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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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指1901年—1905年间清政府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
在戊戌年,清政府本来它有一个主动变革主动变法的机会,结果被慈禧给镇压了,清王朝丧失了这次机会,导致了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清政府在义和团战争中几乎垮台,内忧外患不断,国内要求变革之声此起彼伏,,使他们深深感受到了统治的危机,清廷为了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901年被迫宣布实行“新政”,进行自救。
1901年1月29日,还在西安的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并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壹意振兴”,谋求富强。
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负责筹办“新政”,任李鸿章、荣禄、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1901年7月,张之洞和刘坤一三次联合上奏,提出了一些变法措施,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视。
他们的建议再加上袁世凯的意见,就成为清廷推行“新政”的这样一个蓝本。
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第一,筹措军饷,训练新兵。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并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
设立练兵处,作为全国编练新军的参谋部,任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
第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
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
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指1901年—1905年间清政府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
对于慈禧和清廷来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尤其是反清革命的兴起,使他们深深感受到了统治的危机。
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
1901年1月29日,还在西安的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壹意振兴”,谋求富强。
并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负责筹办“新政”,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第一,筹饷练兵。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
1903年12月设立练兵处,作为全国编练新军的参谋部,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
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
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并且把袁世凯编好的北洋陆军六镇中的四镇的指挥权收归陆军部。
这就激化了满洲贵族与汉族军阀官僚的矛盾。
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
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
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
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
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
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
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
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国政治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清末新政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政治在西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
中国政治史是各国政治史中最完备最连续的。
可能是政治史重大历史时刻,有三次。
周公制礼作乐,多出诸传说,不可考。
秦始皇帝扫六合,创立了全新的统治方式,“千载犹行秦法政”,影响了整个君主专制时代;西汉黜百家,尊儒术,为两千年的政治文化定下了基调。
最近的一次,资料也比较完备的,就是清末新政。
在中国开创了宪政的新时代,播下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种子,后来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如清末新政深刻。
新政概况及有关评价甲午战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空前的危机感笼罩在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心头。
1898年,清廷进行了一次维持了103天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
1900年义和团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狩”,亡命西安。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尚在西安的清廷颁布上谕,申明要变法革新:“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
” 是当国者讲求新政的开端。
1901年4月,上谕成立“督办政务处”,“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
” 其后,政治方面略有改革,如裁撤詹事府和通政司、废除刑讯等。
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开办大清银行,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后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事。
1905年7月16日上谕:“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 7月27日,又增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考察。
五大臣未出都门,即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行刺,载泽、绍英受轻伤。
10月26 日,上谕以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徐世昌、绍英出洋。
1906年7、8月间,五大臣先后回京,“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
”1903年11月柳亚子在《江苏》第6期发表《中国立宪问题》一文,说当今“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吁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一时哄传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
人们对于宪政的热情之高,几至于认为一行宪政,则百病全消了。
五大臣出洋归来,更坚定了统治者立宪的决心。
载泽《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历数宪政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较轻”,三曰“内乱可弭”。
五大臣奏报完毕,慈禧即令各王公大臣将奏折传阅讨论,结果公议立宪有利,应该实行,只是在时限缓急上各有分歧。
1906年8月29日,庆亲王奕劻等“面奏两宫,请行宪政” 。
1906年9月1日,上谕“仿行宪政”。
距五大臣回国仅1个月。
预备立宪诏”的上谕说:“我国政令积久相仍……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决定“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 颁布“预备立宪诏”的第二天,即有上谕改革官制,“饬令先行厘定官制”。
钦定的编制官制大臣们一个多月后拟制出改革中央官制的草案,送达朝廷的第二天即得到答复,除裁撤军机处、设内阁总理大臣外全部批准,并立刻进行了相应的人事调整和安排,同时令奕劻等与各省督抚会商地方官制。
一时全国哄动,士大夫无不以改官制为言,内外大臣更是奏章迭上,倡言自己的看法。
1907年7月7日地方官制方案上报朝廷,当天即得到上谕“著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风气渐开,亦应择地先行试办,俟著有成效,逐渐推广。
”1907年8月13日,上谕设立宪政编查馆,负责调查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并搜求编辑各国法典、统计表等。
1908年7月,清廷公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进呈宪法大纲,当日得到批准。
同时批准公布的还有《议院要领》、《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因立宪预备期为九年,故又称为《九年筹备清单》)。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两宫遗诏皆重申立宪进程应该遵循以前的计划。
1908年12月2日,宣统皇帝即位,载沣摄政。
第二天即有上谕:“严饬内外臣工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各等谕。
”根据《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2月17日,清政府发出上谕:“本年各省均应咨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选用公正明慎之员绅,一律依限成立。
” 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
11月,以溥伦及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陕甘总督升允因奏阻立宪而开缺。
1909年下半年至1910年初,各省咨议局选出代表齐赴北京,请愿速开国会。
清廷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景之累” 为由予以拒绝。
1910年5月,请愿代表及一些商会代表再次伏阙上书,请求速开国会,又以同样的理由未获批准。
1910年10月,原先的请愿代表联合北京各界人士,第三次上书请愿,至有剜肉血书者。
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又有各省督抚大半来电奏请速开国会并设立责任内阁。
适逢其会的是,在预备立宪的计划之中作为议会之基础的资政院第一次年常会在10月3日召开,按章程会期为三个月。
请愿代表上书资政院,资政院代表本大多来源于各省咨议局,自然引起同情与共鸣,遂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
其时国内局势已经极度动荡不安,革命渐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清政府为了平息骚乱,控制局面,经过紧急会议,就于11月4日发布上谕,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三年。
1911年1月17日,清政府批准颁布了《修正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将立宪各项准备工作按照新的年限进行了压缩裁减。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批准颁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设立责任内阁,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
因奕劻内阁13人中共有皇族6人,多称之为皇族内阁。
同时建立弼德院,由顾问大臣充实之,拥有“宪法及附属法令之审议及解释”等权。
5个月之后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打响了,为了挽回大势,争取人心,清廷于10月30日接受了奕劻的辞职,取消了皇族内阁,并宣布开党禁,允许革命党人依法组成政党。
11月5日又下诏“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 。
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模仿英国体制,实行虚君共和。
然而,随着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着帝国本身的土崩瓦解而烟消云散了。
清末新政不断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人士发表意见。
这三种评论:1.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的宣示,纯属骗局,是统治者玩弄手腕,妄图苟延残喘的卑劣伎俩。
章太炎发表的《代议然否论》,1993年出版的《清末宪政史》亦持此论,并对新政所有事宜几乎都予以质疑批驳。
例如《钦定宪法大纲》附有《九年预备清单》,该书指出这个清单有六个特点,一是凑篇幅,二是拖延时间,三是绕开难题,避重就轻,四是残缺不全,五是本末倒置,法理不通。
对光绪《预备立宪诏》,该书认为它的问题有:一,清廷宣布仿行立宪是为了表明立宪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维护了朝廷的尊严;二,全文贯彻了拖延政策;三,关键在“大权统于朝廷”;四,要求国民“尊崇秩序,保守和平”,捆住人民的手脚;五,为了换取一个转危为安的缓冲时期。
如此等等,代表传统的看法。
2.假维新中有真改革。
预备立宪本质上是一场骗局,是为了延长清王朝的寿命和巩固皇室的统治,但是在新政实行的过程中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改革。
如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写道:“然而,真实常常存在于矛盾之中。
在假维新的过程中又实现过一部分真改革,教育制度的变化就是其尤为显著者。
”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等也都持此论。
3.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重要的一环,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意义。
综观清末新政的研究概况,它的积极意义正逐渐凸现出来并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新政的开端距今已有百年,当时人已不在,人们慢慢开始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近年来新政研究的趋势是在逐渐抬高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位置。
三、新政的政治成就:体制革命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单看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和时论是远远不够的,某些行为对人类的影响永远不会停止。
“新政”以政治上的革新为主,实际拟定和实行的改革措施以政治为多,改革所影响最深的领域也是政治。
新政的开始起因于帝国的危机,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反而又加剧了帝国的危机,促进了清朝的灭亡,然而新政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制度,却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