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鲁迅：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汪晖，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今。

80年代初，汪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现代文学史家唐先生，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被认为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品。

1997年，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广泛讨论。

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文章，并被视为中国“新左翼”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若干作品被译为不同文字。

英文著作《中国的新秩序》出版后又被译为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在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他的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等在不同语境中引起关注。

2004年，汪晖的代表性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出版，该书先后被《亚洲周刊》、《中华读书报》和《书城》杂志评选为2004年度“十大好书”、“十大社科图书”和“年度图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

回顾20世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像鲁迅这样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旧不能回避谈论鲁迅的意义。

但是，自“文革”结束，对于鲁迅的批评和反思，波澜迭起，从来没有消停，这种种围绕鲁迅形成的争论，又是我们今天谈论鲁迅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所以就从这些争论谈起吧。

汪晖(以下简称汪)：让我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谈起。

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可宝贵的品质。

他认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著作和《红楼梦》是两个特殊的领域，不但可以阅读，而且为了配合“文革”的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全国各大高校的现代文学领域最主要的老师都卷入其中，一度很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参与注释工作。

在20世纪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文本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考订，包括毛泽东、孙中山的著作。

鲁迅在他的环境中对于各种人物的批评成为“文革”时期那一时代文化政治的重要内容。

也因为如此，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如何评价鲁迅及其思想一直是一个具有政治争议性的问题。

比如，鲁迅对于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十分不满，在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站在胡风等人一边。

鲁迅逝世之前，正值全世界面临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国际调整了方针，要求各国共产党形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鲁迅赞成“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强调即使在民族危机和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下，“左翼”也应坚持自身的领导权，所以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张。

这些问题涉及30年代左翼文化和政治的复杂问题。

在“文革”中，为了清算所谓“左翼文艺黑线”，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批评被当作批判周扬代表的“30年代文艺黑线”的根据。

这其实与鲁迅本人的思想已经毫无关系。

“文革”结束后，要“拨乱反正”，围绕着鲁迅的历史位置和他对许多人和事的批评就产生了许多争议。

因此，鲁迅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位置是双重的：一方面，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尤其是有关改造国民性、“立人”思想和对礼教的批判，一再地启迪人们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苦难。

王富仁先生在1985年将鲁迅的文学概括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就是适应了这样的一种历史需要。

在这个判断背后有一个预设，就是“思想革命”比“政治革命”更为重要和根本。

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如何解释鲁迅对于许多人的批评也成了一个问题。

例如，原先用鲁迅批判周扬或“文艺黑线”，等到“四人帮”倒台，就又有人提出鲁迅的杂文《三月的租界》所批评的“狄克”就是张春桥。

所谓“神话鲁迅”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对于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理解问题。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理解鲁迅，总是联系着如何评价他所生活的时代。

鲁迅不是政党领袖，他甚至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有一种深刻的颠覆性和激进性，他一再讽刺中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批评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北伐时代的革命气氛，但这个讽刺和批判却包含了一种“真正的革命”、“永远的革命”的精神内蕴。

80年代以降有一个倾向，就是谈鲁迅的黑暗面、矛盾、彷徨和感情世界等等，这自然是很必要的，但从我的理解看，鲁迅的黑暗面、矛盾、彷徨是和他的激进性非常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

鲁迅与胡适《南》：这大概也是鲁迅在当代总是处于争议之中的原因。

过去20年对于鲁迅有很多的批评。

像华东师大罗岗教授讲的，这些批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就事论事的批评，比如说他骂了什么人骂错了，说了什么话说错了，另外一类批评却是将鲁迅同“中国走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思路下面，才引申出“究竟是读鲁迅，还是读胡适”这些说法。

你如何理解前一类对鲁迅的批评？汪：从“五四”时代起，鲁迅开创了所谓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他批评过复古派，批评过章士钊、《学衡派》，批评过现代评论派、古史辨派，批评过梁实秋、胡适，批评过中医、京剧和梅兰芳，批评过那个时代的“自由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也批评过左翼的许多人物。

关于鲁迅的偏执、刻薄、多疑的争议，在他生前死后，从未终止。

鲁迅不相信中医，这不是偏执吗？鲁迅批评梅兰芳，我们能够说京剧都不好吗？鲁迅奉劝青年最好不读中国书，现在国学大兴，鲁迅的这些话有问题吧？我在这里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一个个地去辨别。

但有必要强调这么两点：第一，鲁迅的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实在是出于“公仇”。

从不离开具体的情境讨论问题，这是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因此，他所谈论的具体的人与事往往是社会众生相的一个缩影。

比如，以他对梅兰芳的批评为例，他批评的是梅兰芳现象，而不是梅兰芳本人，尤其是那种“女人看见男人扮，男人看见扮女人”的陋习。

这是他的所谓“国民性批判”的一个部分。

要是我们把他的批评延伸到对整个京剧艺术的否定上去，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第二，鲁迅的文化批评是在“五四”时代的氛围中产生的，也是“五四”的偶像破坏论的一个具体实践。

如何看待鲁迅对待传统的态度涉及如何评价“五四”和近代启蒙的问题。

《南》：无论鲁迅，或者胡适，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人物，你能谈谈对他们的一个基本比较和看法？汪：胡适是在现代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同时也是开创性的人物。

他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他的“易卜生主义”影响很大。

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是同一营垒中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屠杀给予激烈的批判，而胡适也对国民党钳制舆论、扼杀思想自由提出公开声讨，在这方面他们都是五四的传人。

晚年的鲁迅倾向左翼，卷入左联的活动，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但他们都没有加入政党。

从思想气质上说，两人十分不同。

在学术上，胡适引入规范，告诉大家现代学术要按照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影响深远。

鲁迅的学术研究充满洞见，但他更强调的是不断打破规范，总是怀疑这些极易体制化的知识具有压迫性。

胡适是典型的现代化派，相信历史的进步，文章平易流畅，气质上是乐观的。

鲁迅与胡适一样对传统展开批评，但没有胡适的那种乐观气息和十分的自信。

原因大致有两点，一个是他在反对传统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的灵魂里也中了传统的毒，想要摆脱而不能，所以他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矛头所向也对着自己，只是别人不大察觉而已。

鲁迅对传统的批评中有一种胡适所没有的切肤之痛。

另一个是他虽然以进化论的观念批判传统，但并不认为现代的国家比过去的国家更开明。

大约是在1907年，鲁迅以西方为例说，君主专制打破了宗教专制，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实行多数统治，一人专制尚有反抗的余地，多数专制很可能比独夫专制还要恐怖。

他赞成革命，赞成立宪制，但是他对这些所谓的“现代”从来不迷信。

1929年，他对冯雪峰说，我也不要去你们未来的黄金世界，因为那里还会有将叛徒处刑的吧。

他是在左翼对他的围剿中、也是在他对左翼的反抗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左翼的。

1908年，鲁迅写了篇文章叫《破恶声论》。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现在有两种“恶声”，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世界人”，用现在的话说，都全球化了，还谈什么文化、民族或者其他的东西？另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国民”，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

鲁迅说这两者都是“恶声”，因为这些说法中没有人的自觉、没有人自身的独特性，无非是鹦鹉学舌而已。

他说这是“万喙同鸣”，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声的中国”。

“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吵吵嚷嚷，都说差不多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话。

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命题，叫做“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说这是当务之急。

“伪士”就是那些每天抱着自以为进步或先进的观念的人，办洋务、搞改良、谈民主、论立宪、搞共和，左的流行他就左，右的流行他便右，全球化来了他就成了“世界人”，在民族主义潮流中他成了“国民”。

这些人是发不出自己声音的“伪士”。

他为什么又说“迷信可存”呢？迷信首先你要信，你不信不会迷，这里有一种对“真实感”的追求。

没有这种真实感，一切都是虚无的。

鲁迅批评名教，反对传统，但他竟然对“迷信”有这样的理解，他对“鬼”的世界有着隐秘的迷恋。

这些在胡适这样的典型的启蒙人物、现代化的倡导者身上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我对“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因为这种二元对比本身多是将历史简化为一种单一立场和态度的产物。

其实，他们还不如直截了当地问：到底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到底是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化派，比较倾向于从国家的立场或智识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社会，一点一滴地进步就好了。

鲁迅有一种很深的“从下面”看问题的视角，他对阶级问题的兴趣大概与这种视角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胡适是一个相信一点一滴改变的改良主义者。

鲁迅也赞成改良，但绝不排斥革命，也不排斥暴力革命。

北伐的时候，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还说孙文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党军”。

但鲁迅所说的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改造，而不是假借革命的名义的屠杀，先是老人杀青年，而后是青年也开始杀青年。

他期待通过这样一种革命消灭各种压迫形式，但对此却从来没有奢望。

他说的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永远革命”。

一个革命者必须是“永远失败的革命者”，因为那些叫嚷着革命成功的人很快就会蜕化为新的统治秩序的守护人。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告别革命”这个命题有道理，今天不再存在产生20世纪革命的那种社会条件了。

但“告别革命”的命题在许多人那里其实是一个“否定革命”的口号，除了否定全部的左翼传统之外，他们没有对革命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前提给予认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