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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和解的制度建构：价值导向、基本原则及具体路径作者：马立顺来源：《理论导刊》2014年第08期摘要：目前行政执法和解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执法和解立法上规制的缺失、执法观念上转变的长期性、具体程序设计上的技术要求较高等。
行政执法和解必须以秩序、效率、正义为价值导向，遵循合法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和相对人权利保护原则。
和解的制度设计涉及行政执法和解的一般构成要件、适用范围、适用前提、具体运行设计及程序保障等，静态层面上，是要在整体上系统地建立执法和解制度，动态上是提出——协商——和解达成——和解协议履行的执法全过程。
在具体制度建构中，应该注意如何保证和解协议效力与和解协议的有效履行、警惕执法和解适用错误倾向以及执法和解监督机制完善问题。
关键词：行政执法和解制度；价值导向；基本原则；程序设计；监督机制中图分类号：D922.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99-04作者简介：马立顺（1986-），男，山东临沂人，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法治政府建设。
传统的“命令—服从”单向度下的执法模式，形成了“行政就是管理、行政就是强制”的错误执法观念，产生了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错误关系模式，降低了执法效率、影响了执法效果，行政职责难以落实，行政目标难以实现。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执法模式的存在与现代行政所追求的民主、法治理念背道而驰，严重阻碍了行政法治的发展，服务型政府建设举步维艰。
和解制度符合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执法和解以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为依托，在国外许多国家具体实践中都已有所体现，并上升到了法律层面的高度。
国内有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执行以及走在前列的行政赔偿等有关和解的具体立法及实践经验的有效探索，已为确立行政执法和解提供了广阔思路和有利借鉴。
通过和解改变当前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执法主体混乱、执法矛盾凸显现状，降低执法成本、丰富执法手段、提高执法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论调解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论调解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社会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当代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而作为法律和社会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机制，调解制度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旨在探讨调解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并就其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一些思考。
一、调解制度的概念和特点调解是指对社会纠纷进行协商，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过程。
调解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特别是当事人都愿意和解的情况下，调解往往能够更加顺利地解决问题。
调解制度也因此派生而来，旨在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机制，来对纠纷进行调解，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和谐进程。
调解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调解制度是一种社会调节机制，依靠法律和社会管理机制来保障其正常运转和实施。
2.调解制度侧重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纠纷调解，让当事人达成自由协商的结果。
3.调解制度包含着社会和谐的特征和要素。
调解的过程是协商、合作、妥协、达成共识的过程，有助于促进社会公正、平等、法制、和谐等方面的发展。
4.调解制度强调的是双方的共同利益，通过调解达成诉求，避免了不必要的诉讼，减轻了法律机关的负担，提高了社会效益。
二、调解制度的作用1.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调解制度是保障社会公平、和谐、法治的重要机制，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矛盾，促进人民的和睦。
调解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2.促进社会法制进程调解制度旨在倡导人们通过协商、谈判，在和谐、平等、法制的框架内解决纷争。
在调解过程中，法官、调解员会积极地向当事人传播法律知识、以法律引导当事人共同解决纠纷，促进了社会法制进程的发展。
3.提升司法效率一方面，调解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减轻司法负担，从而缩短了案件的处理时间，提高了司法效率。
在过往去年，许多法院的调解成功率已达到了95%以上，减轻了法院的负担，优化了司法资源配置，节约了社会资源。
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知识人民调解是中国法治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旨在通过调解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工作涉及一系列基本知识。
本文将介绍人民调解的概念、法律基础、组织机构、调解程序以及调解员的角色和素质等方面内容，帮助读者全面了解人民调解工作。
一、概念和法律基础人民调解是指通过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由调解员以第三方中立的身份帮助当事人自愿协商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
它的实施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规定，该法于2010年1月1日正式施行。
根据该法，人民调解是一种法律赋予的权力和义务，同时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二、组织机构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组织机构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室。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人民政府组织并具有法律人格，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人民调解工作。
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室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具体执法机构，负责协助委员会履行职责，协调、指导、培训调解员等。
三、调解程序人民调解的程序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接案登记：当事人将矛盾纠纷的调解申请提交给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接待处进行登记，并获得接案凭证。
2.调查核实：调解员将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纠纷的事实和争议焦点进行初步了解，并联系相关证据材料，并约定调解时间和地点。
3.调解协商：调解员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解，倾听各方诉求，通报双方的权利义务，协助双方达成妥善解决纠纷的协议。
4.文书制作：当事人达成协议后，调解员将调解结果书面化，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
5.执行跟踪：调解员对调解后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并协助解决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四、调解员的角色和素质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承担者，调解员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调解员应具备以下素质：1.公正中立：调解员必须保持中立立场，不偏袒任何一方，维护公正。
2.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调解员应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能够娴熟运用法律法规进行调解。
3.沟通能力：调解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有效地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浅谈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作者：刘琢玉魏志勋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19期【摘要】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法院调解制度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不断完善，已经构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色法律制度之一。
文章主要分析了在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意见。
【关键词】法院调解；制度；问题当法制建设进程不断推进，新形势对于法院调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院调解制度只有不断完善，让其与新形势的要求相对应，才能有效发挥法院调解的作用。
因此，积极分析我国当前的法院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法院调解制度，让法院调解制度有效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是当前法院调解中积极关注的问题。
一、法院调解含义、价值和作用作为我国民事诉讼重要制度的组成部分，法院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曾经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成为了广大群众喜欢和乐于接受的一种调解方式。
那么，什么是法院调解呢，它又具有哪些作用呢？法院调解，也就是诉讼调解，指的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针对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权利、义务等进行协商，最终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事件的一种诉讼活动。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并不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而是经过多方面的因素客观决定的，主要包括儒家无讼思想、强调自由和效率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等社会基础，还包括司法资源的不足和我国法治发展中的问题等等决定的。
法院调解强调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对于缓解双方关系，调解争议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防止了双方关系僵化和二次冲突的出现。
此外，从法院的角度来说，法院调解还达到了节约法院司法资源的目的，而从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说，法院调解达到了节约当事人解决纠纷成本的目的。
因此，法院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问题中的作用明显，已经构成了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当前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一）立法制度设计中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现行民事诉讼中，涉及到法院调解的规定比较笼统，缺乏具体性和针对性。
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的培育和监管机制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 引言1.1 概述调解作为一项有效解决争议的方式，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调解组织是促进调解活动发展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司法公正、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
本文主要从调解组织的设立以及其培育和监管机制两个方面进行概述。
1.2 文章结构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在引言部分给出了本文的概述，介绍了调解组织培育和监管机制的重要性。
接下来，第二部分将阐述调解组织设立的相关内容，包括定义、法律依据以及角色和职责；第三部分将探讨调解组织的培育机制，重点包括调解人员培育要求和程序、培训与技能提升以及社会参与和合作机制；第四部分将介绍调解组织的监管机制，包括法律规定和机构设置、工作质量监督评估以及投诉处理机制；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文章主要观点，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1.3 目的本文旨在全面论述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的培育和监管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过深入分析调解组织设立的法律依据、培育流程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内容，旨在为推进调解机构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同时，本文也试图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以促进调解工作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和有效化。
通过本文的研究，将加深人们对于调解工作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希望为完善调解制度提供一定参考和启示。
以上是“1. 引言”部分的详细内容。
2. 调解组织的设立2.1 什么是调解组织调解组织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建立的专门机构或组织，旨在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和争议。
它是一种非司法化、灵活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公正中立、秘密性、合法性等特点。
2.2 设立调解组织的法律依据调解组织的设立应当遵循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安排和要求。
通常情况下，设立调解组织需要根据相关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条文进行操作。
2.3 调解组织的角色和职责（1）提供独立第三方处置：作为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在诉讼以外的领域提供纠纷调处服务，协助当事人寻求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法院调解工作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本文将从法院调解工作制度的基本概念、特点、流程和现状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对我国法院调解工作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一、法院调解工作制度的基本概念法院调解工作制度是指在法院审判过程中，法官或者其他调解人员通过调解方式，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
法院调解工作制度具有自愿性、合法性、及时性和经济性等特点，是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民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
二、法院调解工作制度的特点1. 自愿性：法院调解工作制度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调解协议的达成需要当事人自觉履行。
2. 合法性：法院调解工作制度依法进行，调解过程和调解协议必须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3. 及时性：法院调解工作制度能够迅速解决纠纷，减轻当事人诉累，提高司法效率。
4. 经济性：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可以减少诉讼成本，降低当事人负担。
5. 和谐性：调解协议的达成有助于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三、法院调解工作制度的流程1. 调解启动：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或者其他调解人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启动调解程序。
2. 调解准备：调解人员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为调解工作做好准备。
3. 调解过程：调解人员通过沟通协调，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4. 调解协议的制作和确认：调解协议应当书面制作，并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5. 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
6. 调解终结：调解协议达成后，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出具调解书，调解程序终结。
四、我国法院调解工作制度的现状近年来，我国法院调解工作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调解数量逐年上升：随着人们对调解工作制度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2. 调解质量不断提高：法院调解工作制度逐渐完善，调解人员素质不断提高，调解质量得到提升。
“法院—社会调解”模式的基础与制度建构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法院调解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迁过程。
尤其进入新世纪后,法院调解在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此次法院调解的复苏并非简单地回归至审判方式改革前的状态,而是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其中,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引人关注①。
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在各地如火如荼展开的实践,学界迄今为止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升华。
必须承认的是,受地区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各地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具体措施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或许这也是学界少有系统研究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并不致力于整体描述,转而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或许能聚焦问题并展开更深入的剖析。
就此而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2009年1月启动的“调解年”活动,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②,而且在法院调解社会化方面有着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尝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本文试图以河南省的实践为基础,结合其他地方法院的经验,对法院调解社会化的机制和实践类型予以系统梳理,然后分别对它展开政策性和正当性考量,最后就其完善提出若干思考。
一、“法院—社会调解”的机制与类型一般认为,法院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就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③。
尽管人们对其性质有不同认识,但无论是将其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活动,或者是将其视为当事人在法院指导下解决纠纷的自律性活动,抑或法院行使审判权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合④,传统意义上的法院调解,起主导作用的是法官。
然而,近年我国各地法院纷纷邀请与案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协助调解,或者干脆委托这些社会力量进行调解。
这些做法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院调解,而是充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法官不再垄断法院调解权力,而只是作为调解主体之一甚至完全脱离调解过程。
可以说,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司法范畴,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调解、民间调解等非诉讼调解,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正式司法制度与社会自身力量的结合。
这种法院引入甚至完全委托社会力量进行调解的现象,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法院调解社会化,笔者称之为“法院—社会调解”。
应当说,“法院—社会调解”在我国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
尽管人们对于法院调解何时出现有不同的意见⑤,但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它已经成为法官审判案件和处理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
而從这个时候起,邀请社会力量参与法院调解在实践中便已经出现,这不仅是司法“群众路线”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要求和体现,同时也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法院调解本身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法院调解对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确立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治理来说极为必要⑥。
而就法律规定而言,1982年和1991年两部民事诉讼法典都明确规定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群众协助调解”。
不过,由于长期以来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协助调解人的范围等因素的影响,协助调解在实践中极少适用⑦,其后更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中法院调解的衰落而走向沉寂。
进入新世纪以后,法院调解社会化才真正得到长足发展。
尤其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调规定》)不仅明确了协助调解中“有关单位和群众”的范围,更是在总结法院实践的基础上创设了“委托调解”这种新的社会化模式,从而为各地法院探索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具体机制提供了直接的规则依据。
从河南省高院“调解年”以及其他地方法院的实践中可以发现,根据不同的标准,“法院—社会调解”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模式。
(一)根据社会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可以分为协助类型与委托类型前者是指法院邀请社会力量协助法官调解。
根据2004年《民调规定》第三条,“有关单位”包括“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有关个人”则是指“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
在这种模式中,尽管法官仍然参与调解,并对调解的开始和进行、调解方案的形成、调解协议的审查以及调解书的制作负有责任,但协助人凭借与当事人的私人关系或自身的社会资源,能够对当事人展开有效的思想工作、提出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甚至还能化解一些矛盾尖锐的群体性纠纷⑧。
委托调解是一种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模式,即法院对当事人起诉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法官退出调解而委托社会力量进行调解。
按照2004年《民调规定》,委托调解人的范围与协助调解人的范围相同,如果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
在实践中,如果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无需法院确认的,通常以原告申请法院撤诉来处理⑨。
当前各地法院对委托调解的探索一方面呈现出高度同质性,即“坚持人民调解是基础、行政调解为补充、司法调解为主导、司法裁判为保障的诉调关系格局”⑩,另一方面也结合其实际情况,探索出许多新机制和新方法。
例如,河南省许多地方已经初步形成依托工会、妇联以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进行调解,依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进行调解,依托离退休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员等进行调解的委托调解格局11。
(二)根据社会力量属于组织或个人,可以区分为组织化类型与非组织化类型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未对法院调解社会化的组织实施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往往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以及法院可以利用的资源,灵活选择社会力量协助调解或者委托其进行调解。
如果把这种情形称为非组织化类型,随着法院经验的积累以及当前社会对调解的共识的凝聚,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组织化的法院调解社会化模式。
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形是法院与司法局、工会、妇联、消费者协会等联合制定有关协助调解或委托调解的规范性文件,对法院调解社会化的案件范围、调解主体、调解期限、调解的运作、调解协议的效力以及诉调对接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在河南省“调解年”的实践过程中,更是出现了“社会法庭”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法院调解社会化机制,即将社会上一些德高望重的离退休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老党员等组织成一个常设的纠纷解决机构,接受法院的委托并在法院指导下依据乡土人情、伦理道德、公序良俗等民间社会规范来调解纠纷12。
(三)根据社会力量参与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诉前、审前与审中类型这三种类型主要对应于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发生阶段,分别指的是法院立案前、立案后至开庭前以及开庭审理中的法院调解社会化。
当然,三者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时间上的差异,它们在程序原理和制度设计上存在重大的差别。
例如,诉前调解社会化由于法院没有正式立案,只表现为委托调解,而其他两者则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皆可。
此外,在诉前类型中,当事人起诉至法院,法院不履行审查受理职责而是劝告、引导当事人接受委托调解,这种行为的定性、正当性基础以及诉调对接方式,都与其他类型存在明显差异13。
二、“法院—社会调解”的政策性考量法院调解社会化以法院调解为依托,对它无疑应当在法院调解复苏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
对于后者,学界已有系统阐述,本文不再赘述14。
不过,值得深思的是,既然协助调解早就存在于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那么为什么直到近年它又引起高度关注并呈现快速发展?2004年《民调规定》为什么会创设“委托调解”这种新的社会化模式?法院调解社会化究竟适应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法院调解社会化进行政策性考量。
笔者认为,在化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基本矛盾上,“法院—社会调解”比审判和法院调解具有更多优势,它既满足了法院的现实需求,同时也适应了当前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司法政策导向。
2.组织化模式。
目前出现的组织化模式基本是由法院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各地发展程度和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异。
尽管这种状况有助于不同地区结合自身情况灵活应对纠纷解决的需要,但无论是社会力量的组织、调解主体的选任和职权,还是调解的运作和诉调对接等问题,都事关当事人诉权及其他权益的保障,有必要予以最低限度的规范。
可惜的是,目前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提供任何制度保障,这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难免遭到合法性质疑。
例如,由于社会法官的选任、职权、监督和管理等缺乏基本的制度规定,河南省“调解年”活动中的社会法庭尽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仍无法消除人们对它的合法性质疑25。
可以说,上述合法性质疑基本上都是从国家法律和法院的角度出发的。
事实上,我国的法院调解的确充满了浓厚的职权主义特征26。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合法性质疑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考虑到法院调解不仅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基本方式和结案方式,转而关注纠纷解决这一最终目的,关注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主体性地位,采取一种当事人主义定位的法院调解立场,那么“法院—社会调解”的合法性或许就存在不同的证成方式27。
具体来说,当事人主义定位的法院调解仍然保持着两造对立及调解人中立的格局,并且必须在此基础上确立平等的程序保障,但在理念和方式上它却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自主性纠纷解决,而不是以法官的裁判为中心的判定;在法院调解利益的享有者上,首先是当事人双方,其次才是法院和社会;在方式方法上,无论是在诉讼的哪个阶段,无论由谁来主持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促成当事人合意的形成和纠纷的解决,“法院和法官的调解仅仅是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推动力”28。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建立在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并加以必要的审查监督,确保当事人自愿并促成当事人合意的形成,“法院—社会调解”的合法性便能得以确立。
(二)“法院—社会调解”的当事人认同对于“法院—社会调解”的正当性而言,当事人是否认同极为关键。
这不仅因为从当事人主义定位的法院调解中可见,当事人主体性地位直接关涉到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正如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所指出的,对行使权利,人们作为正当的东西加以接受时,这种权利的行使及结果就可以称为具有“正当性”或“正统性”29,只有当事人认同并接受社会力量参与或主导调解,法院调解社会化才能真正获得正当性。
基于以下几点,我们有理由相信法院调解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赢得当事人的认同。
1.“法院—社会调解”并未减损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反而赋予他们更多程序选择权。
引入社会力量与法院协同调解,对于调解的进行或者当事人的程序利益未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就法官将案件完全委托给社会力量进行调解而言,这种调解原则上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委托调解或者委托调解不成的,他们仍然有权获得裁判。
即便在当事人尚未确定的诉前委托的情况下,法院征得原告同意将案件委托社会力量调解,被告的程序利益也没有得到克减。
可以说,法院调解社会化是在判决、法院调解、非诉讼调解等之外为当事人提供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选项。
一方面,“法院—社会调解”由于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或者主导调解,调解主体不止限于审判法官甚至审判法官完全脱离调解过程,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强制调解”、“以调压判”等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同类型的“法院—社会调解”产生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不尽一致,但这些不同的调解协议均能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民事调解书,能够化解当前非诉讼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