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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症候(1)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同西方的文化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
而文化研究的整体思潮又同世俗化倾向的“现代性”问题分不开。
总体上看，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已经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
文化形态上的“主义”加速更替成为当代社会的缩影。
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心理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了世纪末，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
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墓史。
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
这使得各种问题迭出，对此学术界已然无法回避。
一、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语境当代文化批评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
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构成。
这四重语境即传统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西化和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
全球化趋势中的本土化意识。
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出版物和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展身手，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和坊间的主流读物。
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对西学的反拨却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又具有浓郁的非西化特点。
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化。
这表征为当代文化研究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
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东方主义语境中的西化倾向。
这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的活跃程度，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尽管也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性的著作出现，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当代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第36卷 第6期2023年11月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W u h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 e c h n o l o g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E d i t i o n )V o l .36 N o .6N o v e m b e r 2023收稿日期:2023-09-12作者简介:曾素英(1979-),女,湖南双峰人,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汉语言翻译和文化对比研究;E r i c P o i r i e r (1965-),男,加拿大魁北克人,魁北克大学三河分校教授,主要从事语言与翻译研究;岳巧云(1978-),女,湖南邵阳人,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典籍英译和图书馆管理研究㊂*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2007780003);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C S Y 20004)阿瑟㊃韦利对中国‘诗经“的文化误读与误译*曾素英1,E r i c P o i r i e r 2,岳巧云3(1.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74;2.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文化与翻译系,魁北克三河;3.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武汉430070)摘 要:阿瑟㊃韦利(A r t h u r W a l e y )被公认为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㊂他出生于英国却有着犹太血统,这使得他具备东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是英国经典主义者,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尤具天赋;他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使得他与中国文化结缘并为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贡献㊂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阿瑟㊃韦利对中国古典诗歌绘画的翻译兴趣及其精通多种语言和文化的翻译素养㊁面向大众读者的翻译目的和以自由体诗传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策略,使得他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的译作在西方广泛传播㊂通过分析阿瑟㊃韦利的文化身份和翻译思想对‘诗经“翻译的影响,从中国民俗文化㊁农耕文化㊁宗教文化以及伦理道德文化几个方面分析了阿瑟㊃韦利对中国‘诗经“进行文化解读时存在的误区,指出其文化误读误译不利于中国文化的正确传播跨文化典籍翻译必须做到精准理解和传达对象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化,否则,其传译成果可能出现 文化失真㊂关键词:阿瑟㊃韦利;‘诗经“;文化身份;翻译思想;文化解读中图分类号:G 122;G 125;H 315.9 文献标识码:A D O I :10.3963/j.i s s n .1671-6477.2023.06.018阿瑟㊃韦利(A r t h u r W a l e y)被公认为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㊂这个曾经被‘泰晤士报“称为 远东文学文化的杰出翻译家 (T h e T i m e s ,1966),在译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方面成就斐然㊂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东方文化研究, 一生共翻译中㊁日文化著作四十余部,撰写文章一百六十余篇[1]㊂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促使中国文化进入西方普通读者的视野并融入了西方世界,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汉学界㊂他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中外学者纷纷撰文对其进行研究㊂在中国知网搜索主题词 阿瑟㊃韦利 ,搜索结果显示知网数据库共收录81篇中文学术期刊文章,其中,50篇学位论文㊁少量会议论文以及12篇外文学术期刊文章㊂阿瑟㊃韦利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译介工作及其成果已成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㊂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之际的今天,对阿瑟㊃韦利东方文化传播成就的进一步研究,其必要性更加突显㊂本文意在通过对阿瑟㊃韦利文化身份的解读,分析其文化身份对‘诗经“传译的影响,揭示其文化身份与‘诗经“翻译之间的关系,同时指出其文化解读中存在的误区,典籍翻译必须具备跨文化思维,否则,典籍翻译可能出现文化失真 ㊂一㊁阿瑟㊃韦利其人及其文化身份阿瑟㊃韦利出生于英国,是英国著名汉学家㊁翻译家㊁诗人㊂韦利自幼学习古典文学,聪颖过人,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尤具天赋,他精通汉语㊁满文㊁蒙文㊁梵文㊁西班牙语,其在中国思想史㊁中国绘画史和中㊃631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国文学等研究领域均享有盛名㊂他的一生虽然从未踏入中国的大地,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中国迷 和 中国通 ㊂从他的著述可以看出,汉学是他一生中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㊂作为英国古典主义者,韦利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自始至终情有独钟㊂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㊂1953年,韦利荣获 女王诗歌金奖 ㊂他不仅译介了大量中国古代诗歌与典籍,如‘汉诗一百七十首“(1918)‘道德经“(1934)㊁)‘诗经“(1937)㊁‘论语“(1938)等,还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1942), 1939年还为英译‘金瓶梅“撰写导言㊂他为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李白㊁白居易㊁袁枚等写了传记,著有‘诗人李白“‘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18世纪中国诗人袁枚传“㊂除了文学方面的成就,他对中国绘画也颇有研究,完成了‘中国画研究概论“等,他还对中国历史和宗教进行了阐述,著有‘禅宗及其与艺术的关系“‘真实唐三藏及其他“㊂阿瑟㊃韦利在东方文学翻译与传播领域的成就塑造了他的卓越文化传播者形象,奠定了他作为优秀汉学家的地位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成就了韦利一生的文化成就呢?答案可从他的家庭出身㊁教育背景以及职业生涯中去寻找 作为具有犹太血统的英国人,他在英国被视为外来者;他的语言能力和文学功底受益于他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他的工作经历为他在译介东方文学㊁传播东方文化这一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提供了宝贵机会㊂阿瑟㊃韦利出生于英国坦布里奇韦尔斯,原名阿瑟㊃大卫㊃施洛斯(A r t h u r D a v i d S c h l o s s)㊂18世纪早中期,一批犹太商人㊁雕刻匠㊁作家和大律师来到英国定居㊂施洛斯(S c h l o s s)家族是其中的一支㊂韦利的父亲大卫㊃弗雷德里克㊃施洛斯就是跟随着这批人进入英国的㊂然而,犹太人作为外来人口,在西方世界一直受到排斥和反对,被视为外来者, 特别是20世纪的欧洲,反犹成风 [1]㊂由于反犹太主义的盛行,1914年10月,韦利的母亲将带有明显德语标志的 施洛斯 (S c h l o s s)改为姓氏 韦利 (W a-l e y)㊂从韦利家改名一事来看, 外来者 的身份对其成长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㊂韦利的犹太人身份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对韦利的印象是严肃认真㊁沉默寡言[1],他的性格和职业生涯都受其犹太身份影响㊂他后来能够成为东方学者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是分不开的[2]㊂犹太人在英国国内被视为异类,在英国以外却被认为是英国人㊂他们的特殊身份让他们经常被当作东西方的调和者和欧洲人通往东方的使者㊂韦利虽是英国人,但被视为 外来者 ,而东方文化被西方人视为 外来文化 ,他在英国的 外来者 身份使得他对东方文化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和独到的领悟;他的特殊身份让他更能体察到身在其中的人都难以顾及和体悟到的东方文化,并将这些内容带入到西方读者的视野㊂韦利良好的教育背景赋予了他广博深奥的学识和罕见的文学洞察力㊂他早年在著名的拉格比公学(R u g b y)学习,后来又到国王学院(K i n g s C o l l e g e)接受教育,这样的教育经历激发了他对经典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对他日后成为东方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㊂韦利在拉格比公学学习经典学课程,包括拉丁文㊁希腊文㊁英语㊁法语㊁经文㊁历史㊁地理以及数学㊂早期的学校教育不仅激发了他对语言㊁文学和翻译等领域的兴趣,也为他今后所从事的工作积累了相关的知识和能力㊂韦利十八岁时,升入剑桥国王学院并遇到一群优秀的同学和一批德高望重的教授㊂因此,他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开启了更专业的学习,如一些希腊文散文㊁拉丁文散文㊁诗歌互译等㊂这些学习和研究提升了他对古代外国文学的欣赏能力㊂通过这些严格的训练,他在语言方面的兴趣和天赋得以充分施展,他能用多种语言如德语㊁法语㊁西班牙语等流利地进行口头交流和阅读,且熟练掌握了希伯来语㊁希腊语㊁拉丁语以及梵文㊂韦利在剑桥国王学院获得的在语言学㊁经典研究以及翻译方面的全面训练,为他日后自学中文和日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㊂他在剑桥的成长和收获,知识积累和学术成就只是一方面,另外,加入剑桥费边社的经历对他的影响不容忽视㊂剑桥费边社,致力于改变现有的世界,经常组织各种诗学聚会㊂韦利也可能受其父影响,因为他父亲就是费边社的一员㊂剑桥毕业后,韦利开始在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印刷及绘画部工作,负责编排和描述中国绘画作品㊂工作过程中,他受到他的同事劳伦斯㊃宾扬的影响和熏陶,对东方诗歌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㊂于是,他开始自学汉语和日语,开启了他的东方文学翻译与研究生涯㊂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期间,韦利发表了大量的译著㊁文章㊁选集及书评㊂大英博物馆不仅为他的东方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工作环境,也为他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㊂他不仅可以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还可以结识来自各地的学者,通过与他们交流,韦利得到了很多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同事宾扬兴趣相投,两人可以经常切磋和交流东方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㊂1929年,韦利从大英博物馆退休后,专注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先后翻译了‘道德经“‘诗经“㊃731㊃第6期曾素英等:阿瑟㊃韦利对中国‘诗经“的文化误读与误译‘论语“等中国经典作品,还对中国诗人李白㊁白居易㊁袁枚以及他们的诗歌进行了译介㊂阿瑟㊃韦利独特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反映在他对待东方文化平等开放的态度中㊂他对中国经典文化具有独特的眼光和透彻的理解,译介方法独树一帜,为东方的意识形态㊁哲学观念㊁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的传播和译介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㊂二㊁阿瑟·韦利的翻译思想及其‘诗经“的译作风格韦利的文化身份造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探索,他的译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效果和受欢迎程度可以追溯到他的翻译思想或者说翻译理论 对于诗歌翻译,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㊂韦利一般在他的译作序言或者附录里对他的翻译思想进行述评和说明,除此以外,在一些书评和关于翻译的记录和文章里也可以找到他对诗歌翻译理论的见解㊂根据陈惠对韦利翻译思想的研究[3],我们可以从翻译兴趣㊁翻译素养㊁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剖析㊂一是译者的个人兴趣和艺术修养会影响其对翻译文本的选择㊂韦利从小酷爱语言和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㊂他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有其特有的偏好㊂他对中国文化经典的译作涉及诗歌㊁诸子散文㊁小说㊁哲学㊁历史等,但他最专注的还是中国诗歌㊂韦利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汉语和汉语文化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㊂他本身是一个诗人,他对诗歌的兴趣和敏感促使他去发现中国诗歌与欧洲诗歌的不同:相比欧洲诗歌的抽象和说理,中国诗歌显得更具体生动㊂他发现中国唐代之前的诗歌题材贴近大众生活,表现了古代朴实自然的民风,韦利喜欢这种题材的诗歌,如‘诗经“就是一部描写周朝子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诗歌总集,其句子朗朗上口,语言朴实㊂中国诗歌从唐代开始,风格突变,口语化的风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诗歌表达用典频繁,尤其是晚唐诗歌显得隐晦伤感㊂韦利不喜欢这样晦涩难懂的诗歌,他倾向于通俗易懂的译诗,读者无需借助典故和注释就能理解欣赏㊂因此,他翻译的唐代之后的作品很少㊂但他对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和清代的诗人袁枚却颇有研究,因为这两位诗人的诗歌风格和人生态度方面能引起他的共鸣㊂韦利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情趣㊁艺术修养以及诗学见解㊂二是译者的翻译素养决定了其译作的质量㊂韦利认为精通外语是译者最根本的素质,但仅仅精通语言对胜任译者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韦利所说的, 译者的真正工作始于美学研究 [3]㊂可见,译者的艺术审美和鉴赏能力是译者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㊂韦利的语言天赋㊁教育背景㊁工作经历以及他的文学圈往来,使得他成长为一个文学功底深厚㊁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高超的翻译家㊂他还认为译者的能力可以通过实践得到训练和提高,他在剑桥大学接受的古典文学和翻译训练为他后来的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㊂他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到,翻译不仅要再现原作的意义,更要再现原作的风格和情感,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曾无数次长时间面对翻译文本反复推敲用词,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原作的内容和风采㊂由此可见韦利对自己热爱的事业兢兢业业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及其专业精神和职业责任感㊂他的突出成就无疑可以归因于他的语言天赋和扎实的文学素养,但他在翻译实践中的孜孜不倦与精益求精精神也是一大不容忽视的原因㊂另外,他认为译者应该广泛涉猎百科知识,选取能唤起自己兴趣的文本,因为兴趣是最好的动力,这种动力会驱使他用母语去翻译和创作译作㊂只有这样,译者才会与原作里面的人物同悲共欢,感同身受,引起共鸣㊂这种共鸣才能激发他强烈的翻译欲望㊂三是译者的翻译目的或者说目标读者,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㊂心中有读者,才能有的放矢,译作才能适合和满足目标读者的需要,得到其认可和接受,从而有效传播异域的优秀文化㊂韦利在很多译作的序言里都提到他的翻译目的㊂1916年,他自费出版‘中国诗选“,在谈及翻译目的时,他说只是想和朋友分享他读汉诗的快乐[3]㊂他在自己译著的序言中多次提到他的目标读者就是大众读者㊁普通读者㊂他在‘汉诗一百七十首“(1918)的序言里也声明他作序专为普通读者㊂译作‘道德经“和‘论语“的序言中也都强调了他的译作不是为少数专家而作,而是进行 人类学探索 ,为那些普通大众,为所有人而作㊂尽管这些著作的学术性很强,他也不愿意因为学术性而忽略普通读者的需求,译作能被普通读者喜闻乐见才是他翻译的目的㊂冀爱莲的研究也指出,阿瑟㊃韦利的典籍翻译的宗旨为大众化的审美诉求,展示经典的人类学和历史学[4]㊂由此可见,韦利的目标读者是广大普通大众㊂鉴于他的翻译目㊃831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的,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㊁最贴近原文的形式把他所喜爱的中国古典诗歌带入西方普通读者的视野,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化㊂四是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或者目标读者㊂韦利的目标读者是普通大众㊂因此,他选择翻译策略的宗旨是获得大众的接受与认可㊂冀爱莲指出[4],这种大众化的翻译策略不仅对 传统汉学精英化的学术意识 是一种反驳,也与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的现代化走向吻合㊂从某种意义上,他的翻译作品能成为英国文学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翻译策略的选择㊂韦利认为直译是翻译中国诗的最佳方法,直译才能准确传达原诗的意义和情感㊂陈惠认为[3],韦利所持的直译原则并非字面意义的转化,而是诗歌意象的传达㊂押韵和节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英译时是否用韵一直困扰着诸多翻译家,也是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㊂对此,韦利提倡并践行以无韵的自由体来翻译中国诗歌㊂韦利认为,由于汉英语言文字语音的差别,英语韵脚要少很多,翻译中国古诗时就算用韵,也很难再现原诗的押韵效果,反而会因此带来一些限制,削弱语言的活力,影响译文的忠实性㊂而自由体译诗虽然没有固定的韵律,但讲究语言的自然节奏,译者可以选择合适的词句,满足原诗的情感表达需要,因为自由诗具有表达弹性,诗人所描述的事物和诗人的情感能够更好地呈现㊂韦利翻译的诗歌大多不押韵,但节奏感很强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其反映了周朝约五百年的社会面貌㊂阿瑟㊃韦利虽然不是第一个将其译介到西方的汉学家,但在‘诗经“翻译成就上,是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影响不亚于其他著名汉学家如理雅各和詹宁斯,其译本自1937年出版经历近90年的传播历程以来,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产生了持续和深远的影响㊂他对‘诗经“中诗歌的主题进行全方位的剖析和归类,这是一种创新,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译诗的方式和风格来看,阿瑟㊃韦利英译版‘诗经“放弃了传统英语诗歌的格律和押韵方式,而采用英语的自然节奏,也有学者称之为 跃动节奏 [5],他用自创的自由诗体翻译中国古诗,此举广为世人所称许㊂尽管他译的诗歌不押韵,但是他的诗歌不仅节奏自然生动,而且展现了语言的能动性㊂这也反映了阿瑟㊃韦利 不可能重现原作的韵律效果 [6],也不可能因为保留诗歌的韵律而放弃诗歌的意义的古诗翻译观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其读者真正理解‘诗经“这部反映古代中国社会面貌的经典之作,切身感受到东方智慧的历史和文化底蕴㊂从某种程度上讲,阿瑟㊃韦利在‘诗经“翻译中对韵律的处理,不仅表现了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程度,也表现了他真正为西方读者着想的态度和理念 采取直译方法,语言通顺易懂是文学翻译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外国文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所在㊂其次,从译诗的内容和角度来看,阿瑟㊃韦利打破‘诗经“风㊁雅㊁颂的顺序,按诗歌的内容和主题重新编排,分为17个类别㊂同时,他的译本删除了‘诗经“原作一部分诗歌,原书收录305首诗歌,译作删除了15首,他认为 这些诗都是对政治的哀叹,与其它诗歌相比,显得枯燥乏味 [6]㊂在他看来,他认为他所删除的15首诗歌的内容对西方读者不具有吸引力,没有必要翻译,也没有多少价值㊂他的文化身份对他的汉学研究与翻译的影响在他的‘诗经“翻译中也如影随形㊂韦利从文化的角度对‘诗经“进行译介,与在他之前的汉学家的译作相比,这是‘诗经“译介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创新㊂三㊁阿瑟·韦利对‘诗经“的文化误读和误译因受其家庭出身㊁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影响,阿瑟㊃韦利的‘诗经“翻译对中国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都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使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在认识上产生了局限㊂阿瑟㊃韦利自身的文化立场导致他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过程中表现出冲突与融合心理[7]㊂朱会云指出[8],韦利在翻译‘诗经“的过程中,从字词出发,追本溯源,对‘诗经“中蕴含的中国文化进行探索和分析㊂然而,在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对阿瑟㊃韦利的汉学翻译作品‘诗经“及其文化解读进行重新审视㊂石利兰认为 两个不同的民族,其历史文化必有差异 [9]㊂ 然而,韦利过度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相通性,加之译者个人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在英译中采用民俗学解读‘诗经“,难免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和误译㊂朱会云提出,在译介的过程中,韦利也提倡诗歌的内容不能过度依附于经学研究,然而他并没有完全避免 经学解经 [8],而是在探索诗歌文化内涵的㊃931㊃第6期曾素英等:阿瑟㊃韦利对中国‘诗经“的文化误读与误译过程中,以经学为参照和背景,从现实的角度探索诗歌深层的文化意义㊂韦利对早期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进行了横向对比,因此,他所译介的中国古诗词,一方面有利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给中国文化带来误读误译[8]㊂本文以程俊英‘诗经“注释本为参考[10],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韦利对中国文化的解读㊂(一)阿瑟㊃韦利对‘诗经“中民俗文化的误读误译‘诗经“中有很多反映民风民俗的诗, 其中仅爱情诗与婚姻诗的数量就高达116篇,如果把歌舞㊁祭祀㊁祈祷等类的诗篇也算在此类,则多达172篇,接近诗篇总数的60% [11]㊂韦利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把这些诗篇纳入了民俗文化范畴,作了相应的翻译与介绍㊂如‘国风㊃邶风㊃燕燕“:之子于归,远送于野㊂瞻望弗及,泣涕如雨㊂之子于归,远于将之㊂瞻望弗及,伫立以泣㊂之子于归,远送于南㊂瞻望弗及,实劳我心㊂O u r l a d y t h a t g o e s h o m e,F a r w e e s c o r t b e y o n d t h e f i e l d s.G a z e a f t e r h e r,c a n n o t s e e h e r,A nd o u r te a r sf l o w l i k e r a i n.O u r l a d y t h a t g o e s h o m e,F a r w e g o w i t h h e r.G a z e a f t e r h e r,c a n n o t s e e h e r,A n d s t a n d i n g h e r e w e e p i n g.O u r l a d y t h a t g o e s h o m e,F a r w e l e a d t o w a r d t h e S o u t h.G a z e a f t e r h e r,c a n n o t s e e h e r,S ad a re o u r h e a r t s i n d e e d.‘燕燕“是中国诗史上最早的送别诗,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称之为 万古送别之祖 ,也是‘诗经“中非常优美的抒情篇章,宋代许顗称其艺术感染力 真可以泣鬼神! ㊂关于诗中主人公的送与被送,历来众说纷纭,如‘毛诗序“曰: ‘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㊂ ‘烈女传㊃母仪篇“认为是卫定姜之子死后,定姜送其子妇归国的诗㊂其中,‘毛诗序“的说法影响至今㊂其实, 送归妾 的说法,与‘史记㊃卫世家“所记载的史实不尽相符,也有违古代妻妾尊卑之礼㊂宋代王质在‘诗总闻“中提出质疑,并认为是 兄送妹出嫁 ㊂清代崔述‘读风偶识“认为该诗有惜别之意,但无悲痛之情㊂ 之子于归 ,可能是卫女嫁于南国,其兄送之之诗㊂根据文化人类学的考察, 血浓于水 ,血亲关系在上古民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㊂华夏先民尤其重视血缘根基,所谓血亲重于姻亲,天伦先于人伦㊂因此,‘燕燕“的惜别之情,出现在妻妾之间似乎不太可能,那么,出现在兄妹或姐弟之间是完全可信的㊂按‘诗经“注释, 于归 在整本诗中皆取 女子出嫁 之意,兄长送嫁之解更为合理㊂韦利把它理解为古代一女子在丈夫死后,回娘家的故事㊂他把 归 译为 g o h o m e ,显然,韦利的解读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㊂(二)阿瑟㊃韦利对‘诗经“中农耕文化的误读误译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历史源远流长㊂‘七月“是‘诗经“中的最著名的一首农事诗,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写景抒情,为西周初年豳地(在今陕西栒邑县㊁邠县一带)的奴隶所作㊂通过诗中人物娓娓动听的叙述,生动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图景㊁劳动场面和各式人物面貌,也反映了农民与统治阶级的相互关系,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图画:奴隶们全年无休地劳动,最终食不果腹,衣不蔽体㊂我们似乎看见听见被压迫的奴隶在述说着自己的生活困境,倾诉着血泪斑斑的历史,揭露了奴隶主的残酷手段和罪恶行径㊂这些奴隶们迫于奴隶主的淫威,除了给奴隶主干所有农活,还得给他们提供办酒祈祷祝寿等各种服务㊂韦利在‘诗经“传译上,过度强调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通性,因此出现了一些文化上的误读和误译㊂如‘国风㊃豳风㊃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㊂为此春酒,以介眉寿㊂I n t h e e i g h t h m o n t h w e d r y d a t e s,I n t h e t e n t h m o n t h w e t a k e t h e r i c e.T o m a k e w i t h i t t h e s p r i n g w i n e,S o t h a t w e m a y b e g r a n t e d l o n g l i f e.参考程俊英的注释,此处应理解为八月枣子丰收,十月稻米成熟,用米和枣酿成酒,祈祷老爷(奴隶主)长寿㊂ 眉寿 指的是 长寿 ,古人认为眉毛长的人寿命长㊂这首诗是以农民的眼光写农民的生活,韦利用了一个被动句,把它译成 S o t h a t w e m a y b e g r a n t e d l o n g l i f e. 即农民为自己祈祷长寿,而不是为奴隶主祝寿㊂这显然是不符合原诗的主题和当时的社会面貌㊂这首诗还有一处明显的理解偏差:。
比较文学姓名：学号：专业：汉语言文学文化误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摘要］：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接受者在理解异质文化时，因“文化过滤”而导致的“文化误读”成为了，跨文化文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不同文化“模子”之间的文学交流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接受者的语言差异、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还要在“期待视野”中寻找理据。
以此来研究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并看到它们都可能产生的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
［关键词］：文化误读；意向；文化模子；期待视野；关于误读的探讨已有很多，文学研究者早已超越了误读是错误的解读这一粗浅认识，把误读和创新连在一起。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即误读”的观点，认为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法国学者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 ）在他的《文学社会学》（1987）一书中说：误读是“创造性的背叛”；保罗·德曼在《盲点与洞见》（1971）中也竭力推崇误读。
那么文化误读是怎样产生的呢？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论》中详细的对此进行了研究，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而导致发送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从而造成影响误差，即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像文化过滤一样是复杂的，是接受客体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的表现。
它分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从其后果来看，可分为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
1无意识误读无意误读往往是由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而产生的。
例如，庞德在译《神州集》时，并不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也缺乏了解，他的翻译完全建立在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Fenellosa留下的有关汉诗、汉字的注释和解说的笔记之上。
所以在翻译时，误读了一些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词语。
在译唐朝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时，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译成：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送别友人去西北边疆的诗，其中“阳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浅谈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一、文化误读的起源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向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文学翻译中，学者们的课题主要是研究文化信息是否能得到准确的传递。
在交流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发生碰撞与冲突，主要是因为存在客观的文化差异性，因此，就涉及到了文化误读的理论研究课题。
想要忠实的表达出本文的涵义和文化意义，就必须正确的理解和阅读作品中包含的文化信息。
文化误读主要来源于诗学误读。
文化误读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热门课题，主要是因为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同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者都对它毁誉参半，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客观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其理论概念应采取合理、科学的手段进行分析，这样学者们在谈论误读时，才不会对其草率而论，莫衷一是。
在最初的阶段，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正式提出了“误读”的文学理论术语。
在这本书中，哈罗德•布鲁姆还提出了“诗学误读”理论及“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但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泽”。
随后，误读在西方国家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和概念。
其与文学理论上的误读有一定的区别，在翻译学科中研究的文化误读是属于狭义的误读，只限于文学翻译中对文化信息存在偏离的理解与表达。
如果误读的绝对性和合理性太过于注重，那么翻译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二、文化误读的误读性质当前文化文章在进行分类文化误读时，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是最常见的划分类型。
有的学者认为：无意识误读主要是受制于客观的原因影响，有意识误读则是和它相反的原因。
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及为自觉性误读和非自觉性误读。
通过文学翻译的实际实践，有学者认为，结合文化误读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还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文化误读类型，主要是：理解性误读和目的性误读。
理解性误读、目的性误读和有意误读、无意误读进行相比较，理解性误读和目的性误读更能把文化误读形成的机制全面的体现出来。
解析文学接受中的误读_读者论文导读:：文学接受过程也就是读者对文学作品阅读理解的过程。
误读一词最先是由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德罗布鲁姆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误读又可分为正误和反误。
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误读，除了由于文学文本意义不确定性和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外，便主要是由读者的主体差异性所致。
创造性误读不但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误读的存在，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它提高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
但是，如果只一味的对其进行穿凿附会的评价或进行非艺术视角的歪曲等，不但不会有利于作品的艺术价值实现，还会导致对文学艺术的损伤乃至粗暴践踏。
文学接受过程也就是读者对文学作品阅读理解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对作品中人物形象、艺术技巧、语言结构的认识，也包括对作品整体价值的把握与探寻。
在这种认识、把握与探寻的过程中，读者对作品必然有一种自己的见解，这与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品的意蕴以及作品的艺术价值之间构成的对话①关系是复杂的，它们既可能是相应的，也可能是相悖的。
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正解，后者叫做误解或误读。
一、误读的含义及表现误读一词最先是由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德罗?布鲁姆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阅读总归是一种异延行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语词的能指之间的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撒、异延，而不断产生而又不断消失的，所以寻找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创造意义，即误读，布鲁姆把误读定义为影响即误读[1]。
布鲁姆所说的误读实际上是一种解读读者，是一种创新性的文学解读方式。
只是在这个解读过程中，由于读者受自身阅读经验、生活经历的影响，读者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的创作原意，对文本的解读多少会出现偏差，寻找作品原始意义的解读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即所有的阅读也都是误读。
对读者身份的文化误读与理论译著的不可读性——译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文化评析王玉峰;张兰琴【摘要】通过对<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英汉对比分析,揭示译者对读者身份的文化误读与理论译著文本的不可读性之间的相关性.理论著作重在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宜采取交际(而非语义)的翻译策略,可增强译作的可读性;如果没有准确预设读者的文化身份,采用语义翻译方法,则容易造成译作的晦涩难懂,不利于普通读者接受.%The paper disclos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misread readership of translations of theoretical works and their readability. The main task of theoretical translations is to transfer the original ideas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s. In this case communicative rather than semantic approach should be employed to promote readability. I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readership can not be identified and the semantic strategy is taken,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ext is sure to be degraded.【期刊名称】《广东海洋大学学报》【年(卷),期】2011(031)005【总页数】4页(P103-106)【关键词】理论译著;可读性;翻译策略【作者】王玉峰;张兰琴【作者单位】军械工程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3;军械工程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P.纽马克（P.Newmark）对文本类型进行了区分：那些需要再现原作语言形式的文本（如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遵循语义翻译原则；那些不重视语言形式，旨在传达原作思想内容的语类宜采取交际翻译策略。
[1] 莱斯（Reiss）也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
[2]理论著作属信息型文本，重点在全面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因而应采取交际翻译方法进行翻译。
换言之，如果译文读者通过译著全面准确地获取了原作所欲传达的信息，该译著就是成功的。
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等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3]（《当代文学理论导读》[4]）是近年来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
在中国，包括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在内的广大读者对该书的中译本充满了期待。
译者刘象愚是文艺理论方面的专家、博士生导师，熟谙翻译文本的主题内容。
与同类译著相比，译文的可读性比较强，但与普通读者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
首先，由于译者对译著的读者身份存在文化误读，译文的实际受众与原作意图反差巨大。
原作是文学理论的入门书，充满了强烈的大众意识，读者范围广大。
正如译者介绍，在西方众多的导读中，《当代文学理论导读》是“最精彩的一种”，“内容全面、丰厚”，“文字平实清通”。
译文则渗透着“精英主义”文化倾向，对读者的文化预设极有可能是：具有文学理论相关知识，至少是该领域的在读研究生，甚至留过洋，对译文不解的地方可参阅英语原文。
其次原文风格与译文风格迥异。
原文为了能够与更广大的受众“对话”，尽其所能，拆解语言壁垒，想方设法使叙述生动有趣，因而行文明白晓畅。
在英文版导读中，周小仪盛赞该书“行文流畅、文字浅显，一般读者都不会有什么阅读困难”。
译者则没有考虑广大读者的需求，在译文的可读性上推敲不够，平添了读者的阅读负荷。
下面我们通过翻译实例阐明这两方面的差异。
1 重词典释义，轻语境涵义功能派语言学先驱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一个词的词义随其所在上下文而变化。
[5] 一个英语单词在英语中的词义变化尚且如此，汉译成中文词汇时更应小心应对，字典释义有时很难覆盖其全部意义。
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在该书中，当一个词的字典释义和上下文涵义发生冲突时，作者往往选择了前者。
下例中的profoundly，argue，reclaim 都如字典释义，在整个句子中很唐突，大而无当，也使译语生硬晦涩。
译者心目中的读者是文化学者，起码要有一定的文学基础，因而期待他们能够容纳一定程度上的不顺。
例1：巴特金是一个深刻的非斯大林主义者。
[4]49原文：Bakhtin is profoundly un-Stalinist.[3]42参考译文：巴特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斯大林主义者。
斯大林主义者主张文学是社会的直接反应，是单声的，不允许不同的价值体系在作品中自由表达。
而巴特金认为小说是复调的，或“对话式”的。
因此，他和斯大林的文艺观点格格不入。
虽不能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斯大林主义者，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斯大林主义者。
译文用“深刻”修饰“非斯大林主义者”不符合汉语习惯。
例2：《意图谬误》一文争辩说，“作者的设计或意图并不是判断一个文学艺术品是否成功的标准,作者的意图既不存在，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 [4]24原文：The first essay argues that the design or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is neither available nor desirable as a standard for judging the success of a work of literary art.[3]20参考译文：《意图谬误》一文认为，“作者的设计或意图既不可得，也没必要，不能作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
”“争辩”一词在汉语中有与人在某一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意思。
Argue 一词字典中给出的主要意思为“争辩”。
通过上下文，我们并未发现有谁与作者持不同的见解。
因此，“争辩”应为“认为”。
此后该词多次出现，译者无一例外，都译作“争辩”，显然是不合适的。
另外，Available 不是“存在”，而是“可得”。
例3：20世纪80年代，一些属于搞同性恋一族，参与了“行动派”“愤怒派”之类抗议团体的新一代政治积极分子重新开发了“酷儿”这个术语。
[4]309原文：During the 1980s the term ‘queer’ was reclaim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activists involved in Queer nation and protest groups such as Actup and Outrage…[3]254参考译文：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政治积极分子也开始使用“酷儿”这个术语。
他们参加酷儿国运动和“行动派”、“愤怒派”等组织。
Reclaim 一词字典释义为“开发、开垦”，在此处显然欠妥，应理解为“认领，重拾”。
男女同性恋者和评论家在50、60年代使用该词，并沿用至今，鉴于此，可译为“也开始使用”，因为在这里“新一代政治积极分子”并没有将其意引申发展，至少在80年代是这样。
2 搭配关系不协调有时在英语中习以为常的介宾结构、动宾结构、被动结构以及各类修饰关系译成汉语时会不协调，需要调动翻译技法才能使之读来更像汉语。
例1：被人称作巴尔特的后结构主义时期可以最好地由他的短文《作者之死》来代表。
（7.1.3）[4]181原文：What might be called Barthes ’ s poststructuralist period is best represent ed by his short essay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3]156参考译文：所谓巴尔特的后结构主义时期用他的短文《作者之死》来代表再合适不过了。
“最好地”来修饰“代表”也非汉语习惯讲法。
“被人称作”是修饰“巴尔特”，还是“后结构主义时期”容易引起歧义。
例2：……第一，由启蒙运动开创的关于社会进步和理性进步的那些“宏大叙事”已经丧失了信任…… [4]240原文：…First the ‘grand narratives’ of social and intell ectual progress initiated by the Enlightenment are discredited…[3]200参考译文：第一，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由启蒙运动开创的关于社会和理性进步的那些“宏大叙事”的信任……按照汉语习惯，“人们对……失去了信任”。
本句只有更换主语，调整句式，才能贯通句意。
3 没有理解原文，硬译可能是出于对阅读对象的过高估计，遇有疑难处，译者不是推敲斟酌，而是采取侥幸的态度：我能做的都摆在这儿了，想必读者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吧!这样做的结果是译文莫名其妙，读者一头雾水。
例1：一种叙述不论看起来多么透明和不隔，一个判断头脑的符号是极少缺失的。
在这个意义上，叙述几乎永远是不纯的… [4]89原文：However transparent and unmediated a narrative may appear to be, the signs of a judging mind are rarely absent.Narratives are nearly alwaysimpure in this sense…[3]77参考译文：一篇叙述看起来不论多么透明和干净，判断的痕迹是常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叙述几乎永远是不纯的…“一个判断头脑的符号是极少缺失的”意义不明朗，可见，the signs of a judging mind 是个难点。
译是译了，但可以看出译者并不通晓其意。
该句意为：不管一篇叙事多么透明，都有叙述者干预的痕迹。
If you narrate, you construct.由此可见，the signs of a judging mind 中的signs 是个形象的说法，意即叙述者的能动干预痕迹无处不在。
Unmediated 应为“未受叙述者感情色彩的影响”。
例2：女同性恋批评的早期可以追溯到伍尔夫在其《自己的一间屋》中对女性关系及其写作的分析上。
伍尔夫说明了文学权力关系如何擦抹了女性关系中的文本性。
[4]306原文：The early agenda for lesbian criticism was set by Virginia Woolf’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writing in A Room of One’s Own which showed how literar y power relations result in a textual effacement of relationships among women.[3]251参考译文：早期女同性恋批评方式是由伍尔夫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