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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婚俗在澳门的居民中，华人占97%，外籍人士占3%。
华人中除了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外，来自内地各地区的居民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而在外籍人士中，除葡萄牙人外，还有许多其他外籍人士。
这种复杂的人口构成使澳门的婚俗呈现多样化。
早些年，澳门的华人不论贫富，新郎要在结婚前夕举行“上头”仪式。
在迎亲那天，男方家一般要按照择定的良辰准时起轿，到女方家去迎接新娘。
新娘当天身穿鲜艳的中国传统婚服，等待迎亲花轿的到来。
花轿返抵男家后，只有当新郎踢了轿门以后，花轿才能打开。
接着新郎用折扇在新娘头上敲一下，表示新娘人门后要“听话”。
澳门从前是个渔村，渔民的婚礼仪式一般在船上举行，大摆宴席，连吃好几天。
有的人家还请道士作福，在船头烧金银纸衣，祈求海神保佑，出海能够满载而归。
渔家娶亲时，不用大花轿，新郎用小船去迎接新娘，新娘也不用戴凤冠穿霞帔。
“伴娘”要撑起雨伞让新娘从自家的船上“过”到新郎家的船上。
新娘不能穿鞋，只能穿补袜子，以免把男家“踩低”。
新娘“过船”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长辈叩跪奉茶。
随着社会的发展，澳门人的婚礼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汽车代替了花轿，渔船也不多见了，礼仪尽量从简。
当然，由于有些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澳门还不时能够见到古老的婚嫁习俗。
目前，西式的教堂婚礼在澳门华人中相当流行，这种基督教徒的结婚仪式与欧美的婚礼相比毫无二致。
有些华人则“中西合璧”，先举行一次传统的中国婚礼，再上教堂举行西式婚礼。
土生葡萄牙人有的也举行两种婚礼，但顺序和华人相反，他们先举行一次西式婚礼，再举行传统的中国婚礼，早晨先在教堂举行西式婚礼，随后，乘花车到凼仔岛和路环岛兜风，新郎把新娘送回娘家。
吃过午饭后，新娘将白色婚纱脱下，换上中式的红色礼服。
新郎则自己回家吃顿便饭，然后穿着中式服装到新娘家“接亲”。
接下来就是拜天地，拜女方祖先等一大套仪式，礼毕，再乘车去酒楼举行婚宴。
澳门婚俗多姿多彩，体现了澳门丰富的文化。
宗教文化与信仰由于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所以澳门文化是有深厚传统内涵的中华文化和以葡萄牙文化为特质的西方文化共存的并行文化，是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主、兼容葡萄牙文化的具有多元化色彩的共融文化。
香港、珠海、澳门族群调查珠三角一带居民汉族为主。
少部分少数民族通过调动、招工、经商等不同渠道进入珠三角，但都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大的单一少数民族的聚居点。
其分布整体上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众多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合分散居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合分散居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和彼此依存、互相关联的局面。
一、香港香港的华人人口主要由 5 个族群构成, 即广东人、福建人(主要来自闽南) 、潮州人、客家人和上海人。
5个族群中除南粤的广东人外，另外四大族群均是在香港占多数、影响力最大的客属族群。
各族群各有特色，像潮汕人团结，客家人节俭，福建人冒险，上海人海派等。
他们在香港的发展中，一方面融入了主流社会，一方面保留了其身独特的习俗，譬如在节日风俗、婚宴嫁娶、饮食文化都有各具特色，也令香港的更多姿多彩。
二、珠海广东人、香港人、澳门人都是珠海市最重要的族群。
珠海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币，属于少数民族散居城市，少数民族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的不断增加，但都没有形成大规模聚集的格局。
三、澳门澳门城市所具的特点赋予它，尤其是其人口构成方面以极大的特性。
事实上，16世纪下半叶在澳门定居的葡萄牙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人口群。
正如葡萄牙、中国和朝鲜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个人口群还包括整个亚洲南部海洋地区的各个民族——马来人、日本人、印度人、帝汶人、甚至非洲人。
由此，形成了澳门的葡萄牙天主教社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澳门逐渐形成了一个族群:澳门土生葡萄牙人(广东话称为土生)，其文化以葡萄牙为主导，同时具有当地特点。
由此产生了社会学家所称的土生文化，包括自己的语言表达和衣着方式，独特的烹调和本身的机构。
澳门土生这个词在人种方面的狭义历史含义来源于以下的特点:生活在土生社会圈子以外的中国人不被认为是澳门这个天主教小城的成员。
因此，直到今天仍可经常听到中国人用广东话说他们住在澳门街。
澳门中国人虽然生活在这里，但与中国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无实质区别，而澳门土生葡人则与中国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有两方面性质的不同:他们是葡萄牙国王的臣民，是天主教徒。
族群互动背景下的明清澳门建筑文化特色作者：胡超文来源：《民族学刊》2023年第10期[摘要] 族群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就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理论探讨，并积极开展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其中，族群关系对建筑文化生成与变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澳门城市发展史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色彩，是研究族群互动的经典场域。
本文通过族群互动理论的视角，在简要回顾澳门历史发展过程、梳理明清澳门族群构成与互动形式的基础上，分四个时期深入剖析了1557年至1849年澳门建筑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指出族群之间或和谐或矛盾的关系都会在建筑文化上体现出来，建筑文化表达的是族群互动的结果；建筑发展过程与族群生存、生产及精神等需求紧密相关；建筑是物质财富的重要体现，澳门建筑发展既与中葡两类族群的职业属性及整体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各自族群的营造传统相连；建筑文化决不仅是温文尔雅、自然和谐地形成的，更多的是在矛盾、磨合、对抗中形成的；政权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是族群互动的基石与依靠，明清澳门建筑发展过程更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关键词] 族群互动；建筑文化；澳门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4-9391（2023）10-0120-10基金项目：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岭南建筑学派经典作品的空间特征量化研究（2019ZB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超文（1980-），男，汉族，湖北天门人，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及都市设计学系博士候选人，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建筑历史与理论。
吴良镛先生曾指出：“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
[1] 当前的建筑研究正需要深入到具体地域的历史内核，剖析建筑文化的生成与变迁，梳理并总结出建筑演化的规律，并找寻到指导当前建筑遗产保护和建筑创作的理论支点尤为重要。
澳门历史资料大全澳门由秦朝起成为中国领土，从明朝1557年开始被葡萄牙人租借。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一些资料，供大家参阅。
直至1887年葡萄牙政府与清朝政府签订了有效期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至1928年期满失效)后，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地，也是欧洲国家在东亚的第一块领地。
澳门古称濠镜澳，与香山县的历史关系极其密切。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香山已属百粤海屿之地。
约前3世纪(即秦始皇一统中国之时)，澳门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属南海郡番禺县地。
420年(晋朝元熙二年)，澳门属新会郡封乐县地。
590年(隋朝开皇十年)，废新会郡改属宝安县地，757年(唐朝至德二年)，废宝安县，改为东莞县辖。
自南宋开始，澳门属广东省香山县。
据史料记载，宋末名将张世杰与军队曾在此一带驻扎;早期在澳门定居的人在此形成小村落，倚靠捕鱼与务农种植为生。
自古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的澳门自被葡萄牙非法侵占以来，澳葡政府时期的澳门盾徽葡萄牙人在澳门一直拥有特权或特殊地位，这使普遍居民大小程度的不满;从1849年8月29日沈志亮刺杀总督亚马留伊始，直至1966年12月3日因文化大革命和氹仔学校事件而触发的“一二·三”事件，均显示了民间对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特权一直深感不满。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成功，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地化政策，承认澳门是被葡萄牙非法侵略的，是当前葡国管治下的一个中国领土，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
1986年，中葡两国政府于开始为澳门问题展开合共四轮谈判。
1987年4月13日，两国在北京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
联合声明说，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中国承诺向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保障澳门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权利。
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大于北京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中葡两国元首见证下，第127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和第1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于澳门新口岸交接仪式会场场内交接澳门政权。
明清时期澳门人口、族群与阶层分析陈文源/李琴2012-8-18 23:25:09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1年3期第181～187页【专题名称】台、港、澳研究【专题号】D424【复印期号】2011年06期【英文标题】On Macao's Population, Ethnics and Class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作者简介】陈文源(1964-)，男，广西桂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李琴(1987-)，女，湖南益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硕士生，广东广州510632【内容提要】澳门从一个边陲小渔村演变为国际知名的贸易城市，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移民聚居的过程。
总体上，澳门族群大致可分为纯种葡人、土生人、华人三大类，由于不同族群所掌控的政治权力和生活资源不同，所以对“祖国”与“故乡”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最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澳门社会底层的土生人与华人，因生计所迫，其“但得安居便死心”的移民心态最为明显，对“故乡”充满着复杂矛盾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澳门/人口与族群/文化心理澳门人口与族群问题，关涉到对澳门社会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许多学者对此多有关注，大凡涉及澳门政治、经济、社会的论著，均对澳门人口与族群有所涉及，而专文论述者，如葡国学者若尔热·福尔加斯①、阿马罗②、贾渊③、莱萨④、文德泉神父⑤等，而中国学者则以李长森的《明清时期土生族群的形成与变迁》影响最深。
但他们的著作多围绕土生人进行，对澳门族群的整体研究仍有许多不解或模糊之处尚待讨论，本文对此稍作阐述，以飨方家。
一、明清时期澳门人口之概貌澳门开埠以后，澳门人口变化之状况，学者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挖掘大量的档案与当时人的书简史料，但至今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权威的论述。
根据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附表“澳门开埠至17世纪中叶澳门葡裔‘已婚者’统计数字”显示，[1]121-122明朝澳门人口记载较为模糊，其表现有二：一是，这些记录多出自西方文献，记载以“已婚者”为单位，但每位“已婚者”所群带之“家庭成员”数目不明，1640年英国人里察德认为土生葡人平均每户有15人，1644年卡丁神父则认为平均每户有20人，1[1]137而清朝澳门同知印光任则认为“丁口十倍之”。
二是，西方文献中所记“已婚者”数字，有些确切表明包括已入教之华人家庭，有些则表明另有相同数目本地进教者，如1624年记录已婚者有840人，时隔仅六年，于1630年，已婚者数目也是850人，几乎没有变化，但其附加说明时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称840个“已婚者”中有“437人为葡人或者混血，其余为进教华人”[2]，后者称除850个“已婚者”外，“另有同样数字的本地进教者”。
如此算来，人数翻一倍之多。
尽管这样，西方文献关于明朝澳门人口的统计数字也很少超过万人。
相较于中方文献记载，1564年庞尚鹏认为“夷众殆万人矣”[3]卷1。
吴桂芳认为“非我族类，不下万人”[4]卷343。
这与西方记录基本相似。
但1601年王临亨称“香山之夷，盘踞澳中，闻可数万”[5]卷3。
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张凤翼则称“一旦有事，此数万夷人，何逞不得，此大可忧者也”[6]卷1。
如此夸张的说法，考之记录者的心态，可能是忧虑葡人将为中国南部边患，故将活跃于珠江口的华商与海盗人数合计，虚报数字，以刺激朝廷对此事的关注。
入清以后，中西文献对葡属人口计算差异不大，基本在4000-6000之间波动，但对华人人口的记载差距甚大，有三、四倍之多(参见附表)。
经对清朝澳门人口政策演变的研究，本文认为，中方所公布的数字，有严密的保甲制度为依托，应较为可信。
西方文献的记载，不言所依，令人质疑。
此说之主要依据是，在十八世纪，华人人口急骤上升，多达两三万人，这与当时中、葡关于澳门华人政策不相适应。
在清政府方面：首先，在澳门实施保甲法，并得到澳门议事会的配合。
1690年6月3日，澳门议事官员说：“香山的满清官员送来广东省官员的一道命令，说：甲长要提交居住在本市木屋、店铺和居民点内所有中国人的名单，每10人中委派一名甲长。
”为避免麻烦，议事会决定：对店铺内的中国人造表，并且葡萄牙人要从其家中将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赶走[14]。
其次，清政府实施禁教政策，严控华人入澳。
1744年澳门同知印光任制定了《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门夷人规约》，规定：“凡贸易民人，悉在澳夷墙外空地搭篷市卖，毋许私入澳内，并不许携带妻室入澳。
”并对为澳门葡人提供商业与劳工服务的人员实施严格的牌照制度[15]卷上。
在澳葡政府方面：首先，配合清政府实施保甲法，遏制华人进入澳门。
先是，葡萄牙在澳门开埠之初，就不断同进入澳门定居的华人发生争执，故葡人很早就有规定，所有在澳门没有固定居所的华人，晚上都得离开城区。
不仅几座城门紧闭，而且各条街道的门也关了起来[12]71-72。
1692年2月6日，澳门议事会发布公告：“市政厅敲钟后在没有路灯的街上闲逛的任何中国人或奴隶都将被抓起来。
在1691年设立之登记簿内未登记姓名的任何在城里的中国人也将被抓起来送交满清官员。
”[14]其次，不断地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
或是出于宗教的人文关怀，或者因明清政府的压力，葡萄牙当局自1595年起，不断地颁布禁止贩卖奴隶的法令。
在1758年，葡王下令24小时内释放一切在押的华童，这一命令在当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时澳门教区神父向葡王汇报称：“在阁下颁布禁令后……无人胆敢购买华童。
”[16]再次，自18世纪起，澳葡政府限制华人在澳门置业。
1711年澳葡政府通过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澳门拥有房产物业。
议事会发布命令，将违令租给华人的几所房子拆毁，其中几所由华人自己建造并拥有的房子，也在清政府官员的命令下被推倒[12]72。
此后于1718年、1733年、1773年均颁布了相关的法令。
1773年11月20日，澳门总督要求议事会上报将土地或房子出租给中国人的葡人名单，并要求他们约定收回的期限[14]。
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中，于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华葡居民租务纠纷案件，应与澳葡政府这一政策有关。
综合考察入清以后中葡双方关于居澳华人的政策与管理状况，在中葡双方合力遏制华人入澳的情形之下，华人人口如此急骤增长，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西方文献中关于澳门华人人口虚大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将在澳门教区的受洗入教的内地华人计算在内，二是将望厦、湾仔的人口计算在内。
因为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葡国受殖民思潮的影响，一直在谋求对华人管治，并试图将澳门城的范围扩大至关闸、湾仔。
据龙思泰统计，1833年望厦有7000人，湾仔13090人，如将此人数加上住在澳门城内的华人，则将近30000人，与西方文献的记载相近。
二、澳门族群结构鸦片战争以前，澳门的族群状况大致分为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纯种葡人。
16世纪，随着葡萄牙在远东殖民事业的发展，一批又一批的葡国贵族、冒险家或奉命担任官职，或为寻宝东来。
从资料来看，居澳葡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由葡国任命的官员，或宗教人士，大多是纯种葡人。
在澳门开埠之初，葡国王室为了保障澳门在葡国的管治之下，对澳门的管治班子均有规定，如澳门总督(兵头)必须由葡国任命，澳门法官必须具有葡国的教育背景，这些措施均保证在澳门的管治方面，由纯种的葡人负责。
1710年，若奥五世特许状规定：“议事会议员、法官及议事会官员必须是纯种世代的老基督徒葡萄牙人。
”[8]764二是东来寻宝的商业冒险家。
三是为逃避政治和宗教迫害而逃往东方的葡人，他们入居澳门，可能成为守卫澳门的士官、水手，或闲散人员，处于澳门的低层。
博卡罗在关于17世纪30年代的澳门的描述中说：“该市还有许多葡萄牙水手、舵手和船长，大多数是在葡萄牙结了婚的，其他人则是单身汉，他们在到日本、马尼拉、索洛、望加锡和科钦支那的航线上进行贸易，这些人有150人之多。
”[17]251据A. M. Martins do Vale统计，1773年，在澳纯种葡人约为127人，他们一般拥有丰厚的家资，或担任舰队军官[1]128。
1787年，旅行家德拉佩鲁斯到了澳门，据其记载，当时在澳门只有100人纯种葡人[16]。
由于这些葡人拥有丰裕的资产，或权力，他们成了澳门的上层贵族。
第二、澳门土生葡人。
在澳门开埠之前，葡商已经在远东地区从事合法或非法的贸易，大部分葡商因没有携带家眷，一般会与本地女子同居或结婚成家。
16世纪，葡文文献中“已婚者”，即是对这一群体的称谓。
澳门开埠后，这些已婚者带着家眷入居澳门，而他们的后代当时主要是与印度、马来、日本的混血儿。
至17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葡裔男子更愿意娶有品德华人女子为妻。
博克塞通过研究认为：“建于约1555-1557年的澳门城，在最初的殖民者当中是没有白种妇女的。
他们也没有与邻近的香山县的华人融合在一起，与他们同居的妇女一般是由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印度来的，而这些妇女身份多数是奴仆。
可是过了一阵子，一群为数不少的华人开始定居于逐渐发展的港口，由于在明朝时期，中国禁止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所以澳门很快地便形成了中日贸易中心。
因此，葡萄牙的男人便开始了与中国女人通婚，不过中国女人的角色仍以妾或契约女佣人(妹仔)居多。
”[18]1039这种不同种族结合的家庭，其后裔便组成了澳门颇有特色的土生人。
第三，华人。
澳门开埠以后，为了经商或谋生，大批华人涌入澳门，他们在澳门开埠及此后促进澳门贸易繁荣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首先，华人充当了葡人的参谋者。
由于葡人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其于中国贸易、安全维护一直仰赖华人代为筹谋。
郭尚宾曾指责部分华人“藏身于澳夷之市，画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焉”[19]卷1。
据阿尔维斯(S. Alves)研究发现：澳门开埠之初，葡人民选的执政官迪奥戈·佩雷拉支持了两个澳门华人团体：一是以林宏仲(Lin Hongzhong)为首的华商团体，一是由华人翻译员组成的团体。
这两个团体亦是迪奥戈·佩雷拉对中国交往的喉舌与耳目，由一位名叫托梅佩雷拉的人领导[20]。
其次，为葡人在澳门贸易提供后勤支持。
在贸易过程中，“夷无斗、无尺、无秤，则与之较轻重、挈长短”[21]。
在生活上，居澳葡人的居屋、日常所需，无不仰赖于华人。
澳门成为对外贸易泊口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22]卷69。
又有文献称：“闽广亡命之徒，因之为利，遂乘以肆奸，有见夷人之粮米牲菜等物尽仰于广州，则不特官澳运济，而私澳之贩米于夷者更多焉。
有见广州之刀环、硝磺、铳弹等物尽中于夷用，则不特私买往贩，而投入为夷人制造者更多焉。
”[19]卷1此外，凡澳门百工之作，也无不仰视于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