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教寺申遗还是“驱僧占寺” 谁来保障佛教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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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了祖坟、换了灵魂——谈“兴教寺事件”千秋大义不容轻,中华脊梁中华魂;解脱天与大乘天,古今共仰中华人。
临终垂训最伤心,草席包裹百年身;国君罢朝倾城纪,守塔尽孝有终生。
深山寻迹泪海倾,自古沧桑谁述评;陋处敛身终不保,为全灵骨塔无名!玄奘大师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
英国学者盛赞他说:“无论怎样夸大玄奘大师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
印度人很多都不知道现任总统是谁,但没人不知道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执着进取的求真精神,正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代表。
一千多年前的白鹿原,曾有一颗民族巨星于此陨落,玄奘大师在唐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去世,大师遗嘱,既然生涯已尽,后事宜从简省,以草席裹送到偏远的地域去,葬下即可。
唐高宗闻讯哀痛伤感,为之罢朝三日,并敕令将大师灵柩移运归京。
入葬时,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万余,归葬之地的白鹿原有无数四众弟子为大师终身守塔。
比起当代小说、影视中的白鹿原故事,那颗巨星就像太阳,今天的故事就像烛光。
虽然兴教寺是在白鹿原遭迁以后的再葬之地,虽然兴教寺也曾于明代翻修,但作为玄奘大师归葬之所,兴教寺寄托着中华民众对于玄奘大师无可替代的悠远哀思。
唐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880年元月八日),黄巢兵入长安,中和元年(882年)四月初八撤离,历时两年零四个月,期间由于唐兵围困,军需紧张,“黄巢虽与玄奘无冤,但为了生存(刘高明、孙立新语)”,乱军发塔,致使玄奘大师顶骨破碎……然而可悲的是,如此低调殁逝的一位圣者,而今又被拖出到浩瀚汹涌的商贾大潮中。
正当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我们的中国梦正在起飞的同时,民族脊梁的这座祖坟也被开挖!而且限定了日期,5月30日之前要挖完。
什么是遗产?达摩祖师在少林寺居住九年,圆寂前召集门人问各自修学所得。
道副禅师回答说:“根据我的见解,不执著文字,不离开文字,这就是道用。
”达摩祖师说:“你得了我的皮。
”尼总持说:“我的见解如同庆喜见到了阿閦佛国,见到一回后不再得见。
专家谈兴教寺申遗:须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兴教寺内被列入拆迁计划的禅堂近日,千年古刹陕西西安兴教寺面临拆迁一事引起热议,因兴教寺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之一,有媒体质疑这次拆迁是“为申遗而毁遗”。
4月12日,国家文物局表示,纳入整治范围的仅为“1990年以来新建的、对兴教寺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的建筑。
这一表态让关注兴教寺文物保护的公众吃上了定心丸。
尽管围绕兴教寺拆迁的争论在降温,文保专家谈及此事时认为,兴教寺拆迁风波有许多地方值得反思。
比如,在文保单位控制区内私建建筑应属违法,相关人员的责任应该追究;如何整治文保单位建控地带的新建建筑,必须尊重各方意见、达成共识;此外,申遗工作也应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要坚持公开透明,做好长远规划。
新建建筑必须经审批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24个项目名单上,兴教寺塔位列其中。
4月10日,有媒体认为,名单中只有兴教寺三塔,寺内其他建筑没有列入其中,所以大都在拆迁之列。
这一消息引发轩然大波。
12日,国家文物局表示,尽管申遗主体为兴教寺三塔,但寺院内现存的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历史建筑,由于在反映兴教寺历史兴衰方面也具有重要见证价值,因此予以保留;而仅对1990年以来新建的、对兴教寺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的斋堂、僧舍等建筑进行整治。
兴教寺建于唐代,但历代屡遭破坏,多次重建和修葺,清同治年间寺殿毁于兵火,唯3座灵塔幸存,民国十一年(1922年)再度重修。
1961年3月4日,兴教寺塔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之后,兴教寺为满足寺庙发展需要和僧人生活需求,建设了兴慈楼、僧寮、卫生间、浴室等新建筑,面积达6377平方米。
《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
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旅游管理研究2013年10月下半月刊一、兴教寺的历史及保护概况兴教寺,也称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长安区杜曲镇少陵原畔,是唐代著名翻译家、旅行家玄奘法师长眠之地。
唐肃宗为玄奘的舍利塔题写了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大兴佛教。
玄奘法师圆寂后初葬白鹿塬,总章二年(669年),改葬于此,次年因塔建寺,唐肃宗题塔额“兴教”而得名。
兴教寺自建成至今千余年间,几度枯荣,历尽沧桑。
建寺约百年之后,即“塔无主,寺无僧”。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重修塔身。
清同治年间(1862-1874)遭兵燹,除三座舍利塔外,全寺付之一炬,几成废墟。
1922年寺僧募修大殿、僧房十余间,又先后由朱子桥、程潜增建及修葺塔亭、大殿、藏经楼、山门等,并补修了三塔。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两次拨款整修。
1982年以来,又进行了全面修缮、增建。
1983年,兴教寺被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
兴教寺现由殿房、藏经楼和塔院三部分组成。
大雄宝殿正对山门,殿内供奉明代铜佛像和缅甸赠送的白玉石刻弥勒佛像各一尊,并有彩色宗教故事画。
殿后为讲经堂。
藏经楼在东跨院,为二层楼:一层陈列有关玄奘大师的画像和书画,楼上珍藏大藏经等数千册经书及用巴利文写的《贝叶经》残片。
西跨院又称慈恩塔院,是为玄奘及其弟子园测和窥基遗骨安葬之地。
建有并列的三座舍利塔,三座塔之北的慈恩殿内陈列玄奘及其弟子的石刻像等。
二、兴教寺在旅游开发中的优势(一)兴教寺作为玄奘安眠之地而享誉国际作为一代宗师玄奘的墓冢所在地,兴教寺自古以来都是人们瞻仰、膜拜的圣地。
公元629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后又游学天竺各地。
经十七年,行程五万里,西行印度求取佛经,带回佛经657部。
公元645年,回到长安,此后玄奘法师便一心翻译经文设坛讲经弘传佛法。
公元664年,玄奘在陕西铜川玉华寺圆寂,安葬于浐河东岸的白鹿原上。
当时,长安方圆500里内有百万人赶来送葬,还有三万余人为其守墓。
公元669年,高宗敕令将玄奘遗骨迁葬于樊川少陵原畔兴教寺。
解读兴教寺拆迁背后原因三大矛盾透视真相普隐学堂长安,是盛唐文化的中心,也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许多祖庭所在地,草堂寺是鸠摩罗什译经的场所,华严寺是华严宗的祖庭,而兴教寺、大慈恩寺则因玄奘法师而闻名天下。
可是,一场“强拆兴教寺”的闹剧,如浪潮般的新闻信息把千年古寺一下子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
一、历史遗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兴教寺的价值,无疑在于玄奘、窥基、圆测三位高僧的塔,这也是此次申遗的核心。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可列为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
2013年4月11日在,西安市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说明如下:按照申遗管理规划,院内玄奘塔、窥基塔、圆测塔等建筑承载了兴教寺塔申遗主体信息,要加强保护管理和科学维护;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古建筑充分体现了寺院的基本格局、建筑风格,生动地反映了玄奘塔、窥基塔、圆测塔等建筑物与当地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要加大保护与维修力度,以保证塔和寺院发展的基本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法堂、照心楼、卧佛殿及东西厢房等新建筑作为现寺院基本格局的组成部分予以保留,并结合传统工艺、材料、技术加以妥善维护。
三藏纪念堂将因遗产展示需求,予以保留。
新建的禅堂,因所处位置、建筑体量及风格不影响塔、寺院整体风貌,考虑到僧众宗教活动需要,予以保留。
拆除的部分:“但新建的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舍等,由于建筑体量、密度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相协调,对于此类建筑,按照保护规划要求,与寺院达成一致意见拆除后,在西纬村重新选址、规划,以保障僧众生活及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
”所以,兴教寺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塔”,但是“塔”的存在意义在于兴教寺的“三宝具足”,而能体现佛教的现实生命力在于“僧”。
若拆除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舍等,而且重新迁址、规划建设寺院,兴教寺则失去“僧”的住持,那么兴教寺的历史价值则无法完整体现。
龙源期刊网 唐僧埋骨古刹面临拆迁作者: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3年第20期拆迁申遗,文化遗产不是唐僧肉日前,一则“唐僧埋骨古刹面临拆迁”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开来,称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正“面临大规模拆迁”。
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网友都表示不赞成拆迁兴教寺。
有网友表示:“一代佛学大师竟然丧失了最后的休憩地,可悲可叹啊!”有网友怒斥“为申遗拆遗”是“杀鸡取卵”,“拆千年古刹,无知无畏!”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发微博,呼吁“国家宗教局等有关机构及领导出面协调”。
建于1300多年前的兴教寺,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一,因为埋葬着玄奘灵骨,在世界宗教界占有重要地位。
2007年开始,西安市将兴教寺纳入“丝绸之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范畴。
去年10月,兴教寺第一次得到消息,因为申遗需要,该寺许多建筑需要拆迁。
为保住寺庙,住持宽池法师提出兴教寺退出申遗,有关领导竟称他“理念不超前”,并称“在兴教寺下面建一个寺庙花不了多少钱”。
据报道,截至2012年末,我国已成为唯一连续十年“申遗”成功的国家。
一面是各地热情高涨的申遗大潮,一面是频频爆出的文物遭拆迁,让人不禁想问:申遗到底为了谁?●媒体评点:有人说,对历史建筑的野蛮拆迁是一种“文化自杀”,一座建筑记载着一段历史,而一座历史悠久、特色浓郁的建筑,一座曾经留下历史名人重要印痕的建筑,则记录着国家民族的历史,它们堪称历史的活化石、文化的播种机。
毁掉一座历史文化建筑,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历史沉淀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也将随之灰飞烟灭。
古建筑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为后人保留了文明的现场,保护历史建筑就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辈子孙最好的交代。
(王茜,华声在线)◎话题拓展:文化遗产与中华文明;发展与传承;功利与浮躁;责任;尊重历史……(资料来源:凤凰网、华声在线等)。
北大禅学社:兴教寺未必非要别人点头才是文化遗产近日媒体道,埋有唐代高僧玄奘大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正面临大规模拆迁。
当地政府给出的拆迁原因是“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需要”,因为联合申遗名单上只有兴教寺塔,不包括寺庙内其他建筑。
据媒体分析,申遗拆迁的背后,是著名的某公司的商业运作。
玄奘大师,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系统翻译佛典的译经家,唯识宗的创始人,宣扬佛化的一代宗师,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代巨匠,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使者。
唐太宗评价大师“只千古而无对”,鲁讯称大师为“民族的脊梁”,印度国父尼赫鲁将大师列为世界四大伟人;当年的突厥叶护可汗,古印度戒日王,都对大师崇拜有加。
公元664年,大师圆寂,葬于白鹿原,后因唐高宗思念伤感,于公元669年敕令迁葬于樊川凤栖塬北岗,并修塔建寺,即兴教寺。
然而可悲的是,千余年后的今天,大师埋骨的寺院却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并且还是限制了期限:2013年5月13日之前要拆迁完毕。
兴教寺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不仅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寺院,在世界宗教界也占有重要地位,有着重大的历史、艺术、文化和宗教价值。
兴教寺塔作为其重点文物,满足申遗条件绰绰有余。
然而为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反将寺内其他大部分建筑拆迁,“周围全部绿化”,未免本末倒置。
从申遗名义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实施指南看,申请的目的本就是要保证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这也是能否申请成功的关键。
如果拆除其中大部分建筑,僧人和信众无法举行宗教活动,其文物的完整性、真实性,从何谈起?试观现今国内的“中国式申遗热”,似乎文化遗迹一定要申请成“世界遗产名录”,才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一旦成为了,人们也趋之若鹜,共相观瞻。
然而,自己祖先留下来的财富,一定要别人同意了才算遗产吗?自己的遗产,却要别人点了头,才是遗产。
这是最大的悲哀。
在全盘西化的风气席卷中华文明以后,我们一直过着别人点了头,我们才能行的日子。
中华文化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吗?中华文明五千余年的历史绵远流长,华夏先人为我们留下了巨大丰厚的历史资源,这不需要经他人认证,本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据媒体报道,西安市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人表示:“这次要拆掉的只是寺里私自盖的建筑,都不是文物。
兴教寺僧团命运猜想佛教尊严能谈判吗?殷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已经成了“兴教寺事件”中西安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及申遗项目专家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的丑恶嘴脸的最真实写照。
在文物、申遗、环境整治、国际影响等说辞被广大信众及普通民众一一戳穿后,文物部门又改口说要拆的建筑属于“违章建筑”,即便不申遗,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也不允许存在,还有报道影射僧人“狮子大开口”,向政府提出要更多的补偿用地。
可见,“申遗”绝非必需,这一次,兴教寺及僧团又被扣上了“违建”、“贪婪”的大帽子,利益方总算坐实了“驱僧夺寺”的真实目的!正如网友所说:秦桧杀岳飞,罪名“莫须有”。
私利谋古刹,从未缺借口。
作为寺院主人,僧人为何必须离寺?兴教寺内僧寮、斋堂等功能性建筑能不能拆,关键并不在建筑是否“违章”,而在于谁有权动这些房子,谁是寺院的主人。
对兴教寺的定性是此事的关键。
此前大部分媒体报道从头到尾都在讨论的是申遗与兴教寺的事件,潜移默化地将此事件导向文化事件。
而数次出面的文物部门专家更是毫无商量余地地将兴教寺整体纳入文物保护的统筹之中,而绝口不提兴教寺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绝口不提兴教寺对于当地佛教信众的重要意义。
他们所做的所谓“让步”规划中从未真正考虑到僧团实际生活和修行的需要,仿佛寺院存在及价值全都是围绕着慈恩三塔这一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展开,僧团都是因文物保护需要而在寺院住持,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他们把兴教寺当普通民宅,把僧寮当集体宿舍,把斋堂当食堂,想拆就拆,这完全是对佛教公然无视。
兴教寺首先是一座佛教寺院,其存在所代表的首先是宗教意义。
兴教寺塔虽为文保单位,但根据《文物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寺院正属于“国家另有规定”的范畴。
因此,兴教寺对“兴教寺塔”有合法的管理权限,而兴教寺塔正是在1985年就已经交由宗教部门直接管理。
兴教寺塔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寺内的其他建筑。
申遗还是“驱僧占寺”谁来保障佛教界权益?
张威
最近几天,西安市兴教寺面临拆除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兴教寺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遗骨埋葬地,也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寺院。
这次拆迁事件一经披露,受到广泛关注,不仅佛教信众,众多文化学者、社会精英都通过微博、访谈、论坛等多种途径热烈讨论。
国家相关部门和宗教团体也发出声音,这种情况可能是当地政府始料未及的。
于是,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新闻报道中这次拆迁涉及的范围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国家文物局4
月12日的表态,“仅对1990年以来新建的、对兴教寺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的斋堂、僧舍等建筑进行整治”。
至此,似乎问题已经转变为配合“申遗”而拆迁非文物的新建建筑,这样看起来似乎变得合情合理了,媒体上也出现了“唐僧确无恙”的报道,如果继续反对拆除似乎就不通情理、不明大义了。
但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依照现有的拆迁计划,要拆的建筑主要是兴教寺僧人们的宿舍和食堂,没有了僧舍、浴室、卫生间、灶房和斋堂,就意味着僧人们不能在寺院里生存,僧团要全部被驱离。
人们不禁要问:驱离僧团是为了保护遗产吗?
网友“终南山过客”在微博中揭露,西安日报2011年4月8日题为“2011年西洽会长安区项目集中签约成果”的报道中显示“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项目位于杜曲,由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
对此,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在文章中提醒,“这种被忽视的转变却正是决定问题性质的关键”。
僧人生活在寺院中,寺院也依靠僧人来管理和维护,寺院与僧团不可分割。
赶走了僧团,孤立的寺院建筑是否还有文化的内涵?是否会在孤独冷清中消沉毁灭?是否会蜕变为商业利
益驱动的旅游景区?
在此次拆迁事件中,简单的“拆”字背后要深刻思考两个问题:首先,从相关法规和政策方面,地方政府或文物部门是否有权把僧人驱离寺院;其次,从文化遗产的核心精神方面,寺院能否离开僧人独立存在,没有僧团的寺院是否还有真正的“文化遗产”的价值。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谁有权把僧人驱离寺院?
2012年10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十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指出:
寺观应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管理下,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指导、监督下,由佛、道教界按民主管理的原则负责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插手其内部宗教事务。
严禁党政
部门参与或纵容、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寺观。
2004年7月7日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的《宗教事
务条例》规定:
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并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198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复函》提出:
寺庙、道观不论当前是否进行宗教活动,其房屋大都是由群众损献而建造。
因此,除个别确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购置的小庙,仍可归私人所有外,其它房屋的性质均应属公共财产,其产权归宗教团体市佛教协会与市道教协会所有。
僧、尼、道士一般有使用权,但均无权出卖、抵押或相互赠送。
任何使用、占用单位或其他机关团体都不能任意改变其所有权,并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0)22号及国发(1980)188号文件精神落实政策,产权归还各宗教团体。
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老1989年在一次中央协调会的发言中对于寺院与僧团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明确:
僧道是寺观的主人,这就是寺观的归属。
千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的,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有关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文件也是这样规定的。
尽管寺观及其所属房屋的所有权的性质还有待于立法,但佛道教界拥有管理、使用和经营出租的权利则一直是明确的。
对兴教寺拆迁事件,国家宗教局明确要求“陕西省宗教局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协调当地有关部门听取包括佛教界在内的各方意见,依照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妥善处理。
”由上述分析可见,无论从现行的法规政策还是从历史实践上,未与宗教团体和僧团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或文物部门单方面做出的拆除任何建筑的决定,都没有法规政策和实践依据。
对这次兴教寺拆迁事件,中国佛教协会的回应十分明确:一、在未征得兴教寺僧团同意的情况下,拆除寺院建筑,严重违反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侵犯了佛教界的合法权益。
二、西安兴教寺是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其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除国务院同意外,不得变更。
三、佛教寺院不得进行商业运作。
其次,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将僧人驱离寺院也是不可取的。
文化不同于自然景观,是由人来承载的。
我们既要看到文化的物质载体,更要认识到文化的无形灵魂。
申请文化遗产不能忽略其中人的因素。
中央电视台4月11日《新闻1+1》栏目提出,“人是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要申请世界遗产,但不问问里面的人舒服不舒服,甚至都不去问问他们的意见,申请这样的遗产又有什么用呢?”佛教文化更是与千年传承至今的僧团密不可分。
就兴教寺而言,玄奘、窥基、圆测三位高僧的塔是文化遗产,僧团的生活也是一种文明传承方式,承载着历史厚重的寺院与当前在其中修行的僧团是统一的整体。
这正体现了“中国梦”的“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强迁兴教寺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更是对“中国梦”的破坏。
在申遗的问题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著名遗产专家郭旃表示,我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意味着向世界承诺,要承担起加强对本地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责任。
申遗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要量力而行,不可强求。
在住寺僧团和宗教团体非自愿的情况下,强制把寺院和僧团割裂开,使得寺院失去灵魂,变成了空壳的遗产,还符合世
界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吗?如果为了申遗,却将真遗产摧毁,构建了非真实的遗产,这样的“遗产”除了可能的商业利益,还有真正的文化价值吗?
从真正文化保护的角度而言,“申遗”的头衔并不重要,因为文物的标准及其物质价值都是变化的,不变的是文化内涵及其精神传承。
正如明贤法师在文章中所言,“如果忽略了兴教寺这个人文场所的宗教价值,更忽略宗教价值中的灵魂内核,恐怕,无论打造一个怎样华丽的人文处所,也仍然与兴教寺原本承载的宗教价值毫无关联。
当灵魂被消解了,形式上的繁荣与原本兴教寺的遗产价值相比,当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
玄奘法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维护兴教寺是为了弘扬玄奘法师的坚毅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
而申遗的本意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二者本不矛盾。
如果真实地为遗产负责,为宗教文化负责,便不应该把宗教文化的基本生态进行解构。
现在强行将塔、寺、僧三者分离,破坏宗教文化遗产的价值核心,是造成目前尴尬局面的关键。
地方政府在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广泛征求多方面意见,为僧人、公众和专家学者提供平等而有效的交流对话平台,不要一言堂,更不要违背法规政策和历史实践,以驱离僧团来保护遗产,让“申遗”成为“毁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