原则，因为人的身体是神圣的，不能以金钱买卖。
因此，应该加强对器官移植的监管，打击非法的买卖行为，并加大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增加器官的供应量，以减轻器官短缺的问题。
其次，人体器官移植还引发了与生命和死亡相关的伦理问题。
例如，对于脑死亡患者的器官移植，存在着确定死亡时间的争议。
一些人认为，只有当患者的心脏停止跳动后才能确定其死亡，而另一些人认为，脑死亡已经是一种无法逆转的死亡状态，可以作为器官移植的依据。
为了解决这个争议，应该制定明确的标准和程序来确定脑死亡。
此外，家属对于器官移植的同意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该尊重家属的意愿，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咨询，使他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决定。
此外，人体器官移植还涉及到分配公平的伦理问题。
分配器官的公正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应该以患者的医疗需要为依据，而不是以财富或地位为依据。
然而，在一些地区，由于资源有限和权力腐败等原因，分配器官的不公正性问题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器官分配机制，并加强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管，确保器官分配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最后，人体器官移植还引发了与基因修改相关的伦理问题。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思考是否可以通过基因修改来改善器官移植的效果。
然而，这种做法是否伦理合理仍然存在争议。
一些人认为，基因编辑具有滥用的风险，并且涉及到道德和法律的边界。
因此，我们应该对基因编辑进行严格的监管，并仔细考虑其伦理和法律的implications综上所述，人体器官移植涉及到伦理问题的多个方面，包括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与生命和死亡相关的问题、分配公平性和基因修改等问题。
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成因及伦理研究∗唐媛1，李建华1，吴易雄21.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2.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湖南长沙（410078）E-mail：wuyixiong100@摘要：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和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替代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中国器官移植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移植数量逐步增加，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除肾移植外其他器官移植从开展例数、存活时间或从效果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除技术、药物等条件方面外，还存在伦理发展与法规建设滞后的问题。
因此，全面阐述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保障实现器官移植真正造福于民的目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器官移植；现状；成因；伦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1998年10月北京某医院一位眼科医生为救治两位病人，未经一位死者家属同意，擅自摘取了尸体角膜。
死者家属见此事后，将这位医生告上了被告席。
1999年1月18日《健康报》第1版就登载了这起纠纷，记者就此器官移植问题作了专题报道。
同年3月初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这位医生擅自摘取尸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也专题报道了这起纠纷。
虽然这起“眼球丢失案”已经过去近10年了，但由此引发的中国器官移植若干伦理和法律问题，则引起了医学界和伦理学界的持续讨论。
为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走上规范化的轨道，2006年3月16日卫生部正式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同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这是中国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规定了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的准入和资格认定，明确了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原则上为三级甲等医院，并须具备的条件是有具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在职执业医师和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有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
这一规定一出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对于规范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等各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中国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6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早在1974年就成功移植了第一例肾脏，1978年就成功移植了第一例肝脏和第一例心脏，1979年卫生部与同济医科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建立了器官移植登记处，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器官移植专家。
80年代来中国相继开展了胰岛、脾、肾上腺、骨髓、胸腺、睾丸和双器官的联合移植。
近年来中国器官移植在各种临床器官组织和细胞移植、同种和异种移植的实验研究、保存灌注液的创制与应用、现代移植免疫与检测，以及新的免疫抑制药物的临床验证等方面又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
1998年国内开展肾移植的医院有68家，当年共进行肾移植3596例，到2000年有108家医院开展肾移植，肾移植数达4830例。
目前中国内地已有164家医院经卫生部审定批准开展器官移植，每年肝移植数在3000例到3500例之间，居全球第二位，截至2007年6月底已累计完成14613例。
每年肾移植数目超过100例的医∗本课题得到中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项目(2340-77221)的资助。
院就有30多家，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的有5000例左右，肾移植数实际累计已超过2万例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存活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最长存活可超过20年。
从第四届中国国际医疗新技术应用论坛上了解到：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上能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中国几乎都能开展。
尽管中国移植数量在稳步增加，但必须看到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中国器官移植后存活率仍然还很低。
目前北京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虽然有40余家，但至今只做了1-2例移植手术的医院就占了绝大多数。
上海目前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有12家，其中某家医院总共才做了6例手术，结果2例失败。
国内肝移植的中长期生存率3年为60%左右，5年不超过40%。
美国每年有10万人接受肝移植手术，但在中国每年仅有不到500个肝病患者能享受到这种服务。
2 造成中国器官移植现状的成因2.1 医院虚荣心大，追求轰动效应目前有些规模较小的市、县级医院为提高医院档次，在不完全具备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大打广告、大肆操作。
从知名医院请来专家教授和麻醉师及护士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但器官移植手术与其他手术的区别在于术后患者需进入专门的移植隔离病房，并需经过抗感染、抗排斥和移植物功能恢复三关。
这些都是手术成败的关键。
移植手术成功与否，既与手术顺利完成或短期移植物成活有很大的关系，更关注的是移植物长期存活的情况。
由于医院整体管理水平落后和医生技术熟练程度低，造成移植术后高并发症等危险症状。
这种片面追求轰动效应的行为，不仅给病人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背离了医生的职业伦理，引起病人产生极度的痛苦。
2.2 经济利益驱动，治疗把握失范据初步估算，目前中国如果对全身状况较好的普通肝病患者施行肝移植手术，从入院检查到出院全程需治疗费20-25万元，而重症患者的治疗费用要更高，手术还有可能失败。
术后头一年患者服用抗排斥药物的费用需7-8万，如果还需服用抗乙肝药物，这一年的药费将达到10万元以上；术后第二年需5-6万元药物的维持费用；术后第三年需1-3万元的药费服药维持。
肾移植费用也在6万元以上，而且每年服用的抗排斥药物费用达到上万元。
由此可见，做移植手术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患者只好等待死亡。
尽管如此，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使部分医院既多做又滥做移植手术。
事实上并非所有患者都适合做移植手术的，是否做就要视个体的情况而定。
比如说肝癌在血管和淋巴结侵犯后再做肝移植，效果就十分不明显，甚至加快死亡；在有肝外转移后肝移植预后效果就更差，被医学界视为绝对禁忌症，不宜再进行肝移植；肿瘤直径超过5厘米时不宜进行肝移植[1]。
因为肾移植后应用免疫抑制药物会加速肿瘤生长而缩短寿命，所以恶性肿瘤患者不宜作肾移植，恶性肿瘤被视为肾移植的禁忌症。
以前有肿瘤尿毒症病史的患者，在证实体内无肿瘤存在后1-2年内，根据病人情况和所患肿瘤的类型来决定做肾移植。
基于医学的角度考虑，这些患者不适合做肾移植，就只要维持性血液透析，也许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可目前国内大多数医院未按照这种标准来施行手术，往往是患者的经济条件是手术施行的决定性因素。
比如前不久中国某著名演员因患晚期肝癌实施肝移植手术后致使肿瘤很快复发，在短期内进行第二次肝移植，最终很快死亡，这种移植是否合适值得商榷[2]。
因此，对这类人施行移植手术，对目前可供移植器官非常紧张的现状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卫生资源浪费。
2.3 医疗制度缺陷，移植监管乏力卫生部明文规定要通过三甲医院考核且每年须完成器官移植5例以上才能进行移植手术。
但是，一些医院不仅不按照规定执行，反而为实现目标不择手段地从知名医院请来专家带着病人到本医院做手术，甚至医院为挽留病人而采取给予减免医疗费用或免费医疗的办法。
这种做法其实使移植手术变成了商品交易，其巨大的医疗费用进而成为医院沉重的经济负担。
更严重的是医疗机构在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时，既不遵守《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诊疗护理规范和医学伦理原则，也不根据患者病情、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和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来综合判断治疗措施，而是背离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原则擅自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3 中国器官移植引发的伦理问题3.1 器官来源方面器官移植来源的伦理问题主要是供体器官不足，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具体表现大致是移植手术成功率低，移植器官需求远大于供应。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表明的，全世界需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靠药物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因而供体器官缺口相当大；中国公民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很难接受一些新的具有现代性的理念，无法接受活体或尸体器官捐献。
与发达国家医院死亡尸解率高达80%-90%相比，中国医院每年尸体解剖数还不到10例。
这说明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是占了很大比重的。
为了改变这种观念，我们要加强伦理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破除封建迷信，摒弃落后传统思想，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时期伦理观；尽管现有框架是“自愿捐献”，但由于受市场经济冲击，自愿捐献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少，多半是为挽救亲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这一做法，所以自愿捐献的人群是相当有限的。
假若自愿捐献实现了，但国家也没有明确一些政策和社会配套措施予以鼓励，致使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不高；尚且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定脑死亡标准，也没有脑死亡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器官移植的发展。
3.2 尸体器官方面尸体供体是目前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占到了97%以上，其伦理问题主要是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和死亡标准问题。
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都认为捐献死者器官是不孝义之举。
因此，死后愿捐献器官的人和同意捐献亲人器官的人往往微乎其微。
即使摒弃了这些传统观念，还有一个脑死亡标准的判定问题。
中国仍沿用传统标准，脑死亡标准尚未确定在死亡判定上，究竟按什么标准在临床上至今没有一个明确规定，以致医生无法确定摘取器官的确切时间。
如果大脑死亡，但仍有心跳呼吸，此时摘取器官可能会遭到家属反对；如果心跳呼吸停止，大脑尚没死亡，医生为摘取新鲜器官而忽视对病人生命抢救，这与医学伦理是不相容的；如果病人确已死亡却认为还活着，迟迟不做死亡诊断，那么最后摘取的器官又很难移植成功。
这些都是非常难取舍的问题。
尸体器官移植还涉及到死囚器官的伦理问题。
从医学伦理的角度来看，如果死刑犯自愿同意捐献器官，那么这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但对死刑犯器官是否能用于移植的问题一直在引起人们的论争。
支持者认为，利用死囚器官不仅可以解决供体器官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可给予死刑犯一个赎罪的机会。
反对者则认为，死刑犯处于弱势地位，很难确定死后表示愿意捐献器官，还可能造成“道德滑坡” [3]。
即使死刑犯的器官适合于移植，但受体在使用他们的器官时会产生一种心理负担，即担心自己会变得像犯人那样易冲动和易犯罪。
因为器官移植己经有过这种先例，就是说移植了他人的器官尤其是心脏后，性格明显发生了变化，造成内向的性格与外向的性格相互转变。
3.3 活体捐献方面活体供体是从活的供体身上摘取某一成双器官中的一个或某一器官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