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doc

一是返回乡土的理想主义;二是对乡村生活的平实描摹,既不神圣化,也不世俗化;三是对乡村人物人性的关注,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四是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历史与哲学思考。

乡土情怀对中国人心灵的植入，它是那样深切地扎根在人心底，以至成为其情感最深层的底色，认识世界最稳定重要的“内结构”。

所以这种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从根本上说，对乡土的眷恋凝结成浓稠的乡愁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关。

说到底，一切的乡愁，都是对文化的乡愁。

乡愁，是中国诗歌一个历史常新的普遍的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曲。

诗歌以情感为线索，诗词单纯、含蓄，美与丰富美于一体，不枝不蔓，意境悠远深邃，字里行间透露了作家余光中一生漂泊无依，在经历了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之后，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思想；真诚的希望台湾能早日回归祖国。

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民族感。

余光中先生借助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技巧，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了四个可感的，和诗人人生的四个阶段息
息相关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并且巧妙地将乡愁这种抽象的情绪转化为四个意象。

小时候与祖国母亲分隔两地是由于国家政策关系，那时只能通过书信的形式，用一枚小小的“邮票”承载自己厚重的乡愁，一枚小小的“邮票”成了两岸人民情感交流的枢纽。

到了中年，作者成家立室之后依然不能摆脱这种隔岸的牵挂。

本应幸福，温馨而甜蜜的婚姻却变成了海上旅途的疲乏，孤独，一张张旧“船票”饱含和多少空虚的岁月和相聚的感动，一张张旧“船票”割断了无数鸳鸯梦。

而最令诗人痛心疾首的是自己朝思暮想要回去探望的老母亲，却在苦苦的等待和思念中烟消云散，被一撮刺眼的黄泥永远地掩埋在自己苦思的故土里，一方短短的“坟墓”却成了生与死无法逾越的长城，一方短短的“坟墓”却成了叫人销魂的思念。

余光中先生在叙述自己思乡的感情基础上，将这种情感体验流露到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将所有海外游子，港澳台同胞们乡愁的心声用一湾浅浅的海峡展现给了祖国同胞，将这种乡愁的中华民族本性深深地扎根在人们心灵的殿堂里。

此时，诗歌的思想情感已经升华到了整个民族及全世界华人的心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浓郁而又强烈的叶落归根情结。

诗人的乡思之愁不是直白地说出来的，而是通过联想、想象，塑造了四幅生活艺术形象，使之呈现在读者眼前。

作者把对母亲、妻子、祖国的思念、眷念之情熔于一炉，表达出渴望亲人团聚、国家统一的“中国情结”。

该诗情深意切，既渴望了祖国的统一，又将乡愁描写的淋漓尽致.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中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同时，台湾和大陆人为的长期隔绝、飘流到孤岛上去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表现中国文化浓浓的乡土之请。

这些充满浓郁思乡气息的朴质诗文，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乡土之情和丰富多彩的风物人情，又怎不会勾起每一位读者对故乡的怀念，那怀念可能是一座山，一条河，一缕炊烟，一片渔火，一首山歌，一副水磨……
儒家文化视角下中国腐败犯罪的成因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贯穿中华上下五千年，其思想之深邃，内涵之丰富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对于它的发展历程并非本文所关注。

本文所关注的是它那一套己被国人所内化的理论以及进而在此理论指导下的交往规则、行为方式、生活态度是怎样诱发腐败生成的？笔者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说明，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儒家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本文为了论述清晰而将其分开，故一定会有割裂之感而且在阐述过程中也会存在不可避免的重合迹象，但这一无法弥
补的缺陷只能遗憾的存在着。

一、对于人性本善的假定，导致监督理念的阙如
“人性的认定是破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钥匙”。

[1]故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存在着对人性假定的现象。

虽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科对人性的假定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说，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而西方则是以人性恶为依托。

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争论由来已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笔者以为，“至于人性本善或本恶的问题则完全无关紧要，因为两者都不对。

人类面对的首先—超越一切道德之上—只有生存问题，为了这个目的—与其他物种一样—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2]这是社会科学的“公理”。

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遵循某些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大家才能共同生存、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共同发展、共同幸福。

而伦理原则或道德规范都是利他的，那么如何使自私的人去实施利他的行为，以使人类有秩序的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对人性的假定不同，从而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

“西方的意志自律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可以称之为感性自律”[3]，换句话说，西方主张法律规制，而我们中国则主张道德教化。

”[4]，虽然这里的“性”是善还是恶，尚不明确。

可是根据他将“礼”的外在规范化为主体内在欲求的“仁”来看，孔子肯定了作为个体感性存在的人具有内在的道德能动性。

不然他为什么要说，“我欲仁，斯仁至矣”？[5]显然，孔子是一个性善论者，之后，孟子又提出，人性本善，认为仁义礼智系源于心，人所共有。

并认为人有四大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6]孔孟之后，汉代董仲舒承继了孔孟，肯定人性中有“善质”。

宋明之后，儒教后人继承纲常名教，建构出更为缜密的性善理论。

尽管程朱陆在本体论、方法论上有所歧见，但对于人性本善的观点则一致认可。

由于自信人性本善，即人类自身就有利他的基因，要使他们做出利他的行为来，只要加强自身内在的修养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即所谓“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而加强自身内在修养所需的工具就是四书五经。

只要仔细研读这些儒家经书，自然会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二、家国同构的理念，以情为中心，致使法律弱化，权力异化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维持初民社会秩序的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依靠家族成员对氏族神灵和图腾的崇拜；另一条是依靠血缘辈分的自然序列形成统治秩序。

中华民族由于种种原因而历史性的选择了后者。

这种治理方式又被称为宗法族制，而由这种治理方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

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血缘性、集聚性、等级性、礼节性、自给自足性、封闭性和凝滞性，而这种制度的灵魂就是孔孟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关系。

而其中的五伦调节的
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关系。

先抛开君臣和朋友关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父子、夫妇、兄弟这三者的关系，这三者是属于纯粹自然的血缘家庭关系。

虽然说由于自然的原因，父长于子，兄长于弟，夫强于妇（在古代农耕社会），但这只是天然的差别。

而作为同样是人这一社会角色，根本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儒家创始人却生生的按照这种天然的差别整出一个差序来，而且差序的原则是一个政治原则—支配与被支配即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把关系最亲密的而又是社会最小单元的内部关系搞定之后，又把这里面最具“情理”的最易被接受的父子关系的处理原则“孝”，延伸扩充为“忠”去处理君臣关系，这样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家国同构制度形成。

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君主家长制，而君主家长制是宗法家长制的放大，国家的治理原则遵循家族治理模式，就是以情为中心，依照感情厚薄和关系亲疏进行利益的分配，只要能和利益的分配有了“情”，那就能获得期望的利益
虽说中国已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的洗礼，它的最大的收获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对于精神方面改善并不大。

从清末开始，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自由、平等而摇旗呐喊，大力宣传。

但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它并没有唤醒民众，非但没有唤醒民众，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人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也只是限于口头上，而没有内化为自己的行为。

像国内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先行者之一，康有为，其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纳妾以至妻妾成群。

还有严
复，这位曾因为国人介绍西学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引入并提倡进化的观念，提倡民主和自由，反对君主专制。

但他在现实政治主张上却一直保守，拥护帝制，以至倒向袁世凯的独裁政权，并为袁的复辟帝制摇旗呐喊。

这就是所谓的观念意识与行为模式的背离，这种背离社会学家称之为“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之间的冲突”
上述两个原因互依互存，共同构筑了“宏伟”的腐败之城，如果不以人性本善为假定，监督有效，那么不管如何用“情”，也谋不到利益，滥“情”者自然退却；如果没有人情文化，即使官员专权，那么也只限于一小部分人群中，不至于泛滥成灾，遍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