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_张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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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屠蜀暴行:蒸食小孩奸淫妇女后割其脚核心提示: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
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
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
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
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
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
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
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倘若我打了胜仗,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
张献忠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
”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堪称典型的歪诗。
同时,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做为新朝的王宫。
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
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贰、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
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
献忠抚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个样哩!”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
张献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张献忠入川屠蜀的
真相究竟是什么
本文导读:
张献忠
那么玛瑙山之战到底是怎样一场战争呢?这场战争发生在崇祯十三年,当时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正向四川转战,就在转战过程中,被明朝将领左良玉,郑崇俭等包围在四川的玛瑙山,兵部尚书杨嗣昌派人打入了起义军的内部,将明军假扮成运粮的人,混入起义军中。
等到张献忠等人察觉时,明军已经逼近营地了,明军发兵进攻起义军,起义军毫无防备,再加上寡不敌众,无奈之下,张献忠等被迫突围,损失惨重。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玛瑙山之战。
张献忠起义图·
张献忠画像
关于张献忠,在中国历史上还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他的奇闻异事,这些事件,也一直存在着争议。
例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等等。
"张献忠屠蜀"的传说流传至今,民间对此津津乐道。
《明季实录》中记载,张献忠在常德“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
张献忠进攻重庆时,放话在先,开城投降免死;不投降,攻下就洗城。
攻克重庆后,也并未“洗城”,但官府军政要员均被杀,将一些顽抗的官兵的耳朵、鼻子割掉放到其他州县,以恐吓手段瓦解其他各州县的抵抗。
由此可见,入川屠蜀一事可能并非张献忠所为。
屠杀四川全省是清廷所为,却诬蔑张献忠是“杀人魔”屠杀四川全省是清廷所为,却诬蔑张献忠是“杀人魔”。
满清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主持编订的《明史》卷309《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关于“张献忠”的记载是这样:“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
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
坑成都民于中园。
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
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
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
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
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
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
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
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
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
”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议兵并起,故献忠诛杀益毒。
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
; e6 L9 }2 w- M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
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
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乡导。
至盐亭界,大雾。
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
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
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
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
献忠既诛,贼党可望、能奇、文秀、定国等溃入川南,杀曾英、李乾德等,后皆降于永明王。
”:除了清朝官修《明史》是如此记述之外,从明末至清朝康乾,中国文人对于张献忠率军入蜀史事的记录极多,我举例如:欧阳直《蜀乱》(又名《蜀警录》)、《纪事略》(原名《献贼纪事略》,作者姓名不详)、《蜀记》(作者姓名不详)、《蜀难叙略》(作者:沈荀蔚)、《孤儿吁天录》十七卷(作者:明末清初杨山松)、《鹿樵纪闻》三卷(作者:吴伟业)、《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蜀龟鉴》(作者:明末清初刘景伯,又名“刘石溪”)、《五马先生纪年》(作者:明末清初四川简阳文人傅迪吉)、《荒书》(作者:四川新繁人费密)、《蜀难纪实》(作者:清初四川富顺人杨鸿基)、《后鉴录》(作者:毛奇龄)、《滟滪囊》五卷(作者:清初四川通江人李馥荣撰、刘尧草)、《蜀碧》四卷(作者:彭遵泗)、《寄园寄所寄》卷九(作者:赵吉士)等。
张献忠屠川的原因优选篇张献忠屠川的原因 1张献忠屠川的原因__魔头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张献忠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明末农民__,曾建立大西__。
与__齐名。
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
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__吗,然后自己__,然而给人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种种变态的行为,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这个话题一直未得到解释,下面一起来看看。
根据清朝__记载,张献忠在占领四川期间曾多次“屠蜀”,以至当地人口仅剩十分之一二。
但到了现代,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过半是事实,但这并非全是张献忠造成的,因为在张献忠死后,清军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占领四川地区。
如果说张献忠几乎杀光四川人的话,那当时风头正盛的清军,进军四川应该不会遇到很大阻力。
可见,所谓“正史”,也有值得推敲之处,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只凭一家之言。
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现阶段,四川人的主体发了很大变化,早已不是原住居民,外来__非常众多,但张献忠屠川的阴影依然在川人的心目中挥之不去。
那么,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这让许多人无法理解,他这样无理由地__,难道真的是一时兴致所为吗?四川饥民对于张献忠的屠川恶行,鲁迅先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张献忠为了__,想方设法破坏__的帝位,所采取的.__就是杀尽百性,张献忠认为杀光了老百姓,谁都当不成__了。
当然,这只是鲁迅自己的见解,是否属实,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的史料记载。
不过,民间传说也不尽其数。
比如,张献忠第一次率军入川时,被明朝的女将军秦良玉击败,心中留下了屈辱的仇恨,所以当他再次挺进四川时,就对四川人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为。
又比如,张献忠小时候随父去四川卖枣。
到达目的地后,父子将驴子系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回来时正巧碰见大户人家的家奴抽打驴子,张父急忙赔不是,但是家奴依然迫使他们擦净地上的驴粪和驴尿。
据说,这件耻辱的事情在张献忠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由此导致了张献忠屠川的__行径。
张献忠起义简介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选择起义的本文导读:
因清廷统治需要,其自身所造杀戮皆推于已死起义领导人。
背景
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
崇祯元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
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
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
千部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
此时义军作战,自发性、盲目性强。
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
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
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
各部义军先后东进,四年至六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
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
高迎祥、张献忠、李白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
据《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
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
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
能者免死。
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
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史上“杀气”最重的一首诗,诗中含14个“杀”字,让人不寒而栗千百年来,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战争,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每一次都损失惨重,叫人心痛不已。
毕竟只要是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所以不管是因何而起的战争都注定会成为一个又一个悲剧。
在古代,皇家就是威严,官阶就是势力,而平头百姓却只能如蝼蚁般被碾压。
所以农民起义的事情在古代时有发生,本期我们要讲的就是统领明朝末期农民起义的首领张献忠,关于他还有他所写下的一首堪称史上最灭绝人性的诗篇《七杀诗》。
张献忠虽然已经去世了几百年,但是关于他的事迹依然被流传着,其中最具有争议的就是《七杀碑》和《七杀诗》。
历史向来都是由胜者书写的,所以由清朝编撰的《明史》中,称张献忠的一生是杀人如麻的一生。
虽然其中免不了有一些故意抹黑的成分,不过也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存在,比如七杀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献忠为了明志,专门立下了一块碑石,碑文内容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从碑文就可以看出张献忠是一个比较黑暗的人,他骨子里的杀戮气息实在是过于强烈,就算跨越了上年前依然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杀气,尤其是结尾的七个杀字让人不寒而栗。
都说写诗是为了抒情,而张献忠的情感却过于强烈,不管在什么时代,他都是一个杀人狂魔。
除了《七杀碑》之外,张献忠还写下了一首《七杀诗》,其凶残程度比起《七杀碑》不逞多让,不过这两篇文章是否出自张献忠之手,专家们有很多争议。
根据一些学者考证发现,《七杀碑》其实并非张献忠所作,而是清朝史官为了抹黑张献忠而捏造出来的。
张献忠确实立过碑石,不过它的名字叫做《圣谕碑》,其内容也是为了训诫自己而作。
但是却被后人改动,将他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张献忠屠蜀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清朝廷为了故意抹黑张献忠也是不择手段,在《明史》中记载张献忠杀戮了四川六亿人口,然而当时全国人口加起来也远不到六亿,可以看出清朝史官的夸张程度,所以《七杀碑》的真实性有待商榷,相反,《圣谕碑》的可信度则要高很多,因为在众多其他记载中都有所提及。
2021年5月May 2021第31卷第3期Vol. 31 No. 3四川文理学院学报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Journal“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建构与 清王朝前期政治合法性塑造----以《明史•流贼列传》为中心刘欣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眉山分院,四川 眉山620010)摘要:清朝前期,朝廷编纂了《明史》其中《流贼列传》建构了张献忠在四川残杀普通百姓和读书人、不得天命和清军为百姓复仇而入川的历史记忆。
在私史中,认同清王朝的《蜀碧》等在内容上与官修《明史》正面呼应,持反清立场的《罪惟录》等则建构出不同的历史记忆,但受到清王朝压制。
这些行为塑造,维护了清王朝进军四川乃至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治性%关键词:历史记忆;《明史》;清王朝;政治合法性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248(2021)03—0090—061633年一 1644年,张献忠率军先后五次入川,与清军、明朝残军和地方武装势力交战,对四 川造成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目前,关于“张献忠屠蜀”历史事件的研究成 果已有不少,"这有助于我们认清该事件的真相,但对其历史记忆②形成的分析却付之阙如。
③官修史书对于“张献忠屠蜀”历史记忆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启《明史》编纂 工作。
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明史》全书刊成, 有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其中《列传 第一百九十七•流贼》记载了张献忠屠蜀事件# 然而,《明史》的记载却未必是真实的历史记忆,正如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所说,“尽管我们确 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 事情,而是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于赋予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
m 在清朝前期,©清政权面临政权认同等危机,急需利用各种手段塑造自身政治合法性,&而 通过编修《明史》建构出特定的历史记忆,以影响时人的认知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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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张献忠屠川事件屠蜀又称入川屠蜀、屠川、[蜀祸[,是指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四川人口的骤减现象,战乱是重要原因。
古谚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
张献忠屠川事件
屠蜀又称入川屠蜀、屠川、[蜀祸[,是指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四川人口的骤减现象,战乱是重要原因。
古谚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屠蜀的凶手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时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所为,一种和入关之后的清军在四川的连年屠杀有关。
现在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入关后的清军所为,而栽赃给张献忠,清朝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流毒既广且深。
同时造成死亡的因素还有大旱、大饥、大疫;史载“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
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张献忠屠川的背景揭秘
进入17世纪中叶的时候,张献忠和清军先后入四川,是四川人的巨大灾难。
屠川事件几乎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了四川的文化与生产力。
尤其是对四万贡生——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承者的屠杀,给后人留下了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的空白——从此再无四川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
在大西政权前期,虽手段强硬,但军纪尚可。
后因四川各地明朝势力反抗强烈,张献忠于是决定杀戮报复。
其死后,清军势力开始介入。
生活常识分享。
张献忠(明末农民军领袖,大西国皇帝)—搜狗百科早年经历大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少时曾读书,后参军,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
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反明起义参见:张献忠起义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张献忠画像焦,饿殍遍野。
明朝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
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
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
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自号“八大王”。
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
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自用,后自成一军。
因张献忠小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
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
他的队伍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原混战参见:张献忠桐城之战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大部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张献忠起义波及范围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张献忠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其退走湖广。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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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年间,张献忠组织农民军起义,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
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
1646年,清张献忠是明末农民军领袖。
崇祯年间,张献忠组织农民军起义,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
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
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被流矢击中而死。
张献忠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掩旗息鼓等。
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明崇祯七年(1634)二月,张献忠率十万大军,第二次进军四川,从湖北进入夔州(奉节)、大宁(巫溪)、大昌(巫山)、开县、新宁(开江)、直到梁山之葫芦(福禄)坝,然后在月亮坝,银河桥一带部署重兵。
明官军方面,以大明进士、官至朝廷中书舍人,此时家居梁山县城的涂原为首领,调集乡勇,招募壮士,组成持械队伍,分扼要隘,在百步梯一带,架鹿砦,断山径,堵险地,设防驻守。
张献忠部从银河桥出兵,经万佛山,长店子,仰攻百步梯。
涂原居高临下,用竹畚囊石、滚木飞击,加上大量施放毒箭,“中箭者见血即毙”,农民军伤亡甚重,没有攻上百步梯。
但农民军士气旺盛,锐不可当,步步进逼,越战越勇,从另外的道路攻到离城八里多的女仙寨(今龙滩乡之雨家山)。
很多学者认为,四川人自清政府入川后就连续反抗了近40年,特别是“吴三桂反清”时一边倒支持吴三桂,1681年吴世璠自杀、反清失败。
清政府对四川进行报复性的屠杀,四川人几乎被杀光。
清政府把屠杀的事栽在张献忠头上,新来的移民由于不知情,也相信清政府的说法。
成都武侯祠有一幅对联:“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就是清政府对四川下的定义。
生活常识分享。
“张献忠屠川”真相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作者 | 《中国史研究动态》期刊本文作者张献忠,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他自己解释:名字是我爷爷起的,爷爷喜欢看历史演义书。
由于常年的战乱,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
万历六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至清康熙二十四年陡降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七)。
这里丁数系承担赋役的成年男性人数,如果按五口人中有一个成年男丁推算的话,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数约为九万多。
百余年间,人口竟减少了30多倍!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无论是清朝官修的《明史》还是私家野史,无不归咎于“张献忠屠蜀”。
如《明史》说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史》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6页)。
明末清初的冯苏、彭遵泗更是直言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彭遵泗《蜀碧》卷三、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引冯苏《见闻随笔》)那么为什么分歧还依然比较大呢?下面笔者从两个方面简要谈谈对“张献忠屠蜀”问题的认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史料,目前除了正史《明史·张献忠传》,还有数部私修史书和野史笔记。
主要有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李馥荣《滟滪囊》,刘景伯《蜀龟鉴》,冯苏《见闻随笔》,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欧阳直《蜀警录》,沈荀蔚《蜀难叙略》,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以及〔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两点: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张献忠,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阐释;第二,张献忠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
明史——张献忠传张献忠传张献忠,是延安卫柳树涧人。
与李自成同年出生,长大后隶属于延绥镇为兵,犯法当被斩首,主将陈洪范看他相貌奇特,为他向总兵官王威请求释放,过后便逃跑了。
崇祯三年(1630),陕西贼人纷纷起事,王嘉谟占据府谷,攻陷河曲。
张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响应,自称八大王。
第二年,王嘉谟死,他的党徒王自用又聚众三十六营,张献忠和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人都是首领。
这年冬,洪承畴任总督,张献忠和罗汝才都接受招抚。
后来又反叛,进入山西,与群贼一起焚掠。
不久骚扰黄河以北,又一同渡过黄河。
此后,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江北数千里地,都被蹂躏。
那时候,贼人首领率众没有强制指挥,遇到官军时,各自为战,胜了就争相前进,败则窜入山谷,不相互照应。
官军遇到贼兵,要追杀时,也不知所追的是哪路贼兵。
贼人或分或合,东奔西突,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八年(1635),十三家在荥阳大会,商议对抗官军。
马守应想北渡,被献忠讥笑,马守应大怒,李自成从中调解,这才定下决议。
献忠最初与高迎祥一起造反做贼,李自成却只是高迎祥的裨将,不敢与献忠并坐,至此便与他不相上下了。
两人一起东向攻掠,连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各县,焚烧皇陵。
不久高迎祥、李自成西去,献忠独向东,包围庐州、舒城,但都没有攻下。
又攻打桐城,攻陷庐江,屠戮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等城,应天巡抚张国维前往抵挡。
献忠从英山、霍山遁走,经过麻城,与马守应等会合,进入关中,到凤翔与高迎祥会合。
不久,又出商县、洛南,屯驻在灵宝,等待高迎祥。
高迎祥到来后,便合兵东向。
总兵官左良玉、祖宽攻击他们,献忠与高迎祥分道而走。
祖宽追击献忠,在嵩县和九皋山交战,三战皆捷,斩获不少贼人。
献忠火了,再与高迎祥联合,回头再战,又被打得大败。
高迎祥不久与李自成进入陕西,而马守应、罗汝才等贼,各自盘踞在郧阳、商县、洛南的山中,不能相救,献忠便也逃到山中。
明年秋,总督卢象升离职,苗胙土任湖广巡抚,他不懂军事。
于是献忠从均州、马守应从新野、蝎子块从唐县出来,一起侵犯襄阳,部众有二十余万。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张献忠屠川的原因揭秘导语: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起义军里著名的“八大王”,他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浪中迅速崛起,很快便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崇祯八年,他和李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起义军里著名的“八大王”,他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浪中迅速崛起,很快便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崇祯八年,他和李闯王连手夹攻明朝王室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义军一举得手,掘了朱家皇室的老坟,这使朝野极为震惊,崇祯皇帝终于明白,起义军这下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了,他们已经壮大到成为明王室的真正敌人了。
后来张献忠使用缓兵之计,暂短时间内接受过明王朝的招抚,但他在休整队伍之后,便又重新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并且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四川,迫使曾经极力主张招抚张献忠的明军主帅杨嗣昌负罪自杀。
崇祯十六年,他攻占武昌,开始自称大西王。
第二年,他就在成都称了帝,建立起大西国,这几年的战争时光可说是张献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到他登基称帝达到了顶峰。
这之后,张献忠的军队迅速走向了衰败。
主将们只顾纵情享乐,士兵们也士兵低落,无心应战,纪律涣散,而且张献忠在当皇帝期间,性情也变得更加暴躁多疑,制造了极为残忍的“屠蜀”事件,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引起了人心离散。
等到清军进攻四川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实际上已自身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加上之前,他还与李自成的起义军发生了正面冲突,实力也有所损伤。
此时,张献忠心里明白,成都他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了。
所以,他决定放弃成都,带领几十万大军出蜀进行游击战争。
可是没用多长时间,享受惯了的张献忠轻敌大意,仅只带了几个人,便离营甚远进行侦察,被清军发现后,一箭射下马来被俘,很快便被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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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真的屠川了吗?他为什么要屠川呢?
张献忠是明末着名农民起义军首领,与攻破北京城的闯王李自成齐名。
他在起义后,数次率领部下反抗明朝统治,在农民起义轰轰烈烈之机,不断增强本部势力,后来在四川成都府建立大西政权,成为大西国的开国皇帝。
心。
张献忠作为历史名人,有许多故事传说在民间流传,其中最为着名,也是让现在学者争论不休的,有三件事情,一是入川屠蜀,二是江中沉宝,三是掩旗息鼓。
入川屠蜀,说的是张献忠在四川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在四川发起过一场大屠杀,其暴行甚至比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还要严重。
这场大屠杀让川民死亡无数,现在许多
四川人都不是正宗的四川人,有许多都是外面迁移入川的。
而且在清初这段时间,四川的确出现过人口锐减的情况,那么真的是张献忠发起了这场大屠杀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张献忠的确发动了此次大屠杀,具体可参考各类史籍。
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
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
第二种说法,张献忠屠川是清朝统治者陷害的。
明朝大部分典籍,都是清朝时代编撰的。
清朝对文化的压制达到了顶点,其中大部分历史记载都不符合史实,存在诬陷的因素在。
而且人口锐减的时间与张献忠并不符合,1646年清军宣布张献忠死亡,但是真正平定四川是在1659年攻陷渝城。
如果张献忠已经死了,四川人口缺乏,那么又哪儿来那么多人力兵力支撑抗清斗争十多年呢?所以张献忠屠川的说法,是错误的。
清军也有屠川记载,《客滇述》记载:。
张献忠屠蜀考辩.txt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
不要用自己的需求去衡量别人的给予,否则永远是抱怨。
“张献忠屠蜀”考辩(兼析湖广填四川)胡昭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1980年3月第一版 1980年3月第一次印刷印数1-17,000册目录引言一、“张献忠屠蜀”的真相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三年与二十五年“四次大屠杀”辨革命的正义的斗争张献忠牺牲后的四川人口二、屠杀四川人民的真正刽子手明末清初四川的社会经济满、汉地主的反扑与争斗清军对起义军余部的集中镇压吴三桂叛乱对人民的残害三、“湖广填四川”的实际概况清朝以前的四川土著人口元末明初的移民活动清朝初年的大移民结语图版引言三百多年以来,在四川等地区广泛流传“张献忠屠蜀”与清初“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自清朝初年迄于全国解放,许多书刊著述都说,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四川大肆剿杀,把四川地区的土著人口杀光了。
同时,一些民间传说也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八大王(即张献忠)⑴血洗四川,在劫者难逃”。
关于这个问题,解放前郭沫若同志曾约略提及,他说:“四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
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
”⑵解放后,史学界有同志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深入。
至于“湖广填四川”,很少有人具体论述,还是一个需要从头开始研究的问题。
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省地。
元朝设置的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
明朝的湖广布政使司,将今广东、广西辖地分出,只包括今湖北、湖南地,仍叫湖广。
清朝初年,也称为湖广省。
到雍正时,才分为湖北、湖南二省,但两湖总督仍有湖广总督之称。
所谓“湖广填四川”,就是指湖北、湖南两省的人口迁居四川。
明末清初,中华大地上兵燹战火,动荡不宁,万里江山几乎没有一片净土。
此时,东西南北相继出现了四个皇帝及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清兵入关后的顺治、南明政权,以及张献忠的大西。
前三个政权,在史实上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和恰当的地位。
而大西则属于另外。
虽说有一些零星片段的记载,但不系统、不完整,且民间流传甚多的则是张献忠屠城、杀四川人,造成巴蜀一带人烟罕至,万村萧条,最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即世称的湖广填四川。
至今,不少中年以上的川人还记得口碑相传的祖籍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
就如山西的老槐树一样,俨然成了一种祖籍符号,深深刻入了人们的心底。
张献忠何许人也,说法不一,有称之谓农民起义领袖,有斥之为杀人魔王。
总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是一个特殊人物。
人,不能简单说生来就恶或生来就善。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是多种因素铸就的复合体,人不会是单纯的、简单的、透明的。
张献忠也不例外,而且由于特殊的经历更造就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人物。
有人曾说过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但也可以喻之为一个人的经历从人怎么变成了兽,也可以简单的看作半人半兽,等等。
我们曾想把张献忠称作人兽,其义和取义是复杂的,难以一言以蔽之。
本意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再现出那一段历史,而在那一段历史中,张献忠毫无疑问是最具有争议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历史是人写的,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
看历史、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重温历史,而是从历史中找出一些依稀存在而熟悉的身影。
显然,张献忠就是这样一个身影,后人可以从他身上读出许多东西,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今是一脉相承的。
对张献忠这样一个人性与兽性相伴的人,了解他、熟悉他、研究他、读懂他,绝不会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情,值得人们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讨。
弄清楚一个历史人物,途径不外有二:一是读史,二是读历史小说、民间传说、野史等。
这二者各有短长,关键是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什么?各种已有定论史料,较为真实可信,但比较简单、枯燥。
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会感到索然无味。
县土地的7/10。
当大西军进川时,这位富有的末代蜀王朱至澍还舍不得出银子,居然说自己没有积蓄,仅有承远殿一座可以卖了充饷。
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攻下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权。
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张献忠将蜀王府改称皇宫。
三、江口沉银故事的启示。
清军入关后,大顺三年九月,迫于形势,张献忠率众50万退出成都,准备移师陕西。
十一月七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与清军战,中箭身亡。
此后江口沉银传说广为流传,直至21世纪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而留给我们的是国家转型与农民历史命运的沉重话题。
崇祯十六年在湖南长沙,大西政权曾发布檄文,宣布“钱粮三年免征”。
所谓“钱粮”,在万历年间全国清丈田亩统一征银、明朝财政体系发生从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重大转型以后,基本上是白银的代名词。
张献忠一路转战,获取了大量白银财富,为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提供了经济保障。
但是定都成都以后,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征”,大西政权也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财政税收制度。
财政是政权存亡的命脉,在文献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大西政权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看到的是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依靠没收官库和打粮来获得。
这样一来,尽管张献忠严控财富,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私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刘景伯《蜀龟鉴》卷三,清刻本),并铸造了“大顺通宝”,但是大西政权不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打粮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只落得江口沉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文责编:李成燕)“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张献忠(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300191)由于常年的战乱,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
万历六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至清康熙二十四年陡降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七)。
这里丁数系承担赋役的成年男性人数,如果按五口人中有一个成年男丁推算的话,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数约为九万多。
百余年间,人口竟减少了30多倍!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无论是清朝官修的《明史》还是私家野史,无不归咎于“张献忠屠蜀”。
如《明史》说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史》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6页)。
明末清初的冯甦、彭遵泗更是直言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彭遵泗《蜀碧》卷三、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引冯甦《见闻随笔》)对于“张献忠屠蜀”,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民国时期,大部分史家都认同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屠蜀”之说,但也有史家并不完全赞同,如萧一山评论说:“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
清人纪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建国后至1980年代前,学界的主流基本上都倾向于重塑张献忠“农民起义英雄”形象,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如谢国桢认为张献忠“并没有杀多少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谢国桢《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
再如孙次舟认为“记载张献忠在蜀事迹比较可靠的,是查继佐《罪惟录》的《张献忠传》。
这还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清初原稿,未经后人改窜过”(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作者进而根据《罪惟录》认为张献忠入蜀后有三次杀人较多,所杀主要是藩王、地主官绅和与清军有往来的士子。
应当说这一阶段的主流观点大都对张献忠残暴的一面有所避讳。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农民起义不再一味颂扬,而是多了一些理性和反思。
在这种情况下,对张献忠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对其评价也更趋于客观。
但在“张献忠屠蜀”问题上分歧依然较大,将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归罪于张献忠,甚至张献忠杀光四川人的说法依然流行,如郑光路《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前言”认为,张献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在巴蜀大地‘杀鸡取卵’一样地抢掠、剿杀,造成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四川重要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尤其是在大西国的中后期。
他的疯狂剿杀让四川损失了近200万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目前,与张献忠有关的基本史料比较集中,而且比较容易看到。
那么为什么分歧还依然比较大呢?下面笔者从两个方面简要谈谈对“张献忠屠蜀”问题的认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史料,目前除了正史《明史·张献忠传》,还有数部私修史书和野史笔记。
主要有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李馥荣《滟滪囊》,刘景伯《蜀龟鉴》,冯甦《见闻随笔》,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欧阳直《蜀警录》,沈荀蔚《蜀难叙略》,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以及〔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两点: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张献忠,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阐释;第二,张献忠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
在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前,主要是流动作战,其间曾两次大规模入川,一次是崇祯七年二月,张献忠由河南攻入陕西,在遭洪承畴阻击后又攻入川东、川北部分地区,两月后返回陕南;一次是崇祯十三年四月,张献忠突破左良玉的防线,纵横整个四川近半年,“倏东倏西,暮南晨北”(无名氏《纪事略》,《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使明军疲于奔命。
这两次入川,张献忠不仅没有滥杀,还赢得了四川百姓的支持和响应。
张献忠第三次入川到大西政权建立前,虽然在攻城略地中不乏因报复负隅顽抗的守城者而进行屠杀之行为,但总体上来说还比较理性,而且能将顽抗者和归降者区别对待。
在进据四川的过程中,为争取百姓的支持,分化瓦解敌人,他一方面打着“澄清川狱”的旗帜,一方面明确提出,“归诚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李馥荣《滟滪囊》卷二),并通告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
张献忠的这一政策确实也收到了成效,有些州县百姓起而相应,甚至出现了“百姓开门迎贼”(光绪《射洪县志》卷七《外纪》)的局面。
大西政权建立之初,亦未曾有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民心和恢复政治、经济秩序的措施。
(参见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0—100页)在张献忠身边的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页)的记述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四川各地的明军残余势力展开了对大西政权的反攻,清军也开始向四川进逼,与此同时,大西政权内部叛乱不断,一些归顺大西政权的士绅也与南明军相勾结,张献忠面临着空前的内外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产生了“弃蜀出秦”的想法,时为顺治三年七月。
张献忠本欲用金钱“以赏川民……仍旧张官置吏以守此土”,并留一将领在此镇守,但大西政权的丞相王兆龄上奏说:“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主张“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
(前揭无名氏《纪事略》第49—50页)张献忠本来就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加之王兆龄的蛊惑,遂展开了对四川的残酷杀戮。
由此可见,各种史料所记载的“张献忠屠蜀”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不对史料进行深入辨析,将四川人口剧减归罪于“张献忠屠蜀”,这种简单化的因果推论往往遮蔽了问题的实质。
仅仅因“张献忠屠蜀”,不可能造成四川人口几十倍地锐减。
从时间上看,自张献忠施行屠蜀政策到其被杀,仅半年多时间。
这半年多时间里,即使张献忠真的完全丧失了理性,也不可能屠尽川民,因为他必须将主要精力放在应付南明军以及地方武装的进攻上。
从空间上看,在大部分时间内尤其是后期,张献忠并没有控制整个四川地区,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川西和川北一带,川南、川东主要为南明军队和摇黄土军盘踞。
张献忠对川民的屠杀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
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的原因主要是战乱和灾荒。
在大动荡的时代,明(包括南明)军、清军、地方武装、农民军以及降清后复叛的吴三桂,这些势力在川蜀大地互相角逐,对百姓也是烧杀抢掠。
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
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文秉《烈皇小识》卷四)。
摇黄土兵也是“城野俱焚掠”。
清军更是以野蛮屠城而著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是尽人皆知。
但绝大部分人甚至学者对清朝在四川的屠杀知之甚少,这主要是因为清朝找到了张献忠这样一个难得的“替罪羊”。
虽然由于清朝极端的文化高压政策,我们已不可能窥见清军对四川屠杀之详情,但从诸多史籍的一鳞半爪中,依然可以发现清军屠蜀之大概。
在清军对关内的征服过程中,常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为由,“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12本,1947年)一文中,李光涛更指出:“即如四川之祸,张献忠据此前后不过四年,清人与残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吴藩之乱,后先相映盖数十年,凡不从者,凡不薙发者,凡遁山谷不为编户之民者,彼皆杀之,然后赤地数千里,此又浮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萧一山也持相近的观点,“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
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清代通史》第一册,第245页)。
李、萧二氏之论,颇有见地,也印证了笔者的判断: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系其死后半年多时间,而且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而清军对四川的征服则长达十余年,所屠之地也较之张献忠更为广泛,加之当时清军是各种力量中最强势的一方,其对四川屠戮之惨重远甚于其他各种势力。
实际上,清军的屠杀绝非仅限于在四川,人口的剧减也非仅有四川一省。
清军所到之处,都是烧杀抢掠。
崇祯十六年直隶巡抚徐标就曾目睹过从江淮到京城沿途数千里的惨状,他对崇祯帝说:“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
即有完城,仅余四壁。
蓬蒿满路,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一)户部员外郎王弘、山东巡抚王永吉也都在奏疏中提到了清军对中原的屠戮,王弘指出:“盖东土自戊寅兵燹蹂躏之后,频罹灾祲。
百姓死于虏、死于荒十之七八矣。
”(《明清史料》辛编第10本,“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969页)王永吉也指出:“盖虏寇、灾荒叠出之后,户口凋残十之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