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群社区养老意向实证分析

农村人群社区养老意向实证分析【摘要】：社会和谐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农村人群的养老问题。

近年来农村家庭抚养比提高、子女数减少、家庭规模变小、流动人口增加、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发生变迁，以及农民价值观念产生变化。

通过实证分析，在有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Eview3.1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检验。

探讨农村人群的社区养老意向，并分析养老意向选择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农村社区；养老意向；回归模型一、问题、背景与数据作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家庭养老、自己养老、土地养老、子女养老、集体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等不同的概念被提出，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与理解（宋践，2002）[1]。

随着我国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近年来农村家庭面临着子女数减少、家庭规模变小、以及流动人口增加等趋势，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还有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的变迁，农民的价值观念也在产生变化，[2]这一切都使家庭养老、自己养老、土地养老、子女养老和集体养老面临挑战。

而在农村地区，社会养老发展相当滞后，远远不能满足农村人群的养老需求。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对农民和农民工的养老意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对比。

将二者养老方式（包括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的养老方式和其他养老方式）的选择、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家庭因素、环境因素和自身因素）以及各种因素影响方式选择的程度，作为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本文数据来自2007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四届博文杯实证调研重点项目，项目组在河南、湖北、江西和云南进行了一次“新农村建设下农村老年福利”的典型调查。

本文涉及到该调查的农民和农民工部分，前者约占样本总数的54.55%，其中男性占该样本的45.83%；后者占45.45%，其中男性占65%。

调研中对二者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涉及四省的12个乡镇，根据每个乡镇的规模，随机抽取10—15个样本，共完成有效问卷132份，问卷合格率达到94%。

经过认真的审核、清理、编码、录入之后，采用Eview3.1对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采用Excel对分类变量、连续变量和相关性不显著的虚拟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二、概念、变量与假设（一）概念界定与因变量本文对几个重要概念界定如下。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刘精明教授对“农民”的定义，即农民指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包括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一般指村干部、生产组干部）、乡村技术员和种植农民三中类型。

而“农民工”则指长期在原居住地县城以外地区在非农产业从事工作的农民。

“农村人群”包括农民和农民工。

“老年社会福利”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从政府功能的角度出发，指政府为了发扬敬老、爱老美德，安定老人的生活，维护老人健康，充实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提供的设施和服务；第二层含义，从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出发，指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由社会提供给老年人的物质和社会服务[3]。

本文依据对“您年老以后，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养老”这一问题的回答，把表示希望享受到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的服务的人赋值为“1”，把希望依靠子女养老、依靠自己养老和其他方式养老的人赋值为“0”，这样就得到一个二分变量（虚拟变量），构成本文所要分析的因变量。

（二）自变量与研究假设依据选择方式原因的来源和分析上的方便，本文将调查对象选择不同养老方式的原因分为四类：即经济因素、家庭因素、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各个因素包含的指标见表1），并假定这四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将引致调查对象养老方式意愿的同方向变化。

本文在引入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之前，作出以下八组假设：（1）“去年家庭人均总收入”越高，表明其生活质量越高，越倾向于社区服务福利。

（2）“收入主要来源”以打工或政府补贴为主与其他收入主要来源的家庭相比，更倾向于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

（3）“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越愿意接受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

（4）“与子女的居住距离”相距越远和“与子女的关系”越差，意味着越需要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

（5）“选择养老方式的原因”越取决于“传统习惯和观念”，表明其越倾向于选择除了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以外的传统养老方式。

（6）农民对老年福利越满意，越愿意以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方式养老。

（7）性别和年龄对养老意向影响显著，其中，男性和年轻人群更倾向于选择“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的方式养老。

（8）农民和农民工养老意愿受不同因素制约，并且农民比农民工有更强的享受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的意愿。

根据以上分析和假设，我们引入“去年家庭人均总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与子女的居住关系”等10个变量来考察农民的养老意向（见表1）。

（三）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方法由于经处理后的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形式，故选择一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这里采用一元回归模型的形式为：其中，X为研究的自变量，C（2）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条件下，某单一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所引起的对数发生比的变化，C（1）为相应常数。

表1变量的选取及类型三、结果分析与发现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一元回归模型统计显著，说明所选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解释效果较好。

但就每一个自变量解释效果来看，只有“收入主要来源、选择养老方式的原因、福利满意度、身份”等4个虚拟变量统计显著。

表2 农村人群养老意愿的一元回归模型1、经济因素。

从对收入不同的农村人群养老意向描述统计分析来看，收入在3000元以上、1000—300元、500—1000元和500元以下的农村人群选择“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养老方式的比例依次为40.48%、36.59%、21.43%和57.14%。

前三个收入不同的农村人群养老意向符合我们的假设，但收入水平在500元以下的农村人群养老意向与假设不符，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贫困的遗传性，该人群的子女对其赡养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这一人群属于农村中的弱势者，他们可能是政府政策的受惠者，因此他们的养老福利可能更加依赖政府。

从Prob.值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收入主要来源”显著。

这个结果充分验证了本文的第2个假设，说明收入来源以打工或者政府补贴为主，对社区养老方式的选择影响很大。

可能的解释是，调查对象在相对较大的区域内流动，接触到不同养老方式，养老观念受到新思想影响；政府政策，如农村低保、独生子女补贴、五保供养等政策，使农民深受其惠，由于政府在养老方面的责任相对加强，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相对下降，因此，农民养老可能对政府以来加强，而对家庭依赖减弱。

2、家庭因素。

关于“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村人群的养老意向的影响的描述统计显示，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在3人及以上、1—2人、0人的人群中分别有21.88%、46.66%和12.5%的人选择以“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方式养老。

与假设（3）不一致的是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为3人及以上的人群，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家庭外出人数增多，家庭成员与原籍居民联系减少，受到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少，因此“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并不大。

从Prob.值来看，“与子女的关系”和“与子女的居住关系”对农村人群的养老意向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可以提供老年服务数量，对农民养老方式的选择影响不大，同时，农村人群对传统养老方式的依赖下降。

3、环境因素。

“选择养老方式的原因”和“福利满意度”统计显著，本文假设（5）和假设（6）被验证。

即“家庭经济负担能力”、“对自己和子女生活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政策”等因素使农民的养老意愿发生变化。

可能的解释是，家庭经济情况越好，农村人群可能越有享受社区养老服务的经济基础；农村人群越来越有独立意识，他们希望尽量不影响子女的生活，同时更愿意自己自由生活，因此他们选择社区养老；“政府政策”已经起到明显效果；“传统习惯和观念”对农村人群养老意向的影响在减弱。

此外，“福利满意度”的影响也比较大，可能的原因是，政府或社区办的福利机构质量越高，农村群体对这种福利形式越有信心，这将对他们选择该养老方式起到激励作用。

4、自身因素。

从Prob.值来看，“性别”对养老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假设（7）不一致。

可能的解释是，调查对象中的男性也有比较强的传统观念，目前他们也倾向于选择传统养老方式，另外，本文把其他养老方式界定为依靠子女养老或者依靠自己养老，而年龄小的调查对象可能更倾向于自我养老。

从对“年龄”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年龄的影响明显，其中60岁以上、40—60岁、20—40岁、20岁以下的农村人群选择以“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福利服务”方式养老的比例分别为8.57%、27.66%、55.81%和71.43%，这和假设（7）一致。

从Prob.值可以看出“身份”对养老意愿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与假设（8）相符。

可能的解释是，大部分农民工在离家较远的大城市从事低层次体力劳动或者进行小型商业活动，就业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排斥，在城市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另外，他们接触到比较新的社区养老模式，并且了解到城市人可以享受到的老年福利，因此，他们可能把政府为其提供更多老年福利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缓冲机制和弥补城乡老年福利差距的有效途径。

5、农民和农民工养老意向对比分析。

在农民和农民工养老意愿选择中，两者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同。

从二者的多元回归模型和他们各自的一元回归中，影响农民养老意愿的主要因素依次是“与子女的关系”、“与子女的居住关系”、“去年家庭人均总收入”和“选择养老方式的原因”；影响农民工养老意愿的主要因素依次是“选择养老方式的出发点”、“外出务工人数”、“性别”和“年龄”。

四、进一步的讨论与解释调查表明，农村人群中有34.09%的人希望年老以后享受到社区或者政府提供的服务，其中，农民工样本中有63.33%的人希望以这种方式养老，农民样本中只有9.72%的人希望以这种方式养老。

通过数据结果对本文研究假设的检验及相关分析讨论，本文可得出如下初步结论：（1）农民的养老意向并没有像我们的那样发生很大变化，农民主要还是通过子女和自我等传统养老方式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社区养老因其对社区经济的依赖和政策上的缺失，只能在很小的程度和范围，以及较低的水平上服务于农村养老。

（2）农民个体、家庭、社区层面和养老观念等因素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预期中的养老保障方式进行解释，农民眼中不太严重的养老风险构成不了威胁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严重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农村养老保障一直被排除在现有社会保障体制之外，由此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剥夺和社会不公平现象，甚至可以看作是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的一种排斥。

（3）农村群体流动性不断加强，使得他们的养老意向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农民工比农民对社区养老有更强的需求。

这可能意味着未来在农村，社区养老将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和符合农村老年福利发展趋势的养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