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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影不离。
证明标准总是依附于证明责任，而离开了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责任，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在理论上，虽然自古罗马时代开始法律学者就一直在研讨证明责任问题，而且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方面的著述都相当丰硕，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在证明责任的概念、性质、分配等基本问题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实践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和确定至关重要，因为它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的结果。
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制度同中有异，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往往是刑民各异、多元化的，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在表述上均可归结为“内心确信”，但也因证明对象不同而略有区别。
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表述模糊，且存在一元化的缺陷，今后的改革应从“客观真实说”走向“法律真实说”、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第一节证明责任一、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之辩在学术著作中，人们比较喜欢使用“证明责任”这个概念；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的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
那么究竟两者有什么区别，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1.《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二）英美法系国家不仅中国学者在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等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者分歧，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众说纷纭”的现象。
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有三个与此相关的概念：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或 onus of Proof)、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举证责任又可以称为先行举证责任(Burden of initially Producing Evidence)或证据推进责任(Burden of Going forward with evidence)。
解读刑事案件中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在刑事案件中，证据是判决的关键因素之一。
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是法官和律师必须了解和遵循的法律原则。
本文将对刑事案件中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进行解读。
一、证明责任在刑事案件中，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原告方承担。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或原告方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而被告人无需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是因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
证明责任的承担者需要通过合法手段搜集证据，例如调查取证、询问证人、收集物证等。
同时，证据必须有效、合法，以确保判决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二、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案件中，法院对证据的要求和评判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两种证明标准，即合理怀疑和无合理怀疑。
合理怀疑是指法院对证据提出质疑，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或者有可能存在其他合理解释。
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法院不能宣告被告人有罪，而应当判定被告人无罪。
无合理怀疑是指法院对证据提出相信，认为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且不存在其他合理解释。
在无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做出相应的判决。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理怀疑的标准比无合理怀疑的标准更为严格。
在刑事案件中，法院必须遵循严格的证明标准，确保对被告人的判决公正、准确。
三、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执行在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或原告方承担证明责任，他们需要搜集、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指控。
这些证据可以是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
同时，他们还需要注意证据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以防止证据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当检察机关或原告方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后，法院将根据证据的质量和数量判断是否存在合理怀疑。
如果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或者存在其他合理解释，那么法院将判定被告人无罪。
相反，如果法院认为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且不存在其他合理解释，法院将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做出相应的判决。
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将严格遵守证明标准，以确保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上）何家弘推定是由法律规定并由司法人员作出的具有推断性质的事实认定。
由于“推定”一般都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所以在司法活动中运用推定方法认定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就表现为对“推定规则”的适用。
推定规则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法律，也可以是司法机关依法制定的证据规则或者作出的司法解释和具有约束力的判例。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两个方面来探讨推定规则的适用问题。
由于笔者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问题比较熟悉，所以本文的讨论也以刑事诉讼为主。
一、推定规则适用与证明责任的配置(一推定规则适用中证明责任问题的缘起虽然推定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但是在诉讼活动中适用推定规则的直接作用是免除了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并添加了另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三款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这是关于环境污染损害原因或因果关系的司法推定规则。
众所周知，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在环境污染引起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原告人即受害人本应承担所有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包括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在环境污染事件中，损害结果往往是较长时期内多种因素复合造成的，其中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而且还涉及专业知识，因此一般的受害人往往无力证明。
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并进而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对“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了修正，要求被告方即加害人承担其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上述推定规则就是一例。
按照这一规则，原告人不再承担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同时被告人则要承担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
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下）二、推定规则适用与证明标准的确立(一)推定规则适用中证明标准问题的缘起推定规则的适用与证明标准也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在我们过往的理论研究中，学者只是较多地关注了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而很少论及推定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例如，当我国学者为英美证据法学中关于“举证责任”与“说服责任”的划分而备感困惑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似乎总是围绕着这两种责任的分担，即谁应该在适用推定规则时承担“举证责任”，谁应该在适用推定规则时承担“说服责任”。
其实，人们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二者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异。
笔者曾经在前文指出，英美证据法学中“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的区别之一就在于证明标准不同。
所谓的“举证责任”只不过是证明标准较低的证明责任而已。
在我国的证据法学教材中，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一般都是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主题进行讲述的。
例如，在本文中援引过的证据法学著作中，江伟教授和卞建林教授都在其主编的教材中分别设专章讲述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问题;在陈一云教授主编的教材中，虽然没有设立证明标准一章，但是证明标准问题放在了“证明任务”一章中，实际上也是与证明责任分开论述的。
此外，在笔者主持编写的证据法学教材中，我也是把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分章讲述的。
[20]然而，在英美证据法学著作中，证明标准一般都不是专章讲述的，而是放在证明责任主题之下进行讨论的。
例如，在华尔兹教授主编的《刑事证据大全》和艾伦教授等人撰写的《证据法》中，我们都无法在章节标题中看到“证明标准”的字样，但是都可以在证明责任的章节中看到关于证明标准的论述。
前者在“刑事案件中证明责任的分配”的标题下，讲述的主要内容却是证明标准; [21]后者在“民事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和“刑事案件中的证明责任”两节中，也使用大量篇幅讲述了证明标准的问题，甚至把我们通常理解为证明标准问题的“优势证据”和“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说服责任”的规则进行论述。
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
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法律证明的三个基本概念，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法律证明的完整体系。
以下是这三个概念的简要解释：
1. 证明对象：证明对象是指需要证明的事实和主张，通常涉及到案件中的关键事实和争议点。
在诉讼程序中，证明对象由法律明文规定或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
2. 证明责任：证明责任是指由哪一方当事人负责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以避免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
在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通常由原告承担；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在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由行政机关承担。
3. 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应达到的程度或要求。
在不同的法律领域和诉讼程序中，证明标准可能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而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则相对较高。
在法律实践中，这三个概念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法律证明的完整体系。
在具体案件中，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证明对象、分配证明责任和确定证明标准，以实现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第八章证明责任和标准证明责任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在理论上，虽然自古罗马时代开始，法律学者一直在研究探讨证明责任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在证明责任的概念、性质、分配等基本问题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实践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和确定至关重要，因为它往往在很大程序上决定着诉讼的结果。
第一节证明责任概述使用的概念不统一，是证明责任问题复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目前我国的法学界和司法界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着两个概念，一个是证明责任，一个是举证责任。
而且，有人认为这两个概念可以完全相同，有人认为这两个概念必须严格区分，有人主张统一使用证明责任的概念，有人主张一律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
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两个概念的关系。
证明责任最早产生于古代罗马法时代，到德国普通法时代盛行裁判宣誓制度，也叫“通常必要的宣誓”即补充宣誓和雪冤宣誓两种。
两种宣誓以过半为界线，即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在证明程度上如果超出一半，即该当事人取得了补充宣誓权，经过补充，法官即可认定事实为真。
反之，证明度不过半即对方当事人取得雪冤宣誓权，法官据此可认定为假。
1883年，德国学者古拉色率先提出了证明责任概念的分层理论。
分为1、形式的或主观的证明责任（又称行为责任）；2、实质的或客观的证明责任（又称结果责任）。
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分为两个：一个叫证明负担，另一个叫举证负担或提供证据的负担。
证明负担又称说服负担，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从而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
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的负担，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的事实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我国证明责任采用“双重含义说”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行为意义上的责任是指公诉人或者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案件实体事实，有责任提出证据进行证明。
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审理终结时，案件实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提出或主张该事实的公诉人或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
公司诉讼理由是什么？论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及其适用刘剑云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即是认定当事人是否完成证明责任的分配的判断准则。
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程度。
这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所采用的盖然性占优势或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高度盖然性，还是西方国家的“自由心证”或苏联的“内心确信”，它始终是属于人的认识活动的范畴，而人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心理活动，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所以如何统一人们的认识，对一般的、原则性的东西形成共性的理念，是在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受历史发展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我国根植已久，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证明标准的一元化，也就是说，不管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其证明标准都是要求客观真实。
随着对民事诉讼是私法性质的诉讼，其基本任务在于解决民事纠纷，⑴及证据由当事人提供及市场经济要求民事纠纷的解决快捷等等的认识的深入，有的人提出了证明标准的二元论，即刑事案件适用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优势性的证明标准。
还有的人根据英美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证明标准的三元论，即刑事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一般的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优势性的证明标准，特殊的民事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从法理的角度来说，证明标准的适用与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系，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对矛与盾的关系，过分追求公平，必然有损效率;而过分追求效率，必然有损公平。
如何使公平与效率达到和谐与统一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从案件结果的严重程度、案件的性质、当事人的参与度、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等等情况考虑，一般来说，对具有强烈的公权力参与的案件，证明标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它应具有确定性，排他性。
法官是用必然勾画着事实轨迹，追求着最近似的公平。
而对于没有公权力参与的性质的案件，其证明标准的要求相对而言是没有那么高的，它只须具备因盖然性而产生的可靠性就行了，法官是用最大的可能描绘着事实的轮廓，追求着最大效率。
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一、本文概述推定规则是法律领域中一种重要的证明机制，它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基于已知事实或假定，对未知事实进行推断。
然而，推定规则的适用并非无章可循，而是需要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这两个核心要素的指导下进行。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以期对法律实践中的相关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文将明确推定规则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证明责任在推定规则适用中的关键作用。
证明责任，即提出证据以证明或反驳某一事实的义务，在推定规则的适用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将详细阐述证明责任在不同类型的推定规则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如何通过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来确保推定规则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本文将深入探讨证明标准在推定规则适用中的重要性。
证明标准，即判断证据是否足够支持某一事实认定的标准，对于确定推定规则是否成立具有关键意义。
本文将分析不同法律体系下证明标准的差异及其对推定规则适用的影响，同时还将讨论如何根据具体案件情况灵活应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对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将展示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平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关系，以实现推定规则的合理适用。
本文还将对目前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本文旨在全面解析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以期为推动法律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推定规则与证明责任推定规则是法律领域中一种重要的证明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已知事实来推断未知事实，从而减轻或转移证明责任。
在推定规则适用中，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们来探讨推定规则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的证据规则中，证明责任通常由提出主张的一方承担，即需要提出充分、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
然而，在适用推定规则的情况下，证明责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转移。
刑事案件中的定罪标准与证明责任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定罪标准与证明责任是确保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公正判决的重要要素。
本文将探讨刑事案件中的定罪标准以及相关的证明责任。
一、定罪标准1. 刑事责任原则刑事案件中的定罪标准首先建立在刑事责任原则的基础上。
根据刑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只有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具备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才能被定罪。
因此，刑事责任原则成为定罪标准的核心。
2. 犯罪事实与定罪成立定罪的核心要素是犯罪事实的证明。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只有在明确掌握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定罪裁决。
而对于定罪的要求，法院通常会采用“有罪推定”的原则，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动机可以根据客观证据进行推定，但同时也要求证据足够充分、确凿。
3. 明确而准确的证据在刑事案件中，证据是定罪的关键。
确凿的证据可以用于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而形成对被告人的定罪。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必须是合法的、合规的，且证据链条必须完整、充分，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证明责任1. 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在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着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责任。
公诉机关应当提供充足的证据，确保判决的公正与合法。
公诉机关需要调查取证、收集证据，并将证据提交给法院，以支持对被告人的指控。
2. 法庭的审查与认定责任作为判决的机关，法庭有责任审查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并根据证据的充分性、准确性以及法律规定来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法庭应当保证审讯过程的公正、公开，确保被告人享有辩护的权利，并据此作出定罪与判决。
3. 辩护人的提供证据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有责任为被告人提供有利于辩护的证据材料。
辩护人通过调查取证和交叉询问等方式，尽力揭示案件的真相，并提供能够推翻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
4. 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根据我国法律原则，被告人无需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法庭在审判过程中应当以被告人无罪为原则，只有在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充分、确凿的情况下，方可定罪。
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要素
一、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在诉讼中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对象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及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
二、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公诉人承担，但被告人可以提出辩护意见并提供证据。
如果被告人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辩护意见，则可能面临被定罪的风险。
三、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指在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认定该事实。
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可靠，使法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形成确信。
四、证明方法
证明方法是指在诉讼中，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手段和方式。
在刑事诉讼中，常见的证明方法包括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意见等。
此外，还可以通过勘验、检查、搜查等方式获取证据。
五、证明程序
证明程序是指在诉讼中，用来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充分性的各种程序。
在刑事诉讼中，常见的证明程序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
在每个程序中，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和规则，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充分性。
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刑民视角——从华硕“陷害门”事件谈起主题：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刑民视角——从华硕“陷害门”事件谈起主讲人：张卫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建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特邀嘉宾：卞建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时间：5月13日（星期三）19:00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校礼堂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语言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学生会协办单位：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支持网站：中国证据法网（）中国物证技术学网（）中国民商法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网站（）卞建林：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我们刑事司法学院举办的司法论坛中请到三位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大师，家弘教授、卫平教授和建成教授。
我也久闻三位教授在家弘教授的主持下，利用法学家茶座、人民大学证据法论坛开坛讲座，设立品牌，叫三言拍案，一会儿再请家弘教授给大家细讲。
今天有这个机会，主要是陪同，也是来求教。
下面把主持交给家弘教授，大家欢迎。
何家弘：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首先，我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给大家探讨关于证据责任和证据标准的问题，感到非常荣幸；另外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建林教授，把这个主持的位置让给了我。
因为原来商量是由建林教授当主持，可能是他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当主持，所以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
因为当主持有两点好处，一个是有话语权，想说话的时候就可以说话，另外可以有一个沉默权，不想说话的时候就不说话。
因为我也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社会与法频道当过将近一年的嘉宾主持，深有体会，当主持一般都是自己不懂的问题就请嘉宾来谈一谈。
所以今天我就赶紧把这个位置抢过来。
那么在之前作为主持还是需要做的一点介绍，在之前的实质性介绍同学已经知道了，我就从我们的姓名作一点形式上的介绍。
我本人叫何家弘，何是可人何，家是法学家的家，弘是弘扬的弘，所以这个名字比较好记，我就把自己名字串在一起叫作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
（笑）谢谢大家的掌声。
建林教授大家都很熟悉，我们都是老朋友。
卞建林教授的名字其实也很好记，就是遍地建造树林，植树造林，环保的实践者。
但是他种树一般只种两种树，就是桃树和李树。
所以别人一般说的桃李满天下就是说建林教授这样。
（掌声）下面一位是我国非常著名的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教授。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张卫平，还有一个叫章程。
可能有时候你在清华大学法学院问一下，说张卫平可能不知道是谁，说章程，文章的章，工程的程，就是把写文章当作一项工程来做，这点很时尚，我们现在教育部门的一些较211工程、985工程，他原来的姓名叫张卫平，后来改叫章程。
卫平教授我们知道他喜欢改名字，不仅给自己改，而且给他儿子改。
儿子原来叫什么我不讲了，但他后来给儿子改了一个名字，叫张法学。
这个事情建林教授可以作证。
说人家非常热爱法学，给儿子起名叫张法学。
后来我发现他有意外的用意，就是在有些场合作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本人是法学之父。
（笑、掌声）法学之父到我们法大来，是不是也要给我们说几句！张卫平：家弘教授在好几个场合说到我名字的事情，其实我需要作点解释。
大概是说仔细观察和认真的思考一下，你就可以发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一代和第二代，基本上都是改过名字的。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都是改过名字的，一大批文人，郭沫若等，也都是改过的。
那么我要想成为革命家当然是不大可能了，要成为伟人就是把名字改一下。
我不大可能像家弘教授、建林教授那样做法学家，但是我可以作法学之父啊，想了个办法，给儿子起名张法学。
你没什么可说的啊。
所以很多人指责，比方说贺卫方说，你敢称之为法学之父？高铭暄，你看这么著名的教授，包括我们陈光中陈老，那都不敢说。
我说咱们是搞证据法的，要讲证据的啊，我把这个户口本拿过去给他们一看，他们一下子就傻眼了：这早知道他也应该把自己孩子改名叫法学。
（笑）何家弘：下面介绍一下我们伟大的汪建成教授。
建成教授跟我们法大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给我们建林教授关系很好，情同手足。
所以大家有时候有点混，建林、建成，有点像兄弟俩。
但实际上建成教授和我们人大关系也很不错，他的法学博士就是在我们人大念的。
所以建成教授是经常出没在人大与法大之间。
因为你有这种特殊的经历，所以我想给你提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你觉得究竟是人大好，还是法大好？（笑）汪建成：各位同学晚上好，这个问题很难啊。
我觉得首先法大肯定很好，你看我们在人大搞那么多次讲座，没有哪一次像今天那么舒服啊，坐在沙发上聊。
咱们在人大讲是不是凳子很硬啊。
享受这样的待遇还是第一次。
卞建林：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沙发是宜家家居的。
（笑）汪建成：不过我看啊，他们这个摆法是有用意的，是叫我们今天要谨慎的，别看你们讲遍了全中国，他政法大学你可要小心点。
何家弘：在中国来讲，你觉得人大好还是法大好，这个问题你还是要正面回答我。
汪建成：反正都比北大好，对吧。
何家弘：谢谢，汪教授非常谦虚，我想会有很多人会赞成，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人大好，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法大好，你们相信不相信？这是我们一个简短的开场。
下面进入我们的主题，按照我们的习惯，还是大家以聊天的形式。
我们今天是从黄静与华硕的事件来谈起。
这个事件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了探讨的方便，我还是作点简要的回顾。
这个案子起于2006年2月，一位北京高校的大学生黄静花了两万多点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后来出现故障进行修理。
在修理过程中，电脑的CPU被更换为工程样品处理器。
双方进行谈判，在此过程中黄静提出被人们称为天价的500万美元的索赔要求。
后来华硕以受到敲诈为名向公安机关报案，2006年3月7日，黄静在谈判过程中被海淀区警方带走，以涉嫌敲诈勒索罪逮捕，送往看守所羁押。
到2006年12月26日，海淀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批准被羁押10个月的黄静取保候审。
2007年11月海淀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做出不起诉决定。
2008年6月黄静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并获得确认。
11月黄静突然出现在媒体面前提出要状告华硕，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概两天之后，黄静获得国家赔偿，大概是29197.14元。
当然事件并没有到此就结束，后来华硕和黄静的诉讼现在还在进行。
这里我需要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讨论并不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案件和诉讼。
我们讨论的这些依据都是在之前媒体所公布的一些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与证据，我们假设这些证据都是存在的，我们来探讨证据责任与证明标准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做的一点说明。
那么在具体讨论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嘉宾谈谈对这个事件的感想。
张卫平：黄静与华硕之间的争议应该说一开始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研究的专业是民事诉讼法，那么走到现在就和我的专业有关系了，无论她提起的华硕消费欺诈诉讼还是名誉侵权诉讼，这些诉讼走的是民事诉讼。
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讲，我的感觉是她提出500万，原来是美金，现在是人民币，可能是人民币更值钱一点了。
像这样的诉讼，我的第一个思考是惩罚性赔偿。
可能是英特尔的新蓝事件让她想到了“我要要求华硕支付一个天价赔偿500万”的想法。
在这个案件中，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证据责任的分配问题。
由于双方之间纠缠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工程样品CPU究竟是谁提供的？黄静一方，包括周成宇的说法是CPU是由华硕的工程师安装上去的，由此就是欺诈消费者；华硕一方的说法是，他们把CPU更换了，用一个工程样品装上去之后来敲诈华硕。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假的CPU究竟是黄静还是华硕装上去的？我觉得要把这个问题查清楚，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何家弘：那咱们听听建成教授的感想。
汪建成：我觉得从刑事的角度来讲谈证明责任还不到那个阶段。
为什么？因为证明责任首先要谈证明，证明给谁看？因为这个案件还没有到法院，检察院已经不起诉结案了。
只有要履行证明给法官看的时候，证明责任才起作用。
大家一定要明白证明责任是一个末位规则，只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有证明责任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案件从刑事的角度讲，还没有到证明责任的问题，因为它根本没有到法庭的阶段。
何家弘：我们已经开始展现我们之间观点的差异，不过这些方面在后面可能还会展开。
这个案件的关键点之一，究竟这个CPU是哪方更换的？电脑出了故障了，拿回去返修，修完之后还有故障，然后提出索赔，这些事实好像没有争议，关键是CPU是谁更换的。
刚才卫平教授已经提到了，黄静一方说是华硕更换的，而且他们一方也说有一定的证据，相关媒体报道了，包括工程师的维修记录。
但是华硕一方我印象当中提出了两点说法，一种说他们通过检测CPU，发现不是他们公司的，是有人调包了，另一种说法是黄静在维修过程中说，我们自己有CPU，你们帮我们替换一下就行。
就这个事实来讲，因为双方都有一些证据来证明，但是究竟是谁调换的，还处于一个不清楚的状态。
这也是我们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哪个环节，包括侦查环节或者审查批捕环节都面临的。
如果是黄静一方面故意掉包或者是自备的CPU，让华硕的工程师调换然后索赔，就可能存在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的重要证据。
当然可能有人提出来：华硕工程师会不会那么傻，你拿来一个工程样品处理器我给你换上？但是至少在事实上来讲，它处于一个不清楚状态，那么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案件，恐怕都有一个由谁来证明的问题，证明责任怎么分配问题。
当然，在我们探讨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证明责任的问题？刚才建成教授已经提到了什么是证明，有了证明才会有证明责任。
他认为证明责任是一种末位的措施或者是手段。
关于证明责任，首先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现在大家常用的一个是证明责任，一个是举证责任，这两个怎们看？我们先听听权威，建林教授，你先讲讲。
卞建林：正听得入神，这就需要回答问题了。
本来我就是来听，因为三言，如果加上我就变成四言了。
证明责任基本上还是有共识的，但是最近几年也有一些变化。
因为在我国传统证据法学、诉讼法学书中，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打通的，基本上是同义词，是指谁去搜集证据、谁去提供证据、谁去认定案件事实。
后来由于我们的审判方式进行改革，要把举证责任落到当事人身上，那就是变成了狭义的举证责任，就是谁负有这样的承担的责任或者义务去收集、提供证据，当然跟在后面就是证明主体、对象、证明发生的场域或者时空范围。
我们刑事诉讼里面现在应该说是两个概念并存。
但是两个概念稍有区别，就是落到当事人身上，作为一种诉讼行为的话，主要是当事人之间谁负责搜集证据、提供证据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但是作为国家专门机关，可能有一个依照职权搜集查明证据的问题，传统里面也把它作为证明责任的问题。
何家弘：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语言使用的习惯，究竟是证明责任还是举证责任。
刑事诉讼里面大家觉得这两个词能够通用，民事诉讼里面好像不是这样的，学者主张应该进行区分，卫平教授你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