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范戈亲属的委托。

并经其本人同意，由律师刘新东、齐秀琴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出席法庭，履行辩护职责。

通过阅卷，会见被告及法庭调查，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范戈不具备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

1、范戈没有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起诉书指控范戈犯有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在主观上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是参加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组织，在客观上接受组织安排，积极参与组织活动。

但法庭调查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范戈具有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罪的主、客观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指出：积极参加者是指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如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等事项的犯罪分子。

那么范戈是否属于《会议纪要》认定的积极参加者，根据现有案卷材料及法庭调查证实，范戈仅参与一起轻伤案件和一起普通寻衅滋事案，这二起均为临时纠合的突发性案件，范戈没有得到组织的受命或为了组织利益去组织、领导、指挥他人实施犯罪活动，也没有参加过其它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更没有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等事项。

在本案的26名被告中，范戈仅和杨明有过交往，大多数人不认识，极少数认识的人又没有来往。

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积极分子，连自己组织的人都不认识，又如何谈得上积极参加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2、范戈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罪的犯罪特征。

修正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

据此辩护人认为：第一,范戈的行为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起诉书指控被告范戈犯罪事实从1996年至2007年十年多时间内共涉及轻伤害、寻衅滋事、赌博三起案件。

每起涉案人员为临时纠合，如轻伤害、寻衅滋事均因口角发生，具有明显的突发性，不存在预谋和组织领导，没有固定的骨干成员与本案的所谓组织领导者没有任何关系，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结构稳定、分工明确、人数较多且有较为严明的组织纪律的组织特征。

第二，范戈的行为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中的重要标志就是所获资产由犯罪组织统一管理、支配，并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支持组织的生存发展。

在指控范戈的犯罪事实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范戈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借助组织势力获取经济利益并支持组织的活动或得到过组织的抚恤、奖励和资助。

范戈的生活来源依靠自己开饭店做煤炭生意，是靠劳动自食其力。

起诉指控范戈的赌博罪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范戈是受涉黑组织指派、分配、负责管理娱乐场所并参与赌博、开设赌场、牟取暴利。

范戈供述他在1999年期间给一个姓顾的南方人在下站小学对面，帮助打理过游戏厅。

而且当时游戏厅开设都有阳泉市文化局审查发放许可证，不是非法经营。

因此，范戈挣的是打工钱，并非通过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

同样，范戈涉及到的轻伤害和寻衅滋事案目的是为了耍威风、争面子，并没有以此获取任何经济利益，与组织无任何牵连。

而且案发后范戈还自行承担受害人的医药费和营养费，赔偿了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这些都没有得到所谓组织上的抚恤、资助、奖励等经济支持。

第三，范戈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行为特征。

而起诉书指控范戈的犯罪事实，以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有组织地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都是由口角琐事及纠纷处理不当而事态扩大，或争强好胜、逞能好胜引发，均为突发性事件，没有一件是事先预谋，受组织领导、反应组织意志、维护组织利益、为组织争权夺势、排除对手、谋取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

涉及到的所谓受害人，从案卷及起诉书中明显看出，不是四．五赌博案的参赌人员就是社会混混，没有一个无辜群众。

而且这些案件的起因，所谓受害人都存在过错，根本谈不上是有组织地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第四，范戈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犯罪称霸一方非法控制的特征。

称霸一方，在一定的区域内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是黑社会性质的非法控制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的控制，涉足一定的经济领域，由此影响到正常的经济秩序。

二是对社会的控制，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断谋求影响力，树立非法权威。

但从起诉指控范戈的犯罪事实看都是因口角琐事发生，没有一件是通过组织策划为非法控制目的去实施的，远达不到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程度，更谈不上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对经济、对社会的非法控制。

综上，辩护人认为，法律明文规定四个特征必须同时具备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但范戈的行为不具备任何一个特征，指控范戈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无法律和事实依据。

二、起诉指控范戈犯赌博罪不成立。

起诉书指控范戈在1996年至2001年期间，与关建军、王红玉等人先后在下站服装厂仓库、南山宾馆、泉美大厦、兴隆桑拿、洪峰商场楼顶层、南庄电子设备厂等场所开设游戏机赌场。

大肆进行赌博活动，牟取暴利。

但所有案卷材料并没有该时间段，范戈开设赌场进行赌博牟利的证据。

唯一的证人证言是第34卷22~34页，2010年8月18日，省公安厅对戴海宝的讯问笔录。

当时戴海宝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戴海宝交代：1999年度，他在经营南山游戏机中心期间与关建军合伙在下站服装厂院内开赌场，关这边由关建民、范戈负责看场外、负责招呼客人、解决纠纷、应付检查，这个场子干了两个多月。

可见戴海宝仅证明范戈1999年度帮他和关建军照看游戏厅干了两个月，而对于起诉指控1996年至2001年期间，范戈在南山宾馆、泉美大厦、兴隆桑拿、洪峰商场、南庄电子设备厂等场所，开设赌场的指控，无任何证据证实。

被告范戈提出，1999年度，他曾受雇于一个姓顾的南方老板在新建路下站小学对面的仓库照看游戏厅。

当时他并不认识关建军，这件事与关家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当时在文化局领取了营业许可证，就干了半年多，在阳泉未取缔游戏厅前就不干了。

对此范戈在多次提审及今天的庭审口供前后稳定一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辩护人鉴于被告范戈和戴海宝所诉游戏机场所不一致问题曾现场察看，戴海宝所说的下站服装厂仓库与范戈说的下站小学对面仓库相距数百米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现有证据无法确认戴海宝供述的真实性。

根据刑诉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因此戴海宝的证言如果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法庭讯问、质证、查实。

否则，戴海宝的孤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对起诉指控范戈于2002年2月初至3月度曾在景阳宾馆、阳泉宾馆、方圆酒家等场所的聚众赌博中负责催要赌债。

辩护人认为同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该聚众赌博是阳泉市公安局于2002年组织查处的四．五赌博案。

从案卷第39卷四．五赌博案设赌人员的讯问笔录及公安、检察院的处理决定可以清楚看出，范戈没有参与赌博。

四．五赌博案卷中，涉赌人员魏长春、孙国栋、戴海宝、王满堂、单树人、狄乃刚、杨超、胡雪松、张海龙等人均交代是赵刚负责收钱要账，张军负责记账。

而且阳泉市公安局对四．五赌博案，阳公诉字（2002）17号起诉意见书中也认定赵刚、张军在赌场收钱、记账。

辩护人认为，2002年的四．五赌博案，阳泉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经立案、侦查、审判，已对涉案人员有了明确的认定和处理意见。

公诉机关没有任何新的证据，仍然采用原四．五赌博案材料推翻原阳泉市公检法的处理意见，认定范戈负责催要赌债犯-赌博罪指控，显然没有事实依据。

刑法第303条明确规定，以营业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

可见，赌博罪的构成只能有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的三种情况。

而范戈第一没有纠集多人赌博，第二没有开设赌场，第三没有嗜赌成性一贯赌博，以赌博为其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

既使范戈在游戏厅提供了场外管理服务。

收获的报酬也只能是劳务费，并非赌博所得。

因此起诉书指控被告范戈犯有赌博罪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赌博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三、对杨德明的轻伤案，不具有黑社会性质。

起诉书指控2000年6月26日，范戈纠集被告杨德明等三人在阳泉市桥北街杨德明的游戏厅将杨德明打成轻伤。

根据卷宗材料这起案是2002年市公安局查处四．五赌博案时带出的。

杨德明是2002年4月报案，并作的轻伤鉴定。

辩护人对杨德明的轻伤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关建民参与此案带有黑社会性质。

根据卷宗材料第40、64卷对杨德德明的讯问笔录共有5次，2002年4月三次，2010年5月、7月各一次。

这五份笔录仅在2002年4月6日的第三次笔录中提到关建民在游戏厅外面。

其余四份笔录未提关建民在场。

而且在省公安厅2010年5月、7月的二次讯问笔录中，杨德明还提到他和关建民是邻居，而且明确表示他被打跟关建民没有关系。

杨德明的妻子刘静在第40 卷2002年4月和64卷2010年5月、7月的三次证言中也均未提到关建民在场。

证人吕富强的证言中也未提到关建民在场。

而且三人均证实范戈未参与殴打杨德明。

证人王瑞才在第64卷的笔录中证明他是中间人不清楚事发原因，他打电话让关建军去医院是因为关建军是下站派出所副所长，出事地点是他的管辖区是履行警察的职责。

关建民在64卷的讯问中供述，打杨德明只是事后听说他未参与，杨德明与他是邻居，他侄子和他是同学，关系都很好，听说是王瑞才协调处理赔了钱。

至于杨德明被打的原因，杨德明及妻子在64卷中均证明是因和范戈发生矛盾引起，这与范戈的供述一致。

可见，这起事件是因口角、解决矛盾、方式激化引起的普通轻微刑事案件，没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与，谈不上黑社会性质。

对殴打杨德明一事卷宗40卷阳泉市公安局于2002年7月25日曾对范戈以寻衅滋事罪提请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市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02年7月31日下达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同日，市检察院向市公安局下达不批准逮捕案件补充侦查通知书，要求补侦犯罪嫌疑人范戈和其他犯罪嫌疑人共同预谋、共同故意犯罪的证明及犯罪嫌疑人范戈具体犯罪行为的证据。

但案卷材料没有阳泉市公安局的补侦材料，这个案子也就一拖十年没有处理。

辩护人认为，这起案件是事隔十多年由当年的寻衅滋事罪改为故意伤害罪，轻伤事实虽然存在，但受害人明确表示案件起因是因为他和范戈发生口角引起，与关建民无关，范戈没有打他，既使关建军参与处理，也是警察的职务行为，对这样一起事实清楚的普通轻微刑事案，起诉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显然不当。

本案起诉后，杨德明于2011年3月9日主动写了谅解书明确表示事发后范戈对他的住院费、营养费等共计3万余元给予赔偿，双方已弃前嫌恢复朋友关系，他对范戈的行为早已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