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角下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问题研究

制度和权益缺失视角下我国“民工荒”现象探析摘要：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中国，近年来却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即所谓的“民工荒”. 对“民工荒”现象出现的原因仅做表面的分析是不够的，还要透过现象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内容。

本文着重从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缺失的角度来剖析“民工荒”现象出现的成因，并对解决“民工荒”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民工荒;制度缺陷；权益缺失；对策一、“民工荒”现状自2004年广东东莞首次被官方确认为“民工紧缺”之后，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地都出现大规模劳动力供给不足以满足企业招工需求的“民工荒”现象。

其中，尤以“珠三角”地区形势最为严峻。

2011年春节过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出现，“民工荒”、“用工荒”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年的“民工荒”来得更早、形势更猛，甚至蔓延到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河南等地。

据了解，目前整个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在200万以上，其中普工最难招。

平均企业招聘到岗率仅有70%～80%，最缺的是制造业，有严重的企业缺工可以达到60%。

[ ]劳动力缺口的背后已经不再仅仅是企业能否招到工人的问题，制度保障、权益保护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在“民工荒”的大背景下逐渐显现。

二、基于制度缺失的角度分析”民工荒”成因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因此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否是特定团体利益能否得到确切保障的必要条件。

[ ]而户籍制度的羁绊，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等一系列制度缺陷使农民工一开始就受到与城市居民不平等的待遇，一开始就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

这无形之中阻碍了农民工的流动，并成为导致“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

1．户籍制度的羁绊首先，由于户籍制度的阻隔，农村劳动力很难真正的流入城市。

农民进城务工，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通常无法融人正规的城镇就业体系，只能是城市职业岗位上的临时工，并且只能从事一些脏、累、差的工作，于是便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城市剩余工作”的局面。

从土味视频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本文概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工群体经历了从传统到新生的转变，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逐渐显现并引起社会关注。

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土味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展示自我、寻求身份认同的重要平台。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土味视频，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以期为理解这一群体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文章首先将对土味视频进行界定，分析其产生背景和主要特点，揭示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流行原因。

接着，文章将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现状，包括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与困惑。

通过案例分析，文章将深入剖析土味视频如何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表达自我、寻求归属感的重要途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文章还将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文章将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提供有益参考。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增进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解，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同时也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土味视频的内容分析土味视频，一种独特的网络文化现象，近年来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类视频以其独特的乡土气息和原始粗犷的表现形式，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通过对土味视频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他们在面对现代城市文明时的心理变化。

土味视频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记录，这类视频通常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展示了他们的工作、休息、娱乐等场景，通过这些场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二是才艺展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土味视频中展示了各种才艺，如唱歌、跳舞、杂技等，这些才艺不仅反映了他们的多元文化素养，也表达了他们对城市文化的向往和追求；三是情感表达，通过土味视频，新生代农民工表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孤独和无助，这种情感表达体现了他们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迷茫。

社会工作视域下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以烟台市经济开发区为例摘要：农民工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也是社会建设中急需关注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和谐社会、全面决胜建设小康社会到来之际。

文章从社工专业视角出发，综合使用个案访谈法、文献分析法等科学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四个主要方面找出烟台市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困难的原因，在优势视角理论、增权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工专业知识，多角度提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具体干预措施，望对我国区域性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工作、农民工、社会融入、措施探讨一农民工社会融入概念界定（一）“农民工”概念的界定“农民工”作为受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影响的特殊群体，是我国城乡分离二元体制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中国时代烙印与时代特色。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我国著名学者张雨袜首次提出，随后我国学者纷纷从不同视角立场给其下定不同定义，具体说来，可归纳为以下两种：其一是户口依旧保留在农村，但与土地完全脱离，在城里企业单位打工或从事二、三产业，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其二是与土地还存在密切经济联系，但从事的是与农业无关的生产劳动，如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或者外出实行合同制并以此为重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工人群体。

本文对于农民工的概念界定为：家有承包土地，具有农村户籍，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且依靠工资生活的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1]（二）农民工“社会融入”概念的界定社会融入是一个笼统复杂且难以操作化的概念，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定义差异较大，目前我国学者大多采用西方的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定义与理论体系，使用的大多是针对一般性的流动人口的普适性定义，甚至部分学者多与相近概念联合使用，如社会融合、社会适应、社会同化、社会吸纳、市民化等。

[2]根据文献查阅与研究需要，本文将农民工社会融入概念界定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从身份认同、职业劳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便于更好地适应城市新生活，被新社会成员接纳认同，最后与当地人无差别地生活及平等享有各项权利的参与过程。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城市生活中的身份认证与融入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城市生活中的身份认证与融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中重要的人力资源群体，在城市中的人口规模和影响力逐渐增大。

然而，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面临着许多身份认证和融入方面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认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农民工身份认证的问题农民工作为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输送群体，常常面临着身份认证的问题。

在城市生活中，他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获得相应的权益和福利待遇。

首先，农民工需要获得城市居民身份证。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许多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获得正式的户口，这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各种权益。

因此，农民工往往只能使用临时身份证或者农村户口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发展。

其次，农民工在就业和住房方面也面临着身份认证的问题。

由于缺乏正式的职业证书和住房证明，许多农民工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同时也很难在城市中获得适合的住房条件。

这种身份认证问题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剥削和歧视。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挑战除了身份认证问题外，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

这些挑战与他们的社会认同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他们在城市中的融入程度。

首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异。

这种文化差异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感到孤立和不适应，影响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流和互动。

其次，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对他们的融入产生了影响。

许多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微薄。

这种不良的工作环境使得他们缺乏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容易产生情绪困扰和社会隔离。

三、解决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的建议为了帮助农民工解决身份认证和融入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加以解决。

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融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

其中，少数民族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生活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

本文将探讨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

一、身份认同问题少数民族农民工是指具有少数民族身份，从事工业、建筑等城市劳动的农民工。

由于其具备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和历史背景，与汉族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明显差异。

在城市生活中，少数民族农民工往往会感到自己的身份地位低下，缺乏认同感。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文化认同：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会面临文化冲突问题。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有较大差异，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更为明显。

少数民族农民工需要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但在适应过程中，他们可能遇到难以融合的文化差异问题，这引发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2.社会认同：由于少数民族农民工一般来自于较为贫困的地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

在城市中，他们往往需要从事较为艰苦的工作，劳动强度也很大。

而一些社会歧视现象常常会导致少数民族农民工受到非议或排斥，这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导致身份认同危机。

3.家庭认同：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通过与其他农民工组建同乡会来寻求心理上的支持和家庭认同，但这种家庭认同只限于特定族群。

在整个城市社会中，他们和其他农民工一样，面临着家庭缺失、无人照顾等问题，这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更难以确定。

身份认同问题是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

在城市中，少数民族农民工需要逐渐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系、协作、融合，并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实现身份认同。

只有在身份认同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农民工才有可能获得城市融入，从而实现综合发展。

1.文化认同与城市融入为了解决文化认同问题，少数民族农民工需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们需要与外界接触，并积极学习新知识。

此外，少数民族农民工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交网络、新闻媒体等途径，与这个城市建立真正的联系，加深对城市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内容摘要：伴随农民工数量的快递增长，关注农民工，加强对其城市适应状况研究，有助于加强对农民工的了解，提升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

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当下，我们更要关注返乡潮中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本文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审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以经济生活适应、社会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唯独考量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现状与障碍，并以此为基点，通过对厘析其深层的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问题。

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素质提升的方面，提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社会保障一、问题的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社会结构日趋开放，城乡交流日益频繁，“民工潮”浪打浪地从农村这一大海绵中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农村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趋势，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即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3年为1.1亿，2004年为1.2亿，2006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4亿，到2亿 1 。

从广阔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逐渐取代城市居民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角。

来自农业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1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

连同他们的家属，在近30年的时间内，城镇已接纳了大约1.3亿的农村人口。

与农民工数量增长相伴的是城市农民工进入了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农民工群体基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初次流动时间、就业类型、社会资本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的二次社会分化在不断扩大，群体差异性日益增强，相应地使农民工问题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他们从乡村进入城市，进入一个迥异于传统乡土社会的新空间形态，面临着一个集体遭遇的新社会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严重拖累实体经济的当下，关注农民工现象，加强对其城市适应状况研究，对于加深农民工的了解，探索农民工适应规律，增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能力，避免融入冲突，提升生活质量，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1 国外研究现状（1）农民工问题研究。

美国作家Carolyn A Martin（1993）将“Y一代”定义为80年代生人。

Tulgan 和Martin（2001）则在此基础上，针对Y一代各方面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Y一代最突出的特点即其受教育程度与老一代人相比，明显较高，并且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知识吸纳能力都相对更强[1]。

Suqiong Chen（2014）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更喜欢选择县外和省内的流动类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成为技术工人；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汇款量较少，工资大部分用于自己在城市的消费[2]。

Deng（2018）借鉴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换视角和组织支持理论，提出利用“家庭性”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

认为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将这种家族性嵌入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来获得比较优势。

报告总结说，体面的工作条件、职业发展和将员工融入一个大社区的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3]。

Liang Zhuoxin（2013）期待通过加快改革开放进程，推进城镇化，从而道道转变经济发展的效果，而想要达到这一效果必然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概念展开研究，并且，他认为，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激励对策是解决问题的首要保障[4]。

Yanling Cao（2018）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现状进行调查。

发现他们的教育是有帮助的，主要是在就业，工作和方法的指导和进修组织的雇主。

揭示了培训时间短、培训自付费用高、培训理论性差、缺乏领导的支持等问题。

我们发现，职业发展受到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劳动者自身等因素的影响[5]。

Yeyun Liu，Meixuan Li（2013）认为应当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层面[6]。

Qingxiu Peng,Chaojie Zhao（2013）认为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保障措施将能对农民工的心理满意度起到正面的影响作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