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办临沂大学》

《我为什么要办临沂大学》--孔宪铎，原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是他创建了临沂大学，目前教育部已批准临沂师范学院更名为临沂大学，让我们记住这位成立临沂大学的功臣来源：陈召国的日志孔宪铎教授，1935年生于山东临沂郯城县，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还是植物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专家。

台湾中兴大学学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

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代理副校长，现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10多所学校的名誉或客座教授，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技术分校、香港科技大学、山东临沂大学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孔宪铎教授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参与者和创建者之一，著有《我的科大十年》一书。

香港科技大学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百分之百由“海归派”华人留学生创办的大学，在短短十年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堪称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作为临沂人，我们应该记住他！哪怕你不是临沂人，但你踏进过这个学校，你也应该记住他！——孔宪铎先生，原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是他创建了临沂大学。

1991年的时候，孔先生从美国回家探亲，在他的演讲中，曾有这么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在临沂建一所大学”。

下面是孔宪铎教授，在《明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我为什么要办临沂大学》，言语之间，透漏出对临沂大学建立的渴望，也打动了各级政府，最终临沂大学在临沂师范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我为什么要办临沂大学》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这么热心地去推动在临沂创办一间大学? 很简单，临沂需要一间大学。

临沂市区下辖11个县市，人口将近1 000万，只有一间师范专科、一间医学专科。

临沂的青年学子没有机会在当地读大学，要读就得跑到省城——济南或京城——北京去读。

可是，济南或北京又不给临沂学子以“公平”的资格入学。

譬如说，北京清华大学在1997年向全国招收2 276学生，其中分配给北京市的名额是439名，分配给山东省的是98名。

生在北京的人，每20 000多人就有一个机会进清华，而生在山东，包括临沂的人，每100万人才有一个机会进清华。

临沂人进清华的机会是北京人的1/40。

尤有甚者，在北京的考生能考到总分的78%以上，就可以进清华，而在山东的考生则需考到93%以上才行。

天呀！分数相差15个百分点，多么大的不公平的公平竞争。

这些话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过?根据1999年7月的统计显示，住在北京的学生只要能考到466分，就能读文科院校；只要能考到460分，就能读理科院校。

而湖南和湖北的学生，则非考到556、556分和537分、566分不可。

分数的相差，高到100分以上，真是令人不服。

同样的，北京的考生，只要能考到420分，就能进文科专科，只要能考到382分，就能进理科专科。

可是，湖南的考生则必须考到514分和480分才行。

在湖南连专科都读不上的学生，在北京都可以读本科了。

这真是人不能尽其才，只有地能尽其利。

连最穷的贵州省（1998年的人均收入，仅为北京的13%），那里考生的成绩，在理工科为480分，文科为514分，都高出北京考生的分数很多。

1999年，北京考生的录取率为75%，上海为66%，湖南为50%，而山东则远在50%以下，在烟台，则仅为30%左右。

多不公平！不平则鸣！还有，北京的人口是1 200多万，大学就有67所。

临沂的人口是1 000万，大学一所都没有。

生在北京，或住在北京，和生在山东，或住在山东的孩子们，他们读大学的机会有天渊之别。

你也许会觉得，生在临沂的人，都是乡窝佬，智商不高，不是读大学的材料。

你若真的作如此的推论，你就是大错特错了。

你知道吗？诸葛亮和王羲之都生在临沂，颜真卿和王祥也是临沂人，连对算盘定型有功的刘洪和法家代表荀况都是临沂人。

万世师表的孔子和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都是临沂市区邻近曲阜和日照人。

自古以来，临沂地区人才辈出，临沂人不是笨，是没有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

说到受完整教育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应该有多大呢？远的不比，就以台湾为例，让我们看看台湾，在对大学生所提供的机会又是如何？台湾有2100万人口，是临沂的两倍，可是台湾目前有大学39所，学院45所，专科52所，一共是足136所，不是两所。

台湾有在校的大学生41万，硕士生4.3万，博士生1.1万。

而每年毕业的有学士8.6万，硕士1.4万，博士1 300人。

再就博士生而言，台湾每年除了自己训练的1 300人之外，还有归国的洋博士1000多人，总计在2 300人。

反过来看，在临沂上大学而毕业的学士、硕士、博士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个差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在当代人才竞争的世界里，我们还不及时迎头赶上，尚待何时?至于临沂，将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还没有一间大学，问题在哪里?毫无疑问是高等教育政策不对，国家没有注重人才的重要，没有使知识经济挂帅，否则一声令下“国兴科教”，集中全力办教育，像做父母一样，省吃俭用，只要苦一代，以后代代就好了。

可惜的是，事实却相反，政府在政策上，除了高等教育之外，对其他的事业如粮食生产等等都有指针，每省、每市、每县，不管真假，每年都能达到。

高等教育一项，变成了灰色地带，无人过问，所以才落后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并不是钱的问题，就以临沂而言，政府虽然是穷，可是并非真正没有钱。

能花上上亿的钱建飞机场，就不能花千万的钱办大学。

在请客吃喝上花的钱之多，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问题不是钱，是在人心。

办教育对地方官员的升迁，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教育的收益是下一代，他做官则只有三五年，毫无报酬，又无业绩。

再者，就是人人都想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就行了，不管别人的孩子。

其实，大家也不是不知道，临沂的前途，临沂今后的发展，要靠人才，自己不训练，就没有人才可以引进，没有人才，临沂是没有出息的。

到底临沂要再过多少年没有出息的日子呢？大权握在临沂地方官员的手里。

这就是我想感动他们的缘故。

我，叫了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我的经验知识与良知。

我，叫了这么多年，到底是想做什么?又怎么去做？首先，我必须说明，自己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退老还乡生活无虑，但要掏腰包捐钱办大学，无济于事。

再者就是，我不想效法武训，行乞讨钱办学。

吃人家的口短，拿人家的手短，我不想陷入那种境地。

那么，我要怎么做呢？我是想感动地方政府的官员，大力地在教育上投资。

我也知道，办学需要很多钱，但是我们可以从长计议，连罗马都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不是一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可是我确实知道，我不推动创建临沂大学，就没有人推动创办临沂大学。

我的良知，使我觉得是责无旁贷。

目前，我需要的是：一、政府拨地；二、政府拨款。

土地，必须是够今后五十年的发展；款项，则先要启动费即可。

至于在人的方面，我出面负责组合。

我的基本构想是，在动工之后的10年内，建成一座“临沂大学”，使政府在开创期间的财政负荷不要太重。

在设计上有两大要求，一是未来的大学必须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

二是未来知识的创新与传授，全靠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

这些都必须规划在蓝图里。

临沂大学的发展计划以50年为第一里程，在这一里程里包括创建、成长与定型。

临沂大学的初期只能朝着以“教育”为主的方向发展，为国育才是最初的目的。

至于是否在将来要走上“科研”大路，要看发展的情势而定。

最后，要提一提师资的问题，这是大家最担心的。

在这方面我有我的思路，那就是仿效创办烟台大学的模式。

烟台大学初创五年的师资，是由当时的常务副总理万里先生责成北大和清华支持的。

五年之后，本校优秀的毕业生加上其他来源，就可以接棒。

临沂大学，没有当年万里先生的雄心壮志和鼎力支持，不可能有北大和清华那种参与，但我亦有二项师资的来源，其一是向全省全国各大专院校求助，希望每一院校伸出援手，能安排一两位教师来临沂大学教课，职位与薪俸由原单位照办和保留。

临沂大学供给食宿。

其二是向海外在教育界退休的华裔教授们求助，也是在临沂供给食宿。

在这方面，我在最近几年内曾在多方面接触过，反应很热烈。

譬如说，北大的陈校长和陈副校长，都答应全力支持；济南的高校，包括山大的曾校长也答应全力以赴。

我认识的高等院校的主脑很多，在这一方面的支持，不会有问题，我认识的海外华侨也很多，他们也都愿意支持。

我有信心，在创办五年期间的师资没有问题。

前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现任政协副主席和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先生，非常支持这项计划，不但支持在临沂办大学，他说应该在每一个有1000万人口，而仍没有一间大学的地区办一间大学。

临沂大学的成功有带头作用。

这篇文章所说的还不是我推动临沂大学这个故事的全部，只是开始。

譬如说，大力支持并出力助我推动的还有我的两位同乡宋法棠（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和张玉台（现任国家科协书记）。

在不同阶段和时期，他们都功不可没。

详情我会在下面适合的章节中交代。

又譬如说，我在临沂当地政府叫得多了，久了，他们就觉得烦。

当我觉得光在北京、济南高叫临沂需要一间大学无济于事时，我就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去临沂叫才行。

第一次去临沂面对当地政府推动临沂大学是1990年以后的事，我去求市长和书记。

一个书生要去说服一个书记，谈何容易?我心里有数。

和全国各级政府一样，临沂市的领导班子按期更换，一旦换届，我的推动就要再从头开始。

每一届市政府的反应并不一致。

大家一致的是，临沂需要一间大学，可是临沂没有钱办不起。

当我叫的次数多了，人家就烦，连我自己也觉得烦。

也有人劝我不要再烦了。

可是我的良心促使我叫，我不叫，没有别人叫。

而且是，在高等教育上，我最有资格叫。

结论是，我不能不叫。

即使是有人嫌我烦，我还是要叫，一直叫到有间临沂大学为止。

我也实在有点惹人家烦，不但是登门呼吁，还写信求助。

下面就是在不同时间写给省委书记吴官正、省长李春亭和市委书记乔延春的信。

吴书记：李省长：在第八届政协会期间，蒙您接见，非常高兴，更高兴的是有一个进言的机会，我毕生在中、美从事高等教育，深知教育之重要。

21世纪是一个科技世纪，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靠政府。

所以我向您进言，希求政府的“父母官”要用“父母心”来办教育，因为父母者深知教育在子女一生中的重要，所以就不辞劳苦，省吃俭用，以求子女能够接受完整的教育。

父母们把教育看成对下一代最好的投资，不期求对本身有所收益，因而，就不会在经济上急功近利地斤斤计较。

我家乡是临沂市区，人口超过千万，大学没有一所，那里的青年人，天资不低，资格都够，可是没有机会读大学。

我决定利用我在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后的余年，以武训的精神，回临沂去办一间大学，救救孩子。

您对我进言的认可，给我无限鼓舞。

此外就是您的远见，以5亿元巨款来推动高科技及其产业在山东的发展，我们非常佩服，非常兴奋。

为了支持此一跨世纪计划，我曾当面自告奋勇，为山东谋求中外专才，成立一个顾问或咨询委员会，以玉其成。

在省期间，我曾多次与宋法棠副省长谈及此事，他深愿为您和省里的此项远大计划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