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建立和发展情报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而情报学的发展史表明，人们一直都在探索适合情报学发展的哲学基础。
从布鲁克斯利用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有关情报改变人类知识结构的情报学理论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流派，它们分别以下列理论为哲学基础：以库恩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发展的动态模式”及以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以毛泽东矛盾论为哲学基础；以结构主义的深层、表层结构为哲学基础；以系统论思想和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在批判吸收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将客观物质世界分为“4个世界”并以“4个世界”作为情报学哲学基础[1]以及以现代诠释学为哲学基础。
但是，这些被有些学者称为“借来”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推动情报学的纵深发展，特别是在网络社会和虚拟社区出现以后更显得无所适从。
在哲学发展历史上，哲学家的研究焦点在不断地变化，从存在到知识，到意义，再到信息。
20世纪末信息哲学的兴起为解决信息社会各种问题提供子哲学基础，也为情报学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这正是情报学多年以来苦苦追求的。
学术界认为情报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这就意味着情报学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就可以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弗洛里迪在其《关于把图书情报学定义为应用信息哲学》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2]。
2001年，美国图书情报学家k.r.herold在《图书馆事业与信息哲学》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它试图发现传统图书馆工作信息动态阶段性的根源，以设计和实施有效的信息服务为目标[3]”。
文章从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权威著作、分类、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智力等分析了图书情报学与信息哲学的关系，指出：“图书馆学并不一定要选择一个与信息有关的特别的哲学位置。
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发展综述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从上个世界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总的来说经历了文献情报源研究（上世纪30年代）、古典信息理论研究（上世纪40年代）、科学交流研究（上世纪60年代）、技术应用及决策功能研究（上世纪60-70年代）、用户研究及各理论流派相互竞争（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以及网络时代体系结构的发展历程。
在这期间，形成了众多的情报学理论流派及观点。
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形成。
当然，在研究中，各理论体系都有借鉴其它流派的观点，互补长短、共同促进。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报学朝着更加多元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
一、基于传播交流的情报学体系的发展许多学者认为情报科学的研究实质即研究人类交流问题，是在系统的帮助下发生于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之间的信息传播。
因此，有许多情报学家是基于情报的传播交流来研究情报的。
著名的有米哈伊诺夫的社会传播和科学交流理论、萨拉塞维克的社会传播理论等，此外还有以下一些理论：（1）博格曼和施门特的范式转移论。
博格曼和施门特在1992年的《情报科学和传播学研究》一文中专门研究了情报科学与传播学之间的范式转移模式，指出两个领域可以通过：合并成一个领域、进行两个领域间的交叉理论研究、研究领域的简单迭盖或共有理论研究等四种模式进行范式转移。
在范式转移理论的研究中，有几位知名学者的研究较为突出：如贝莱尔森，佩斯雷和德尔文等。
（2）文岳雄的“情报流螺旋环”论。
文岳雄认为情报学中情报的生产、组织、传递和吸收利用是一个“螺旋环”型的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情报的研究遵循四个基本环节：超越创造情报研究、相关序化情报流、量子传递情报和情报内耗补充等。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和情报运动的这四个基本环节的特点和规律的科学。
（3）靳娟娟提出的情报学“结构—交流”理论体系。
她认为，情报学的研究离不开情报和情报交流，在文岳雄的情报流螺旋环型观点的基础上，将情报及情报交流至于开发那个的不断上升的螺旋环型体系中，对情报及情报交流进行静态的结构分析和动态变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