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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以“明遗民”为视角薛以伟【摘要】“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
“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
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期刊名称】《北方论丛》【年(卷),期】2016(000)006【总页数】6页(P90-95)【关键词】“明遗民”;“贰臣”;交游;人格评价【作者】薛以伟【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交游是考察一个人生平与思想的重要视角与线索，所谓“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1](《管子》p.94)。
“明遗民”是明清鼎革之际具有反清复明思想或行为的爱国志士，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是备受世人褒奖、宣扬和尊崇的楷模。
“贰臣”是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臣僚①本文“贰臣”的含义有所扩大，凡在明朝参加科举，获得相应功名，业已“食饩”，入清后又任职者，均视为“贰臣”。
，是恋慕名利、贪生怕死、丧失气节的屈膝投降者，是为人所不齿的被定格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两截人”。
令人费解的是在“明遗民”群体中，许多誓死不与清廷合作的遗民，却与大节有亏的“贰臣”有着广泛的交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阎尔梅、万寿祺、傅山、归庄等“明遗民”均与许多“贰臣”有交游，有的关系还甚为致密，甚至有生死之托。
而钱谦益、龚鼎孳、曹溶、周亮工、吴伟业、王永吉、陈名夏等“贰臣”又有许多“明遗民”友人。
“明遗民”与“贰臣”本应势同水火，泾渭分明，格格不入，为何能在持身立场上超越“名节”达到程先贞所说“胸中无炭亦无冰”[2](p.35)的境界？这一矛盾的历史现象折射“明遗民”与“贰臣”何种心理动机？本文拟通过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和诗文作品管窥明末清初“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历史情形，探讨“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原因所在，论析这一并非个案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
明末清初的激变与民族思潮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民族思潮迅速兴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章。
一、明末清初社会的激变在明朝末期，由于政治腐败、国防薄弱、天灾频繁等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逐渐走向衰落。
到了清朝建立之前，社会便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稳定。
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军事侵略，中国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使得民族思潮得以迅速发展。
二、民族思潮的兴起民族思潮是一种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思潮。
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被激发，他们开始关注中国的命运。
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爱国主义情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渲染和表达。
这些情感通过文学、哲学、思想等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三、民族思潮的表现民族思潮在明末清初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表现，另一种是哲学和思想方面的表现。
在文学艺术方面，明清之际的小说、戏曲和诗歌等文学作品多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关注社会事务的态度。
同时，一些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也多以明清之际的社会生活和矛盾为蓝本创作，如《水浒传》、《西游记》等。
在哲学和思想方面，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和文人多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大力推崇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
他们呼吁保护祖国，强化民族意识，提倡以强国为首要目标。
例如康有为的“中华复兴之路”思想和保路运动，梁启超的“千金之子”思想等都是在民族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的。
四、民族思潮的影响民族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激发了无穷的力量，同时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开始强化自身文化和思想的自信心，逐渐形成了以强国为导向的思潮和意识形态。
这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背景下，民族思潮的兴起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种情感需要。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发了中国人向外界展现自己的勇气和自信。
这一时期中的思潮和态度，令历史无数后人敬仰和铭记。
《论清初明遗民反清思想的演变》——周伟刚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遗民特指在改朝换代之际衍生出来的一个不仕新朝的特殊士人群体。
线索对明遗民反清思想、心态、活动、影响等做动态的研究。
明遗民群体反清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激烈、缓和、徘徊、分化、弱化的过程，明遗民反清思想演变的过程是清初社会逐渐由乱而治日渐稳定的过程，是满汉文化由冲突到逐渐交汇、融合的过程，是汉族士人群体以传统“华夷观”为主的民族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是中华学术文化发展、创新、学术理路转变的过程。
在明遗民的身上寄托着一代具有爱国热情和社会良知的优秀汉族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巨变时人生态度、生存方式的转变和内心世界所经历的激愤、悲痛、挣扎、无奈、失落、彷徨、超脱等复杂的心路历程。
关于“遗民”的定义及内涵，有多种解释，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界定。
《汉语大词典》①中就收录了 6 种含义，一是指亡国之民；二是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三是指劫后余留的人；四是指后裔后代；五是指隐士；六是泛指老百姓。
明遗民归庄在为其友朱子素《历代遗民录》所作的序中对“遗民”下了这样的定义：“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于终身之显晦。
”②由此可见遗民是特指在改朝换代之际衍生出来的一个不仕新朝的特殊士人群体。
所谓“遗民”，必须具备两个主要元素，其一，主要是指有一定名望和影响的上层士大夫而非普通士群和普通民众，其二，必须是易代之后不仕新朝，这是遗民的核心元素。
（二）学术和文化价值。
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是成为遗民的核心要素之一，明遗民作为一个群体能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学术文化的承载作用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意义，明遗民最能体现“士”的一般面貌，学术和文化是遗民身份的重要符号。
从当代学者对明遗民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更多的是从明遗民的学术身份特征上去关注。
研究明遗民及其反清思想，离不开对遗民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术风格等的研究，遗民学术是遗民思想的重要反映和体现，反过来，遗民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其学术内容和学术取向。
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潮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变革。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史学思潮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本文将会探讨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潮，并分析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对现代史学的启示。
一、明末清初史学思潮的背景在明朝末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文化沉寂，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也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士人为了摆脱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困境，开始思考如何反思和从历史中寻找出路。
此时，历史研究成为了广大文人学者的兴趣所在，同时也引发了史学研究的繁荣。
二、明末清初史学思潮的特点1. 宏观史观在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想中，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宏观史观。
史学家们开始将历史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下来思考，强调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变革的趋势。
这一史观对于后来的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
2. 正史与野史争议在明末清初，正史与野史的争议愈加激烈。
正史一般指的是五经正史，而野史则是指一些未被正式认可的载于笔记和私人存折等口述传承之下的民间记载。
当时，二者的地位差异很大，正史被当作是国家官方的正义和尺度，凡是与正史不符的“野史”则往往被贬为“小道消息”、“谣言”。
但也有一些文人学者开始倡导对野史的肯定，认为野史也反映了民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正史所不能表达的底层观念、习俗和风情。
3. 史书修订在明末清初，很多史书都经过了修订。
为了反映真实历史，历史学家们开始修改史书中存在的虚构部分，并尝试着寻找真实的历史。
同时，在史书的编辑方面也更加注重学术严谨性和科学性，同时又能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逐渐规范和升华史学。
三、明末清初史学思潮对现代史学的启示1. 史学应该具有广阔的历史观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在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想中，广阔的历史观和宏观的史观始终贯穿其中。
在现代史学研究中，我们也需要具有更加广阔、深远的历史观和更加开放的国际视野。
2. 史学研究应该无惧野史，注重多重来源。
在明末清初，正史与野史之间的争议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学者们认为野史的价值不容忽视。
明末清初的隐逸画风：遗民悲怆的亡国之痛，融入生命的反抗精神“隐逸”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自先秦发端，至清末绝迹，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文化史。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造就了“隐逸”文化的最后一次高峰，集中表现为绘画领域“隐逸画风”的成熟与发展，并以其创新的笔墨和鲜明的反抗精神，对后世画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隐逸文化的产生一般认为，三皇五帝时期的巢父、许由，开隐逸之先风。
《先秦·卫风·考槃》载：考盘在涧，硕人之宽。
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描绘了隐逸之士悠然自在的生活。
孔子也有关于“隐”的表达：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在孔子思想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贤人雅士在朝代更替时选择归隐。
隐逸有不同的实践方式，何鸣先生将其归纳为七种，即：义隐、时隐、朝隐、酒隐、学隐、道士隐、佛徒隐。
但无论隐逸形态如何变化，其目的绝不仅仅是避杀身之祸，而是为了保全人格的独立。
隐逸之人被称为“隐士”。
需要强调的是，“士”是隐士的先决条件。
《南史·隐逸》曰：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最早提出隐士一词的是庄子，《庄了·缮性篇》：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隐故不自隐。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庄周梦蝶庄子提出了成为隐士的要求，即在“时命大谬”的背景下归隐，并保持人格和精神的独立。
庄子以“无为”、“自由”的思想核心，成为“隐逸文化的灵魂”，其观点可以概括为：隐逸而不现世，与政治和国家事务保持距离，直到成就圣人的境界。
“不在身隐而在心隐”，是其推崇的最高境界。
后世的隐士，或多或少均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
二、隐逸文化的发展隐逸文化自诞生以来，在各朝各代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
秦汉时期的隐逸多为逃避强权政治；六朝则张扬、显著；隋唐时期，隐逸成为入仕的阶梯；时至宋元，方集大成。
明末清初，隐逸走向世俗化，遗民群体成为唯一逃脱功利诱惑的隐士代表。
《论清初明遗民反清思想的演变》——周伟刚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遗民特指在改朝换代之际衍生出来的一个不仕新朝的特殊士人群体。
线索对明遗民反清思想、心态、活动、影响等做动态的研究。
明遗民群体反清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激烈、缓和、徘徊、分化、弱化的过程，明遗民反清思想演变的过程是清初社会逐渐由乱而治日渐稳定的过程，是满汉文化由冲突到逐渐交汇、融合的过程，是汉族士人群体以传统“华夷观”为主的民族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是中华学术文化发展、创新、学术理路转变的过程。
在明遗民的身上寄托着一代具有爱国热情和社会良知的优秀汉族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巨变时人生态度、生存方式的转变和内心世界所经历的激愤、悲痛、挣扎、无奈、失落、彷徨、超脱等复杂的心路历程。
关于“遗民”的定义及内涵，有多种解释，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界定。
《汉语大词典》①中就收录了 6 种含义，一是指亡国之民；二是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三是指劫后余留的人；四是指后裔后代；五是指隐士；六是泛指老百姓。
明遗民归庄在为其友朱子素《历代遗民录》所作的序中对“遗民”下了这样的定义：“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于终身之显晦。
”②由此可见遗民是特指在改朝换代之际衍生出来的一个不仕新朝的特殊士人群体。
所谓“遗民”，必须具备两个主要元素，其一，主要是指有一定名望和影响的上层士大夫而非普通士群和普通民众，其二，必须是易代之后不仕新朝，这是遗民的核心元素。
（二）学术和文化价值。
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是成为遗民的核心要素之一，明遗民作为一个群体能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学术文化的承载作用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意义，明遗民最能体现“士”的一般面貌，学术和文化是遗民身份的重要符号。
从当代学者对明遗民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更多的是从明遗民的学术身份特征上去关注。
研究明遗民及其反清思想，离不开对遗民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术风格等的研究，遗民学术是遗民思想的重要反映和体现，反过来，遗民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其学术内容和学术取向。
尤其是遗民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开始对明何以亡和明季的学风进行反思，他们的学术理路逐渐发生转变，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对中国传统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继承、批判和创新，重视实践的作用。
三、研究现状从清初开始就有关于明季忠臣志士事迹的著述问世。
如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明遗民所知传》，黄容的《明遗民录》，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等。
民国初年，有孙静庵、陈去病的同名专著《明遗民录》相继问世。
《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等；赵园先生著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旅美历史学家谢正光先生相继推出了《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台湾学者陶清著有《明遗民九大哲学思想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公司，1997 年）等。
从研究领域看，文学艺术是遗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前人主要集中在对遗民诗词、遗民书画、遗民戏剧等的研究上，主要著作有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 2004 年）；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谢正光《清初诗人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政治角度主要是对党社运动的考察，如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等。
思想学术史角度：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与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 年）；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等。
清初明末遗民的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其中最有名的有黄宗羲（梨洲）、顾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方以智（密之）、颜元（习斋）、吕留良（用晦）等人。
郭沫若说：“甲申年（1644 年）总不失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
”①这一年可以看成是明遗民的诞生之年，孙静庵在《异史氏与诸同志书》中云：“又思宋明以来，宗国沦亡，孑遗余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饿以死，殉为国殇者，以明为尤烈。
”①乾嘉间佚名朝鲜人所辑《皇明遗民传》收录明遗民 716 人，孙静庵所辑《明遗民录》收 800 余人，而近人谢正光先生《明遗民传记索引》据明遗民传记资料 208 种，计得遗民共 2311 人，其实这还仅仅是有姓名事迹可考者，“而其所遗漏者，尚汗漫而不可纪极也”。
②孙静庵《明遗民录》序云：“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
”③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则是抗清势力比较活跃和集中的地区，那里经济富庶交通便利，文化传统悠久，著名遗民有黄宗羲、方以智、陈确、杨园、屈大均、张岱、阎尔梅等。
①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375 页.②孙静庵.《明遗民录》，第 372 页.③孙静庵.《明遗民录》，第 372 页.7明遗民继承了历朝遗民的基本特征，但明末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士习、士风的内在发展也赋予了明遗民异于前代遗民的独特个性，使他们在面对生死、忠孝、君亲、仕隐等问题时更加坚毅偏执。
激越与孤愤构成了明遗民早期心态的基调。
11第二章明遗民群体早期的反清思想明遗民群体早期反清思想所处时期是民族矛盾最为激烈的时期，大部分遗民悲愤激切投入武装抗清斗争，奋笔疾书鞭挞清朝统治，歌颂抗清志士，阐发反清思想和“华夷之辨”思想。
总体来说，无论从思想、态度、言语和行为上来看，这一时期是明遗民反清思想最为激烈的时期，明遗民的反清思想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反清斗争的形式已逐渐发生改变，由武装反抗逐渐走向文化抗争。
这一时期明遗民面对明清易代的大变动，怀抱强烈的“华夷之辨”情绪，表现为激烈的反清思想和激越与孤愤的心态。
明遗民早期的反清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参与反清武装斗争，后世较为著名的遗民，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屈大均、吕留良、①《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七，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51 页.②《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八，第 619 页.③《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第 319 页.14归庄、傅山、张岱、万寿祺等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二，反清复明情绪的表达，如通过凭吊孝陵、思陵等极具象征性的活动和易名改姓等方式来寄托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满。
第三，与清政府的“不合作”态度。
二、遗民反清情绪的表达除了武装反抗，明遗民还通过其它诸多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新政权的反抗和对故国的怀念。
其一，撰诗作文表达对清军南下所犯罪行的深恶痛绝。
深浸夷夏观念的汉族士大夫自古就有蔑称少数民族的传统，对于满人自然有过之而不及。
在清初，遗民通常把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夷”、“蛮夷”、“胡”、“虏”、“北胡”“逆奴”、“豺狼”和“杂种”，并对他们在南下途中犯下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的罪行予以揭露。
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纪略》就是这一类作品。
除了野史笔记，遗民们还用诗歌记载这一段惨痛的历史。
归庄曾于顺治二年（1645 年）写过①《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17一首题为《悲昆山》的诗，全诗描写了清军大肆屠戮、昆山惨遭浩劫的场面，表达了归庄对清军惨绝人寰的罪行的愤怒控诉以及他对被昆山父老乡亲的深切悼念。
星移物换之际，归庄决心收复河山，重振乾坤，抒发了他恢复故国，推翻清贵族统治的政治理想。
再如屈大均写了《大同感叹》，这首诗着力描写了顺治六年姜瓖起义失败后，大同人民遭受清军屠杀和蹂躏的情形，揭露了清军肆无忌惮的暴行。
作者忧时愤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寄托他对乾坤更替、国破家亡的悲痛与哀思，表达自己对大同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慨。
其二，凭吊故国以寄托对明王朝的哀思之情。
明清鼎革把遗民的人生鲜明地划成两截，虽然明王朝中后期并无善政可言，但它仍是明遗民心中不可忘却的记念。
遗民凭吊故国旧君的方式很多，最常见的是对崇祯的哭祭。
方以智在明亡未久，即潜至东华门崇祯牌位前哭灵；“哭道士，不知何许人也……入市求食，必北面再拜而祭，祭必哭，哭必诵黄庭经。
人问其故，哭而不言，固问之，则大哭”①崇祯自缢的三月十九日更成为一个特殊的时点时常牵动遗民的心绪，引发遗民的感伤。
黄宗羲有《三月十九日闻杜鹃》诗一首，顾炎武有以“三月十九日”为题的诗两首。
遗民的另一种常见的凭吊方式是拜谒思陵、孝陵。
在故明“孤臣孽子”的眼里，明皇陵俨然是故国旧君的化身。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钟山的孝陵和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昌平天寿山的思陵，成了众多遗民备经艰难险阻前往拜谒的目标。
顾炎武曾七谒孝陵，六谒思陵，时间主要集中在顺治八年（1651）到顺治十七年（1660）这十年内。
他有诗云：“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
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
”②逐渐残败的孝陵，是明朝宗庙的象征，也是明王朝的象征，在天崩地解之后，它成了漂流无主的遗民们心灵皈依的家园，成了清初遗民的精神支柱。
顾炎武一次次的拜谒，是对覆亡的故国的深切怀念，并凭借这样的参拜行为来砥砺自己反清的情结。
鼎革初南京城的颓败萧条也很能唤起遗民的麦秀黍离之叹。
南京，既是明朝的开国都城，又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所在地，也①《明遗民录汇辑》，第 1057 页.②王冀民.《顾亭林诗笺注》卷四，《重谒孝陵》，第 709 页.18是明朝的经济重心。
旧国都城在明遗民的记忆中难以忘却，然而明清易代，往事不再。
其三，更名改姓以示不仕新朝的民族气节和光复明朝的期望。
更名改姓在易代之际是一种普遍现象，《明遗民录汇辑》里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的遗民通过易名的方式表达自己不仕二姓的信念和矢志抗清的决心。
陈确，字乾初，原名道永，字非玄。
明亡后，为表示隐居求志，以遗民终世的气节，取《周易》乾卦及其初爻“确乎不拨”之意，更名为“确”，更字为“乾初”。
顾炎武，本名绛，乙酉改名炎武，一说取汉光武中兴之义；一说幕南宋遗民王炎武之为人而改名，说法各异，然改名立志盟誓之意甚明。
炎武尝化名“蒋山佣”，同样寓意深刻。
“蒋山”本是南京的一座山，蒋山代表南京，亦象征明朝；佣，乃仆人。
“蒋山佣”三字相合，意即“明朝的臣子”。
归庄更是屡屡更名，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归庄》中说：“忽请于学使者，改名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