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寺院税收变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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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学理论论文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学理论论文99-201X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开始呈一种上升趋势,这不论在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都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
相对而言,两年来寺院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研究比较活跃。
综合性研究宁可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1X)第一册包括魏晋南北朝卷;第二册包括隋唐五代卷。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隋唐文化研究丛书”历史篇中有10部著作,其中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是张泽咸《隋唐时期农业》、韩国磐《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以及刘健明的《唐代政治与对外政策》等。
宁可主编,闫守诚、宋家钰、魏明孔、宋杰、宁欣撰写的《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1X)分为农业、土地关系、手工业、商业、货币与物价、城市与交通、区域经济、财政等8章,计50万字。
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杨鸿年《隋唐西京坊里谱》,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等,是比较重要的成果。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是近年来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少见的重要成果。
张泽咸《隋唐时期农业》计9章,第一章绪论(户口分布与劳动力、大农业体系生产、旱地与水田农业、内地农业与边地农业、农业经营方式),第二章内地农业鸟瞰(华北地区农业、江淮以南农业),第三章河西、西域区农牧业(河西地区农牧业、西域地区农牧业),第四章蒙古高原农牧业(汉隋间高原地区畜牧概况、唐代高原地区畜牧状况、唐代高原地区的种植业状况、阿拉善高原农业梗概),第五章东北区农牧业(汉魏北朝时农牧概况、隋唐时靺鞨渤海为中心的农牧状况、唐五代奚契丹为中心的农牧状况),第六章岭南农业,第七章西南高原区农牧业(云贵高原农牧业、青藏高原农牧业),第八章水稻生产(北方地区种稻、江淮以南种稻、水稻种植技术),第九章茶叶生产。
浅析唐宋寺院经济[摘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影响力扩展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经济。
在唐宋时期,寺院经济达到巅峰。
本文回顾了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寺院经济兴起到没落的原因。
[关键字]唐宋寺院经济田产来源经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抛弃。
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摆脱佛教经济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
这一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持佛教发展一个重要基础。
其中寺田又为寺院经济的核心和一个主要财源。
隋唐以来,由于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富庶,社会稳定,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与此相适应的,中国佛教在历经几百年的长途跋涉后,也终于登上了它辉煌的颠峰,与那个时代一起享受着无尚的崇拜。
即使在五代时经历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从前般灿烂夺目了。
它的辉煌与经济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得益其拥有土地。
在此,我们只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在田产一方面的问题,其余方面还待进一步研究。
一、田产的来源从诸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田产的来源是多样性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分析田产的来源。
(一)国家政权的赐予国家政权的赏赐几乎是各国的庙宇最初获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国,皇室对寺院赏赐土地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南北朝以后,这是佛教发展的结果。
无论唐朝还是宋代,几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记录。
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贵,因此,这种方式称为“赐田”。
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少林寺僧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遂“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
”[2]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赏赐制度存在的基础。
唐中叶后,由于土地明显减少,这种赏赐现象也随之减少。
两宋时期最早的赐田记载大概是建隆元年,“诏于广陵站地造寺,额曰见隆,赐田四顷,拔荐战亡军士”[3]。
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的发展变化免费硕士博士论文论文天下税收体系一般指政府通过立法所确立的各类税种之间所形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又决定着各类税种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比例构成,即税收结构。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演变,有唐一代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多有发展变化,尤以中唐时期为剧,并以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租庸调制的最终废弃和两税法的全面实行为分界,形成前后两个时期各具特色的体系与结构特点,直接影响了宋代以后的国家税收形态,在中国封建税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以学界关于唐代税收制度的丰硕成果为基础,结合个人学习探索的一孔之见,概要阐述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的发展变化情形,以图从一个层面观察唐代社会乃至中古封建社会的前后变迁,无疑有其必要。
唐前期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唐前期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农业税是最主要的税种,长期支撑了国家财政。
同时, 按照土地和财产征收的地税与户税,以及附加于租庸调、地税、户税之上的多种附加税,也是重要税种。
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瓦解,租庸调征收在国家税收总量中的比例趋于下降,地税、户税和附加税的比例逐步提高,税收结构发生了由税人为主向税地、税资产为主的明显变化,为后来两税法的实行奠定了基础。
以下通过对唐前期主要税种实际变化情形的简要考察,来予以具体阐述。
1、租庸调农业税及其折纳形式唐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北朝隋代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授予广大民户以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使其从事耕织生产,能够有能力负担国家赋役。
同时推行严格的计帐制度和户籍制度,“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
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1](卷3 《尚书户部》,P65)为均田民户建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
通过这些制度,既可实现著民于田,稳定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又可适量调节贫富分化,保障封建统治秩序。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税制度。
它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
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絹絶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
通过对唐朝财政政策的分析,带你了解唐朝300年间的财政演变导语说起唐朝,大家一定最先想到的就是人杰地灵,比如说秀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李白、吐尽人间疾苦词的杜甫。
他们的诗从小就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点画皆有筋骨的颜真卿;二王之妙楷法精觉得柳公权,他们的书法一直是我们苦练的目标,还有股气自高的画圣吴道子;何然岩岭之忧的李思训等等。
唐朝的强盛他们无论是在唐诗还是书法,或是绘画、音乐都有着登峰造极的水平。
可以说他们将唐朝的文化推向了巅峰。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朝文化的鼎盛,离不开当时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良好环境,而这两个时期是怎么来的呢?当然离不开唐朝的财政政策。
不过想要了解唐朝的财政政策,我们首先要知道财政是什么?在经济学中,财政被视为是一种以国民为主体,由政府进行组织的集中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支持公共需要,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的的收支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从人民手里收集资源,进一步来造福人民,壮大国家。
说到这大家是不是对唐朝的财政政策很好奇,他是如何让唐朝如此强盛?接下来我将分为三个重点内容来为你阐述:第一个重点,唐朝政府是如何从土地里把钱抠出来的?第二个重点,中央政府是如何提高经济收入的?第三个重点,唐朝财务机构的升级历程是什么?一、唐朝政府是如何从土地里把钱抠出来?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无论在哪个朝代,政府抠钱,首先就是以土地制度为基础,即使是最为繁华的唐代,唐朝也不例外。
故而,土地不仅成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所以为了缓和解决不公平现象,以此来鼓励百姓对土地开发和利用,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
唐朝政府决定继承隋朝的土地分配制度,也就是均田制。
均田制什么是均田制?简单来说,均田制就是将土地按人口的数量、性质、年龄以及所在地域地址进行分配,并对土地买卖进行了限制。
这样做虽然表面上保证了人人有其田,但实际上却限制了唐朝经济的发展。
唐宋时期的税收制度与经济管理唐宋时期,以其繁荣的经济和成熟的税收制度而闻名于世。
这个时期的税收制度与经济管理对于国家的财政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唐宋时期的税收制度与经济管理,以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特点和发展。
一、税收制度的演变在唐宋时期,税收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改革。
唐朝时的税收制度主要以丰年制为基础,即根据年成履行具体的赋税义务。
这种制度在唐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然而,随着唐朝的衰落后期,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税收的征收和管理。
到了宋朝,税收制度发生了重大的改革。
宋朝采取了均田制和民田授予制相结合的方式来规范土地所有权和税收制度。
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减轻了赋税负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二、税收的种类和征收方式在唐宋时期,税收的种类和征收方式多种多样。
其中最重要的是赋税和农业税。
赋税是唐宋时期的主要税种之一,主要用于维持官僚和军队的开支。
赋税以土地为基础,按照土地面积和耕作能力的大小征收。
税率根据地区和时期的不同而有所调整,但总体上来说,赋税属于一种相对较高的税种。
农业税是唐宋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税种,主要用于维持官府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开支。
农业税以农产品的形式征收,包括粮食、棉花、麻布等。
税率通常是根据农产品的产量和市场价格来确定的。
此外,唐宋时期还存在其他的税种,如商业税、工业税等,这些税种主要用于促进商业和工业发展,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三、税收制度的管理与监督唐宋时期的税收管理与监督非常重要,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首先,唐宋时期建立了完善的税收征收体制和管理机构。
每个地区都设有专门的税务部门,负责对税收的征收和管理。
这些机构通过调查和核实农户的田产、收入等情况来确定每个农户应缴纳的税额,并监督征收和使用过程。
其次,唐宋时期还建立了税收征收的法律法规,明确了税收征收的程序和规定,以防止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
从唐代的税制改革分析中央与地方赋税之争的演变前言赋税制度一直都是国家政权中占有举足轻重、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制度。
正是高效且公平的赋税制度,才能够最大程度上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
赋税制度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更为统治者重视不已,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具备一定规章制度的赋税征收体制。
虽然那会处于奴隶制时代,但是在征收对象、赋税数量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安排。
奴隶制时代的土地属于国有制,而广大的自耕农则是国王的佃农,因此天下所有耕种土地的农民都要想国王缴纳相应的赋税,否则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随着西周分封制的确立,社会等级的分层日益凸显且成型,因此便会出现了层级性的赋税征收体制。
也就是说各地封王向周天子贡纳赋税,而在封国内,则是由下到上一级一级上缴。
由此各地封王成为了周天子在赋税征收上的代理人。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原有的奴隶制彻底被摒弃,地主阶级不断兴起,封建制度日渐上风。
秦朝的建立,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完全确立,并且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严密且有效的赋税制度。
从此,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随着土地制度的不断变革,赋税征收体制也在随之变化当中。
这种变化在中古时期最为激烈,也就是在隋唐时期。
《唐六典》载:“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杨风化,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
所管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
其户皆二年一定,以入籍账。
”隋朝时期对北魏时期的户调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租庸调制度,为隋朝的兴盛奠定了经济基础,虽然隋朝仅二世而亡,但是却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唐朝将隋朝的财产继承下来,并且在前期对租庸调制度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安史之乱后的中期唐朝,迫于国家财政的紧俏,又推出了新型税制—两税法,后随着藩镇割据形势的严峻,又出现了针对地方的两税三分制度。
唐朝建立初期振兴经济的得力武器:租庸调制度唐朝建立之后,虽然继承了隋朝丰厚的家产,但是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冲击,基层社会的生产生活迟迟不能恢复。
因此在隋朝末期严苛的租庸调制的基础上,高祖、太宗均进行了减税安排,希望能够快速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宋时期的税收制度与财政解析唐宋时期税收制度对财政的影响及其变革唐宋时期的税收制度与财政解析唐宋时期的税收制度对财政的影响及其变革引言: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在这个时期,税收制度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持统治秩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将对唐宋时期的税收制度及其对财政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探讨这些制度在两个时期间的变革。
一、唐代税收制度与财政1. 税种与征收方式在唐代,税收主要包括田赋、税赋、商税和专税。
田赋是根据土地面积和产量来确定的,而税赋是人民交纳的个人税款。
此外,商税是对商业活动征收的税款,专税则是对一些特定行业或者商品的税收。
2. 财政收入与军事支出唐代的税收制度为国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财政收入,这些税收用于军事支出、官员俸禄、修缮水利和基础设施等。
特别是军事支出,占据了财政预算的重要比例,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3. 社会影响与财富累积唐代的税收制度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由于税收制度合理且征收有序,国家财政相对稳定,使得商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广泛,从而促进了财富的累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宋代税收制度与财政1. 税种与征收方式宋代的税收制度相对于唐代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变革。
税种主要包括田赋、头税、均税和商税。
田赋是基于土地面积和产量征收的,头税则是对每个人口征收的个人税款,均税则是按照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征收,并考虑了个体经营的情况。
2. 财政收入与文化建设宋代的税收制度相较于唐代更为完善,财政收入也进一步增加。
这些收入主要用于文化建设、科举考试、官员待遇和军事支出等。
尤其是文化建设方面,宋代从事了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如修建教育、文化机构和艺术品收藏等,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3. 税制变革与市场经济宋代税收制度的变革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加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源配置的灵活性。
其中,商税的征收更加合理,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促进了商业繁荣和经济的繁荣。
中国古代税收历史在中国古代,税收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尽管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税种和税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始终保持相对稳定。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中国古代税收历史。
第一步领土的划分在古代中国,领土的划分与赋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封建时期的国家,按照天下分为藩国、诸侯国和各级王国。
每个领土都由一位国君或王室成员管理,负责征收和管理赋税。
到了秦朝,领土划分进一步细化,设立郡县等地方政府,确定了从地方到中央的税收征收和管理体系。
第二步税种与税率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税种就是赋税。
赋税包括地租、田亩税等。
另外,还有商业税、手工业税等,这些都是在不同朝代确定的。
汉朝时期,实行轮作征收田亩土地税,有时还要征发部分人口为差役,被称为“夫役”。
唐朝时期,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成为了主要的税种,对征税对象和税率都做出了详细规定。
宋代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工商业的繁荣导致税收体系的变化,不断增加新的税种和征收方式。
第三步税收的分散与集中在古代中国,税收的征收有分散和集中的趋势。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封建国家的财政独立,各自征收税赋,但统治力量也相对薄弱。
到了秦朝,由于实行了中央集权,赋税从各诸侯国的国王手中掌握,落入了中央政府财政大权。
而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出现了“三公九卿”的高级官员,税收事务逐渐下放到地方政府或者县级领导身上。
第四步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随着历史的进展和社会的发展,古代中国赋税制度也不断改革和发展。
夏商周时期的衡税制度,秦朝的赋税制度,汉朝的均田制,唐朝的均输制,宋代的预征制,元代的多元税制等,都是税收制度发展的代表。
这些制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税收征收和管理的方式,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综上所述,税收在古代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
税种、税率、税收征收和管理的改革和发展,也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宋时期的寺院税收变迁初探作者:孟娟来源:《牡丹》2018年第18期唐宋时期,随着寺院经济的膨胀式发展,政府对其进行了长期的世俗化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寺院经济特权逐步被取消,尤其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最终废除租庸调制,开始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取消了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特权,这一制度性的变革直接给占有大量土地的寺院增添庞大的税收负担,而日渐名目繁多的税收也加速了寺院经济的衰落。
一、唐宋时期寺院税收的源起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其忍耐、果业、六道轮回等教义为统治阶层所利用,作为其精神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被推崇和扶植,并被赋予了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
唐宋时期,佛教在中国发展兴盛。
但随之兴起的寺院经济资源上的掠夺性以及人口的荫蔽性,一度达到了与国家争夺利益的地步,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双向牵动使寺院财富如滚雪球般急剧增加,进而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政治控制权,更加恶化了国家征税环境,使其政策红利不断缩减。
寺院税收、寺院经济严重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经济根基和正常运行,统治者对寺院经济的打压正是世俗权力与宗教势力矛盾的激化。
政府将大量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寺院,寺院经济特权逐步被取消,逐渐世俗化。
成型的寺院税收体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变迁基于唐宋时期社会背景,这个时期作为寺院税收变迁的关键时期,其变迁同时也反映这个时期的时代特征。
二、寺院税收的变迁(一)“不税”到“纳正税”从本质上讲,僧侣和比丘尼“不贯人籍”,据内律而言,其群体理应被解除世俗义务,是独立于世俗课税的宗教集体存在。
统治阶级初心亦不过利用佛教,来寻求自己利益的维护者,通过免税役、施恩佛教弟子,以期得到利益的置换,而事实上也起到了预期目标。
怀海禅师曾对皇帝免除僧侣的税役谈过自己的感想,他认为唯有精心礼佛,遵戒方可报帝国之恩。
但是,住僧以及作为僧侣居所地的寺院的出现,改变了以往行僧等佛教传播的基本面貌。
传统意义上,他们既不占任何财产,也不进行生产,隋以前“寸绢不输于官府,寸米不入于公仓”。
唐宋时期的寺院税收变迁初探
孟 娟
唐宋时期,随着寺院经济的膨胀式发展,政府对其进行了长期的世俗化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寺院经济特权逐步被取消,尤其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最终废除租庸调制,开始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取消了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特权,这一制度性的变革直接给占有大量土地的寺院增添庞大的税收负
担,而日渐名目繁多的税收也加速了寺院经济的衰落。
一、唐宋时期寺院税收的源起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其忍耐、果业、六道轮回等教义为统治阶层所利用,作为其精神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被推崇和扶植,并被赋予了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
唐宋时期,佛教在中国发展兴盛。
但随之兴起的寺院经济资源上的掠夺性以及人口的荫蔽性,一度达到了与国家争夺利益的地步,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双向牵动使寺院财富如滚雪球般急剧增加,进而影响了国
家的赋税收入和政治控制权,更加恶化了国家征税环境,使其政策红利不断缩减。
寺院税收、寺院经济严重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经济根基和正常运行,统治者对寺院经济的打压正是世俗权力与宗教势力矛盾的激化。
政府将大量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寺院,寺院经济特权逐步被取消,逐渐世俗
化。
成型的寺院税收体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变迁
基于唐宋时期社会背景,这个时期作为寺院税收变迁的关键时期,其变迁同时也反映这个时期的时代特征。
二、寺院税收的变迁 (一)“不税”到“纳正税”
从本质上讲,僧侣和比丘尼“不贯人籍”,据内律而言,其群体理应被解除世俗义务,是独立于世俗课税的宗教集体存在。
统治阶级初心亦不过利用佛教,来寻求自己利益的维护者,通过免税役、施恩佛
教弟子,以期得到利益的置换,而事实上也起到了预期目标。
怀海禅师曾对皇帝免除僧侣的税役谈过自己的感想,他认为唯有精心礼佛,遵戒方可报帝国之恩。
但是,住僧以及作为僧侣居所地的寺院的出现,改变了以往行僧等佛教传播的基本面貌。
传统意义上,他们既不占任何财产,也不进行生产,隋以前“寸绢不输于官府,寸米不入于公仓”。
宗教信仰的热忱以及政策红利使以寺院为主体的经济体不断壮大,其对人口的荫庇性和对资源的掠夺性,使国家税民基数锐减,加之当时摊派的税收模式,导致在册的税民负担沉重,国家征税困难,对寺院特权进行限制的呼声愈烈。
唐代宗时,彭偃就曾上书:“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
”寺院免税特权显然已经威胁到国家经济运行,并引起了重视。
唐高宗时已经出现了关于寺院税收的记载:“敕有司: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税敛。
”可见,寺院免税是要经过特许的,反观当时一般寺院是存在敛税现象的。
出土的开元九年于阗某寺的账簿记载:“出钱一千七百三十文,付市城政声坊叱半勃曜诺,充还家人悉未止税并草两络子价……”“出钱二百文,付市城安仁坊叱半庆蜜,充……”“出钱五百五十文”。
按唐律,部曲奴婢是不需要课口的,僧侣亦同,那么,此处僧侣为其“家人”缴纳的税草则可能相当于奴婢的资课。
上面的一千七百三十文、五百五十文与丁奴、中奴所纳资税加税草的数目基本吻合,与《新唐书·食货志》的相关记载也大致符合。
可见,在政府对寺院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寺院下的“家人”在履行纳税义务上与世俗经济下的奴隶逐渐靠近,虽未正式纳正税,但寺院免税特权日渐衰微。
任何制度推行伊始大多会起到革除时弊、顺应发展的诸多作用,但在其发展后期,其弊端往往占据上风。
均田制的局面被打破,附其之上的租庸调亦推行困难。
直到“据地出税”的两税法正式实施,“天下庄田未有不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皇亲国戚亦难逃其税,僧侣更是如此。
《旧唐书·李吉甫传》记载:“京城诸僧有请以庄、硙免税者。
吉甫秦曰:‘钱米所征,素有定额。
’”由史料可知,811年之前,对京城寺院的田地以及碾硙是进行征税的,钱米两色,计资纳税,税额固定,总额均摊,基本符合两税法的征收特征。
“节浮费,欲例卷为官民户、僧寺代输全年夏税及累载畸零。
”宋代,寺院纳夏税已是必然。
景德四年(1007),永安寺“夏秋二税正输现仓”,两宋与唐一样,寺院必须向国家缴二税。
唐宋时期作为寺院经济的转折时期,也是寺院税收的变革期,僧侣由免税赋到缴纳杂税再到实施两税法以后丧失免纳正税的特权。
(二)税种增多,摊派加剧
两宋时期,寺院所受的税收负担日益严重,在继承唐以来的赋税制度基础之上,名目繁多,各地具体情况又不一而同。
“院以葺理而兴,以科敷而废”正反映了这一时期寺院所背负的沉重科敷及其对寺院兴衰的影响。
“岁赋则有祠碟贴助,秋苗则有白米撮借”,多地寺院在缴纳两税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附加税。
朝廷废除了僧侣的免役特权,后期开始征收僧侣的助役钱,费用高于普通百姓,寺院经济被纳入世俗经济体内。
据史籍记载,1068-1086年和1145年,朝廷两度对僧侣征收作为免除徭役补偿的免丁税钱,即“助役钱”,每年最多不超过十五缗。
如果发生了水灾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则要求僧侣交纳双倍的免丁税钱,《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免丁税钱每年可为国库取得巨额税收。
“僧寺之废兴……然吾观江、湖、浙之和籴、运籴……”宋代寺院在负担两税之外,还需要负担和籴、和买。
这两种税赋本来是针对百姓进行粮食收购以及借贷,后来对象进一步扩大化,扩散到寺院僧侣身上。
随着国家财政紧张、官府贪腐的恶化,二者流弊甚多,破坏了这项制度的初衷以及最初的平衡,其成为国家变相剥削的工具。
作为当时大土地所有者的寺院,“僧逃屋败者过半”的现象时有发生,普通百
姓的境遇想必更难,和籴本钱也由最初的现钱变成了绢、银、度牒等。
“二十年春(1150)春,命司农寺丞钟世明往闽中……自租赋及常住岁用外,岁得羡钱三千四十万缗……”此时的寺院俨然成了政府敛财大户。
此外,到了宋代,科配任务繁重且税种繁多,政府强制将盐、酒、醋、香以及茶叶的科配任务负担给寺院僧侣,此外还有以各种名目让寺院出田输钱的苛捐杂税,如史籍记载的“义田”“版帐钱”。
除了官方的摊派,地方官吏更借助自身势力对寺院进行肆意的勒索,如此苛捐杂税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对寺院的控制,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但也极大地削弱了寺院的经济实力。
与此同时,一些势力较强的寺院开始依托社会关系套取豁免科配特权。
据史籍记载,大的寺院承担着沉重徭役负担,规模较小的寺院不免除课敷,而中等实力的寺院有不乏物力雄厚者,他们通过贿赂官吏获取免科特权,实力更加雄厚者依附权贵使得科配被豁免。
宋朝规定皇帝、高级官僚的功德寺可免科配,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为获取免课特权而摇身一变成为官僚功德寺的寺院。
除此之外,一些寺院通过巴结权贵、贿赂官吏,甚至献寺,以期获得特权和保护。
针对这一现象,宋高宗就曾下令,诏令户部严格禁止这种逃课行为。
可见,对寺院的科配负担,在实际操作中也并不是都落实到每一个寺院,势力强的寺院往往凭借各种资源获得特免权进行逃避,这些未被承担起来的科配摊到了小寺院和普通百姓身上,加重了税收负担。
纵观唐宋时期的寺院税收,唐代更侧重于寺院特权丧失的过程,终至宋代,寺院诸多特权被彻底打破。
(三)征税对象扩大化
免税权一般是针对某些财产,并不是普遍的规则,例如,对“常住物”的免税,更多层面上来说是一种对于官方寺产和皇帝赐予的财产不公平的保护主义,而对于寺院其他所属物以及财产免税特权是微乎其微的。
可想而知,寺院名下的土地、人口、工商业设备财产等都一步步成为国家纳税的对象。
出土的开元九年于阗某寺的账簿记载“出钱一千七百三十文,付市……”,除正常的纳税之外,拥有奴婢和使用雇工也必须纳税,而且税额有明确规定,设有为“家人”纳税的专门机构。
政府除了将征税对象扩大到寺院名下的百姓,更将寺院间接经营的商业性财产揽入征税对象,“诸州府住宅、店铺、车坊、园碾、零地带,所有百姓及诸色人应欠租课。
”由此可见,政府俨然将寺院作为敛财征税的重中之重,竭力扩大征税对象,增加税收。
三、结语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可以作为寺院免税的绝对原则,其无非是世俗政治体制下宗教自谋出路的努力。
而在寺院与政府、宗教与世俗利益的权衡与较量中,更多的是利益集团审时度势对现存利益的互惠与妥协。
唐宋时期,寺院税收由最初的享有诸多免税特权到承担名目繁多的摊派,征税对象也由人到物到与之相关的行为,呈现多样化、世俗化的特征。
税收的变迁,不仅体现着这一时期税收制度的蜕变,更展现了唐宋时期社会正经历着重大变革,这一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阶段。
寺院与社会各级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一时期的寺院税收变迁,人们可以看到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的利益关系以及各自的发展趋势,更可以从中窥探到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特点。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作者简介:孟娟(1993-),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方向:唐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