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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研究的理论与意义对于都市研究的日趋重视，显然是世界范围内加速度推进的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后果。
"都市化"，按照《布莱克威尔社会学词典》的定义，是指在以非农业性为特征的社区（即城市）人口集中的过程，在这些城市中，生产主要是围绕服务和商品而设置的。
都市化进程最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开始，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劳动分工变化的必然产物，当时农业生产已经能够提供超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其他食物，这就使得人口中的一部分人能从事其他非农业劳动的工作。
但是在4000多年的人类历史中，城市发展速度和数量增长都一直非常缓慢，这种格局直到"18世纪末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工业革命使得都市化的浪潮几乎触及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市化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了出来。
据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
除了都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外，都市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所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巨大，因为空间及都市社区资源都可以用来产生利润"。
[1]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19至20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开创者虽然都没有预见到这种惊人的都市化发展速度，但他们依然将西方文明的本质看成是都市文明，认为正是在西方都市中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独特的现象、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承担者--市民阶级与市民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从城市现象入手探索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
与马克思相反，韦伯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部分而不是整体，但他同样认为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组织。
换句话说，首先城市就是一个市场，城市可以通过已经建成的市场体系而得到了解，其次城市必须被理解为部分自治机构，部分政治自治是城市的一个关键标准。
大都市与精神生活（演讲稿1903）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又译齐美尔1858-1918），出生于柏林市中心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
1876年进入柏林大学，先后学习了历史、心理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最后以一篇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于1881年获得博士学位。
从1885年开始，他以编外讲师的身份开始在柏林大学授课，但一直受到排挤，不被学院承认。
直到1901年在他工作十六年之后，才被校方勉强聘为副教授。
而在此期间，Simmel 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语言，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
在柏林文化界他也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1914年，56岁的他离开柏林远赴位于德法边界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这所省立大学的教授。
差不多终其一生，齐美尔都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不被体制承认，这种境况，使得他得以作为一个旁观者、局外人自由地思想和写作。
齐美尔的绝大部分论述都不合乎学院中的“学术规则”，给人缺乏体系的感觉。
齐美尔批评当代潮流的方式是远离“科学意识”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是在现时审美化的情景下进行的。
在他描述的任何想象中，都没有系统性的历史分析，也没有对同一领域既有成果的引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所谓文化批评的兴起，人们对齐美尔的兴趣愈来愈大，因为人们发现早在近一百年前，齐美尔已经对现在文化批评说关注的许多问题有过锐利的讨论，而他的批评姿态即使在今天仍极具前卫性。
Simmel在社会学领域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通过提出并回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确立了将社会交往形式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思想，从而为社会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且基于这种观念，对社会互动的形式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尝试将量化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群体规模大小对群体浮动性质的影响；通过对主观文化、客观文化和社会分化问题，尤其是货币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文化悲剧”。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年3月1日生于柏林，1918年9月28日逝于斯特拉斯堡，又译为西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
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源于个人试图面对社会强势力量，面对历史传统的重负、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保持独立和个性。
这种对立以最现代的形式，呈现了原始人为自己的肉体生存必须进行的、与自然之间的那种抗争。
十八世纪似乎提倡解脱在政治、宗教、道德和经济领域历史性地发展起来的所有束缚，为了让人人皆有的、与生俱来的那种人类自然品性得到无拘无束的发展；十九世纪似乎除了促进人的自由之外，还寻求提升人的个性（这跟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以及人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他变得独一无二、不可或缺，但是同时也使他更多地依赖于其他人互相补充的活动；尼采似乎把个体之间无情的斗争看作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先决条件，而社会主义则在对所有竞争的压制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但是，凡此种种之中都有一个同样的基本动机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个人拒绝在社会－技术机制中被夷平、淹没。
倘若有人探究当代生活某些特别现代的领域的产品所具有的内在意义——也就是说，倘若有人像我今天思考大都会一样，考察文化机体中的灵魂——这将会要求研究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所促进的，在个人生活领域和超乎个人生存之上的那些领域之间的关系。
它将会要求研究个性为了顺应外在压力而作出的调整。
都市人的个性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感情生活的强化，这种强化是由于内外刺激迅速而连续的转变。
人是一种有赖于差异而存在的生物，也就是说，他的头脑受到的刺激来自当前的印象和先前的印象之间的差异。
可以说，持久的印象，微弱的差异，彼此的经历和对比有着熟悉的规律，它们所消耗的精神能量，不如快速转换的影像，一瞥之中捕获的鲜明差异，以及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
大都会以其街道的纵横交错以及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迅速和形态多样，造成了它的心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精神生活的感官基础方面，在我们（作为有赖于差异的造物）的有机体所需的知觉量度方面，与小城镇和乡村生活的感官－精神状态那种更加缓慢、更加熟悉、更加平稳流畅的韵律形成了深刻的对比。
齊美爾（Georg Simmel, 3/1/1858-9/26/1918）的生平與著作時 代 大 事 生 平 與 著 作1858年3月1日生於柏林市萊比錫街和弗列德利希街的西北角的公寓(雙親原為猶太人，後來父親改信天主教母親改信新教)。
是七個小孩的老么，上有一位兄長，五位姊姊。
1874年(16歲) 父親過世。
其父原為Felix und Sarotti巧克力工廠的創始人。
〔後來工廠易手〕家庭友人Julius Friedländer為其監護人，後來成為其學術生涯中的重要恩人。
他是Peters音樂出版社及Edition Peters的創始人。
1876年(18歲) 在柏林的Friedrich-Werderscheh-Gymnasium畢業。
進入柏林大學〔即今天之Humbolt Universität zu Berlin〕，修習歷史、民族學、民族心理學 (Völkerpsychologie)、哲學，及文化史。
當時的老師有：Gustav Droysen, TheodorMommsen, Heinrich von Sybel, Heinrich Treitschke, AdolfBastian, Moritz Lazarus, Heymann Steinthal, Edward Zeller,Adolf Lasson, Friedrich Harms, Max Jordan, 及HermannGrimm。
1881年(23歲) 獲得柏林大學博士，論文題目為〈從康德的自然單子說論物的本質〉（Das Wesen der Materie nach Kants physischerMonadologie）〔此文在兩年前曾獲獎〕。
1882年(24歲) 發表〈心理學和民族學對音樂的研究〉（Psychologische undethnologische Studien über Musik）此文原擬為博士論文題目，但不獲通過〕〔1968年由E. Peter Etzkorn 英譯為Psych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tudies on Music收入GeorgSimmel: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读书笔记 | 亲身地、真实地生活《给青年诗人的信》“无论如何，生活本身是合理的。
”——里尔克莱内·马利亚·里尔克我们何其幸运，在青年时期读到了这些原本不是写给我们的信件。
1902年的深秋，一个名叫弗兰斯·克萨危尔·卡卜斯的陆军学校的学生，在偶然间经由校内牧师听闻了里尔克青少年时的故事，便当即决定将自己的诗的试作寄给里尔克，请教他关于诗歌创作的问题，以及如何在陆军军官和职业诗人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在这一因缘际会之下，里尔克先后写给这位青年诗人十封文字拙朴而意涵深远的书信。
在其中，里尔克只为传达一个观点——我们必须亲身地、真实地生活。
这些信虽然是写给卡卜斯一人，但我们谁不是卡卜斯呢？谁在青年时期，没有无数问题与心绪在心中起伏呢？我们却不知如何厘清这些问题，也不知怎样处理此中心绪。
我们渴望且需要一位值得崇拜和信任的人的帮助。
1929年，在里尔克去世三年之后，收信人卡卜斯决定将这些书信编辑并出版成册——《给青年诗人的信》。
终于，里尔克的书信不是写给他一个人的，而是写给我们所有人。
我们要“亲身地”生活，走向自己的内心，从内心深处的冲动出发独立地建造自己的生活。
纵使里尔克回应了卡卜斯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第一封信中，他依然恭敬地劝告，“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
请你走向内心。
”这是阅读这十封信件前的第一规则。
常识告诉我们，问题的解答往往需要从外界获取，心绪则渴望一条向外的抒发渠道，我们聆听他人成功的事迹，希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来过好自己的生活。
但人们越是希冀向外寻求、越是倚赖外界的标准，就越是遗忘了自己才是生活的出发点与主角、越是偏离了只属于自己的命运轨道。
成为陆军军官还是诗人？如何才能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诗歌？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能在当下得到，也不能从里尔克那里得到，里尔克甚至还提醒卡卜斯，写诗时不要采用流行的格式。
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自身却并不丧失其意义，这个问题构成了一个需要他用最真切的付出来完成的事件，一个他必须亲临其中并亲历亲为的场域——“亲身生活”。
3.1大都会及其精神生活*个人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力量、历史传统、外部文化和生活技术如何保持其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构成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
初民为维持肉体生存而与自然所作的奋斗，其现代形式已有了最新的变化。
十八世纪号召人将自己从国家、宗教、道德和经济等所有的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的天性——既是本然良善的又是人人具有的——应该自由地发展。
十九世纪，除了更多的自由，还要求人及其工作的功能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使个人之间不再具有可比性，并使每个人都成为最大程度的必不可少的人。
然而，它也造成每个人更直接地依赖于所有其他人的辅助。
尼采看到了以最无情的个人奋斗为条件的个人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应该抑制竞争。
如其所是，所有这些立场都体现出一个基本动机：人要抗拒自己被社会-技术体制所拉平和耗尽的处境。
要探究特定的现代生活及其产物的内在意义和文化实体的精神，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诸如都市的复杂结构如何在个体和超个体的生活内容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这种探究要求回答个体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力量。
这就是我现在的任务。
都市人个性的精神基础是由紧张的刺激不断强化造成的，这种强化来自于迅疾、不间断的变化着的各种内外刺激。
人是一种懂得区分的生物。
瞬间的印象次第而来，其间的差异会对人产生刺激作用。
比起那些持续的印象，彼此只有微小差异的印象和因循守常地发生的与显得习以为常和有规则的印象来，纷乱而千变万化的意象、碎片似的浮光掠影，以及不期而至纷至沓来的印象会耗费人更多的注意力。
所有这些都是都市产生出的心理状况。
面对纵横交错的道路，以及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形态，在心理生活的感知基础方面,城市与小镇及乡村生活形成深刻的对比。
都市对人这样一种区分的生物要求比在乡村生活具有更多的自觉意识。
在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心理感知意象流都更徐缓，更习以为常，也更加平静。
正是联系乡村生活，人们便容易理解都市人心理生活世故的特点。
齐美尔的现代性：现代文化形态下的心性体验王小章内容提要：在将现代性定位于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意义上，齐美尔是第一个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
从生命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立场视角，齐美尔说明了主、客观文化走向分裂对立的“文化悲剧”；从日益扩张的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结合与之交织的劳动分工的发展，齐美尔揭示了“文化悲剧”在现代社会的展开即现代文化形态；从对货币经济所主宰的现代外部文化形态的顺应、反弹、逃逸等不同反应方式中，齐美尔描述了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心性结构。
关键词：齐美尔客观文化主观文化货币现代性体验作者简介：王小章，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社会学教授弗瑞斯比（David P.Frisby）曾说，齐美尔（George Simmel）是“第一个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
（Frisby，1994）而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认为，诞生于19世纪之西方社会的社会学，无论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看，还是从其展示的研究实践看，其主旨都不离对于现代性的研究，也即是要识别、描述、理解所谓现代性问题及其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孔德、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滕尼斯等等的研究和理论都是面对现代性的知识反应，这样，弗瑞斯比所谓齐美尔是“第一个”又从何说起？事实上，只要我们领会弗瑞斯比所说的现代性是波德莱尔所揭示的的法语里的现代性，那么，也就能够理解他对齐美尔所作的上述论断了。
法语中现代性（modernité）的用法，指的是现代性体验。
在这里，现代性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生活的品质，它产生非连续性的时间意义，它是与传统的断裂，是对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的感受和对现实生活之短暂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碎片性的敏锐体悟。
正是在现代性的这种意义上，齐美尔“是第一个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
”如果说，波德莱尔是第一位以敏锐的甚至有点神经质的感觉、尖锐的笔触捕捉这种现代性体验的现代派诗人的话，那么，在经典社会学家中，齐美尔则率先表达了在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空间组织（都市）中理解现代生活体验的企图。
城市社会学复习资料城市社会学第⼀章古典⼈类⽣态学1.社区的⽣态性质（1）共⽣性：每⼀个物种都不能离开其他物种独⽴存在和发展，这种现象称为“共⽣”。
（2）竞争性：⼈与⼈，群体与群体之间对同⼀⽬标的争夺，⾮敌对但排斥。
竞争导致均衡。
古典⼈类⽣态学家把竞争看作是⼈类社区得以形成的基本原则。
2.社区的⽣态过程⼀定时期内，⼈⼝的变化过程（集中或离散）集中：指在⼀定时期内⼈⼝向某些地区聚集，使这⼀时期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向少部分地区的社区运动过程。
离散：指相反的社区运动过程，即⼈⼝向更⼴⼤的地区扩散。
3.城市的⽣态模型（1）伯吉斯的同⼼圆说在他看来，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态布局，这个布局是依同⼼圆的格局组织起来的，即是由不同的环状空间地带组织起来。
城市的中⼼商业区是同⼼圆最内核的地带。
（2）霍伊特的扇形说⼀般来讲，⼯⼚在城市⽣态结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但⼯⼚的分布并不是⼀个环状围绕中⼼商业区，⽽是从城市中⼼向外放射出去，从中⼼到边缘形成⼀个扇形结构。
（3）哈⾥斯和厄尔曼的多核⼼说强调某些设施的形成与该地⽅是否存在维持其设施存在的条件相联系4.古典⼈类⽣态学理论受到的批判（1）⾸先是以阿利汉为代表的学者对帕克的⽣态学理论根基，即将社会区分为⽣物的和⽂化的两个层次的⼆分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2）对古典⼈类⽣态学批评的第⼆个⽅⾯是指古典⽣态学理论家过分强调和重视⽣物性因素在社会中的决定作⽤，忽视了社会性的因素，特别是⽂化、情感、象征等的作⽤。
（3）批评的第三个⽅⾯是有关城市空间成长模式。
古典⼈类学企图发展出普遍的城市空间成长模式。
戴威认为伯吉斯的模式是⼀种理想型，都市空间分布并“没有⼀种普遍模式”。
（4）批评的第四个⽅⾯表现在对其“⾃然区域”概念和“⽣态谬误”的批评上。
第⼆章新正统⽣态学1.霍利的⼈类⽣态学理论⽣态组织四原则：相互依赖、关键功能、分化和⽀配是四个重要原则。
（1）⼈类聚居的⼀些“基本假定”第⼀，每个⽣命有机体的个体必须与环境打交道，以便从环境中获取⽣存资源。
3.1大都会及其精神生活*个人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力量、历史传统、外部文化和生活技术如何保持其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构成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
初民为维持肉体生存而与自然所作的奋斗，其现代形式已有了最新的变化。
十八世纪号召人将自己从国家、宗教、道德和经济等所有的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的天性——既是本然良善的又是人人具有的——应该自由地发展。
十九世纪，除了更多的自由，还要求人及其工作的功能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使个人之间不再具有可比性，并使每个人都成为最大程度的必不可少的人。
然而，它也造成每个人更直接地依赖于所有其他人的辅助。
尼采看到了以最无情的个人奋斗为条件的个人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应该抑制竞争。
如其所是，所有这些立场都体现出一个基本动机：人要抗拒自己被社会-技术体制所拉平和耗尽的处境。
要探究特定的现代生活及其产物的内在意义和文化实体的精神，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诸如都市的复杂结构如何在个体和超个体的生活内容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这种探究要求回答个体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力量。
这就是我现在的任务。
都市人个性的精神基础是由紧张的刺激不断强化造成的，这种强化来自于迅疾、不间断的变化着的各种内外刺激。
人是一种懂得区分的生物。
瞬间的印象次第而来，其间的差异会对人产生刺激作用。
比起那些持续的印象，彼此只有微小差异的印象和因循守常地发生的与显得习以为常和有规则的印象来，纷乱而千变万化的意象、碎片似的浮光掠影，以及不期而至纷至沓来的印象会耗费人更多的注意力。
所有这些都是都市产生出的心理状况。
面对纵横交错的道路，以及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形态，在心理生活的感知基础方面,城市与小镇及乡村生活形成深刻的对比。
都市对人这样一种区分的生物要求比在乡村生活具有更多的自觉意识。
在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心理感知意象流都更徐缓，更习以为常，也更加平静。
正是联系乡村生活，人们便容易理解都市人心理生活世故的特点。
小镇中人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于深层的感受和情感关系，而这些感受植根于比较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以平稳的节奏循持续的惯例而发展。
然而，理智则位于显著的、自觉的、和较高的心理层面。
它也是我们内部最具适应性的一种能力。
为了适应变化和现象的反差，理智不需要任何强烈冲击和内在的剧变；而只有借助这种剧烈的改变，更保守的心灵才能适应各种事件的都市节奏。
所以，都市类型的人——他们当然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发展了一种保护机能，以抵御可能毁灭他的外界环境的刺激流和差异带来的危险。
他们用脑袋而不是心灵来作反应。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自觉意识握有了心理的特权。
都市生活因而强调都市人的高度的意识和理智的优先地位。
因应都市现象而转变来的保护机能是最麻木且远离深层人格的。
所以，理智被看作是对主体生活的保持，以对抗都市生活汹涌的力量。
理智也向各个方向伸展，并且与大量的分离的现象相勾连。
都市一直是货币经济的中心。
在这里，经济交换的多样和集中赋予交换手段以重要性，这是匮乏的乡村经济所没有的。
货币经济和理智的支配有内在联系。
它们对人对物时都持一种就事论事(mater-of-fact)的态度；而且，出于这种态度，形式公正(formal justice)常常带有一种不可通融的冷酷。
心智老练的人对所有真正的个性漠不关心，因为对由以引出各种关系和反应的个性是无法用逻辑操作完全对付的。
同样，对现象的个体性也无法运用金钱原则。
货币只处理一切事物中的共性：它问的是交换价值，它将一切的质和个性还原为一个问题：值多少钱？一切人们之间的亲密的情感关系都建立在他们的个性之上，而在理性关系中，人则被当作一个数字来计算，如同本身无关紧要的一个元素。
只有可以客观度量的成果*本文原名”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选自Kurt Wolff 编译的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p.409-424.才有意义。
于是都市人算计他的商家和顾客、他的家佣，甚至还常算计他必须与之社交的那些人。
这些理智的特征与小圈子(small circle)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小圈子里，人们必然对各自的个性知根知底，这导致圈内一种更温情脉脉的行为基调，使行为超出仅仅是付出与回报的客观平衡。
分析小群体的经济心理，有一点十分重要，最初的生产是为订购商品的消费者服务的，生产者因此与消费者彼此熟悉，然而，供应现代都市的生产几乎完全面向市场，即，面向完全不知名的购买者，而后者作为个人从未真正进入生产者的视野。
这种匿名性使各方的利益采取了一种无情的就事论事的方式；而且，由于不考量个人关系，对双方经济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也就不必害怕出现任何偏差。
货币经济支配了都市；它取代了家庭生产和物物直接交换的最后残存形式；它一天天地减少来自消费者订购的产品。
就事论事的态度与都市中主导的货币经济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是理性的精神状态最先促进了货币经济还是后者决定了前者。
都市生活方式无疑是最适合这两者相互促进的土壤，这一点只需引用最杰出的英国宪政史家的名言便可佐证：贯穿整个英国历史，伦敦从未扮演过英格兰的良心（heart），却常常是英格兰的智囊，而且一直是她的钱袋！在浮在生活表面的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表征中，同样的精神之流汇合了。
现代人的心智是越来越善计算了。
货币经济带来的对现实生活的精确计算，呼应了自然科学的理念：把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把世界的每个部分安到数学公式之中去。
只有货币经济才能让如此众多的人们整日权衡计算，用数学做决策，将品质问题简化为数量问题。
由于货币的可计算性，一种在定义相同与差别时要求的确定性和精确性，在制定协议和计划时要求的毫不含糊，都被带进生活的各种关系和各种要素中，就像怀表的普及使这种精确性在外部得以实现那样。
然而，都市生活的条件既是这种表征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典型都市生活中的关系和事务通常差异很大，极为复杂，如果不确保严守时间，整个结构就会陷入难以摆脱的混乱中。
首先，众多怀着不同兴趣的人聚到一起，必须把他们的关系和活动整合到高度复杂的组织中，由此带来时间精确的必要性。
假如柏林的钟表突然乱了套，哪怕只有一小时，城市全部的经济生活和交通都会长时间混乱。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外部因素，长距离，也使所有耗时等待或不守信的约会显得近乎奢侈地浪费时间。
所以，若是不把所有活动和相互关系整合进稳定的非个人化的时间表里，都市生活的技术几乎无法想象。
在这里，全部反思工作的一般结论很清楚，即从存在表面的任何一点——无论怎样地只与表面相关联——都可放下一枚探针，直达心灵的深层，结果就会发现，生活中一切平庸肤浅之事，都与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决定密切相关。
都市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和广阔迫使守时、计算、准确成为生活的必须，它们不但与都市的货币经济和理性密切相关，而且改变了生活内容的色彩，有助于排除非理性的、本能的而又自主的表征和冲动，这些表征和冲动力图从内部出发决定生活方式而不是从外部接收普遍而又精确计划的生活形式。
尽管以非理性冲动为特点的独立个性并非不能在城市中存在，但它毕竟与典型的城市生活相对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罗斯金①和尼采何以都市深恶痛绝。
他们的天性发现生命的价值在无法预制的存在中，不能用任何精确性来描述。
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憎恨货币经济和现代生活的理性化。
那些嵌入生活形式之严密性和精确性的因素，也同样嵌入了最高度非人格化的结构中；另一方面，它们又促进了高度的人格主观性。
也许还从未有一种心理现象能够像“腻烦”（blasé attitude）一样如此无条件地属于都市。
“腻烦”最早发端于神经受到瞬息万变而又高度密集的剧烈刺激。
都市人知性的提高似乎也可以溯源于此。
因而，那些一开始知性就不活泼的迟钝的人通常并不会真正感到“腻烦”。
只有生活中充斥了无穷满足的人才会感觉“腻烦”，因为他们的神经经受了长久的强烈刺激，到最后就根本不再会有什么反应了。
同①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负盛名的画家、科学家、诗人、哲学家和环境保护活动家。
他为之努力并做出了最重要贡献的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以倡导自然主义、揭示自然真理而闻名。
——译住样，在急剧而冲突的变化中，众多印象尽管无害却会激起强烈的反应，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他的神经不会有机会重新蓄积力量。
于是产生了一种能对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投入恰当精力的“不作为”（incapacity）态度。
这就构成了“腻烦”，事实上，与那些在宁静而少有变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相比，每一个都市里的儿童都表现出了这种态度。
造成都市“腻烦”的原因除了心理的根源，还有源于货币经济的因素。
“腻烦”的实质是钝化辨别力。
这并不意味着要像个呆瓜一样不感知事物，而是将物的含义、物的不同价值乃至物本身当作无实质的东西来经验。
感到“腻烦”的人语气平稳低调；没有一样东西值得大惊小怪。
这正是货币经济完全内化在主观上的真实写照。
由于充当了纷繁芜杂的事物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成了最可怕的平等派。
货币只用一个问题就可以表现所有的品质差异：“值多少钱？”货币，了无特色又不偏不倚，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它不可避免地掏空了事物的核心，它们的个性、独特的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比性。
所有的东西都同样漂浮在货币之流中，处在同一水平，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有的大些，有的小些。
事物的特色，或干脆说无特色，会被货币这柄尺度不知不觉地消减至于最小。
然而，通过货币在财富和客体之间建立的种种关系，甚至通过当代公众的精神气质处处加诸于这些客体的全部品质，货币独一无二地衡量对象的作用变得十分强大。
大城市，作为货币交易的主要场所，较之小地方更明显地把事物的可购买性置于首位。
那正是“腻烦”发端于城市的道理。
人流物流的聚集刺激个人的神经系统，使其达到接收的顶峰，在“腻烦”中表现出来。
通过强化纯粹的数量概念，使这种刺激走向反面，表现出“腻烦”特别的调节作用。
在这种现象中，神经系统用拒绝的态度应对刺激，作为适应都市生活内容与形式的最后防线。
对人格的自我保护，带来了整个客观世界贬值的代价，最终逃脱不了发现自己的人格同样毫无价值的境地。
为个人自身着想，面对大城市，这种生存方式的主旨必须完全与它合拍，自我保护机制迫使他采取一种社会性的至少是消极的行为。
对于都市人彼此的心理态度，我们可以正式地称为“有所保留”。
在小镇上，一个人认识他遇到的所有人，而且与他们都保持积极的联系。
都市人则会和无数人打交道，如果他们都像小镇里的人那样与人交往，他们的内心将会完全分裂并处于一种不可想象的精神状态。
一方面是这种心理事实，另一方面是对都市生活中大量的一面之交有理由不予信任，这都使“有所保留”的态度成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