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名人——董必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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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8期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从来没有摆过老资格,相反,他每时每刻都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显示了一位革命长者儒雅而自我要求极严的道德约束力。
吃饭穿衣戴帽非小事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董必武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做党的统战工作。
董必武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同社会各界打交道,要找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谈话、做工作,有时还要与外国使者、记者谈话,按理应该穿戴得像样些。
当时,比较好的礼帽要10元一顶,但董必武特意吩咐工作人员,只能买一顶3元钱的礼帽,一双最普通的皮鞋。
当然,这也只是装装样子,迎送客人时穿戴一下而已。
工作人员不理解,对董必武说,社会上有名望的绅士穿的是丝绸马褂,一般的中等知识分子也要戴好一点的礼帽,共产党人又不比国民党人低贱,为什么不能买好一点的呢?董必武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的,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没有理由为自己讲阔气讲排场,更没有必要去同国民党比这比那。
要比就要比革命,比谁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
吃饭穿衣戴帽非小事,我们出来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党中央、毛主席和根据地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群众逃荒要饭的情景。
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只要扮演一个舞台绅士就行了,应付应付就行了,下台后谁还穿它呀!买好的长袍马褂、礼帽、皮鞋,不是太浪费了吗?”1937年9月下旬,董必武坐船从武汉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
那时,从汉口坐客轮去南京,旅途漫漫,耗时甚长。
在船上,董必武只肯坐普通舱,吃饭时从不要炒菜,只吃一人一份的普通饭菜。
董必武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这已经很好了,很奢侈了。
目前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党中央领导人还每天吃着黑豆、小米饭。
这种黑豆硬得很,要先用小铁锤打碎后才能煮着吃。
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着党中央,想着根据地的人民群众。
董必武克己奉公,却宽以待人。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炊事员小陈一天因着凉而感冒发烧,董必武知道后,放下手中的工作,专门到他的宿舍去看望,并关切地问工作人员:“给小陈看病了吗?吃药了吗?要做点挂面辣椒汤发发汗。
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董必武篇□王相坤董必武(1886—1975),湖北红安人。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董必武论“初心”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夷考各国进化之程,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型,播为风气,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
惟美国为条顿民族之殖民所组成,其程度特高,国情安定,社会已良,而后产生善良之政府。
其余各国,大率类是。
历史所陈,吾国似亦莫逃其例。
顾吾国执政诸公,为何如者?吾不问其居心是否为吾人谋幸福。
而他国人所蒙之幸福,实非吾人所能梦见。
此则不待比较而知之也。
吾国普通社会知识之幼稚诚无可为讳,然谓为更无有发荣生长之余地,非妄则愚。
惟不扶植之而摧锄之,斯渐即于沉沦已耳。
入民国以来,更觉有一惊心动魄之象,触于眼帘,即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而岌岌不可终朝者是也。
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
而衮衮诸公,方以小民不能出痛苦之声,遂谓天下已呈太平之象。
长沙若在,能不为之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耶?人民良楛,以官吏为转移,诚如所见。
今足下已官吏矣。
登高而呼,则应者远;举手而招,则见者众。
转移社会,匪异人任也。
我欲善之,而彼固坏之,结果恐不能收效,所虑亦是。
但我尽所以善之之方,终可有效。
若因彼固欲坏之,而不能奏效,则非善之者之类,而固坏之者之类也。
吾辈做事,做得一分是一分,彼坏之者可不必管也。
因一顾虑坏之者,则无一事可做也。
弟等此言,系局外人,恐尚未知局中人之苦,而蹈易言之弊,祈更有以教之为幸。
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
为知事者,只与钱谷刑名平视之,则莘莘学子,已隐受其福矣。
——董必武给友人的信(1915年6月)必须走列宁的道路重违专家解读:共产党人初心的较早阐释党的一大代表中最终走到革命胜利仅有的两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董必武。
五四运动时期董必武对党成立的贡献及当代启示董必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他的一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生。
五四运动时期,年轻的董必武就为湖北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了武汉中学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并参加中共一大,不僅为党的建立培养了革命人才,更使湖北地区声名远播,扩大了武汉在中国的影响力。
标签:五四运动;董必武;党五四运动时期,董必武为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上、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基础,促进了湖北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为党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今天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期董必武的贡献,有利于我们对早年的董必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能为当今党的建设提供指导。
一、董必武革命思想的转变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受天然地理优势的影响,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天津条约》的签订使武汉租界林立,武汉人民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幼年的董必武深受武汉人民反抗精神的熏陶,立下奋发报国的志向。
1893年震惊世人的“麻城宋埠教案”使董必武意识到清政府的无能,也坚定了他寻求救国之路的信念。
董必武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秀才,却有着反抗和创新精神。
面对国家四分五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况,他开始寻求变革之路。
面对着处于灾难深重的民情和同盟会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年轻的董必武意识到推翻封建帝制的重要性,2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而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开始了争取人民解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虽然这些斗争并没有改变当时的国家状况,但却为他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在日本留学时董必武曾通过各种渠道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但当时并未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新的世界革命的时代,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
在先进思潮的引领下,中国的有志青年开始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这使得董必武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有了方向。
论董必武的廉政思想论董必武的廉政思想江旺明董必武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人之一。
他的众多著作、诗文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中,体现出丰富的廉政建设思想。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深入研究、学习董必武同志的廉政思想,对于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人服务的宗旨观、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对于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一、董必武廉政思想的形成依据。
1“我们是革命的。
”在北伐战争中,当革命的中心向武汉转移的时候,围绕着迁都问题,董必武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另立中心的斗争。
蒋介石为了控制武汉,曾经使用卑鄙的手段妄图拉拢董必武。
董必武和詹大悲在庐山参加会期间,蒋介石给董必武和詹大悲各送大洋一千元,却遭到董必武的拒绝。
蒋介石仍不死心。
后来又派人看望董必武。
来人带来了信件、照片、衣服和金钱来求见董必武。
董必武看了信件后,收下了信件和照片,将一套草绿色中册服和一大笔退还给来人。
并对来人说:“只要蒋总司令革命,我董必武坚决拥护;我们为的是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地位。
”事实也是如此,董必武打从参加革命起,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艰苦奋斗,俭以养廉艰苦奋斗,是董必武一生始终坚持不渝的美德和作风之一。
一九二0年创办武汉中学时,董必武曾以朴素作为校训的一个主要内容。
全国解放,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的执政党。
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出发,董必武居安思危,地位愈高,荣誉愈大,更加戒奢从俭,不但坚决拒绝制度以外的任何特殊照顾,就是对制度以内的正常待遇也是力求俭约。
他题写了这样四句话:“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不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环境,他几十年如一日,都是从勤俭、艰苦的奋斗生活中走过来的。
3、甘为民仆耻为官在党内和政府里,董必武一直兼任要职,可以说是一位大“官”。
董必武:突出体现了“红船精神”作者:刘明钢来源:《中华魂》2021年第02期1921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后称红船)上胜利闭幕,从此,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中诞生这一伟大革命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被后人概括为“红船精神”。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后,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
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促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
2005年6月21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中把“红船精神”的内涵精辟地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董必武是中共一大代表,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他的身上突出地体现了“红船精神”。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
青年董必武耳闻目睹清王朝统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热切地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已在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的董必武,毅然剪掉辫子,连夜赶赴武昌,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
他加入了同盟会,在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等职。
而后又参加“二次革命”,反袁起义,曾两次被捕入狱,虽历经坎坷,却斗志不减。
作为革命党人,董必武并不盲从,而是不断地进行反思,从一次次失败中总结教训,探究革命道路到底该如何走,表现出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董必武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1919年,那一年他33岁。
1919年3月,湖北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旅沪同乡公推董必武、张国恩赴上海主持会务,恰巧,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李汉俊、詹大悲就住在霞飞路渔阳里,与董的住处隔街相望,因此,四人几乎天天在一起读书交谈,议论天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