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吴王李恪，很多人会立马联想到电视剧中那些偶像明星演绎的文韬武略的身姿，以及史书上唐太宗在想要立李恪为太子时的四个字评价：“英果类我”。
然而当真翻遍史书却会发现，除了这干巴巴的“英果类我”四个字外，能够找到的关于李恪实打实的“政绩”唯有劣迹斑斑：1、李恪改封吴王之前被罢官斥责——《大唐故恪墓志铭并序》:（贞观）七年，还授都督齐淄青莒莱密七州诸军事齐州刺史。
居鲁卫之亲，任侯伯之重，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宰司申切责之旨。
……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淩践稼穑，扼青兕於云泽，褫文豹於平林。
大马悠悠，掩旬弥晦。
主相之奏，屡闲於丹陛；士师之请，频造於青蒲。
2、李恪改封吴王后而权万纪到任其长史之前被谴责——《册府元龟◎宫臣部·正直》：权万纪为西韩州刺史。
会吴王恪以骄纵被谴，拜万纪为长史。
万纪厉其抗直，恪遂折节从之。
3、权万纪到任李恪长史之后的安州——《唐会要卷第六十一御史臺中彈劾》：貞觀十一年。
吳王恪好畋獵。
損居人田苗。
侍御史柳範奏彈之。
《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七王韩苏薛王柳冯蒋》：（柳）范，贞观中为侍御史，时吴王恪好田猎，范弹治之。
《资治通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
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
4、权万纪到任李恪长史之后的安州——《新唐书·李恪列传》：坐与乳媪子博簺，罢都督，削封户三百。
这些可都不是什么好事，不是李恪因为表现不好被唐太宗斥责，就是因为打猎踩坏了老百姓的庄稼而被朝官弹劾，并被罢免了都督的头衔，还削去食邑300户；又或者是与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免都督的官职以及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
仅仅因为一点小错就导致都督的头衔多次被摘，甚至连实封也连续被削去了600户，李恪这样的遭遇在当时的诸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好歹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
而李恪原本身为都督的时候，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但被贬为刺史后，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么一块地方了。
从贞观十二年起，李恪在安州刺史一职上一待就是十一年，即便是唐太宗去世后，李恪也只是被唐高宗任命为了梁州刺史。
别的皇子都是风风光光地管理着好几州的封地，唯独李恪只能守着安州这一块封地度日如年，这样的惩罚对于李恪来说，不可谓是不重。
如此一来就很令人费解了：为什么身为大唐的一介吴王，李恪的所作所为不仅根本无法体现他的“英果”之处，反而如此的令人失望？不要以为李恪的品行如此恶劣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想想与李恪同时代的汉王李元昌也是失败者，历史上项羽、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可以出于对武则天称帝的痛恨以及对李恪本人遭遇的同情而溢美一下李恪，但仍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
至于唐太宗对李恪的评价是“英果类我”，就更加是某些人断章取义的结果了。
因为只要看看史书上记载的原文就可以知道，唐太宗说李恪“类己”是在意欲立储的时候——在立储这种环境下，不说李恪像自己，难道要说李恪不像自己？其实看看西汉的赵王刘如意、汉昭帝刘弗陵的例子就可以知道，皇帝用“类己”这样的字眼评价一个皇子时，往往就是在准备立其为储的时候。
汉高祖刘邦为了将刘如意推上太子之位，三番五次在大臣面前念叨“如意类我”。
汉武帝在舍弃年长的皇子欲立刘弗陵为太子时，同样用的是“类我”的借口，至于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到底哪里像汉武帝，谁在乎呢？只不过与唐太宗对李恪不同的是，刘如意最后虽然没能成功登上皇太子之位，但汉高祖为刘如意的未来安全得到保障一直在绞尽脑汁。
一方面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另一方面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甚至到了病重弥留之际，汉高祖也不忘留一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一定照顾好如意这个弟弟。
汉武帝就更不用说了，在称赞完刘弗陵“类我”后，就将他立为了太子，这样刘弗陵的未来安危也就彻底有了保障。
然而反观唐太宗是怎么对待李恪的，在说完李恪“英果类我”后立储失败，唐太宗却一点都没为被推上火架岌岌可危的李恪考虑，而是该干嘛干嘛去了。
就在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显然是彻底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
可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还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汉高祖在改立刘如意失败后，特意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如意这个弟弟；晋文帝司马昭病重时用陈思王曹植的例子来告诫太子司马炎，让他日后不要为难自己的弟弟司马攸；唐太宗自己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就是为了让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能够同时活着。
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唐太宗以“英果类我”的理由提名李恪为太子，并非是真的要立李恪，而是想让大家把目光从太子李治的同胞兄弟身上，转移到李恪这个庶长子身上（唐太宗第二子李宽早夭，第三子李恪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庶长子）。
毕竟各处史书上记载得非常明确，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失败后，唐太宗的最高指导思想就是如何能够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至于这三个儿子之外的其他皇子，都不在唐太宗担心的范围之内。
《旧唐书·李泰列传》：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
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新唐书·李泰列传》：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
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
”《册府元龟◎帝王部?英断》：太宗因谓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储宫之位可经求而得也。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与承乾可无恙也。
”《册府元龟◎宗室部?谴让》：太宗因谓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储宫之位，可经营而得也。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与承乾可无恙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
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当然有人会对此感到不解，因为不管怎么说李恪都是唐太宗的亲生儿子，正所谓是虎毒不食子，唐太宗没必要对李恪这么冷漠无情吧，竟然为了保护李承乾、李泰而将李恪推出来当挡箭牌。
这话乍一看很有道理，然而却没有考虑到人心天生长得就是偏的，唐太宗更不是什么阳光普照大地的圣人圣父，就只是个普通人，会对自己钟爱的儿子有所偏心偏爱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俗话说得好，五指尚有长短，一碗水端不平。
唐太宗膝下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大不一样，结局自然有所不同。
比如同样都是犯了谋反这种十恶不赦的大罪的儿子，李承乾却能保全性命活了下来，而李佑却是直接被唐太宗赐死，甚至连他的生母和舅舅更是一并惨遭连坐；比如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由让李恪离开京城前去之藩，却让李泰、李治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不必去外地赴任；比如唐太宗一边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一边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不仅赏赐李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取用库物的限制。
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摆明了唐太宗对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的钟爱之情，是李恪、李佑这些其他儿子拍马难及的。
所以唐太宗将一向劣迹斑斑且待遇最差的李恪贴上“英果类我”的标签，然后推出来给李承乾、李泰挡箭，也就很好理解了。
还有人声称唐太宗不止一次说李恪“英果类我”，可悲的是这些人始终没能弄清楚这件事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首先《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其次这事的重点不在于唐太宗到底说过李恪几次“类己”，而在于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给李恪任何保护，就这么任由处境危险的李恪自生自灭去了。
所以如果唐太宗一次又一次说李恪“类己”，却没有给予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这无疑是在进一步证明了唐太宗唯恐大家领会不了自己的意思，才会这么一次次将李恪推上火架烤。
不过所幸的是大家都是明白人，唐高宗李治并没有辜负父亲的这番苦心安排，于是永徽四年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幕：年轻的新皇唐高宗李治为了震慑宗室中那群辈分高而又蠢蠢欲动的皇叔皇兄，在高阳公主、房遗爱等人谋反事泄后干脆借题发挥，将宗室的两个大头李元景与李恪一网打尽。
不过也有人认为想要除掉李元景、李恪的是长孙无忌，而不是唐高宗，但事实上通观整件事的始末，就可以知道唐高宗才是真正的主使者。
《册府元龟》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唐高宗曾召见房遗爱，并责备他：“你身为皇亲国戚，为什么要谋反？”房遗爱则回答道：“我的行为罪该万死，但请陛下看在我告发了吴王李恪的份上饶恕我一命。
”唐高宗闻言便直接回了一句：“你现在才告发李恪，不是太晚了吗？”甚至就在李恪等人被赐死后没过几天，唐高宗就在观德殿里将这帮谋逆之人的财物分成五垛陈列出来，令诸位亲王大臣们举行射礼，然后又将刚空出来的司徒、司空的头衔分别封给了徐王李元礼（李元景、李恪死后宗室中辈分最高者）与功臣李绩，以此给宗室立威。
不过李恪死得固然冤枉，史官也称其是“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但实际上所谓的“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
比如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比如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比如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再比如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又比如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
而且当时的人真的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吗？我们可以来看看唐人在提及此事时是怎样的态度。
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
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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