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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佛教寺院遗址研究概述况(一)最近发掘的佛教遗址1. 尼雅93A35S佛寺遗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机构合作组成的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从1988年以来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察。
1995年，对遗址北部的佛殿（FS）遗址进行了发掘；翌年，又发掘了佛殿周围编号为93A35FA、FB、FC、FD的遗址。
报告中，把这两次发掘的遗址割裂开来，认为前者（FS）是佛寺，其余的是“一处与官方活动有关的活动场所”。
但是事实表明：这是一处较完整的佛教寺院遗址。
它向人们展现了魏晋时期精绝佛教寺院、佛教艺术和佛教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使尼雅遗址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3]。
这座佛寺遗址位于靠近尼雅干河床左岸的一处台地上。
河床由西经北面向东绕过台地两侧，台地东、南两面散布着许多枯死的杨、柳和果树。
整座寺院的地势高敞，寺院的门（FA）开在东面；其南面有佛殿（FS）。
西端是僧房和讲经堂（FD）；北面有一组带前廊的房址，其中一间较宽阔（FC）；佛殿西面有一低凹处（FB）,据发掘者说可能是冰窖；寺院中央有一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广场；东部和南部围一道用红柳枝编成的篱笆墙。
这是由五组单元建筑成的一座完整佛教寺院。
布局规整，组合有序，河水环绕，绿树成荫。
寺院的主体建筑──佛殿构筑在高于寺院其它房址的台地上。
墙体采用“木骨泥墙法”[4]修建，平面呈方形，东西长5.3、进深5.2米，门向东南。
佛殿中现存边长2米的正方形台基以木构筑：四隅各有一木柱础，上面卯口内立着木柱，侧面固定木板，内填土而成。
四周是供右旋的行道。
在行道东北角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些坍塌成碎片的壁画，经加固处理揭出佛和菩萨像各一尊。
佛像仅存上半身，体型健壮，双肩宽阔有力，嘴上留有八字小髭，造型粗犷端庄，充满现实人的生活气息，与米兰壁画画相近。
但双目微闭而俯视，一副超尘脱俗的表情，具有能最终修成佛陀的标准品格，比米兰壁画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遗址北面的一处房址（FC）被分隔成东、西两组，前（南）面有用篱笆墙围筑的平台。
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热史研究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是经历了长期地质演变的拉丁美洲最大的沙漠，被称为“古文明之地”。
在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当时古文明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
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的热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首先是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本身具有极大的热史价值，其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给热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热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古代文明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对当地文明的影响。
在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的热史研究中，科学家们着重研究了古代文明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物，如古城墙、古墓葬、古建筑等，并将其与当地文化特色联系起来。
此外，研究者还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文物，如陶器、石刻、金属雕刻和青铜器等，可以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的文明提供重要的线索。
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的热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演变。
热史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古代文明发展的方法，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的历史提供有力的依据。
因此，研究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的热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地文明发展史，还可以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有力的支持。
为此，我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比如探讨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的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传统、当地农业经济状况以及地域间的文明交流等等，以期建立一个完整而深入的历史框架。
此外，研究人员还可以尝试利用现代计算机分析技术对古代文献进行重新整理，以获取新的见解。
最后，我们也可以探讨塔里木盆地塔中—巴楚地区的历史与当前的文化融合和发展的关系，以更好地把握时代的变化。
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古代佛教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在新疆宗教历史上，有的宗教兴起了，有的宗教消亡了：兴衰消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内部的因素，也有宗教本身的变化。
对新疆古代佛教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将新疆古代佛教的历史发展时期进行一个简要划分，以便于研究。
1.新疆古代佛教发展历史时期的划分1.1划分的依据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才吾加甫副研究员所著的《新疆佛教研究》之《总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元春教授所著《西域佛教漫谈》之《佛教在西域的由盛而衰》的相关论述和研究，我们将新疆古代佛教的历史脉络做一个简单疏理。
据考证佛教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传入西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佛教在西域得到了普遍传播和信仰，出现了佛教图像、寺庙、石窟等佛教建筑。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完全进入鼎盛时期。
于阗、龟兹、高昌成为不可忽视的佛教文化中心。
6关于于阗的佛教流行情况，《魏书·西域传》中载：“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
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
”《梁书诸夷传》中载，“于阗国……尤敬佛法。
”此外《隋书·西域传》中亦说：“于阗国……俗奉佛，大多僧尼，王每持斋戒。
”《旧唐书》、《新唐书》中也都有记载，“于阗……崇佛教。
”除了这些历史文献，不少西行僧人的记述中也提到佛香梵音萦绕的于阗小国，显得更为翔实动情。
法显就曾对公元五世纪初的于阗盛况进行概括，“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春法，以法乐相娱。
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
彼国人民星居，家家人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两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
”7可见当年的盛况。
公元五世纪法显到于阗时有僧侣数万人，而当七世纪玄奘去时，于阗仅有僧侣五千多人。
导致于阗佛教彻底灭亡的是公元960年开始的喀喇汗王朝对于阗的伊斯兰圣战。
公元1012年于阗王战死，1013年喀喇汗王朝控制了于阗王国的领地。
有着千余年的于阗佛教遭到了灭顶之灾，寺院僧房毁坏殆尽，成批僧人被迫改信伊斯兰教。
浅析环塔里木非遗文化旅游服务体系构建环塔里木地区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拥有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资源。
为了挖掘这些非遗文化资源，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构建环塔里木非遗文化旅游服务体系是必要的。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非遗保护机制。
非遗文化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环塔里木地区应该成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或机构，积极开展非遗文化的规范化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加强非遗文化的统计、调查和研究，以确保非遗文化得以有效保护与传承。
其次，要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旅游服务是非遗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塔里木地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介绍，展示本地的非遗文化，营造浓厚的旅游氛围。
此外，加强旅游服务管理，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增强旅游产品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要建立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旅游者的需求，增加旅游地区的吸引力，拉动旅游消费。
环塔里木地区可以开发与非遗文化相关的旅游产品，如非遗文化体验、非遗文化教育、非遗文化购物等，提高游客的体验和满意度。
最后，要加强非遗文化旅游的宣传推广。
环塔里木地区可以通过制作旅游宣传片、组织非遗文化旅游推广活动、建立官方旅游网站、利用社交媒体等多种方式，向国内外游客宣传环塔里木地区的非遗文化资源，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
总之，环塔里木非遗文化旅游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多方面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包括非遗保护、旅游服务、旅游产品开发和宣传推广等方面，只有通过全面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发展环塔里木的非遗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旅游，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URI ：/kcms/detail/65.1210.C.20191014.1254.034.html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研究理路与范式的新探索———《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述评田海峰①“新疆史前时期”一般认为是汉代以前，约前200年以前。
此观点见肖小勇著《关于新疆史前研究的讨论》，载于《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
第33卷第5期2019年10月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33No.5Oct ．2019地处亚欧陆路腹心的塔里木，因其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而成为近现代西域学术研究的肇始地。
自19世纪后半叶始至今，已有不计其数的探险家、学者先后进入塔里木，探寻掩埋沙海千年的文化宝藏，西域学术也由是得以大力向前推进。
然而，我们也必须理性地认识到，面积广袤、文物分散的塔里木，在东西文明交流的千年历史长河中，它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场域而存在的。
因而，在对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中，我们务必以尊重这一总体文化特征为前提，洞悉内在文化脉络，建构科学有效模式，做到有的放矢。
综观当今学界，诸多学者更为关注一城一物的发现，而忽视了塔里木作为整体文化域的隐性特征，缺少对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如何调查整理路径的研究。
201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安福教授专著《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就是对该领域的新探索。
《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是石河子大学2011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主持人张安福教授及其调研团队历时5年，完成了此项庞大繁杂的文化工程。
该成果不仅对塔里木汉唐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更为重要的是理出了塔里木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对调查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展开了有益探索，为区域文化资源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借鉴范式。
一、对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研究理路与范式的探索《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一书分上、中、下三册，共1229页，120.6万字，包含图片861幅，表格175张。
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学简史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学简史自20世纪50年代起，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学逐渐兴起，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不断涌现出各种形式的遗址和遗物，为我们研究该地区的人类历史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线索。
下面将从时间、空间等几个方面简述这一历史过程。
一、早期考古发现早在19世纪末，欧洲人就开始在新疆地区进行探险，并开始注意到一些古代墓葬和遗迹。
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旅行家发现了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史前人类遗址，但当时由于设备和技术等问题，他们的考古工作比较有限。
1949年新疆解放后，中国考古学家也开始进入这一地区进行考察，最早报告的遗址是赛里木湖边的乌鲁克修墓地。
之后，又在罗布泊沙漠和贝希尔地区发现了大量黄铜器、青铜器、陶器等文物，为塔里木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
二、大规模考古研究的出现1950年代中期起，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塔里木盆地考古的关注和支持，一大批考古队伍开始进入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研究。
当时的重心是在罗布泊地区，发现了一系列早期的文化遗址，如罗布泊、库木塔格、贾拉克塔里克、肖勒克等。
同时，还有许多以前未被发现的文化遗址陆续出现，如雅尔塔墓群、大东钦铜器等，这些遗迹的发掘让我们对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三、新发现的重要文化遗址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单位加强了对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掘。
在这一时期，又有许多重要的文化遗址被发掘出来，如雅克安泰城、金沟遗址、三道坎等，这些文物明确证明了该地区出现了多层次、多种类别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塔里木考古学的内涵，也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重要文物的发现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工作中，一些重要文物的发现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标志。
如亚拉乡发现的乌鲁克木榫船，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船体结构最完整的史前木船之一；在大东钦挖掘现场出土的“拜火神龛”，成为关于古代伊朗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
五、研究成果和展览活动近年来，新疆文物考古单位对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掘了一批新增的带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址，切实丰富和拓展了塔里木文化的研究领域。
新疆佛教寺院遗址研究概述况(一)最近发掘的佛教遗址1. 尼雅93A35S佛寺遗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机构合作组成的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从1988年以来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察。
1995年，对遗址北部的佛殿（FS）遗址进行了发掘；翌年，又发掘了佛殿周围编号为93A35FA、FB、FC、FD的遗址。
报告中，把这两次发掘的遗址割裂开来，认为前者（FS）是佛寺，其余的是“一处与官方活动有关的活动场所”。
但是事实表明：这是一处较完整的佛教寺院遗址。
它向人们展现了魏晋时期精绝佛教寺院、佛教艺术和佛教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使尼雅遗址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3]。
这座佛寺遗址位于靠近尼雅干河床左岸的一处台地上。
河床由西经北面向东绕过台地两侧，台地东、南两面散布着许多枯死的杨、柳和果树。
整座寺院的地势高敞，寺院的门（FA）开在东面；其南面有佛殿（FS）。
西端是僧房和讲经堂（FD）；北面有一组带前廊的房址，其中一间较宽阔（FC）；佛殿西面有一低凹处（FB）,据发掘者说可能是冰窖；寺院中央有一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广场；东部和南部围一道用红柳枝编成的篱笆墙。
这是由五组单元建筑成的一座完整佛教寺院。
布局规整，组合有序，河水环绕，绿树成荫。
寺院的主体建筑──佛殿构筑在高于寺院其它房址的台地上。
墙体采用“木骨泥墙法”[4]修建，平面呈方形，东西长5.3、进深5.2米，门向东南。
佛殿中现存边长2米的正方形台基以木构筑：四隅各有一木柱础，上面卯口内立着木柱，侧面固定木板，内填土而成。
四周是供右旋的行道。
在行道东北角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些坍塌成碎片的壁画，经加固处理揭出佛和菩萨像各一尊。
佛像仅存上半身，体型健壮，双肩宽阔有力，嘴上留有八字小髭，造型粗犷端庄，充满现实人的生活气息，与米兰壁画画相近。
但双目微闭而俯视，一副超尘脱俗的表情，具有能最终修成佛陀的标准品格，比米兰壁画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遗址北面的一处房址（FC）被分隔成东、西两组，前（南）面有用篱笆墙围筑的平台。
犍陀罗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周缘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作者：李肖廖志堂来源：《敦煌研究》2021年第03期内容摘要：从印度发源的佛塔、佛寺在向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周缘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沿途的文化元素，因地制宜，逐渐形成了“（多层）方形塔基-柱形塔身”的佛塔形制，以及“塔院-僧院”并列分布的佛寺布局模式，可见佛教寺院风格渐趋简单、封闭，反映了佛教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不同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元素之间的矛盾与调和。
关键词：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犍陀罗;塔里木盆地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13-11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yout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Gandhāra and the Tarim Basin， two areas along the Silk Road that were significant for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since the 3rd century B.C.E After its inception in ancient India， Buddhism and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it inspired underwent many periods of localization when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various people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on its path to Central Asia. In particular， multi-layered stupas with a square base and the layout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that include stupas and small cells for monks are notable later developments in Buddhist architecture.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se monasteries tended to be simpler and more enclosed， which reflects the compromise that was necessary as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encountered different geographical，historic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s.Keywords：Buddhist monastery; layout; Gandhāra; Tarim Basin前言本文所要討论的区域横越了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北部，大致涉及帕米尔山结的所有区域和今天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图1）。
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现状及保护研究作者：李慧娟来源：《经济师》2015年第10期摘要：新疆塔里木盆地是西域佛教文化覆盖的核心地带，散布着众多佛寺遗址、佛塔、石窟等文化遗存。
目前塔里木盆地佛教文物被盗掘现象时有发生，自然、人为因素的破坏，使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的保护迫在眉睫。
建议在修复、加固遗址的同时加强文物保护立法，强化文物保护部门管理，处理好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文物保护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025-03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西域佛教文化圈覆盖的中心地域就是现今位于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
遗存的寺庙遗址、石窟、佛教文物散布于新疆各地。
佛教在新疆至今仍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宗教，民众文物保护意识淡薄，自然及人为因素的破坏，使得目前对新疆佛教文化遗产的抢救迫在眉睫。
一、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概况（一）佛寺遗址塔里木盆地散布着许多佛教建筑遗址，如喀什的莫尔佛寺遗址、托格拉塔格佛寺遗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楼兰故城佛教遗址、米兰佛寺遗址、七个星佛寺遗址;库车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和田的布盖乌于来克佛寺遗址、尼雅遗址、达玛沟佛教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等。
2014年6月，始建于公元3世纪，废弃于10世纪的晋唐时期龟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等六处丝绸之路新疆段文物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曾经出土由日本大谷探险队和法国伯希和盗掘的绘有乐舞图像的舍利盒，如今仅剩佛塔、庙宇、僧房等遗址。
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是佛塔、佛殿和石窟并存的佛教建筑群遗址，现有殿堂、僧房、佛塔等残存建筑近百处。
曾出土了吐火罗文书写的纸质文书《弥勒会见记》，1905—1907年德国探险队在这里发现的造像具有犍陀罗风格。
（二）石窟石窟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主要有喀什的三仙洞，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温巴什石窟、台台尔石窟，库车县的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佰赫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阿艾石窟，新和县的托乎拉克艾肯石窟，焉耆县锡克沁石窟。
龟兹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世纪末，8世纪至9世纪开始走向衰落，在龟兹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壁画最多，现有编号的洞窟269个。
焉耆县锡克沁石窟营造时间为西晋至晚唐，是仿石窟形制的木结构建筑，称明屋。
（三）佛塔塔里木盆地遗存的佛塔主要有洛浦县的热瓦克佛塔、民丰县的尼雅佛塔和安迪尔佛塔、疏附县的莫尔佛塔、库车的苏巴什佛塔、伽师县的喀勒乎其佛塔、新和县的莫腊吐尔佛塔、若羌县的楼兰佛塔等。
建造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国的热瓦克佛寺有两座残存佛塔，“上圆下方中空”的佛塔接近印度寺塔犍陀罗风格。
巴州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东部的佛塔，残高为10.4米，外形近似于古印度的“窣堵波”，塔顶圆形，塔基方形，塔身为八角形，用土坯夹木料垒砌，中间填土。
历经千年风吹雨蚀，现存古佛塔多毁损严重，如和田民丰县的安迪尔古城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廷姆佛塔，佛塔的主要病害有风蚀、水蚀、裂隙发育、坍塌和盗洞扩张等。
二、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保护存在的问题塔里木盆地散布的佛寺遗址、石窟、佛塔等历史遗迹数量多、价值高，但这些古迹的保护现状却令人担忧。
佛教文物盗掘现象时有发生，自然、人为因素的破坏，使一些佛教文化遗迹逐渐消失，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然因素1.地震。
佛寺遗址和石窟、佛塔等历史遗迹经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日晒以及病害，抗震的能力减弱，地震会造成佛教文化遗址的严重破坏。
塔里木盆地位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地壳活跃，阶梯状复杂的地形易引起浅表地层变动，地震活动强烈且多发。
1999年克孜尔千佛洞周边地区发生地震时，第126、第127、第128三个石窟大部分窟体倒塌;2006年10月，库车发生3.8级地震，使得龟兹石窟部分岩体坍塌，壁画脱落。
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克孜尔千佛洞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的前室基本上都倒塌了，主要原因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克孜尔千佛洞第32窟为中心柱窟，主室的佛龛受地震破坏严重。
在突发的地震面前，如果能够尽快展开预防和抢救，会使文化遗产的损害尽量降低。
很多遗址已开展岩体的加固工作，科学分析和估计未来地震荷载大小，对于提高遗址和石窟保护质量和抗御未来地震的破坏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加强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址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和石窟崖体与附属建筑物抗震稳定性方面的考虑。
2.风吹雨蚀。
风沙和降雨对土遗址和石窟的吹蚀和冲刷作用不可避免。
塔里木盆地平时干旱少雨，但夏季多会发生集中式强降雨，雨水冲刷形成的冲沟以及雨蚀剥离是影响佛寺遗址和石窟安全的重要因素。
暴雨在石窟的山体上会形成冲沟，并逐渐扩大，严重影响到整个洞窟所依附的岩体的安全。
雨季来临时，山体集聚的雨水汇聚形成洪水，洪水携带泥土、沙石，侵蚀石窟的根基。
对于地面建筑土遗址，降雨产生的地面径流对土遗址表面造成侵蚀破坏，雨水积聚后渗入墙体，造成遗址墙体倒塌。
另外，当降雨较大时，雨滴下落的速度很快，对遗址的冲击力很大。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春季多风，平均每月大风4～5次。
大风可将土遗址表面的疏松的土尘吸到空中，风中的沙石、土粒在土体的裂隙或表面坑洼处形成强烈的旋转运动，使土遗址的表层松动形成风蚀;对于石窟，大风对松散的岩体构成风蚀破坏，形成风蚀凹槽，风沙还会填充进裂隙当中，促进裂隙进一步发育，威胁洞窟岩体的保存。
3.生物病害。
生物病害是由于植物生长、动物和微生物的活动对石窟、土遗址造成的破坏。
微生物导致石窟壁画霉变，以及土遗址表面结构疏松。
石窟中壁画常被燕子、飞蛾粪便污染，并且飞蛾和蜘蛛在石窟墙角处结茧生卵，污染壁画的同时，引起颜料褪色、变色。
虫、蚂蚁、蛇、老鼠等小型动物在土遗址根基部筑巢、打洞，造成遗址的破坏。
另外，植物在土遗址上生长，不仅影响土遗址外观，在生长过程中还会分泌有机酸，其发达根系会深入夯土层中，破坏遗址内部结构，促进裂隙发育，增加雨水的渗入，从而产生植物病害。
石窟壁画主要有空鼓和脱落、酥碱、起甲粉化等病害：酥碱是指在水分参与下，洞窟围岩及地仗层中的矿物盐分在洞窟产生表聚作用而形成;起甲病害是壁画白粉层及其上的颜料层发生龟裂，进而呈片状卷起、脱落，粉化病害是由于壁画颜料层中含胶量较低，颜料颗粒失去粘结，逐渐粉化脱落。
（二）人为因素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佛教寺院、石窟基本上都毁于战火。
现在在龟兹石窟群的壁画上可以看到，能够得着的人物的眼睛和嘴巴基本上都被人为凿挖。
另一场劫难是外国探险家对佛教遗址、石窟文物的盗掘、抢掠。
1.盗掘。
20世纪初，一些国家曾派遣探险队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盗割石窟壁画、盗掘佛教遗址，不少佛教文物被运往国外。
近年来，盗掘文物的巨大利益让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塔里木盆地佛教遗址频遭盗挖。
2006年，龟兹石窟之库木吐拉石窟有一尊佛像被盗走;2011年11月和田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被盗掘;罗布泊地区人迹罕至，盗墓者肆意在楼兰遗址、米兰遗址、营盘遗址盗掘。
以往自然因素是罗布泊地区佛教遗址最主要的破坏力量，如今人祸大于天祸。
2.游客参观。
龟兹石窟洞壁上有明显的烟熏痕迹，这些石窟是在无人监管期间，被牧羊人在洞窟内做饭、取暖、照明烧火生烟熏黑的。
石窟对游客开放后，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石窟空间封闭狭小，游客参观带来的声音震动、温度与湿度的改变，对脆弱的壁画也是一种刺激，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影响壁画的品质，参观人员的触摸、磕碰，甚至乱刻乱画，都在有意无意间对壁画造成了损害。
在地面土建筑内游客的活动以及上香，多少会对遗址产生破坏的作用。
因此，旅游开发对佛教文化遗址保护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收入可用作古遗址的修缮，另一方面，许多价值很高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为旅游景区，从而使历史文化古迹失去了原来相对封闭性保护的环境，造成许多历史遗迹的不可逆破坏。
3.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古遗址区域内进行油气工程建设，可能导致遗址的破坏。
2012年5月新疆库车县某石油公司在铺设输油气管线时，直接从汉唐时期大故城古遗址北部穿越城墙，破坏了城墙和遗址的原貌。
工业企业排出的废气对周围的佛寺遗址、石窟壁画产生极大的侵蚀作用。
由于耕地有限，文物保护意识观念淡薄，一些古遗址被整成耕地或在遗址内兴建水利设施，如：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有农垦兵团在遗址内修引水渠，使部分建筑基地完全破坏，遗址内有废弃的现代房屋，说明曾有人在遗址内频繁活动，并可能造成遗址的破坏。
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能对附近的遗址造成影响，罗布泊地区人迹罕至，营盘遗址因为新修218国道方便盗墓者的盗掘，几乎造成了遗址毁灭性的破坏。
七个星佛寺遗址旁的公路车流量大，车辆行驶带来的灰尘和震动对也对遗址的保护存在负面的影响。
目前城市经济大发展过程中，重建设、轻文物的现象普遍存在，如2012年新疆昌吉市三屯河流域努尔加水库项目建设为赶工期，擅自施工，强行填埋、损毁汉、唐时期的45座古墓葬和一个游牧民族遗址。
三、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保护对策近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对丝绸之路佛教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
如2013年国家投资1000多万元对七个星佛寺遗址进行防坍塌、防雨蚀、防裂缝的加固，重点修建围栏、防洪堤、土地平整、遗址除险加固等工程建设。
对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保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对策：首先，加强文物保护立法。
文物保护可能与工程项目建设、文物使用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但文物法律法规赋予的文物行政执法权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只规定文物执法部门有行政处罚权，而没有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文物行政执法力度严重不足，因此应当强化文物保护法中文物行政执法权，加强对野外文物的保护，增加法人违反文物保护法构成犯罪的定罪与处罚。
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址屡遭盗掘，如近年来大规模被盗掘的有和田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遗址、营盘遗址、米兰遗址等，龟兹石窟群也偶有被盗事件的发生。
新疆天气恶劣，昼夜温差大，文物保护区域面积大，而文物保护部门缺乏人员和资金，交通工具以及文物保护设施简陋，往往是盗掘发生后才发现。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没有达到珍贵文物和情节严重的标准的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应当加强文物保护的相关立法。
目前新疆关于文物保护的地方立法有1999年6月9日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千佛洞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2008年1月开始施行的《新疆苏巴什佛寺遗址保护管理暂行办法》;2013年5月20日实施的《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遗址保护条例》。
塔里木盆地是西域佛教文化的核心地带，对这些佛教文化遗址我们应当“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控制游客数量、考古调查、拍摄影片等行为，加大对盗掘的打击力度，确保遗址文化遗产价值，建议制定针对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的保护管理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