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行政学与各学科的关系简述

行政学与各学科的关系
行政学自产生伊始就表现出开放性和跨学科的特点，不断从管理学（尤其是企业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中汲取理论和研究方法。

学界普遍认为，行政学研究一直在“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摇摆，而宪政主义虽然为现代行政学范式转换提供了可能，目前却未能动摇管理主义的唯一行政学范式地位。

正如威尔逊所言：“行政学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践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他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理之上。

”①自行政学诞生至今的一个多世纪里，第一次将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科学管理理论始终是行政学研究的基本途径，它为正统时期的行政学研究提供了方法、途径和价值观。

1）效率至上的行政价值观。

弗雷德里克·泰勒研究工厂管理的一般原则的根本目的，如同他在1912年美国众议院上的证词所说：“寻求一种增加产量最快、最有效率、最少疲劳的生产方法”。

提高生产效率，是科学管理的终极价值。

威尔逊创立行政学的初衷也正是为了结束政府的混乱和浪费，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更加负责任的政府，即“政府如何能在花费最少的金钱与资源的条件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从事各种活动。

”②这种科学管理的“效率至上”主义，被正统时期的行政学家全盘接受，古德诺甚至认为“在行政管理中，基本的‘善’就是效率”，“效率是行政管理的价值尺度中的头号公理。

”③效率，自此成为行政学始终坚持的第一个规范性支柱。

2）行政管理八原则。

科学管理倡导合理分工、专业化、标准化、能力与工作相适应、分层——分权、劳资两利等效率原则，这些原则为正统时期的行政学家普遍接受。

古德诺、怀特、古利克和厄威克等先后据此提出了行政管理的一般原则，其中以厄威克的八原则最为精辟，即目标原则、权责相符原则、人员与组织结构相适应、单头领导、控制幅度、专业参谋与一般参谋共存、授权、明确性等原则。

这些行政原则后来虽然被西蒙批评为“行政谚语”，但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在班组管理中，泰勒的科学管理是最有效的”：在120多年的行政实践中，科学管理提供的行政管理原则一直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并发挥效用。

3）人事行政思想。

科学管理的“能力与工作相适应”原理、“第一流工人”和“劳资两利”精神等人事管理创见被正统时期的行政学家引作人事行政的基本思想，其中以怀特的理论最为经典。

怀特认为，人才选拔与职位分类是人事管理的两大支柱，他在1926出版的《行政学研究》一书中详细阐明了“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第一流人才选拔机制和“功绩制”晋升制度。

此后，这种符合科学原理思想的人事行政机制，在所有的组织尤其是公共组织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4）早期行政实践。

自1887年“政治——行政二分”和1911年科学管理诞生之后，早期的行政实践全盘接受了科学管理的一般技术和方法。

如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威廉·莱芬韦尔，第一个将科学管理应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纽约市长莫里斯·库克，成功将科学管理应用于市政管理；美国文官委员会主席伦纳德·怀特更将之广泛应用于各个政府部门实践。

④
毫不讳言，无论行政理论，还是行政实践，科学管理对于正统时期的行政学都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如今，即便行政学发展到“宪政主义”扩张时期，科学管理作为“管理主义”的两大范式之一，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2新公共行政与罗尔斯的政治学名著《正义论》
新公共行政学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学“效率至上”观的反思与批判，是对社会公平价值观的提倡，是对传统的政治—行政两分法的突破。

其中，在新公共行政学者来看，社会公平的内涵是直接从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和论理学家约翰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争议”思想体系中获取的理论。

他们完全赞同罗尔斯关于公平的基本观点，即公平的自由处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理想的正义社会应该拥有最大的公平自由，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公平的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

新公共行政学派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所依据的正是罗尔斯的这种正义的公平观念，因为这种公平观念正好适应了新公共行政学派改造理论体系、推动政府变革的需要。

纵观新公共行政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从1968年新公共行政学的诞生，一直到1988年第二次新公共行政学会议止，在此的20年间，新公共行政学派通过对传统公共行政效率的批评来唤起整个公共行政领域的全面改革，进而整合各种理论观点，以期建立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新典范。

⑤
人都是理性主义的利己者,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主动去促进公共利益,但却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往往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⑥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经济人理性行为假设。

经济人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性的假设,它的基本含义表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

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诱因,人之所以要工作就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报酬,指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经济人假设赋予主体有三重基本规定:(1)完全自利;(2)完全理性;(3)完全信息。

以布坎南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种坚强的理论态度和自觉的批判意识,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0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和模型去分析
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中人的行为,而在与众多思想与潮流的博弈中走向了辉煌。

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个基本要素是交易理论和经济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假设:市场中的经济行为者有着共同的本性自利。

如果每个人在市场中都作为理性自利者行为的这一点为真,那么推论就应当是他们在别的非市场作为背景下也将采取类似的行为。

即这一理论可以应用于政治、家庭、社团等不同的社会环境。

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声称在范围上是普适的,但它应用的核心领域是政治。

事实上,公共选择理论家们明确承认,公共选择是经济理论在政治领域和政府决策领域的应用和延伸,是一种对政治的看法,它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或非市场的失策的过程中产生的。

应用于政治领域,这一理论的目的旨在反对用国家行为来修正市场失败。

官僚体制在公共选择里是一个中性词,仅仅是对这样一个公共选择结果的客观描述。

官僚机构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具有垄断的一面,但仍然存在一些竞争的因素使得官僚机构能够保持一定的效率。

但是,由于垄断所导致的各类寻租行为不但造成了效率的损失,而且导致了不公平的再分配。

官僚为了自身利益,使得官僚机构具有一种自我扩张的趋势,并且使官僚机构处于一种无效率的境地。

公共选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失败。

由于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成本规模过大或效率偏低,预算上出现偏差,因而政府的活动并不总象应该那样或者向理论上所说能够做到的那样有效。

有些政府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

针对于此,公共选择理论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不是求助于国家来修正市场失败,而是诉诸自由市场经济,用市场内部的制度变迁(如产权的转移)来实现有效率的最优结果,从而避免这种“政府失败”。

重塑政府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一脉相承，同样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政府改革。

1992年，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在总结地方政府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出版《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一书，提出改革政府十大原则，主张在政府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模式，建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以取代官僚制政府，从而提高美国政府效率，克服财务危机和信任危机。

这事实上实现了市场机制在政府部门中的效率革命。

可以这样讲，经济学上的凯恩斯主义失败带来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回归，必然导致行政学上的经济学重视与价值转向。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把经济学和行政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公共服务与公民社会论。

当代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正如琼·科恩所说：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
域(特别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主张通过文化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重建，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团结、公正的理想。

罗伯特·登哈特基于这种政治学上的公民社会观点，认为新公共服务的终极价值应该是：“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价值；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为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

”⑦而政府的责任，正如达恩所说“在于确保政府对公民偏好和需要的回应”，因为“只有在这里，公民才能够以个人对话和讨论的形式共同参与进来，而这种方式便是社区建设和民主本身的实质”。

因此，政府应该开辟新的对话与争论渠道，鼓励公民参与决策而增进社会资本，使公民社会真正发挥“会话”功能，实现政治民主参与，从而实现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

这是政治学上的公共社会理想在行政价值及其实现手段上的反映。

总而言之，行政学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借鉴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在探索和争论中发展成为了一门跨学科的、开放的行政学。

①（丁煌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
②（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
③（沃尔多公共行政学之研究）
④（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
⑤（绿树fxj的博客）
⑥（亚当·斯密国富论）
⑦（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