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叶昌炽的书法

70一、《冯焕阙》及其相关问题巴蜀地区汉代石刻铭文以其形制、书风的多样令世人瞩目，并在汉代石刻当中占据一席之地。

巴蜀作为历史的地域概念，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即指当时的巴国和蜀国。

[1]“巴蜀”在汉代指益州刺史部所管辖的“巴郡”和“蜀郡”。

[2]《冯焕阙》在今四川渠县境内，汉代时隶属巴郡，故应为巴郡的建筑刻石。

[3]“阙，门观也。

”[4]最初的阙是宫室外的一种防御建筑，高高的台基上有楼屋，守卫者可以站在上面瞭望四方，故称之为“观”。

因一般分立大门两旁，中部开阙为道，故又称为“阙”。

后来，这里又成了天子公布法令的地方，称之为“象魏”。

《广雅》载：“象魏，阙也。

”因此，阙也成为国家和天子的象征。

后来，这些功能都渐趋淡化，但阙作为装饰性建筑，长时期广泛地修建在宫、庙、祠、墓之前，以衬托和美化主体建筑，加强建筑组群的庄重感。

早期的阙用砖木建造，东汉时开始出现纯石料建造的阙。

时至今日，“阙”已经不只是汉代标志性的建筑物，更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焕阙》（图1）又称《冯使君墓阙铭》《幽州刺史冯焕神道》，东汉建光元年（121）造，上有铭文隶书20字。

[5]2041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记载《汉冯使君阙铭》，云“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6]。

《后汉书·冯绲传》载：“绲父焕，安帝时为幽州刺史。

”[7]而《绲碑》亦云冯绲为“幽州君之元子”。

“此字在宕渠绲墓前双石阙上，知其为焕阙也。

”[6]以上这些记载肯定了冯使君就是冯焕，安帝时曾任幽州刺史。

关于《冯焕阙》的铭文内容、主人公履历及石刻的史学价值前人多有解读，本文将重点关注其书法艺术。

二、《冯焕阙》书法艺术特征（一）前人对《冯焕阙》书法风格的评述关于《冯焕阙》的书法艺术，宋洪适《隶释》、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及叶昌炽《语石》对其均有评述。

宋代金石学家洪适在《隶释》说《沈府君阙》《冯焕阙》《王稚子阙》皆是八分书，即张怀瓘所谓的“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者也”。

西悬钟村觉慈寺内,现藏涉县娲皇宫停骖宫。

碑为横石,碑首略残,残长110厘米,高55厘米。

碑上四周为阴刻双线边框,框内敕文阴刻,行书,存13行,满行19字,凡110余字,字径2～10厘米不等(图一)。

录文如下:……礼部伏准都省批送下河东路转运等司奏依」赦敕保明到隆德府涉县石门寺屋宇及五十间」以上乞赐名额本部所据河东监司保明至乞赐」名额因依令取自朝廷指挥伏□□军」牒奉」敕宜赐觉」慈寺为额牒」至准」敕故牒」大观四年二月二日牒(尚书省印)」中大夫守右丞刘(押)」中大夫守左丞薛(押)」特进左仆射(押)。

」此碑为宋大观四年(1110年)朝廷为涉县石门寺赐额的敕牒碑。

“赐额”即君主向申请建寺的僧人赐予兴建寺院的权利并赐寺名,有君主赐额的寺院称有额寺,即合法寺取缔或拆毁。

另外,前朝建立的寺院,必须向新政权重新申请“赐额”,否则也会被视为无额寺。

“赐额”制度兴于东晋,隋朝时程序趋向完备,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统治者奉佛重教,控制佛教事务的意图并不突出,而佛寺若得到御赐名额,就能提高佛寺的社会地位。

如隋文帝刚刚建立王朝不久,“便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于是天下僧俗凡“请得寺额者皆依之取”[1]。

“赐额”制度完善于唐代,此时政府限制私创寺院、控制佛教事务的用意已经十分明显,如太极元年(712年)睿宗敕令“凡寺院无名额者并令毁撤,所有铜铁佛像收入近寺”[2]。

而得到“赐额”的寺院,其凭证即是由尚书省礼部出示的告知建寺申请者的寺院敕牒。

宋代赐寺额、颁发寺院敕牒的程序基本沿袭唐朝,即由申请人提出申请,所在官府代为陈请,再由帝王颁赐,礼部发文。

清代学者叶昌炽的《语石》中记载:“符牒,隋以前未有也。

……唐世符帖存者绝少。

……宋牒视唐倍蓰。

……宋初由中书门下给牒,元丰改官制后,由尚书给牒,皆宰执亲押。

……寺院皆由守臣陈请,方得赐额。

……凡牒必奉敕宣付,故其文辄云‘准敕,故牒’。

”[3]宋代寺院敕牒颁给申请者之后,寺院常常会将敕牒摹刻于石,制成石本敕牒,公告世人,这是存世的宋代敕牒数量远远大于唐代的原因之一。

书法鉴赏思考题1.吴门画派的4个代表沈周--庐山高图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唐寅--落霞孤鹜图仇英--桃源仙境图2.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3.初唐四家薛稷、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4.傅山的三勿宁拙勿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5.狂士徐渭的大写意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

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

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徐渭集四-附录》《徐文长传》）徐渭书法和书法观的产生，是与明中、晚期整个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的。

俆渭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

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中国书法全集·徐渭》，411页）的审美精神。

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

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

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

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

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

《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

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

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图书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善本古籍更是我们了解、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

善本古籍的重要性人所共知，对其版本、源流的研究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今天对古籍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和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其研究对象也多集中于本身的藏书。

但古籍图书不仅仅收藏在大型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中，在部分博物馆中也有一定量的收藏。

与图书馆中的古籍相较，博物馆收藏的古籍关注、研究较少，这部分古籍也有其版本和史料价值，应该值得我们整理研究。

藏书概略晋商博物院馆藏古籍二百余种，一万两千余册。

收藏类型涉及经、史、子、集四大类，还有丛书、碑拓等。

收藏古籍以明、清刻本为主，有活字本、石印本等。

刻本中以私刻本最多，兼有坊刻本、官刻本和内府刻本，类型较为齐全，具有较高的研究利用价值。

在整理、研究这些藏书的过程中发现大量藏本均钤有藏书印，其中不乏名家藏书，部分书籍递藏有序。

按藏家生活的时间可将其分为两类，清代藏家和近现代藏家。

清代藏家和藏本有：藏书家王熙藏《范忠宣公集》，藏书家孙阜昌藏《类书纂要》。

近现代藏家及藏书有：藏书家蒋光焴藏《欧阳文忠公集》，藏书家查燕绪晋商博物院清代、近代名家藏书藏《金石例》，藏书家程定谟、冯祖宪藏《合刻李杜诗集》，藏书家章寿康藏《重刻宋淳熙本文选》，藏书家刘廷琛、胡思敬藏《三唐人集》，诗人夏孙桐藏《韩非子》，官员张士珩藏《袁文笺证》，清代著名藏书家族华亭周氏藏《何氏芝园集》，出版家章锡琛藏《六艺通考》，近代诗人曾仲鸣、画家方君璧伉俪藏《曾文正公全集》，著名书法家、政治家于右任，著名艺术家姚华，著名女诗人张兆和藏《施注苏东坡诗集》，文史专家、藏书家范祥雍藏《五灯会元》，藏书家朱光藏《鲍明远集》《谢宣城集》《全唐诗话》，文史专家常任侠、郑骞藏《宋六十家名词》等。

另外有近代金石学家郑裕孚题跋、现代金石学家孟宪章藏《宝贤堂集古法帖》拓本，孟宪章藏《升仙太子碑》碑阴拓本，约法会议版《三希堂法帖》拓本等。

以上藏本的收藏家按身份又可分为藏书家、官员、诗（词）人、书法家、金石学家、文史专家等。

耿铁华：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的著录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的著录耿铁华摘要：叶昌炽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知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和收藏家，曾参与撰写《清史》，修《武备图说》，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缘督庐日记》等。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好太王碑完整拓本出现不久，他见到了拓本并进行文字考释和历史研究。

这些在《缘督庐日记》中作了记载。

这也是早期研究好太王碑拓本流传与研究的重要资料。

遗憾的是，他所作释文及跋语至今未能见到。

七年之后他在《奉天一则》中又对好太王碑发现及捶拓作了说明。

只是对于好太王碑的位置、文字的记录并不十分准确，认为是西川王纪功碑则是大错，需要予以纠正。

而《缘督庐日记》中提到的几位人物对于初期好太王碑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叶昌炽；好太王碑；著录；评价中图分类号：K2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18）04-0001-10DOI ：10.13877/22-1284.2018.07.001收稿日期：2018-04-1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句丽碑刻研究”（15@ZH007）作者简介：耿铁华，吉林扶余人，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高句丽历史与考古。

（吉林通化134002）学叶昌炽（1849—1917年）祖籍浙江绍兴，后举家迁入江苏长洲（今苏州市）。

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年号缘督庐主人。

清末至民国初年知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和收藏家。

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纂修、总纂，参与撰写《清史》，修《武备图说》，迁国子监司业，加侍讲衔，擢甘肃学政，因疾病归乡隐居。

创建五百经幢馆，藏书3万余卷。

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缘督庐日记》等。

一、叶昌炽生平关于叶昌炽的生平事业，以往多有研究。

近年来，已有相关论文发表，研究著作行世。

其中主要有：金振华《叶昌炽研究》［1］，马洪菊《叶昌炽清末民初金石学》［2］，安金华、白华《藏书纪事新注》［3］，章广《叶昌炽与〈藏书纪事诗〉研究》［4］，管仲乐《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文献学价值研究》［5］，王立民《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6］，王学文《叶昌炽的历史世界：由〈缘督庐日记〉看晚清“断裂社会”中的传统士大夫》［7］，陈公柔、张明善《语石·语石异同评》［8］，吴琦幸《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研究》《北图所藏〈藏书纪事诗〉和〈语石〉的批注本》《论〈语石〉在石刻研究中的意义》［9］，尹洁《叶昌炽年谱》［10］等。

80一、摩崖石刻概述什么是摩崖？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

”冯云鹏在《金石索》中也明确指出：“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

”叶昌炽在《语石》中说：“今人见题名，或称之为摩崖，不知摩崖不皆题名也。

即桂林诸山，诗、赋、赞、颂姑无论，唐宋《平蛮》诸碑、韩云卿《舜庙碑》，非巍然巨制乎?……晋、豫、齐、鲁间佛经、造像，亦往往刻于崖壁……盖摩崖，犹‘碑’也，为通称，为虚位，亦为刻石之纲，其文字则条目也。

”从先贤们对摩崖石刻的论述可知，摩崖石刻可以专指石刻文字，也可以包含石刻文字和石刻造像。

笔者认为，摩崖石刻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摩崖石刻包含石刻文字和石刻造像，而狭义的摩崖石刻则单指石刻文字。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现今保存的摩崖石刻众多，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山东、陕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福建等。

如湖南石刻数量居全国前列，尤其是浯溪碑林集结了许多书法名家的作品，题刻丰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书法价值。

又如三大著名石刻——泰山摩崖石刻、武夷山摩崖石刻、重庆千佛寺摩崖石刻，其中泰山摩崖石刻就有1000余处，最著名的当数《记泰山行》，武夷山摩崖石刻有700余处，遍布山中。

[1]宁波地灵人杰，文化昌盛，四明山系从西南入境，向东北而出，穿越全境。

自古以来，儒生、释道、官员游踪所至，在宁波境内的山林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摩崖石刻。

这些石刻点缀着宁波的名山，成为宁波碑刻群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市内除海曙、江东、北仑区外的大市范围内各县、市、区，摩崖石刻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其中又以鄞州区数量为最多。

宁波地区现存摩崖石刻既有单独存在的，也有成群出现的，其摩崖石刻总量近百处。

而从年代上统计，据古籍记载宁波地区早在秦代就有摩崖石刻。

如《宝庆四明志》所载，明象山县“蓬莱山西麓蓑衣岩上有古篆数行”，可惜今已不存。

现存宁波地区最早的摩崖石刻当为宋代所刻，以后元代、明代、清代、民国、现代均有不同数量的遗存。

湖南近代藏书家刘康的藏书、刻书、刻帖活动考略李坤坪（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长沙 410005）〔摘 要〕刘康，字春禧，湖南宁乡人，清代末年知名藏书家，好收藏历代名人墨迹书本，编纂有《红豆山房法帖》。

但由于年代久远及藏书多毁，刘康事迹已久不为人所知。

文章通过对刘康藏书、刻帖、刻书活动的发掘、考证及参考湖湘近代名人对其评价，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康的藏书其事。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刘氏广于收藏, 勤于校勘, 其收藏曾获近代省内外达宦名流赞许，故研究刘康对完善湖南近代私人藏书史和保存传播文献古籍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藏书家 刘康 私人藏书〔中图法分类号〕K82〔引用本文格式〕李坤坪.湖南近代藏书家刘康的藏书、刻书、刻帖活动考略[J].图书馆，2021（4）：103—106，111.湖南藏书文化及藏书活动源远流长。

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儒生冒死从咸阳偷运出书简千余卷，辗转跋涉，藏于湖南湘西沅陵二酉山洞中。

“二酉藏书”虽不一定确有其人其事，却是湖南最早的藏书典故，体现了人们对文献的敬畏之心。

1972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尤以帛书居多，后经学者整理，共50多种、10万多字。

3号墓主人也成为了湖南历史上最早的藏书人物。

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完善，图书产生方式变得简易，图书数量增多，湖南藏书活动也日趋繁荣。

宋末长沙管军总管张用道（字梦卿）藏书甚富，建万卷楼贮之，庐陵刘将孙为其撰《长沙万卷楼记》。

明代时期的湖南没有出现过知名藏书人物。

清代前中朝，考据学成为当时学术主流，尤以江浙皖赣地区为盛。

由于考据学家需要大量掌握文献以资引用，因此这段时期江浙皖赣地区产生了大量的藏书家。

而在清代，湖南学术一直以理学为主，藏书风气并不兴盛。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原为文献渊薮的江浙皖赣地区经济、文化活动受到极大摧残，而湖南仅为太平军过境之地，反而偏安一方。

之后湘军兴起，湖南人才之盛远迈前代。

战后湘军人物挟巨资从事文化活动，风气丕变，此时及其后，湖南也出现了一些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藏书人物。

120天水市书画艺术的历史与现状CHINESE ARTISTS IN PAINTING & CALLIGRAPHY·地方文史天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8000多年的文明史、3000多年的文字记载史和2700年的建城史，是“三皇之首”伏羲氏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

目前，全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450多处，其中国家级17处、省级45处。

以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早期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和三国古战场文化为代表的五大文化，构成了天水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深厚的文化艺术天水书画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史前，近年出土的文物证明天水境内的大地湾人早在8000到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在彩陶上刻划有类似文字雏形的符号。

这些刻划符号与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彩陶刻划符号共同成为我国文字的源头。

同时大地湾遗址的地画，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绘画作品。

西周到春秋时期，秦人在天水的土地上不断成长，其地位由附庸而升为大夫，再升为诸侯，其间以天水为都邑近400年之久。

到公元前762年秦文公由天水举族东迁关中时，秦国已成为北方的强国。

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冶铜造器，留下了数目巨大的钟鼎彝器及其他带有文字的物品，其中西周时绵国（据考在天水境内）牙牌刻辞反映了其与殷商甲骨文之间的源流与变化。

“不其簋”为春秋早期重器，其铭文不容忽视。

春秋中期的秦公簋铭文是金文中的艺术瑰宝，其结体整饬严谨，笔法在微曲中求劲健，在圆转中出刚狠，处处体现着一种自矜自信的强悍雄风。

这种风格对后来的石鼓文有着很大的影响。

战国时期的天水放马滩秦简是篆书隶变的重要实物，该批秦简书写于秦始皇八年（前239），于1986年出土，共640枚，其风格特征主要有，在快速书写横画时自然形成的起笔重驻，收笔轻提是汉隶“蚕头燕尾”的雏形。

其书率意而就，时见草法，也可以说是草书的源头。

因此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西汉纸质地图，为现存最早的纸张实物，其价值弥足珍贵。

魏碑书法作品有哪些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

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

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魏碑书法的具体分类。

造像记造像记是佛教兴盛的产物。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步入高峰。

特别是北朝地区在佛即君主、禅观苦修思想的影响下，开窟造像的风气大盛，造像记也大量出现。

魏碑中属造像记者有：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牛橛造像记一弗为张元祖造像记比丘慧成为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安定王元燮造像记法行造像天水氏造金佛像记北魏时期造像记最受后人推崇的是《龙门二十品》。

康有为说：“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

”他又把其书法风格析分为四体：“杨大眼、瑰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祐，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体”〔《广艺舟双楫丨余论第十九》〉。

造像记虽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但其风貌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追求。

北魏时期造像刻石行业当是极其发达，仅从北魏立朝一百多年竟留下二千多方造像记中可见一斑。

二千多方造像记中许多与《龙门二十品》迥异，有的与晋唐书法近似，这说明以造像刻石为业的多是汉人。

从《龙门二十品》多为鲜卑贵族造像记这一情形可以看到，镌刻者是受到贵族青睐的、行业之中的佼佼者。

《龙门二十品》出于何人之手，是刻手自书自刻，还是与行业中的书手合作而成，多数已不得而知。

但刻工于其中的创造是明显的：棱角分明、斩钉截铁的笔画，纯为铁刃大刀阔斧、不加修饰地凿出的。

这些叮当凿成的斩截利落的粗犷线条，有游牧民族剽悍之气，反映出时代的审美风尚。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刻工们的创造，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瑰奇的一页，给书法艺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王羲之故居碑廊名家介绍王羲之故居碑廊名家介绍——启功上一期给大家介绍的是舒同先生，相比起舒同先生，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启功先生跟故居的联系更加的密切。

王羲之故居的门匾，就是启功先生亲手书写。

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

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

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

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

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

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

“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

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

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

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

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

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

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曾临习大量碑帖，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被称为“启体”。

书法界评论道：“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

”对于书法艺术本身，他也有很多创见。

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并把字的重心放在方格中心。

启功却发现，字的重心不在传统的米字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还推算出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符合所谓的“黄金分割率”，对学习书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22/04 No.242北周书法研究综述内容提要：从古至今，有关北周书法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本文以当今对北周的书法研究为基点，通过大量的数据，结合发表和出版过的论文、专著，进行典象观点分析，对“王褒入关”后的北周书法进行探究，将其分为三类：北周书家研究、相关墓志研究、王褒入关后南朝书风对北朝书法的影响。

关键词：北周书法；王褒入关；墓志研究；南北书风文_张曙光湖北美术学院北周在南北朝时期地位举足轻重。

北周立国仅25年，著名书家有赵文渊、冀俊、黎景熙和西魏末年入关的王褒。

王褒入关之时，带去王家相传数百年的先人法书，即现在所说的《万岁通天帖》。

王羲之书法墨迹也在此时由南方传向北方，使得北方士人第一次见识到南朝门阀士族的优雅和风度，对北方的书法风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北周也出现了大量的墓志。

一、北周书家研究北周武力强盛，但是文化艺术水平相对较低。

取代西魏后，它将西魏的臣民变为北周的臣民，北周的很多书法家实则也是西魏的书家。

这个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并不是很多，学者多以赵文深、冀俊、黎景熙和王褒为研究对象。

（一）赵文深（赵文渊）赵文深，北周南阳人，《周书》与《北史》中对其有专门的记载。

这两本书因避唐讳“渊”，而对其署名作“赵文深”。

赵文深的隶书作品《西岳华山神庙碑》是其留世的唯一墨宝。

学者多以此书迹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对碑刻中“楷隶”字形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对其拓本进行研究。

1.《西岳华山神庙碑》品评《西岳华山神庙碑》属于隶书，其蚕头燕尾随处可见，结体也多以隶书左右对称为基本原则。

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对赵文深也有介绍，称《西岳华山神庙碑》是“楷隶”作品，即带有楷书风貌的隶书书体。

其同一幅作品中有楷书也有隶书，这种不落窠臼的创新曾一度不被前人理解。

当时善于鉴别的郭宗昌甚至给予其弹射臧否式的品评，《金石史》中“一见欲呕”[1]式的话语让时人众口铄金。

晚清学者叶昌炽的品评也如出一辙，《语石》评赵文深书法有“狞恶之习”[2]。

碑拓鉴赏讲座主讲：李绪杰顾问：王钧刘大新一、碑帖的含义1、碑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定义的“碑，竖石也”，（幻灯）这是碑的原义。

后经过发展才开始刻有文字。

今天我们解释“碑”字，应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理解。

狭义来讲，碑是许多石刻种类中的一种；而从广义来讲，它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文字。

今天我们欣赏石刻文字书法时，就得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了。

这也是碑的含义的引伸和扩展的结果。

凡刻有文字的刻石统称为碑，也有其渊源，并非近时开始的，清代叶昌炽在其《语石》中曾记载：“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

”碑这一概念，经过含义的延伸，就包括了：刻石、碑、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石阙、摩崖、画像题字等等，成为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的总称。

2、帖，（幻灯）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帛书也”。

古人把书写在竹、木上的字迹，称之谓“简牍”，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称之谓“帖”。

帛，就是丝织品的总称。

自从造纸术发明后，帛与缣jian（细绢）素、纸并用于书札。

到此凡是小件篇幅的书迹，当时人们都称之为帖。

帖的含义因此也就得到扩展。

（一扩展）从东汉开始，书法艺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文人士大夫有收集书家手迹的习惯（用现在话说就是收藏名人信札或墨迹），这些名家信札被收藏者作为珍秘，供收藏者研习。

（二扩展）自宋朝开始（也可能从五代开始），有汇刻历代名家书迹于木、石之上的，称作丛帖或集帖。

从石刻上棰拓下来的拓本，为了便于临摹欣赏，装订成册。

（三扩展）从清末西方摄影技术传入我国后，凡是镌刻或手写的一切书法艺术文字，经过影印装裱成册的，也都称为帖。

这样，就能看出帖的产生与发展了。

二、碑与帖的区别（幻灯）人们习惯于碑帖合称，形成了一种刻字拓本的概念。

而实际上，碑和帖是有区别的。

这些不同体现在文字内容、书法风格、性质、功用及制作方法上。

碑的文字内容和功用是为了追述世系、纪功颂德或祭祀记事之用，有一定的格式。

虽有正、行、隶、篆各种书体，但要求肃穆庄重，书丹上石，刻成后立于地上。

笔敛而秀劲若神,,筋重而清明如在打开文本图片集一、关于唐高宗《李贞武碑》《李绩碑》亦称《赠太尉英贞武公李靖碑》，又称《李贞武碑》《李英公碑》。

其碑高750厘米，下宽180厘米，厚54厘米。

为唐仪凤二年（677）十月六日所立。

李氏，本姓徐，名世绩，从太宗后赐姓李。

避太宗讳去“世”，故为李绩。

李绩是唐开国功臣，为唐太宗统一天下立下赫赫功绩。

故唐高宗时为李绩立碑，并由唐高宗李治撰文书丹。

此碑正文为行草书，共三十二行，行九十余字。

碑额篆题阴刻“大唐故司空上柱国赠太尉英贞武公碑”。

碑题下“御制御书”四字以及文末立碑年款为正书。

碑下截漫漶，损泐三十余字。

明搨本第二行“御书”之“书”字完好，今高二适所批此碑版本中“御书”二字有损，应是据乾隆间搨本影印的上海姬觉弥印本。

李治（628-683），陇西成纪（今属甘肃）人，字为善，唐太宗第九子。

谥天皇大帝，庙号高宗。

高宗书承家法，工行、草、隶、飞白书。

其书法，行笔婉妙，宛然太宗，时人评价甚高。

其父子书法在历代帝王中卓然不群，苍劲豪迈，圆润俊华，不逊于名家者流。

唐李嗣真《书后品序》以高宗父子为神札，高先生亦批注云：“太宗父子书以名家.历代帝王应在拱手北面之列。

”可谓推重之至。

唐高宗的传世书迹多见于《淳化阁帖》卷一“帝王书”（据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考证，《江叔帖》《答进枇杷帖》《移营五桥南帖》皆为高宗书，此数段并误入太宗帖中），至于传世碑刻则主要有《万年富铭》《纪圣颂》《孝敬皇帝睿德碑》《李绩碑》等。

唐太宗对羲献父子书法的推崇，使得“二王”在唐以来的书法谱系中愈加具有典范性，最直接的影响使得唐宗室好书成风，书家迭出。

后世对太宗、高宗的书法品评尤多，清叶昌炽《语石》评太宗、高宗书法云：“唐太宗好‘二王’书，至欲以《禊帖》（即《兰亭帖》）为殉。

其书《晋祠铭》《屏风帖》，高宗之《万年宫铭》《纪圣颂》《睿德碑》《英公李绩碑》，皆行书婉妙，家法相承，宛然羲、献。

中宗、睿宗便有正书，而不善行草。

桂林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知名旅游胜地，有着数量可观的摩崖石刻，这些摩崖石刻是研究桂林文化、历史乃至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文化遗产，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关于桂林摩崖石刻的研究成果，明代有刘继文的《桂林金石录》，清代有朱依真的《桂林金石志》、谢启昆的《粤西金石略》、周颐《粤西金石略补遗》等著作。

另外，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清代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也抄录了一部分碑目。

今人林半觉先生著有《桂林石刻诗抄》，刘玲双女士也著有《桂林石刻》一书。

摩崖石刻，是指在天然的山崖石面上直接契刻文字、图画等，主要用于记事，具有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特征以及较高的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

桂林石刻在中国石刻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素有“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之说，可见桂林宋代摩崖石刻的重要价值。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的《桂林石刻》载桂林摩崖石刻2000余件，其中宋代摩崖石刻约占总体石刻的四分之一，有题名、题记、佛教、诗词、告示等，内容涉及政治、文化、宗教等。

一、桂林宋代摩崖石刻的时代背景和书法风格特征叶昌炽在《语石》中说道：“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岭南来，题名赋诗，摩崖殆遍。

”这说明宋代摩崖石刻在桂林的兴盛与文人士大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书法史中，宋代的书法“尚意”，在书法实践中追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以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最具代表性。

在宋代倡导以行书为主的“尚意”书风之下，桂林宋代摩崖石刻的发展必然受到宋代历史文化的影响，因此出现了一种行楷书字体，在楷书中带有明显的行书笔意。

(一)桂林宋代摩崖石刻的时代背景宋代振兴文教，使得文人在宋代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而宋代又处在儒家、道教、佛教相互融合的环境中，文人大多以儒家思想入仕，在仕途受到打压排挤后又以道教、佛教思想来缓解心中的不得志，这就形成了宋代文人独有的处世方式。

宋代文人还到处修建楼阁亭台以供游观，他们在楼阁亭台上作诗题字，歌咏情怀，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书法作品。

论书绝句三⼗⾸作品信息 【名称】【名称】《》《》 【年代】【年代】清清 【作者】【作者】王⽂治王⽂治 【体裁】【体裁】七⾔绝句七⾔绝句作品原⽂ 1、焦⼭⿍腹字如蚕,⽯⿎遗⽂笔落酣。

魏晋总教传楷法,中锋先向此中参。

① 2、当涂四表重元常,典午名流尽瓣⾹。

凭他野鹜家家爱,⽢雪私⼼赏世将。

3、醉本兰亭付辨才,⼀篇茧纸万琼瑰。

菁华已向昭陵閟,宗派还从定武开。

② 4、柬屏不屑独孤贤,阅世飘零总莫传。

恠底虹光⽣颖上,⽯函重见永和年。

5、⼀⼗三⾏珠琲列,宫奴风韵不犹⼈。

何当银烛围红袖,半格乌丝写洛神。

6、⼩字黄庭内景经,⼤书瘗鹤上皇铭。

相傅并是神仙迹,挥洒都成鸾凤形。

7、书家品韵辨声微,钟褚谁凭定是⾮。

却忆味经堂上坐,⼩窗风⾬看灵飞。

8、娬媚甯徒魏郑公,河南腕底亦惊鸿。

⼦⼭枯树⽂皇册,颠⽶平⽣学不穷。

9、貌寝⼯书有率更,⾼丽贡使尽知名。

⼏⼈眼见元⼝赞,陕刻空劳搨九成。

10、狂素颠张⾋稿⼯,秉胎汉晋⾃称雄。

岂知有宋诸名辈,祧却羲之祖鲁公。

11、墨池笔冢任纷纷,参透书禅未易论。

细取孙公书谱读,⽅知渠是过来⼈。

12、唐代何⼈绍晋风,括州象⽐右军龙。

云麾墓道残碑在,万本临摹意未慵。

13、峋嵝⼭惟留⾋树,延陵碑已失龙鸾。

浯溪万丈磨厓颂,合作商彝夏敦看。

14、曾闻碧海掣鲸鱼,神⼒苍茫运太虚。

间⽓古今三⿍⾜,杜诗韩笔与颜书。

15、虽然笔谏⾜千秋,争坐天尊未许俦。

若把诚悬⽅鲁国,也如⼦厚拟苏州。

16、⾲花⼀帖重璆琳,千古华亭最赏⾳。

想见昼眠⼈乍起,麦光铺案写秋阴。

17、君漠落笔带春韶,⽟润兰馨意欲销。

⼼画⼼声原不假,党⼈争及万安桥。

18、坡翁奇⽓本超伦,挥洒纵横欲绝尘。

直到晚年师北海,更於平淡见天真。

③ 19、学⼠苏门沾溉多,出蓝⽣⽔究难过。

便将书品衡诗品,毕竟西江逊⼤峩。

20、鸳鸯绣出任君评,得⼒终⾝只⾃明。

⼩楷蝇头空⼀代,谁知从幼学颜⾏。

21、天姿淩轹未须夸,集古终能⾃⽴家。

⼀扫⼆王⾮妄语,祗应酿蜜不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