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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内容摘要作为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为自由一词做出过最为经典的诠释——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并为消极自由进行辩护。
本文通过对伯林的消极自由理论的展开和分析，旨在探讨伯林自由论题所呈现出的逻辑上的紧张和矛盾，并试图发现造成伯林这种思想紧张的原因。
伯林明确划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试图澄清自由一词的本来含义，认为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应该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
对理性主义一元论所可能导致的集权主义的担忧，使他拒斥各种积极自由的理论。
因为在他看来，积极自由即便不是集权主义的直接依据，也为集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借口。
消极自由不仅值得捍卫，也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价值多元世界背景下的无奈之举。
面对各种不断冲突着的价值，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抉择，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
人类的价值之所以是多元与不可通约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并没有稳固的本性。
在柏林看来，人类并非是基于固有的本性去进行价值选择，相反是因为在各种价值互相冲突的生活实践中人的不断选择才塑造了其本性。
然而伯林论题的紧张也是明显的：伯林在坚持消极自由的同时极力的批判理性，那么一个不能理性自主的主体如何去实现在价值多元下的价值选择？如果价值是多元的而自由只是诸多价值的一种，那么消极自由又如何具有优先性？伯林自由论题的紧张体现出他对现代性的既反省又认同的立场，对启蒙主义理想既警觉批判又赞许同情的审慎立场。
也许对于伯林来说，人的选择能力源于我们每个人具体的生活体验，而与任何抽象的理性主义无关。
伯林的自由论题体现得并不是精巧的理论建构而是一种现实的生活常识和生活态度。
在政治构建和法制推动中首先应该考量的是具体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建构什么理论体系，也许是伯林给予我们最大的忠告。
关键词：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价值多元论1AbstractAs the most prestigious liberal think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lin has made themost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freedom. He puts forwar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egative freedom and positive freedom, and defends negative liberty. This article purports to explore the logical tension and contradiction presented by Berlin’s theory of freedom, and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which Berlin is tense. Berlin clearly differentiates both concepts of freedom, and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freedom”, moreover, he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bottom line of negative freedom should be adhered to. Considering that monism of rationalism may lead to authoritarianism, he rejects various theories of positive freedom. In his view, even if positive liberty is not the direct basis of totalitarianism, i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excuse for totalitarianism. Negative liberty is not only worth defending, but also is upset because we live in a multi-value world. Confronting the continuing conflicting values, we had no choice but to choose for ourselve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which the values of human are diverse and incommensurable is that the nature of human in not solid. In Berlin’s view, it is not the inherent nature on which human bases to choose,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constant choosing when confronting diverse self-conflicting values in living practices that shapes its nature.But the tension of Berlin’s thesis is also significant: Berlin sticks to negative freedomwhile he criticizes rationality critically. Then how can an irrational autonomous subject realizethe value option in pluralistic social values? If the values are pluralistic and freedom is just akind of them, then how negative freedom takes priority? Berlin’s tension for the thesis of freedom shows his reflection on and identity with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 prudent stance ofboth criticism and sympathy for the Enlightenment Theory. Perhaps for Berlin, a person’s choosing ability depends on our specific life experience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bstract rationalism. Berlin’s thesis of freedom doesn’t embody elaborate theory construction, what it embodies is realistic common senses and outlook on life. Maybe the best advice Berlin givesto us is the first priorit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political and promoting legal system is the specific lif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Keywords: liberalism；negative freedom；positive freedom；value pluralism2目录引言 (1)（一）研究意义 (1)（二）研究综述 (3)（三）论述思路 (5)一、伯林与自由主义传统 (6)（一）古典权利论自由主义 (7)（二）理性自我导向的自由主义 (9)（三）应对时代之回应 (12)二、两种自由的划分 (13)（一）两种自由划分的提出 (13)（二）积极自由的内涵 (15)（三）消极自由的内涵 (21)（四）两种自由间的张力 (23)三、从价值多元论到消极自由 (26)（一）价值多元的含义 (26)（二）价值多元论的依据 (28)（三）价值多元与消极自由的紧张 (31)结语 (35)致谢 (38)参考文献 (391)引言（一）研究意义作为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以赛亚·伯林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1958年10月31日，以赛亚•伯林在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该文随后被印成单行本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即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这种区分在学界产生了热烈的讨论，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的经典论题。
伯林在文章一开始便意味深长地指出，思想观念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他说：“令人惊讶，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也许从不曾有这么多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以及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翻搅。
”纵观二十世纪，这句话对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冲突等事件，可谓真实的刻画。
经济学家凯恩斯亦有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其力量之大，常人往往认识不足。
事实上可以说统治这个世界的舍如此之思想几无他也。
实干家们，自信可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者，往往已沦为某一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
掌权的狂人们，自称可从虚空里听获神音天意者，其狂悖骄妄则常常是从几年前尚存学界的某个不入流学者的思想中提炼浓缩而成。
”【邹恒甫译自《通论》第四章】一、消极自由的概念作为政治哲学家的伯林最为著名的贡献就是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正是集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两种自由概念》遂名扬天下，当之无愧地被喻为当代政治哲学最具影响力的单篇论文。
不过，最早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却不是伯林。
“消极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贯立场。
从霍布斯以降，密尔、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杰里米.边沁等英国古典政治思想家皆倡导“消极自由”的概念，即免除强权干涉或法律限制的自由（伯林称唯有霍布斯与边沁是最为纯粹的消极自由主义者）。
而“积极自由”的观念也古已有之，从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马克思等欧陆思想家皆属于这一思想传统，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则是T. H. 格林【T.H.Green，1836～1882】[1]。
近代中国的两种自由概念1958年10月31日，以赛亚·伯林发表了题为《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自此“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即成为探讨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
这组概念已为学界广泛接受并被运用到近代中国的论域，但既有研究似较少注意到孟扬和汪彭年在1913年提出了相近的语汇。
①他们的论述虽不如伯林系统周详，但其思考既凸显了中国读书人对自由的深刻认知，也体现出中国近代自由思想的独特取向，或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提出1913年6月，孟扬发表了《论个人之自由》一文，文中称：“个人之自由可谓之为个人之领域。
在此领域以内，个人得以其一己之自由意思而行动。
政府既不得而侵入，且对于他人之侵入者更须为之防止”。
在他看来，“个人之自由有消极与积极之两种。
从消极之方面而观察之，所谓自由者，含有不之性质。
从积极之方面而观察之，则所谓自由者，以权利为其内容者也。
”孟扬进一步认为：“法律上之自由，消极的方面也。
政治上之自由，积极的方面也”，前者指“此领域以内除依据国家所规定之法律外，无论何种权力均不得而干涉之”；而后者指“个人于国家所规定之范围以内，得以实际运用国家所赋与之特权”。
〔1〕1913年8月6日，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关于自由权利的章节。
众议员汪彭年提出，自由权可分为“消极的自由权”与“积极的自由权”两类。
他认为“消极的自由权乃天然之自由权”，在宪法中的条文应该是“混括的、可以含盖一切”，故提出草案：“人民于法律范围内得享一切自由权，除受法律限制外，无论何人不得侵犯之”。
而“积极的自由权即参政权，要求国家行为之权，及关于公益、私益对于立法、司法、行政保护请求权”，此类自由权应该逐项列举，“使人民能得宪法上保障”。
汪彭年发言，宪法起草委员会1913年8月6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5次会议录》，19、20页。
原文为“能宪得法上保障”，据文义酌改。
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名词解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名词解释自由是人类追求和渴望的一种状态与权利。
具体到个体的行为层面，我们常常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是指个体充分发挥自身能力与潜力，不受外界限制或干扰，自主地思考、决策和行动的自由。
积极自由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它承载着个体主动探索世界的愿望与能力。
在积极自由的状态下，个体能够根据自身的判断与理性，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标与生活方式，并为实现这些目标付出努力与行动。
消极自由则相对于积极自由而言，它指的是个体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中对个人意志的束缚和限制。
在消极自由的状态下，个体感到自己受到了外界的干扰或约束，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
这种干扰或约束可能来自各种因素，如社会规范、家庭期望、制度体系等。
消极自由让个体感到局限与不满，因为他们无法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需求和能力。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两种不同的自由状态，它们在个体的思维模式、行为动机和主动性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积极自由的状态下，个体充满激情和动力。
他们自主地开展思考和分析，选择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注重内在的自我实现和满足。
积极自由注重个体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倡导个体主动地解决问题，追求个人成长和独立性。
积极自由能够激发个体的潜能和创造力，使其在社会中扮演积极、构建和参与变革的角色。
然而，积极自由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完全摆脱外界的影响和制约。
每个个体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其思想和行为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制约。
因此，积极自由需要平衡和协调。
个体在追求积极自由的同时，需要遵守社会规范、尊重他人的权益，以及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只有在这种平衡和协调中，个体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发展。
相比之下，消极自由的状态下个体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无奈。
他们依赖于外界的指导和支持，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方向。
消极自由强调外部的限制和约束，个体可能无法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潜力和价值。
消极自由可能导致依赖和被动，使个体在思考和决策时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
第三种自由视角论卢梭自由与“公意”内容摘要：卢梭的自由观在传统意义上是属于积极自由观，本文从第三种自由观的角度客观评价卢梭的自由观，不片面的用积极自由观去批评或赞扬卢梭的自由观，想从客观的角度讲述卢梭的“公意”可能会导致不自由也可能导致自由。
主要进行文本分析，阐述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产生自由，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产生不自由。
关键词：卢梭自由公意第三种自由第一部分“公意”与专断（第三种自由）一、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1.消极自由消极的自由，具体来说就是免受于他人的干涉。
也就是说我想做一件事情，但是他人却干涉我，不让我去做，那这样我就不自由了。
“这种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 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內，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集人) ，可以、或愿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它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229-230）(《自由四论》柏林)但是需要强调有一种情况，如果是我的能力不足而不是他人的干涉使我做不到，那就不是不自由。
柏林举了个例子“如果我的贫穷是由于疾病一一因為我生病了，所以我无法去买面包、或无法去为环游世界之行付款、或无法请求法院給予我公平的判決，正如因为我跛了腳，所以无法去跑步一样，在这种情況下，我无法做到某些事，基本上不能被指为缺乏自由，更谈不到缺乏政治自由。
”（231）卢梭也说过一句话“事物的本性不会使我们疯狂，唯有不良的企图，才会使我们如此。
”但是我的这种消极自由的范围应该有多大呢？可不可能无限大呢？柏林认为“某一部份人的自由，必须受到约束，另一部份的人，才能享有自由。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在社会的联系中生活的，你的活动不可能不会干扰到别人，所谓“梭子魚的自由，就是鱗魚的末日。
”那么这些消极自由家们还认为“根据此一推论，我們应当在個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
”而这条界限划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消极自由的范围应该有多大，这就没有标准答案了，有些哲学家认为是法律，有些哲学家认为是道德。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它既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论建构的基石，也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意图实现的目标。
然而，从古希腊柏拉图所理解的“自由是理性对灵魂中激情和欲望的驾驭”到当今罗尔斯所论证的社会正义的原则应优先考虑的“平等的自由”等，对于“自由是什么?”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思想流派一直争论不休。
20世纪中叶，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日益受到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在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蓬勃发展带来的冲击。
作为对当时盛行的打着“自由”招牌的左派极权主义思潮的回应，以赛亚·伯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
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
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伯林不但宣称“积极自由”概念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理论基础，并对“积极自由”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一、“消极自由”伯林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不受他人的干涉”。
伯林认为，“自由是一个人们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行动的区域”。
为了准确地把握这一概念，伯林还指出，只有他人蓄意地对人们的行动予以干涉和妨碍才可以算作是自由的缺乏。
但是，非人为的原因所导致的个人行动受阻的情况不能算作自由的缺乏，而只能算作能力的欠缺。
比如说，一位因疲劳而无法完成一万米长跑的人，并不缺少自由，而仅仅是体力上或意志上的能力不济。
又比如说，突如其来的坏天气、沙漠中的缺水、灾荒中的食物匮乏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人们行动的限制，也不能算作是个人自由的丧失。
总而言之，只有“人为地对个人行动的蓄意干涉”才剥夺了个人的自由，而不是任何“障碍”都会使人们丧失自由。
与此同时，伯林还指出，在与消极自由概念相对的意义上，如果在个人本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领域中，个人的行动受到了他人或政府的过分干涉，我们就可以说个人遭到了“专制”伯林还对两种不同的消极自由理论进行了比较。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指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如一个人有不被别人打的
自由；积极自由指个人有做某事的自由，比如一个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这是伯林提过的两种自由概念，他最初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为反思
对自由的追求可能导致暴政，主要体现在积极自由方面。
因此他比较赞成
消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的危险性比较小。
个人遗产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
1998年秋，
在他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
会议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思想颇有研究的学者，以向公开的批评
和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
多元主义是与会学者一个核心关注点：伯林的多元主义信念是他的思
想史研究与哲学论述的核心，他也将多元主义视为自由价值的关键所在。
什么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什么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是伯林提过的两种自由概念,大致意思就是：积极自由是指个人有干什么的自由(比如我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比如我有不被别人打的自由) 。
伯林这人不是罗尔斯那样的理论家,更多的是观察现象,然后从中得出区别.他当初提出这个概念, 主要也是为了反思对自由的追求可能导致暴政，这主要体现在积极自由方面.所以他赞成消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的危险性比较小。
我这话说的直白，可能也就不够准确。
这里谈不上“边界" ，也谈不上什么情况下实行什么“自由”,不过是对自由的分类罢了，让我们对自由的认识更加清楚一些. 另外，我个人的感想是：当初伯林提出这两个概念针对的语境和我们现在不同，我个人认为，在当下，也是不能不谈积极自由的。
再简单说两句吧。
为什么说追求积极自由可能导致不自由。
比如说,我们要求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是积极自由），这就要求政府的介入,这样政府的权力就会加大，可能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消极自由呢，比如说我们要求有自由流动的自由，也就是说,有不受外部力量侵犯的自由,这个危险性就比较小。
但是，对于当下来说,整个社会分化已经如此厉害，仅仅有消极自由是不够的. P.S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Negative Liberty and Positive Liberty ）是他于1958 年当选牛津大学齐契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时，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出来的。
从此以后,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两种概念的产生与形成应当归功于伯林。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伯林就曾多次承认这一点。
就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名称来看，在伯林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叔本华、黑格尔与康德等所讲的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弗罗姆( Fromm ，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讲的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由，而伯林讲的则是政治自由。
实际上,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是把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传统与自格林以来的西方及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积极自由政策加以综合的结果而已.这两种自由概念之所以是在伯林的演讲之后才广为人知，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伯林当时所处的冷战背景使然。
西方政治思潮复习整理二、名词解释1、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答案：（P22-25、P191-193）解读：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是自由的两种分类，而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两者是对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解释方式，我们不是把某些自由定性为消极的，另一些定性为积极的，而是在判定一个人是否自由之前，首先要决定我们采用的是哪种标准，如果依照积极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可能会是自由的，但是依照消极的标准来看则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这里的消极和积极并不具有褒义或者是贬义，可以参考正电荷和负电荷中的正负二字。
当然，使用消极和积极本身也和对应概念的内涵有一定的联系。
现在在政治哲学中谈论自由的概念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把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
要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内涵，还是用一个前人常用的例子好了。
假设我在开车穿过一个小镇，我遇到了一个岔路口，然后选择左转，但是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左转。
接着我在一个十字路口向右转，同样，没有受到强迫。
总之这里没有什么车，也没有行人和斑马线，没有交通事故封路，没有交警和路障，甚至没有红绿灯和监控，就是简单的那种一个岔路口有几个指示牌的那种岔路口。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让我们试想另外一种情况：我开车先左转然后再右转，是因为我对毒品上瘾，比如说大麻，然后我十分想去某个卖大麻的人那里拿货，我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跑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不是被自己的意志，而是被自己强烈的毒瘾驱使着要去开车和那个人碰面。
并且我知道，如果我去和那个人碰面了，可能我会错过今晚的一场和客户的会面，或者是错过一班车和一次飞机。
我希望我能够自由地控制自己（而不是被毒品控制），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中逃脱出来。
所以，虽然我没有被路障或者是交警阻拦，但是与此同时，我却是某种意义上不自由的。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对于自由，有两种定义。
第一种是外界主体对我的行为没有干涉。
只要我在行为的时候，没有人干涉我的行为，我就是自由的，这里的行为包括了两种，一种是实在的行为，比如说上述例子中我选择的先左转后右转，第二种行为是潜在的可能的行为，比如说，即便当时我想先右转，或者是先左转再直走，也没有人干预我。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Isaiah Berlin 罗志强译在讨论社会和政治自由中所遇到的问题与讨论社会和历史的决定论中的问题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们需要一个选择的范围，如果没有一定的选择范围，就谈不上什么政治（或社会）自由。
意志自由论并不当然地假定人类在事实上不能够被当作动物或其他物体；也不能保证政治自由，如合乎人性的自由选择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一定的疆界。
就是这个疆界问题，实际上是疆界的概念的运用是否恰当的问题，是对我的论点的批评火力最集中的，其中的主要问题在这里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我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我并非是第一个提出的）的划分是否合理，或，至少是否太尖锐。
二、‘自由’这个术语是否能够如我的一些批评者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延伸其内涵，直至被抽空，变得不那么有用。
三、为什么政治自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希望改正《自由的两种概念》原文中的一个真正的错误。
虽然这个错误并没有削弱文章中的论点，也不与之相冲突（说实话，它反而加强了我的论点），但我认为它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在原文中，我把自由说成是毫无阻碍地实现人的愿望。
这是这个词寻常，也许是最寻常的意义，但它并没有表达我的观点。
因为，所谓自由–消极地说–就是不受别人阻拦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要想获得这种自由的一个方法就是压制自己的欲望。
我对这个定义以及整个思路在文章中进行了批评，而没有想到这样做是与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如果自由的程度是欲望得到满足的一个函数，我可以用增加自由与减少欲望一样有效地达到欲望的满足，我可以通过使人们放弃我根本不打算满足的愿望来使他们（也包括我自己）获得自由。
不是抵御或消除向我逼来的压力，我可以‘内化’这些压力。
这正是埃皮克特图斯（Epictetus）说虽然他是个奴隶但却比他的主人更自由时所获得的东西。
通过无视障碍，忘却，‘超然’，使自己不再意识到它们，我就可以获得宁静和平，这是一种高尚的超脱，让别人去受恐惧和仇恨的困扰吧。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摘要：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
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
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
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
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
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
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关键词：埃里希弗洛姆；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自由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3?A58?A5弗洛姆一生执着于诊断和剖析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以此来反对极权主义与各种非理性权威，呼吁通过爱与生产性工作，改善现代人之自由的经济、政治、心理等条件。
弗洛姆的自由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的范畴，他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同时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
与伯林的两种自由相比，二者在外延与内涵上虽不尽相同，但在理论价值取向上却有着相通之处。
本文通过对弗洛姆与柏林的不同致思路径的分析，对二者自由思想做一简单比较，以彰显弗洛姆自由思想的伦理与政治意义。
一、弗洛姆与伯林自由思想的不同致思路径西方自由主义对自由问题的探讨一直沿袭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传统，“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争，则是这两种传统的集中体现，贯穿于近现代自由思想的发展始终。
具有思想史家与思想家双重身份的以赛亚伯林，通过对自由思想史的考察，明确系统地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个范畴，并以此展开了自己的论述。
伯林把政治自由作为其自由观的基本内涵，以此来回答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边界问题――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在伯林看来，个人的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力的边界问题，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政治自由为公共权力划界，诉求于个人权利。
但政治自由本身并不是内在于人的概念之中的，而是历史地成长起来的，有着确定的疆域。
伯林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边界问题概括为逻辑相关的“我被谁统治？”与“我被统治到何种程度？”两个问题，并基于此区分了“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两个范畴。
“消极自由”回答这样的问题：“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1](170)“积极自由”回答的问题则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1](170)简单地说，“消极自由”就是免于他人干涉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一种理性自主的自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伯林自由思想的实质是服从与强制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界问题。
这一方面继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收稿日期：2013ㄢ?A1；修回日期：2014?A2ㄢ2作者简介：张夺(1982)，男，满族，辽宁兴城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青海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人性论是自由思想的基础，但自由并非与人性直接相等同。
自由并非最高的价值目标，但却是诸如正义、公平等价值的逻辑起点。
同时自由具有内在的价值，其核心是人的权利与个人的活动空间。
伯林的自由范畴显然是个人主义的――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
因此，伯林是这样定义政治自由的：“政治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他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
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被奴役状态的。
”[1](170)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伯林在论述过程中极力地推崇“消极自由”而反对“积极自由”，那显然是对他的误解。
伯林把“消极自由”当作现代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成果加以肯定，但并不必然地反对“积极自由”，在他看来，“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只是自由的两个方面。
伯林是要告诫人们，“消极自由”是以法律、制度等形式确立和保障的人的权利，因而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积极自由”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更吸引人，更追求于人的发展，但与“消极自由”相比，更容易被歪曲和滥用，甚至走向自由的反面。
在弗洛姆这里，自由是与权威相对、与人性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
弗洛姆认为，“不从”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自由意味着对权威说“不”，人与自由的产生是同一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奋斗史。
弗洛姆以《圣经》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说明了人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在亚当和夏娃被放逐之前，并没有独立自由的“人”存在。
而人类成为“人”，就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行为，同时也是对上帝权威的不从与反抗。
可见，在弗洛姆看来，人是在不断反抗权威，不断挣脱外在束缚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自由作为反抗权威的能力或行为，是人的本质属性。
然而，在现代社会，“公开的权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匿名的’权威。
它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
它是心照不宣的，无需采取命令式。
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服。
”[2](222)与匿名权威相伴随的则是人对自由的恐惧，人们企图逃避自由来换取安全感。
对于现代人的这种自由，弗洛姆持否定态度。
弗洛姆早于伯林在《逃避自由》中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进行了区分。
对弗洛姆而言，“消极自由”是免于外在权威束缚的自由，即“免于……自由”(freedom from)；“积极自由”则是以自我实现为目标，以爱和理性力量行动的自由，即“做……自由”(freedom to)。
弗洛姆所言的人们所要逃避的自由不是“积极自由”，而是“消极自由”。
弗洛姆认为，“消极自由”一方面使人摆脱了权威的束缚，但同时也使人失去安全感，变得孤独无助，甚至导致人自身力量的丧失，最终否定人的自由。
人应该向“积极自由”发展，通过爱与生产性工作，不断完善人格，实现潜能，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简而言之，弗洛姆与伯林探讨人的自由问题的致思路径截然不同：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理论视域是人的类本质与人性的发展；而伯林自由范畴的首要原则及关注点则是个人权利与私人领域。
弗洛姆综合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思想，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剖析现代人的自由问题，因此属于心理学与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由。
伯林承袭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验论传统，将自由作为现实政治实践的价值追求，因而侧重点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
尽管二者的理论视域与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都是以追求人的自由为最终的价值目标。
因此，在具体理论论述上二者又有着很多重叠与价值相通之处。
伯林批判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有可能走向自由的反面，弗洛姆在剖析批判现代人所逃避的“消极自由”时，已包括伯林的“消极自由”在内。
伯林对弗洛姆的批判是否成立，弗洛姆又是如何对此进行“回应”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彼此冲突的，还是自由问题辩证的两个方面？只有澄清上述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二者自由思想的实质。
二、弗洛姆对伯林批判的“回应”及其自由观的实质上文中我们比较了弗洛姆与伯林自由思想的不同致思路径，二者在自由问题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指向上都略有不同，但因此而忽视二者自由思想的价值相通之处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无法真正把握两种自由的实质。
伯林在《自由论》中批判弗洛姆“积极自由”的依据是什么，弗洛姆又是如何进行“回应”的呢？伯林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伯林认为，弗洛姆将自由等同于行动本身，这样容易导致取消人行动的机会或可能性；另一方面，伯林指出，作为人的理性自主与潜能实现的“积极自由”很容易被滥用而堕落成自由的反面。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我们很容易看出伯林与弗洛姆对“自由”这一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上的不同。
如伯林所说：“在我看来，这些思想家最常见的做法是把自由等同于这些成长与向前发展的、制度化(‘有机’)生活形式的‘积极’活动，而不是等同于仅仅(‘消极地’)清除这些‘有机体’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更不用说把它视为铲除个人所受障碍的活动了――这种障碍的铲除，充其量也只被他们视为自由的条件，而非自由本身。
”[1](38)伯林认为，将自由等同于行动本身或者是行动的条件与能力等，都会使自由这个范畴的涵义过分的宽泛，从而模糊和冲淡了最核心的问题――行动的权利和机会。
因此，“自由是行动的机会，而不是行动本身；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必然是弗洛姆与克里克将其等而视之的行动的动态实现。
”[1](35)自由不是伯林思想的最高价值取向，但自由本身却是伯林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之一。
伯林反对决定论取消人的选择自由，他极力为维护人的选择权而论证自由自身的价值。
政治自由或私人领域作为人不受干涉而进行选择的自由，理所当然地成为伯林自由思想最基本的内涵。
而对于弗洛姆来说，自由有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意义，首先指的是免于外在权威束缚的人的生存状态，同时更强调人自身的发展与潜能的实现，人的理性自主的能力的发展。
因此，弗洛姆呼吁通过人的自发性活动，即爱与创造性工作，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弗洛姆不但没有否定人的选择自由，而且将人的自由行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结合起来。
弗洛姆认为人具有改变历史的自由，历史正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
弗洛姆同时把人当作目的而非工具，“在这一社会里(指健全的社会)，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地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
”[3]人要充分发展自身就要反对各种非理性权威，就要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
弗洛姆的自由范畴，在逻辑上始终与人的发展相关联。
伯林批评弗洛姆把自由等同于人的行动能力，认为人的行动能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权威的强制，使人的行动自由异化，从而取消人的真正自由。
因此，伯林极力强调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作为一种“消极自由”，为人的真正自由保留了最后一块疆域。
然而，弗洛姆早已指出，政治自由作为现代人已经获得的自由成果，并不能保障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
“人们忘记了，虽然对已经获得的所有自由成果我们均必须全力维护，但实际上自由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增加‘量’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如何改变‘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维护和增加传统上的自由，而且还要设法去获得这样一种新自由：这种自由能使人们实现自己的自我，能使我们对自我、对人生满怀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