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的宗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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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宗教制度我国宗教制度是指在中国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引导下,对各种宗教组织和信仰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的制度。
宗教是中国人民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制度的建立旨在保障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促进各个宗教教派和信徒的和谐发展。
我国宗教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宗教自由。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国家法律法规对宗教自由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另一个特点是宗教团体注册制度。
我国宗教团体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注册,并依法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按照宗教团体管理条例的规定,宗教团体应当尊重国家法律,加强组织建设,规范宗教活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这个制度旨在确保宗教团体合法合规地进行各项活动,同时也保护公民权益和社会安全。
我国宗教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
宗教教职人员在履行宗教职责的同时,也要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他们需要经过宗教团体的认定和政府的管理,符合相应的资格和条件。
这个制度不仅保证了宗教教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也保障了公民和社会的利益。
此外,我国宗教制度还注重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中国有悠久的宗教历史和丰富的宗教文化,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我国宗教制度强调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通过设立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文物修复、加强传统节日和习俗的传统等方式,确保宗教文化的传统和发展。
总的来说,我国宗教制度旨在保障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权益和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宗教自由、宗教团体注册制度、宗教教职人员管理以及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我国宗教制度的重要内容。
通过这些制度,我国宗教得到了良性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得到了和谐处理。
法律需要被信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引文就在法律学界广为流传。
西方人对法律富有宗教性的看法,表面看来对我们中国人建设法制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
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观点:“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
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
今天,我们倡导全民投身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该起着同样的重要作用。
因此,了解西方基督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基督宗教的律法观,对找回法律的神圣性、宗教性和建设法制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伯尔曼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
也许我们会说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对于中国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它又有什么启示呢?表面看来,在中国宗教对法律影响甚微,但实际上宗教与传统法律有着深层的纠葛。
法律原初形态时与宗教不分,汉代提出则天立法,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法律运行中神灵的影响也一直挥之不去,善恶报应的宗教信仰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儒家文化孕育了华夏儿女。
因此,“信仰法律”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建设法治社会,仅仅靠人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教人“信仰法”,让人们把法律当成信条一样去崇拜、去遵守。
法律与西方基督宗教的关系和基督宗教的律法观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反思,引发了许多感悟。
让我们也拥有希伯来人的智慧,辨清法律的美好与神圣,维护法律的尊严,献身于法制建设的神圣使命之中。
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一种法律半蒙昧的状态——我所谓的法律半蒙昧状态,是指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制体系建立完善初期通常所要经历的状况:即公民的法律意识有普遍性提高,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整个法制体系的不透明和不系统,又致使大众对法律的认识仅停留于其工具性的一面,并对其具体操作和具体内容疑虑重重。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之三:法与宗教伦理:伦理化与宗教性在法律文化系统中,法与宗教伦理是关系到法的制度、秩序与意义的基本问题。
从这一视角出发,比较中西法与宗教伦理的关系,透过其关系,可以对中西法律文化的类型有更好的认识。
正如我们所知,在人类文明史上,法律与宗教和伦理道德长期处于混同状态。
这种情况即是英国法学家沃克所说的:“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习惯、宗教教条、禁忌以及具有强制力的道德信条等行为规范之间,没有多少区别。
因此,作为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日常生活中的准则,法律和道德有着共同的起源。
随着社会的进步,习惯与信条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信条用以区别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习惯则演变为具有强制力的规则,而不管其被认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很显然,沃克对法律与宗教和伦理道德在早期社会阶段的混同现象及其共同起源的说明是正确的,但他关于习惯与信条的分离及其演变的解释,却过于依赖西方经验而致简单化了。
验之中西法律文化发展的史实,可以发现,在古代中国的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的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起,法律与伦理又开始融合;尔后,儒家伦理的精神与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这一情形延至清末而无变化。
同样,西方在古希腊及罗马王政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亦是混同的;但到罗马共和国及帝政时期,伦理从法律中分离出来并有了独立的发展,而宗教依然是法律的一部分;随着中世纪的到来,宗教转而控制了法律,宗教法有了独立而迅猛的发展;虽然近代西方的社会革命促成了政教分离,法律在整体上脱离了宗教的束缚与控制,但宗教对法律仍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总之,西方法律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则具有强烈的宗教性。
非法宗教活动的26条界定介绍在中国,宗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非法宗教活动也被严格监管。
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界定非法宗教活动。
本文将详细探讨这26条界定。
一级标题二级标题:非法宗教活动的定义非法宗教活动是指违反中国宪法、法律法规的宗教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1.制造、散布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仇恨与冲突;2.建立未经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3.违法抗拒国家政策,破坏社会公共秩序;4.骗取信众财产,进行非法募捐活动;5.催促信众放弃家庭、工作和教育等正常生活;6.违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活动;7.妨碍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8.非法传教,进行未经许可的宗教宣传;9.恶意毁坏、侵占宗教场所;10.扰乱社会秩序,参与非法示威活动。
二级标题:非法宗教活动的界定标准针对非法宗教活动,中国建立了一套界定标准,以便确保对非法行为的及时发现和打击。
这些标准包括:1.是否违反中国法律法规;2.是否干扰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3.是否进行未经许可的宗教活动;4.是否胁迫信众参与非法行为;5.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
二级标题:非法宗教活动的特征非法宗教活动通常具备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非法宗教活动。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特征:1.盲目崇拜宗教领袖和宗教教义,拒绝接受科学知识;2.对非信教者进行歧视和迫害;3.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破坏社会稳定;4.将非法宗教活动与其他犯罪行为相结合;5.进行非法传教和宣传,扰乱社会秩序;6.强制信众进行非法捐款和募捐活动;7.妨碍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8.放弃正常生活,封闭群体,与外界隔绝。
二级标题:非法宗教活动的危害非法宗教活动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对个人和社会都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以下是一些典型的危害:1.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2.伤害信众的身心健康;3.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4.扰乱社会秩序,妨碍正常生活和工作;5.传播误导性的宗教思想,导致信众迷信心理。
宗教基本法规宗教信仰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受国家宪法的保护。
宗教活动必须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进行,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反对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占有、使用的文物。
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并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经各方协商同意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的房屋、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补偿。
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宗教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对于宗教人员,除了保护正常开展宗教活动外,我国法律对于其它社会权利的保护也做出明确规定。
《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中国人的法律信仰意识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6-7833(2012)01-351-01摘要在中国,法律信仰并未得到人们的广泛了解和认同,当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往往选择舍弃法律利益。
法律信仰意识的单薄可想而知,通过本文了解法律信仰、我国在法律信仰方面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关键词法律信仰中国法律一、法律信仰概念每当人们提到信仰,更多的想到的是宗教、人生目标、世界观,而现实社会中我们身边更多的体现了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什么?通常认为,它是指基于主体通过对法律现象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心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和尊重,是公众自觉的守法的升华。
这就表现在长久以来的社会发展精神和人们对于善与恶的内心衡量标准,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和维护程度。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经过资本主义的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发展了方方面面,“自觉”已经成为了实现法律的最重要的方式和日常的生活方式,自觉地交税、自觉地维护自己和他人权益,自觉地尊重法律……这是西方社会慢慢形成的一种社会精神。
在我国,人们对于法律信仰的意识还很单薄,人们机械的理解法律,机械的遵守法律,认为不触犯法律就已经是完全的遵守了法律。
当人们在面临个人的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不违法法律的情况下,人们毫无疑问的选择个人利益,并且引以为豪,认为捡到了便宜,成为了“钻法律空子”的人。
二、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和建立为什么我国的法律信仰意识如此单薄,关键在哪里?我认为有这样以下几点原因。
1.认识理智自私的动物。
当人们面对国家利益时是非理智的,而面对自己利益时则做出详尽的分析和思考。
因此理智自私导致了法律信仰的淡薄。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国家连年战火不断,民不聊生,人们奋斗一生也就是了温饱,对于生存的强烈渴望使人们放弃了对法律的自觉维护和遵守,更多的选择了生存,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注重法律意识的培养,党更多的建立在法条的完善,法律的发展,民众的参与程度等等问题,很少关注人们对于法律的内心修养和法律崇高地位的建立。
浅述中国宗教与法律引言宗教和法律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的方面,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
宗教和法律彼此制约,又互相渗透。
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引自《法律与宗教》伯尔曼)一、宗教与法律的联系宗教是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世界范围内现实意义上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从历史上看,流传在东方的宗教主要是道德宗教。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也是社会的一种控制系统,它具有法律所没有的调整道德范围的规范,也是一种稳定社会的力量。
在历史上,宗教曾对原始社会的习惯(如崇拜与禁忌等)产生过巨大影响。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习惯逐步上升为奴隶社会的法。
因此,宗教曾经对法的产生和发展有过重大影响。
在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立法的指导思想往往表现为宗教观念。
也有甚至把法律与宗教的教规、戒律等融和在一起的现象。
欧洲中世纪时,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教会法实质上成了一些封建国家的根本法。
在当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宗教对其法律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宗教的观念在法律中仍然有所表现。
二、宗教与法律的区别1、二者的作用不同。
法律着重于支配和约束人们外在行为;宗教则侧重支配和约束人们的内心观念。
2、适用的范围不同。
法律规定了世俗社会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国家、公民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教则规定了教徒对教主、经典和宗教教职人员虔诚信仰、崇拜皈依和供养的关系。
3、实施的方法不同。
法律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保证实施的普遍的行为规范;宗教则是依靠信教群众对宗教的崇拜、信仰和全身心的皈依来自觉贯彻执行其教理、教义和教规的。
三、宗教与法律的比较中国是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在我国目前影响力并不十分广泛,虽然当政者必须考虑宗教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其作用还是主要体现在对教徒的约束和控制上,而法律则是对全体公民都有作用的规范体系,所以,两者作用的范围有很大差别,法律大于宗教。
民族宗教政策法规一、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保障公民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维护社会稳定和宗教和谐,推进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我国民族宗教政策法规汇总(一)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的正常活动,防止宗教利用进行反革命活动和破坏法律、行政法规的活动”。
(二)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条例》该法律于1994年发布施行,包括了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的设立与活动、宗教文化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宗教工作者、监管等多个方面的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邪教法》该法律于2018年修改发布施行,旨在加强对邪教组织的监管,预防和打击邪教组织利用网络、新媒体等手段进行非法活动,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
(三)政策文件1.《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文件于2002年发布,为现行民族宗教政策文件之一,包括鼓励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宗教爱国和宗教团体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反腐倡廉等方面的要求。
2.《政府宗教工作条例》该文件于2017年发布,规定国家机关的宗教工作职责、维护宗教和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要求,是针对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重要政策文件。
三、民族宗教政策的具体实施1.加强对宗教团体的注册管理和监管宗教团体的注册是宗教自由的重要保障,但也需要加强管理和监管,防止注册后从事非法活动,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加强对宗教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宗教工作者对维护宗教和谐、推广宗教文化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加强对宗教人才的培养和管理,提高宗教工作者的素质水平。
3.实行“华人回归”政策“华人回归”政策是针对侨居海外华人和台湾同胞,鼓励他们回到祖国大陆发展,推动民族团结和长期稳定。
4.加强节日宣传和文化活动节日宣传和文化活动是推广宗教文化和促进不同民族交流的重要方式,需要加强针对不同宗教和民族的宣传和活动。
中国法律的起源及特点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商周时期。
中国法律的起源和特点是中国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背景的结合体,这导致了中国法律体系的独特性。
中国法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根源。
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强调道德和伦理原则,其核心观念是仁义礼智信。
这些概念渗透在中国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成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法律成文也对中国法律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礼记》和《周礼》等古代经典记录了法律和规章制度,如官员任命和礼仪等。
此外,秦朝的法律典籍《秦律》将法律规定集中在一部法典中,为以后的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法律的起源和特点之一是在制定法律时注重对社会和人民的保护。
中国传统法律强调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权益和利益。
例如,古代的法律注重刑法的预防惩罚功能,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补救措施,以解决纠纷和追求公平。
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特点是情节和人情因素在法律适用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重要性。
另一个中国法律的特点是兼容并包。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法律必须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需求。
中国法律为宗教习俗、民族风俗、地方传统和行业特点留有一定的空间。
例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中有许多家族和血缘关系,这在法律中得到了保护和尊重。
中国法律的发展也受到中国政治经济背景的影响。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法律被党的意识形态所塑造和影响。
法律被视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法律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不断得到强调和加强。
近年来,中国法律也经历了许多和发展。
中国法律逐渐接轨国际法律体系,与国际社会保持密切的互动和合作。
中国法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法律的起源和特点是中国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背景的反映。
中国法律注重保护社会和人民的权益,充分考虑社会、民族、地域和行业的多样性,同时也受到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为什么“法律必须被信仰” ——法律与宗教关系解读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许多人都知道这句话,都认同这句话。
有人据此论证,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落后,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对法律的信仰,而过于注重道德、政治、权力的作用,法律在调整中国的社会关系中没有起到至高无上的权威作用。
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为让法律成为圣经、成为社会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规范与机制,而进行斗争。
毫无疑问,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奇怪的。
这种观点反映了大家对法律、法治重要性的认识。
但伯尔曼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许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如果有人说:“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也不能没有宗教;虽然法律与宗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另一方;法律与宗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大家甚至会感到奇怪——庄严的法律与信仰神灵的宗教怎么会扯到一起呢?对法律的信仰为什么要与对宗教的信仰混为一谈呢?法律与宗教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的问题,而对法律与宗教关系的理解又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
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现代法律制度与宗教的历史渊源当我们谈到今天的法律体系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追本溯源,都会回到西方法治主义之源——古希腊、古罗马。
早在那个时期,法律就和宗教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博登海默说过,“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
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看作是宙斯亲自赐予的。
”古罗马法律家西塞罗对法律是这样解释的:“法是上帝贯彻始终的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强制或者依靠约束支配一切事物。
为此,上帝把刚才赞美过的那个法赋予人类。
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探析摘要: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备受关注的同时,中国法律是否也具有宗教性成了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
为此,本文通过宗教的定义和中国古代宗教所表现出的神明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点,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在法权渊源、法律内容和司法程序方面具有的宗教性,旨在说明中国古代法律有宗教性,法律和宗教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
关键词:神明崇拜自然崇拜宗教性众所周知,对于诸如法从何而来,其本身具有哪些属性这类的问题是法学研究必不可少的。
西方近代一些法学家,如霍贝尔、马克思·韦伯、以及伯尔曼等人认为,当探讨法律的起源以及属性时,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对法律的巨大影响。
他们一致认为法律与宗教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西方,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订、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极大的影响。
然而,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是否有关系?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否具有宗教性?学者谈到这个问题时,通常持否定意见。
伯尔曼认为,“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在东方文化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那里,宗教基本上是神秘的、个人的,而官方的法律组织(也许部分是由于其宗教的这一特点)倾向于过分的形式主义和刻板。
”①在其他外国学者的论述中也谈到“在中国,人们关于法律起源的观念与上述其他国家截然不同。
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于神的旨意,即使是最完备的成文法也不例外。
”②即使是中国自己的一些学者,如近代瞿同祖先生,以及当代张中秋先生也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定义为伦理化法律,认为宗教性为西方法律的特征。
③李步云同样认为“历史上,宗教对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影响,我国古代的法律很早就摆脱了法规和教规合为一体的阶段。
”④那么,能否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世俗性质的伦理化法律,它不具有宗教的特性呢? 在作出结论前,我先对中国古代法与宗教的关系做一分析。
一、宗教的定义与“法”一样,人们对于宗教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
“宗教”,(Religion)这个词在西方的语源,一是拉丁语religere,意思是敬仰神灵时的“集中”、“重视”和“小心翼翼”。
另一是拉丁语的religare,意思是“联结”、“组合”和“固定”,包含着人与神、神与灵魂之间的联结之意。
因此,可以推测,在西方拉丁语时代,宗教就是人对神的敬仰和祟拜以及神人之间存在着的某种沟通,它在当时泛指人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并非只指基督教等一神教。
《美国英语遗产词典》认为,宗教是“人们对超人力量的崇拜和信仰的表现”。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宗教涉及人与神的关系,其中“包括尊敬、崇拜、服从和屈从超自然力量的命令和箴言”。
⑤据《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宗教的宗旨在于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根据宗教理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要受到超自然力的掌握和控制。
宗教包括信仰、教义,以及抚慰、礼拜、宗教仪式等活动”。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⑥我国古籍亦有类似说法:《礼记·祭义》说:“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意即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是教化人民的圣理,而《辞源》(旧版)言:“宗教以神道设教,而设立戒约,使人崇拜信仰者也”。
也就是说,任何宗教都是以对超人间力量,即神灵的实在性信仰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对神灵的信仰是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古代宗教的特点至尊之神,王室祖先为天下之尊,以皇帝为首的整个统治集团把持神权,正是一个最大的宗教组织机构;天帝五帝、五德始终,三统的说教以及后来的以德敬天,神道设教的正统统治思想无非是统治者宣扬的有利于其统治的戒约;几乎所有老百姓都是这一信仰的盲从者,其信徒数目之众,可以说绝无仅有;佛像,庙观,宗祠,祭神、祭祖的祭日及仪式数不胜数。
宗教的特征无不俱其全。
所以,中国古代不仅在蒙昧时期业已形成以天命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传统,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已形成自身固有的特点。
三、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由上可知,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自政权产生之初已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国家政治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律也不例外。
具体讲,古代中国法律由于受宗教的影响而体现出的宗教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法权渊源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根本找不到西方法典存在的“君权神授”的词句,而常说“联即王法”,因而中国的立法权来自君主。
事实上,如前所述,远在炎黄时代,部落首领已自称太阳、天,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历代君主、帝王或假借天帝之口或自称为天子——天的儿子,人间的首领、帝王被神化。
虽然“法自君出”,但皇帝乃是“口含天宪”,仍是将君主制定的法律说成是上天的意旨,以便利用人们对天神的敬仰与崇拜,达到愚昧人民,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皇帝拥有的立法权,也是“奉天承运”。
启讨伐有息氏,借口是有启氏“威侮五行”触怒了上天,“天用剿绝其命”,自己与有息氏的战争是为了“恭行天罚”;汤伐桀时也对汤属地的臣民说:“非台(我)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碰(消灭)之”⑦。
所以,法自君出、君承天命,归根结底仍是君权神授。
(二)法律内容从宏观看,中国奴隶制法由礼和刑两部分组成,《说文解字》言:“礼,所以事神致福也”。
礼最初为祭祀的用具,后引申为事神祭祖的仪式,可见礼与宗教崇拜关系之密切。
周公制礼后礼成为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封建社会自汉代起在法律思想上主张“德主刑辅”,东汉时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思想,开始以礼入法的过程。
其后的《白虎通义》在确定了“三纲”、“六纪”的政治核心理论之后,还通过各种讥纬解释将其神学化、宗教化;隋唐时法律“一准乎礼”,礼入于律,礼由习惯演变成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一个法制传统历代沿袭。
《论语·为政》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能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心甘情愿地去履行一些行为规则的,是德与礼,而不是刑(法)。
德、礼乃宗教的衍生之物,于是,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表现在具体的法律内容中,宗教性则随处可见:第一,法制的指导思想:商时的统治者是借助“天意”实行“天罚”,殷时发展到假借鬼神进行“神判”,有意识地把惩罚和刑杀披上宗教神话色彩。
周及其后各朝代则都不同程度地以德治、礼教为指导;第二,罪名:天帝是最高统治者,所以“威侮五行”、不敬天是最严重的犯罪:三纲五常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则各代法律为维护君权、父权、夫权,许多行为被冠以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罪名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处以重刑;第三,法律原则:在尊尊、亲亲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一提纲挚领的礼制原则之下,上请制度、八议制度、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同居相隐原则等无不反映了封建礼教的要求。
(三)司法程序首先,体现在案件的审理裁决方式上。
为了假托神意,古时的定罪判刑常用占卜的方式进行,甲骨烧烤后出现的裂纹(卜辞)全由巫师以神的名义来辨认和解释。
后来虽出现了一些比较客观的审判原则(五听制度、证据制度等),但在案件难以解决时,法官仍寄托于神明裁判,认为“人各有报,天网恢恢”。
这种做法,即使是当时备受人们推崇的清官亦不能免俗(宋朝的包拯就有传说“过阴间”的故事)。
其次,体现在行刑上。
西周时已从敬天的基本观点出发,一般在秋冬执行死刑,以应天道。
东汉董仲舒创“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说”,认为天子所施德教、刑罚都源于天意,因而“王者生杀、旬顷时气”。
德教刑教皆应符合天道:春夏万物生长繁茂,主阳;秋冬凋零收藏,主阴,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所以“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
”而“德教主阳,刑杀属阴”,如“刑德易节次则贼气速至,贼气速至则国多灾殃”。
或秋冬行德,春夏行刑是大的“易节失次”;或庆赏不当、刑罚枉滥是小的“易节失次”,都会产生“贼气”而干扰四时运行引起灾难。
所以在行刑时,汉法以“冬月行重刑,迂春则赦若(或)赎”,即秋冬行刑,春秋行赦,重罪判死刑,都要等到秋冬季节进行,以与天时运行相符。
以后各朝大多与此相似。
明清时的秋审、热审、朝审制度也是受此理论影响。
此外,古代统治者往往认为水、旱、饥、蝗等自然灾害是由于冤狱激怒上天而受惩罚,所以皇帝除主持祭祀鬼神外,还常要求官吏查访冤案;历代统治者为求上天降福免受灾祸,还常常对囚犯减免刑罚或进行大赦。
据《中国大赦考》记载:历代因灾异而赦者,星变十二、旱地八、地震五、日蚀四。
可见,对神对天的敬仰崇拜已经影响到古代的刑罚制度。
结语总而言之,在古代中国,政府就是实质的“教会”,而没有另外一个像西方基督教会那样能与世俗政权相抗衡的宗教组织。
在中国世俗的法律与宗教组织的规定合二为一,法律具有宗教性,而宗教规定也具有法律性。
由于两者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所以在法律中没有太多关于宗教的特别规定,宗教的精神就是法的精神,宗教的要求通过法规体现,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注释:①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②D·布迪刃·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③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李步云:《法理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
⑤李步云:《法理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2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6—667页。
⑦伯尔曼[美]:《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l年,第47页。
参考文献:1.李步云:《法理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金泽、陈进国:《宗教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
4、谷冬燕:《古代中国的宗教与法律——从法律的宗教性角度谈》,《当代法学》,2002年,第12期。
5、李光昱:《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总第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