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明清小说研究 NO,4,2006 总第82期The Research on 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Novels General,NO,82《三国演义》本事研究述评
・韩伟表・
摘 要 五个世纪来,《三国演义》的本事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以前、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在史志杂记、小说诗文、戏剧曲艺、讲史平话、时事风尚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极大地促进和深化了《三国演义》的研究。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应该引起研究界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三国演义》 本事研究 研究史
一
自《三国演义》(下简称《演义》)行世后,就有论者对其本事原委进行了探究。综观五个世纪的本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一阶段对《演义》本事的探究方式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序跋、评点和一些文人的笔记载述;探讨思路则多以正史的通俗化为旨归;其论断的特点是重直观感悟轻逻辑实证,多零星随感少系统分析。如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清李渔《古本三国志序》“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和清溪居士《重刊三国志演义序》“悉本陈志裴注,绝不架空杜撰”等。但该阶段也有一些颇具识见的认识。如: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
(罗贯中)其人博极典籍,非特借陈志裴注,敷衍成书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卷四(《演义》)其书组织陈志裴注及唐宋小说而成。———林纾《畏庐琐记・小说杂考》
这些论断突破了“羽翼信史”的传统观念,视野已放延至杂史传说、唐宋小说、笔记
讲史乃至时俗风尚诸方面。
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以前。该阶段最突出的成就与特点是现代学者在现代小说观念和历史演进法、逻辑实证、社会历史批评等新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对《演义》的成书过程和本事原委作了动态梳理和理论概括。鲁迅、胡适在20年代初勾勒了“陈志裴注及杂记—‘说三分’—金元杂剧—《演义》”的成书轨迹,他们的许多论断和思路都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深味生发①。30年代前后,郑振铎、孙楷第等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对《三国志平话》与《演义》的关系作了细致透辟的考察②,填补了成书过程的缺环。40年代,李辰冬将三国故事的演变归纳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历史与传说综合等三个时期,对各时期三国题材内容与《演义》成书的作用和关系作了辩证阐发③。王大错《考证古本三国志演义》④则排比史料以阐明每回故事之渊源,涉及《三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通鉴纲目》等数十种史志杂记。
5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则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等原因,总体而言,基本没有突破现代学者肇创奠立的宏邃堂庑。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阶段的研究者继承并发展了现代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成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对探源文献史料的范畴作了比较大的扩展,并对有关史料作了系统的钩稽辑录。
就范畴而言,历史史料方面已不再局限于陈志裴注,而延伸到了《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十七史详节》、《汉书》、《史记》、《左传》、《战国策》等。文学史料方面,《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小说及唐诗宋词、变文、唐人小说、宋人笔记等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戏曲方面涉足了水饰、参军戏、院本、南戏等领域;讲史话本除“说三分”、《三国志平话》外,《新编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也为学者所关注。
而史料钩辑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如朱一玄等编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辑录了明以前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文献资料三百余条(种);沈伯俊等编的《三国演义辞典》也对《演义》的本事原委做了提要钩玄;许盘清等整理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照本》将《演义》与《三国志》、《资治通鉴》的有关内容作了详细比照⑤。另外许多单篇论文的钩稽也颇多可取之处(详第二部分)。
其二,对“探源”的内涵有了更深入全面的理解,突破了单纯狭义的文献史料考索排比,而拓展至小说修辞、叙事艺术、创作心理、社会思想、时代因素、文化精神等层面。如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详细考察了诸葛亮形象由历史人物演
变到艺术形象的多重因子不断交合的过程;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运用历史、逻辑和美学相统一的方法,全面梳理了三国题材演化过程中各个环节所蕴含的文化意蕴、美学特征和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及其对《演义》成书的影响;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中的母题学考察也拓展和深化了《演义》的溯源研究⑥。
《演义》的本事研究正在由比附经史、以史衡文的考索排比向注重作者主体性、创造性和作品文学性、艺术性、文化意涵的方向不断迈进。
二
下面从史志杂记、小说诗文、戏剧曲艺、讲史话本、时事风尚等方面予以概述。
(一)史志杂记
1、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
20世纪20年代以前,论者基本上都是把《演义》看成是陈志裴注的通俗化。20年代开始,这种观念才逐渐改变。8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探讨。
陈周昌指出,集“三国”故事之大成的裴注比陈志对《演义》的影响更大。李福清认为,陈志突出了众多人物的某一主要特征,而“裴注保存的许多史料,为民间说书人和罗贯中的创造性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周兆新、徐宗文考察了罗贯中利用陈志裴注的情况和具体方法⑦。
90年代末以来,研究视野更为宽阔。如关四平认为,陈志求真的实录精神、求善的论断倾向、奇笔的文学色彩在史料、艺术精神、思想寄寓、表现艺术等方面为罗贯中提供了借鉴和示范;而裴注史实纲目的情节化、人物形象的立体化、褒贬方式的多样化则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拥刘的理论武器。
2、《资治通鉴》、《通鉴纲目》
明胡应麟已意识到《演义》有参考朱熹《通鉴纲目》的地方(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关羽秉烛”条)。现代时期,《演义》借鉴《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基本成为共识。如孙楷第说《演义》“引用史料,大抵以《通鉴》为主”。80年代以来的学者在前贤基础上作了具体探考。
刘知渐从文献流播的角度,小川环树通过对“董卓议立陈留王”中有关情节、细节出处的分析,苏兴通过对张昭在赤壁之战中扮演的角色的探源,王立兴通过版本题记和情节内容的比勘,关四平、纪德君等则从思维方式、材料整合、外在结构体式、叙事艺术、语言风格、思想倾向、文化观念等方面,分别考察论述了《演义》与《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