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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学批评：1950-1975(上)
王光明
【期刊名称】《小说评论》
【年(卷),期】1997()4
【总页数】8页(P19-26)
【关键词】香港文学批评;曹聚仁;香港文化;鲁迅评传;五十年代;批评家;诗歌批评;自由知识分子;香港性;诗与情
【作者】王光明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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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第六章第六章50-70年代香港文学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该时期香港文学的发展与创作概况。
掌握刘以鬯、金庸的小说创作特色与成就。
第六章50-70年代香港文学第一节概述一、拓荒期真正崛起在1927年以后；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1928）；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1929）；30年代刊物涌现，《红豆》影响最大。
第六章50-70年代香港文学二、40年代1.南来作家掀起了第一次创作高潮。
2.1939年，文协香港分会成立。
3.丰硕的创作实绩（四种体裁都有）。
4.1946年起第二次南来作家，阵容更为强大。
5. 创作实绩可观，《虾球传》影响最大。
第六章50-70年代香港文学三、50-70年代1.政治色彩浓厚。
2.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南来作家（第三波），本土作家也在崛起。
3.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诗刊《诗朵》）。
4.通俗文学崛起。
5.第四波南来作家，本土作家阵容强大。
6.文学进入繁荣期，形成多元发展的格局。
第六章50-70年代香港文学第二节重要作家作品一、刘以鬯的《酒徒》（1963）“中国首部意识流长篇小说”1.是传统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混合物其外部结构以主人公的“醉—醒—醉、现实—梦幻—现实”的循环形式进行，从而把小说分成两部分：一是主人公醒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构成写实情节；二是主人公醉时的幻觉和幻象，构成虚幻情节。
第六章50-70年代香港文学2.是诗和小说的混合物为表现万花筒似的幻觉和幻象，采用了跳跃性、抒发性的诗的语言和形式。
3.小说的内在结构主人公与麦荷门、莫雨的关系——事业线索主人公与张丽丽、杨露的关系——爱情线索4.象征手法（1）结尾雷老太太的死是主人公绝境的象征；（2）以“酒徒”在清醒和醉倒两种姿势中的反复，揭示香港人生存的某种本质。
第六章50-70年代香港文学二、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创作阶段1.早期（1955-1957）：已现新派特征2.中期（1957-1964）：成熟期3.后期（1965年以后）：高潮期（二）思想内涵1.深厚的文化意蕴。
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下）【摘要】香港的文学批评在1950年至1975年间经历了重要的发展阶段。
本文从香港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了批评家的主要观点，探讨了文学作品的批评评价，并整理了文学争议和讨论的重要内容。
文章还探讨了文学批评对香港文学发展的影响，评述了香港文学批评的成果和不足，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论述了香港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为香港文学的持续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香港的文学批评在这一时期的成果和不足，以及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展望，将为香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香港文学批评，发展历程，批评家观点，作品评价，争议讨论，影响，成果不足，发展趋势，价值意义1. 引言1.1 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下）在1950年至1975年期间，香港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一段充满变革和探索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香港文学逐渐崭露头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评论家的关注。
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还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香港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中，批评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探讨了文学作品的主题、风格、结构等方面。
他们通过批评分析，揭示了文学作品背后的思想和情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批评家们也对文学作品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其优点和不足之处，推动了作家们的创作和提高。
在文学争议和讨论中，批评家们常常持不同观点，展开激烈的讨论和辩论。
这种争议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还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文学批评对香港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为其走向国际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香港文学批评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批评将继续发展壮大，为香港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香港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将逐渐凸显，为香港文学的国际化和多元化贡献力量。
2. 正文2.1 香港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香港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始于1950年代，当时香港文学界兴起了对作品进行深入评析的风气。
0809 T1香港文學賞析UGD204CA課程大綱：1)都市生活的割裂與矛盾——劉以鬯〈對倒〉2)城市意象與歷史隱喻——西西〈浮城誌異〉3)在荒謬中尋找意義——也斯《剪紙》4)歷史與個人的絕境——黃碧雲〈失城〉5)逆寫香港故事——陳冠中《甚麼都沒有發生》6)文明與原始的衝突——吳煦斌〈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7)欲望與成長——羅貴祥〈愛吃宵夜的二哥和夜光錶〉8)愛情與女性自我的尋索——辛其氏〈白房子〉、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9)孤獨的遊戲，輕快的迷失——韓麗珠〈輸水管森林〉10)尋夢之旅與家之離散——謝曉虹〈旅行之家〉授課書目：劉以鬯：〈對倒〉，《劉以鬯卷》，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一年；或《對倒》，香港：獲益出版，二零零零年。
梁秉鈞（也斯）：《剪紙》，香港：素葉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或收錄於《三魚集》，香港：田園書屋，一九八八年；或《剪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二年。
西西：〈浮城誌異〉，《手卷》，台北：洪範書店，一九八八年；或何福仁編，《西西卷》，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
黃碧雲：〈失城〉，《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四年。
陳冠中：《甚麼都沒有發生》，香港：青文書屋，一九九九年；或收錄於陳冠中《香港三部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零四年。
吳煦斌：〈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吳煦斌小說集》，台北：東大圖書，一九八七年；或馮偉才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84─1985》，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四年。
羅貴祥：〈愛吃消夜的二哥和夜光錶〉，《欲望肚臍眼》，香港：普普工作坊，一九九七年；關麗珊編，《我們不是天使─香港短篇小說選》，香港：普普工作坊，一九九六年。
辛其氏：〈白房子〉，黎海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九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七年。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台北：洪範書店，一九八四年。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輸水管森林》，香港：普普工作坊，一九九八年；或黎海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九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七年。
第五章 50-70年代香港文学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该时期香港文学的发展与创作概况。
掌握刘以鬯、金庸的小说创作特色与成就。
教学内容第一节概述香港地处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香港文学正是在这一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产物。
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说：摊开香港的地图，就看见那地形是一个半岛加许多小岛；正好象征香港文学，一面来自大陆的母体，一面却伸向蓝汪汪的海洋。
70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拓荒期香港新文学真正崛起是在1927年以后，“五四”新文学传统传播到香港，香港的报刊开始纯粹发表新文学作品。
1928年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1929年香港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
《伴侣》创刊和“岛上社”创办标志着香港文学的真正诞生。
30年代香港新文学杂志大量涌现，其中以《红豆》月刊（1933年12月创刊）影响最大。
而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则是侣伦。
二、40年代1937年抗战爆发和“八一三”上海事变后，大批内地作家和文化人避难香港，在港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如鲁迅、许地山等人来此讲学，茅盾等人来此创办杂志，从而掀起了香港第一次文学创作高潮。
具体表现在：（1）创办文艺刊物，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立报·言林》，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等。
它们大大活跃了香港文坛。
（2）以创作影响、带动本土青年作家，如侣伦、舒巷城等在他们的影响下进步很快。
1939年3月26日，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从组织上推动了香港文学的发展。
南来作家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绩，如茅盾、萧红、许地山的小说，茅盾、楼适夷的散文，戴望舒、徐迟、袁水拍的诗歌，许地山、萧红的戏剧等。
这些作品大大丰富了香港的新文学。
抗战结束，1946年内战爆发后，一大批作家第二次南来，阵容比第一次更为强大，代表性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夏衍等。
他们在香港创办杂志，组织文社，开设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
第五章 50-70年代香港文学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该时期香港文学的发展与创作概况。
掌握刘以鬯、金庸的小说创作特色与成就。
教学内容第一节概述香港地处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香港文学正是在这一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产物。
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说：摊开香港的地图，就看见那地形是一个半岛加许多小岛；正好象征香港文学，一面来自大陆的母体，一面却伸向蓝汪汪的海洋。
70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拓荒期香港新文学真正崛起是在1927年以后，“五四”新文学传统传播到香港，香港的报刊开始纯粹发表新文学作品。
1928年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1929年香港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
《伴侣》创刊和“岛上社”创办标志着香港文学的真正诞生。
30年代香港新文学杂志大量涌现，其中以《红豆》月刊（1933年12月创刊）影响最大。
而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则是侣伦。
二、40年代1937年抗战爆发和“八一三”上海事变后，大批内地作家和文化人避难香港，在港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如鲁迅、许地山等人来此讲学，茅盾等人来此创办杂志，从而掀起了香港第一次文学创作高潮。
具体表现在：（1）创办文艺刊物，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立报·言林》，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等。
它们大大活跃了香港文坛。
（2）以创作影响、带动本土青年作家，如侣伦、舒巷城等在他们的影响下进步很快。
1939年3月26日，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从组织上推动了香港文学的发展。
南来作家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绩，如茅盾、萧红、许地山的小说，茅盾、楼适夷的散文，戴望舒、徐迟、袁水拍的诗歌，许地山、萧红的戏剧等。
这些作品大大丰富了香港的新文学。
抗战结束，1946年内战爆发后，一大批作家第二次南来，阵容比第一次更为强大，代表性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夏衍等。
他们在香港创办杂志，组织文社，开设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
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上）(一)
如果依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偏见，香港的文学批评自然是不值一谈。
因为我们通常说的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习惯而延续的社会共同经验。
它是人类智慧的标帜。
连这样的东西都“沙漠”了，还谈什么文学和文学批评？其实，“文化”这个词，包括了“外显”与“内隐”的行为模式，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中思想、意识，还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俗等人类的生存行为。
它们借助符号的使用而被学习或被传授，从而显示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出色成就。
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观点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它至多只是关注到了文化“内隐”的方面，即人格——心灵的方面，而忽略了“外显”的方面，即社会——功利的方面。
当然，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可能更为切实：论者和认同这种观点的人，充分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商业特征。
的确，比起直刺青天的银行大厦、珠光宝气的购物广场、以及股市的消息和皇家赛马会的彩票，那些自生自灭的文学杂志，那些被商品广告挤得瘦削不堪的文学版面，算得了什么？
然而就在这商业巨人的巨大身影的笼罩中，香港的文化、文学和文学批评，不仅在一个雅俗并兼、商政交缠的特殊文化空间中顽强地发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边缘性文化”特色。
从五十年代的《人人文学》、《文艺新潮》、《中学生周报》，到七、八十年代的《八方》、《香港文学》发表的许多好作品，培养的许多出色作家，足以向人们表明：香港不是有没有文化，文学的问题，而是怎样理解、评价香港文化和文学的问题。
譬如，无论地理上与政治上，香港都是一个边缘之地，对不同体制和意识形态，既始终有一种潜意识的关注，却又有拒绝宰制的自由，因而在交相纠缠、迎迎拒拒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景观。
又如，香港是一个华洋杂处、中西交汇的地区，官方文牍和大学教育通用的是英语，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却通行粤语，而大部份的报刊则用中文出版，这种混杂的语言现象，对文学而言，显然不全是一种消极的力量，相反，作为文学表达媒介的中文，往往从其它两种语言中获得了视野与活力。
再如，香港社会的主角自然是商业经济，不象政治生活高度集中的国家和地区那样容易形成思想文化思潮，甚至可以说，香港几十年是一个没有文学“思潮”、文学“主流”的地区，但没有思潮、没有主流，没有文坛的风气，也就使作家不必担心时尚的压力，能够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的理想，更好表现文学的个性。
李欧梵认为，“从文化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香港虽地处边缘，却并非弱势，它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文化关系恐怕也非后殖民论述可以全部概括。
……恐怕无法完全用商业理论解释……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几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牌理出牌’，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
”1]这种见解值得思考。
香港社会地理与政治的边缘性、语言的混杂性和经济的商贸特点，不仅决定了香港文化和文学队伍构成的复杂多元，精神、知识背景的复杂多元，也决定了文化和文学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复杂多元。
仅文学批评而言，批评的对象既有本港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也有大陆、台湾、甚至整个汉语世界的作家和文学现象；既批评高雅文学，也批评通俗文学。
批评家既有作家、编辑，也有学院里的教授、专家。
批评作品既有书评、随感，也有最正规的学院派论文；文章和论着既在本港发表、出版，也遍布台湾、大陆和其他华文世界的报刊与出版业。
这样复杂多元的文学批评现象，自然要求不同模式、不同角度的观察与理解。
但无论在本港，还是在其他汉语文学界，对这个世界性都市的文学批评景观，都还未找到比较理想的整合框架和叙述策略。
其中的问题，既与香港文化所处的尴尬的边缘地位相关，也与“香港文学”这一概念的吊诡含混相关。
地区种种文化的形成与变化，最早当然是与地理环境相关联的，譬如有人正确地提出现代以前的香港文学具有浓厚的岭南色彩，在中国文学中“本土”的色彩并不明显。
但在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摇荡中，社会条件的隔离（包括社会体制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又往往是地区文化特质形成的主要动力，——正是因为这一点，产生了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的不同风貌。
因此，基于文化观察必须服从的三条观察路线：自
然条件（地域、语言、人种等）、社会条件（社会体制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心理条件（原始概念、心态结构、民俗等）。
面对香港作为国际性都市社会对于母体文化的复杂认同与差异的矛盾，面对边缘地域人员的流动性，文化资源、知识背景的复杂性，以及作品发表、流通的多样性，在香港，文学的香港性特质的问题，恐怕比那些是香港文学的表面归类更为重要。
因为主要是“香港性”而不是别的什么，决定了香港近代以来的文学具有写“史”的意义。
但是从“香港性”出发仍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生活在“父母”文化的阴影中，“人家对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你所做的事视若无睹”2]；二是把“本土”的某些外在特点强调过分，以致于划地自限。
香港文学界自二、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五、六十年间，反复提出“香港新文坛是否存在”、“香港有没有文学”3]之类的问题，正反映了居港作家对外部漠视的反应和自我卫护心理；而外来作家的客居心理与本土的自卑和自傲，又往往限制了香港文学范畴与特质的展望。
仅就五十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批评而言，无论港外港内，“香港没有文学评论”的论调比“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言论更刺耳，其中原因，就是这种言论既排除了香港批评家对于港外文学的批评，也排除了这些批评家在台湾或大陆发表的批评，眼里只有港岛报纸上豆腐干大的“圈子”评论和新作荐介，怎么会对香港的文学批评产生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