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超越先锋文学与鲁迅的先锋性

第19卷第9期牡丹江大学学报V ol.19N o.92010年9月Jour nal ofM udanj i ang U ni ver si t y Sep.201055文章编号：1008-8717（2010）09-0055-02传承与超越：先锋文学与鲁迅的先锋性张静（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辽宁大连116029；伊春职业学院中文系，黑龙江伊春153000）摘要：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他的文学精神和创作风格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先锋文学也从鲁迅那里汲取了创作养分，如反抗传统、叙事圈套、文本戏仿等。

但是先锋文学产生于当代文化语境中，所以某些方面又呈现出与鲁迅创作的不同。

关键词：鲁迅；先锋文学；传承；超越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先锋文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股创作潮流。

它一开始便以惊世骇俗的激进的反叛的姿态出现，对传统文化进行对抗与冲击，对小说的表现形式进行自觉的试验与探索。

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

通过阅读分析先锋文学文本，我们发现先锋作家们的创作不仅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其精神和创作与鲁迅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从总体观照先锋文学与鲁迅关系的维度，对二者的文本进行比照性阅读，探寻出先锋文学对鲁迅精神的承继，超越。

一、传承“五四”时期，鲁迅在他的杂文《忽然想到六》中疾呼：“苟有阻碍返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和图，金人玉佛，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1]表现了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与对抗的决绝态度，表现出了一种强烈对抗的“先锋精神”。

先锋文学作家们在反叛与对抗传统这一精神层面受鲁迅影响最深，在先锋作家看来，传统文化已被绝大多数人自觉认可，而作为新的文化精神，“先锋们”的任务就是对传统进行对抗和反叛，已达到重塑一种全新人文精神的目的。

残雪就曾指出过，中国传统文化并无可取之处，中国文学除了向西方经典学习以外别无他路；而鲁迅作品中的西方文学因素的体现是冲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

而另一位先锋作家余华曾直言：“如果让我选择一位中国作家作为朋友，毫无疑问，我会选择鲁迅……我觉得我在内心深处和他非常接近。

”[2]这种接近应该是反叛与对抗精神的贴近。

先锋文学与鲁迅不仅在先锋精神上十分契合，他们同样有着对于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性尝试——对抗传统审美习惯，创造“新形式”。

上世纪20年代茅盾就曾指出：“在中国文坛上，鲁迅君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3]而先锋文学在开始阶段重视“文体的自觉”，亦即小说形式和叙述方法上的意义和变化。

二者在对小说艺术形式和叙述方式的探寻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追求文本的跨文体写作，对传统小说结构进行消解。

先锋作家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有时像情节小说，有时像民间传说，有时又像纪实小说，最后还加上两首长诗，“具有文体上的多音性”。

[4]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既有散文的风格又有诗歌的韵味，可以说是这两种美的融合。

《野草》当中的名篇《过客》又有着戏剧的特点。

《故乡》应当算作小说与散文的融合。

《阿Q 正传》在叙述和描写中嵌入了大量的议论，最突出的是对阿Q 精神胜利法的描写，是典型的杂文笔法。

可以说《阿Q 正传》在很多地方是“小说与杂文的杂交”。

[5]马原被文学界认为是先锋小说的起点，有批评家认为，“他是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第一次在实践意义上表现了对小说的审美精神和文本的语言形式的全面关注。

”[6]马原试图消除小说“形式”与“内容”间的区别，他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高到一个小说本体的高度，他在叙述方面的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

他广泛地采用元叙事的手法，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

所谓的元叙事是指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小说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

收稿日期：2010-03-26作者简介：张静（1982—），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伊春职业学院中文系教师，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这样，虚构在小说中也就获得了本体的意义。

如在《冈底斯的诱惑》中，几个人物各自讲了一个故事：老作家讲了自己的一次神秘经验；第二人称“你”讲述了猎人穷布打猎时的经历，而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了陆高姚亮去看“天葬”的故事。

将这些看似无因果联系的故事拼贴起来，不仅仅表现了纯形式的意义，而在于说明小说的虚构性。

鲁迅的《狂人日记》采用了这种元叙事的方法。

在小说中出现了“余”的视角，“日记”中又是以狂人的视角进行叙述。

在狂人的叙述中他是一个反抗“吃人”的觉醒者，而在“余”的叙述中，狂人是一个“赴某地候补”的与浊世同流合污者。

这是在叙述中发生的叙述。

到底哪个叙述为真，哪个叙述为假，读者陷入了“叙事圈套”之中。

从鲁迅到马原，相距几十年，创作中却有着相似的精神特质与艺术形式。

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长明灯》中的疯子，看似疯癫，实则是觉醒者，是真理的追求者。

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不仅是反抗精神，更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实质，展示了人性、权力的罪恶。

狂人看透了吃人的本质，哥哥用长兄如父的身份教育他囚禁他，亲情荡然无存，兄与弟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精神鸿沟；疯子因要熄灭封建精神枷锁象征的长明灯，被族人们囚禁，其家人是最大的帮凶。

人与人之间存有的唯剩“厚障壁”。

人性的丑恶得到深层的展示。

所以鲁迅开启了以狂攻“毒”的传统。

然而对这一传统真正继承与发扬的，却是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

在女作家残雪的笔下女性世界是混乱的，家庭是逼得人发疯的精神病院。

《山上的小屋》中父亲长着狼一样的眼睛，似在囚禁女儿；《苍老的浮云》中母亲令女儿发疯，同学互相攻击算计，婆婆监视媳妇。

这是一个“他人就是地狱”的阴暗世界，在这非人的生存环境中的女性都有着神经病的人格——“歇斯底里的病症”。

残雪以女人特有的敏感写尽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缺少安全感的状态，写尽了人与人之间互为地狱的恐怖。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教师是一个自虐狂式的疯子，他在自己身上演示着古代的各种酷刑。

然而他的自虐仅仅是“奇观”和“奇闻”，小镇上的人们反复惊讶起来，还叹息起来，叹息里没有半点怜悯之情。

叹息里包含的还是惊讶。

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女儿也变得轻松了。

作者通过疯子的自虐揭开了人性的卑琐与丑恶的虚伪面纱。

先锋作家与鲁迅一样都关注到了人性的丑恶，人类生存的困顿与苦难，人与人的隔阂等人类存在的问题，以狂人形象对之进行理性的阐述，与鲁迅的以狂攻毒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二、超越先锋文学虽然从多个维度贴近鲁迅的创作，但是先锋文学毕竟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此时的整体社会发展变化对其有着更为巨大的影响，因此先锋文学的某些侧面表现出了对鲁迅创作的超越。

先锋文学在形式上体现出了更为极端的先锋性。

先锋文学所处的时代更开放，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无论是从幅度还是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上，都是空前的。

先锋作家们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及其相关思想与哲学，对文学艺术进行着创新与突破。

女性作家残雪在寻求表达自己的感觉方式时特别显示出先锋性。

《山上的小屋》《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在这些作品中，文本的重心完全转向了内心世界，表现人的内心状况几乎取代了小说中描写的事件。

而在文本中到处都充斥着丑与恶的意象，使人压抑、窒息、错乱。

她将读者带到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

而格非可以说是最具有“先锋性”的作家，他的作品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因为他致力于叙事迷宫的营建。

格非善于在文本的关键部位设置“空缺”，如《迷舟》中，主人公萧去榆关究竟是去送情报或是与情人约会？这个必不可少的情节要素却在小说中被省略了。

这一手法显然是从博尔赫斯那里借用的，但是格非却将这一空缺形式延用下去，使现实与历史都丧失真实性。

这是一种神秘的叙述。

传统小说中感性和理性判断的一致性突然在读者眼前消失了。

或许先锋作家想用这样一种叙述来展示现代人的精神状况——迷惘、飘渺。

鲁迅倡导白话作文，他用《狂人日记》证明了其观点。

到了《故事新编》，其语言更加的新奇与“油滑”，古人说着外语（o k，good morning）、现代语（艺术家、学者）、现代文学用语（为艺术而艺术）等，对现实进行着辛辣的嘲讽。

先锋作家在语言的实验上沿着鲁迅的传统越走越远，达到了语言极度膨胀的程度。

在语言实验上走得最极端的是孙甘露。

“他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反小说’的语言智力游戏，把小说的叙事功能转变为修辞风格的同时，孙甘露最大可能威胁到小说的原命题”。

[7]孙甘露的小说专注于幻想与梦境的虚构，在虚构的世界中充斥着他个人自我表白的话语。

在《访问梦境》中梦境是由辞藻组成的世界，在词语的无限铺展中，读者进入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语言在文本中消解了所指的意义，成为一种纯粹的能指符号，自在游走于文本之中。

先锋文学的文学独立性增强。

鲁迅提倡“为人生”的文艺观，希望通过文艺达到“立人”的目的。

文学在这里成为一种服务的手段，服务的对象是愚弱的国民。

当然这种创作是受鲁迅所生存的大的时代环境的影响。

先锋文学对于传统“内容”与“意义”的解构，对于死亡、暴力、性等主题的关注，揭开了被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所遮蔽的人类生存的另一侧面，使文学走向独立。

“正是从先锋文学开始中国文学才正式自觉地、大规模地脱离意识形态的轨道，走向对自我的清醒自律与追求。

”[8]但是先锋文学在追求文学自主性的同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先锋文学在摆脱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的控制时，又出现了脱离现实，甚至是完全回避现实的极端倾向。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启（下转59页）56不再有纷纷扰扰的纷争，不会再有虚伪、卑鄙和欺骗；马丁伊登的一生是奋斗而必胜利的一生，是经历了苦痛、绝望之旅的一生，即便是作为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而受到批判，而他的永不妥协的态度和求真的勇气还是值得后世推崇的。

跳出文本，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他的力的对抗与他那离奇的经历也将富有生命力，永不衰竭。

这也许是文本所能赋予的一个重大意义。

《马丁伊登》也将作为他不平凡的一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流传下去。

十六年后杰克伦敦在一个悄然的夜里，溘然长逝，死时欠下巨债，怨声载道。

杰克伦敦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也是挑战和体验并存的一生。

他是热爱生活的，因为他一生都在做梦，他在追求着梦想，却害怕做梦，当梦想破灭时他的生活也就不存在。

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他努力去寻找可以游离的空间，生前的愿望终于无法满足，但历史却满足了他这个唯一和最后的愿望。

历史没有忘记那位在世纪文坛最为关键的时候，奋勇地创作，并留下了近50部作品，正是他的创作在世纪初的文坛留下了不朽的声音，那是时代的最强音。

今天读者更欣赏的是他的不屈不挠，能屈能伸在乱世中与各种势力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