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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论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郜 ?【摘要】两汉时期，《春秋》被视为孔子所作的“一王之法”，是学术与政治的核心。
“三统”是《春秋》学中的重要理论。
它滥觞于西汉初期董仲舒的“三统说”，影响到西汉中期以眭弘为代表的革命思潮。
西汉末年，刘歆将“三统说”改易为“三统术”的历法技术，并引入五行相生说，论证了新莽及东汉王朝的历史正当性。
从“三统说”到“三统术”的变化，昭示了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
【关键词】三统；董仲舒；刘歆；《春秋繁露》；《三统历》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３３－０８作者简介：郜 ?，辽宁沈阳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８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博士后。
“三统”是汉代《春秋》学中的核心学说，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汉今文经学的框架中讨论其相关问题。
①事实上，在西汉时期，“三统”理论经历了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的转折。
理清这一转折，既可以明晰“三统”的性质与作用，又能够揭示出西汉儒学性质的转变。
一、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三统说”两汉时期，《春秋》是一部重要的经典。
汉人多以《春秋》为孔子所作，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②所谓“一王之法”，指的是孔子有德无位，制作《春秋》，为汉制法。
由此，《春秋》便成为孔子立法之“作”，是汉代经学的核心。
皮锡瑞说：“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
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
”③汉初的《春秋》学以“春秋公羊学”为重，《史记·儒林列传》言：“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董仲舒所传“公羊氏”的内容，今已不得其全，幸有《春秋繁露》一书，流传至今。
《春秋繁露》多记董子言说《春秋》之理，其解经体例与汉代后的经注不同，如苏舆所谓“说经体”。
两汉至南北朝鲁城孔庙祭祀废兴考论摘要：自从汉高祖刘邦亲祭孔庙，孔庙地位提升，而汉武帝开启独尊儒学的政治传统，使鲁城孔庙变得崇重。
经西汉元帝为孔子立祀负责孔庙祭祀、东汉为孔庙设立百石卒史，鲁城孔庙受到国家保护，成为显赫的孔子纪念地。
至西晋，孔庙祭祀成为国家祀典，此后至南朝刘宋明帝泰始年间的三百年里，孔庙成为正统政权的象征之一，因此，虽然由国家领有的孔庙祭祀屡经停废，但东晋、刘宋王朝重视孔庙的领有权，使得孔庙祭祀能够屡毁屡立。
北魏占据孔庙所在地区后，恢复国家主持的孔庙祭祀，改革民间的孔庙祭祀习俗，并在京师平城为孔子立庙。
所有这一切为日后曲阜孔庙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鲁城孔庙；四时祭祀；继祀对于曲阜孔庙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而言，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鲁城孔庙逐渐成为国家祭祀。
由于战乱、分裂以及政治斗争等原因，鲁城孔庙屡次被弃置于国家保护之外，却总能屡毁屡立。
学界对孔庙祭祀已有系统研究，但是对于汉至南北朝时期鲁城孔庙祭祀的废兴史尚少关注，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了解孔庙历尽磨难却渐趋兴盛的因由，故笔者将愚见罗列于此，以求大家指正。
一、墓祭与庙祭孔子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地和庙祭祀他。
在西汉之前，墓地祭祀更具有社会性，当地人在墓地祭祀孔子，一些礼仪活动也在墓地进行。
司马迁记载道:“孔子葬鲁城北泗上，……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
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
”[1]（P1945）鲁人岁时祭祀孔子墓，也在那里举行讲礼、乡饮礼和大射礼等礼仪活动。
从这条资料看，社会对于孔子的纪念活动是在孔子墓地进行的。
孔子去世第二年（前478年），弟子们以孔子“故所居堂”立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1] （P1945），据郦道元记载：“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面，夫人隔东一间东向。
”[2](P376-373)庙祭主要为家族祭祀。
比较一下早期的墓祭与庙祭，前者更隆重一些。
首先，孔子墓地规模远大于庙，裴骃《史记集解》于“孔子葬鲁城北泗上”下引《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
西汉的汝南郡治究竟在上蔡还是在平舆至今不能定论，以至影响了有关县史志、文物志的编写。
从现存《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有关“汝南郡”的资料来看，因受战争影响，汝南郡人口变化很大，县邑虽有增损，但皆辖三十七县汝南郡治所在地“平舆”。
二志皆把“平舆”列为汝南郡的首县。
《大清一统志·汝宁府·古迹篇》以及明末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也都记录了汝南郡治所在。
汉代汝南郡治，是建立在春秋沈国故城、战国平舆城的基础上。
有关春秋沈国故城的考古资料，张耀征先生在《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发表的《春秋沈国位置考辨》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文中所言沈国故城“东西长1350米，南北宽1500米，文化层厚约1—5米，呈长方形”，是经过多次文物普查及历次考古调查认定的春秋沈国故城的面积，而非汉代汝南郡治整个平舆故城的面积。
而战国时期平舆城在春秋沈国故城的基础上向南发展，之后汉代平舆城又在春秋战国故城的基础上向东发展，直到茅河 (古溵水)岸边，是平舆城发展的鼎盛时期。
战国至汉代，平舆城在春秋沈国故城的基址上，向南、向东约各拓展650米，文化层厚约1—2米，面积是春秋沈国故城的一倍，达400万平方米，可谓规模恢宏，显示了汉代其“位次京师”的大城风度。
沈国故城遗址上遗存的汉代砖块、陶片甚多，文化内涵相当丰富，砖块的花纹各不相同，大小殊异，火色纯正，质地坚硬，达数十个品种。
位于沈国故城中的古城村、大徐村、射桥镇西关以及附近的射桥镇东关、马庄村不少旧民房的基础即是用各种花纹、图案不同的汉砖垒筑而成，但有文字的汉代遗物却十分少见。
随着考古调查工作的深入，一些印证文献记载的文物出土，如西汉“大泉五十”、铸钱遗址、汉代封泥等文物在这里相继发现，使我们对汉代汝南郡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一、大徐西汉新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大徐西汉新莽时期的铸钱遗址位于汉平舆故城西南隅大徐村东。
1984年9月至12月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平舆县文物工作者程景洲先生等人，在该遗址的中心部位——村东靠近民宅的沟壁上发现了大量文字为“大泉五十”的铸钱陶范及铜渣标本。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侯国官制——以东汉郡属侯国为中心郭俊然①（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商丘476000）Unearthed literature in Han Dynasty——Taking Han Hou official County Hou country as the object of studyGuo Junran(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Henan Shangqiu 476000)Abstract: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bout the Han Hou official records is not comprehensive, but fortunately found a large number of Han Dynasty unearthed Hou country official content in the data, which allows us to further recognize designate bureaucracy was clearly in the Han dynasty. We can know from the unearthed material content,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ddition of Hou's official system. Many officials are not see Hou official system contained in the literature. These positions can fill que Han bureaucracy content, which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Keywords: Han Dynasty; Hou's bureaucracy; Excavated materials摘要：传世文献资料关于汉代侯国职官的记载不全面，幸好在出土资料中发现大量汉代候国职官的内容，这使得我们能更进一步认清汉代候国官制本来清晰的面目。
两汉谶纬之学的源流与兴盛摘要西汉末年出现的谶纬之学是两汉时期一种特殊的学术思想。
本文从分析谶纬之学产生的思想来源及深刻的社会根源入手，全面地论述了谶纬之学在西汉末年的兴起过程，并且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考察。
笔者认为：谶纬之学的思想来源主要包括上古时期的天人关系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董仲舒构建的天人感应理论体系。
此外，本文深入分析了谶纬在两汉之际形成的社会根源，文章指出：汉初，谶言的流行是谶纬兴起的前奏；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后，儒生和方士群体的合流是谶纬兴起的社会基础；而两汉之际的衰乱政局则为谶纬的兴起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本文还对谶纬在两汉社会中的影响做了概述，本文认为：谶纬之学对于两汉的影响包括了政治、思想学术、科技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
随着东汉政权的灭亡，谶纬亦逐渐衰落。
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谶纬之学中的很多思想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谶纬；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祥瑞灾异The Origin and the Rise of Chen Weiin the Han DynastyAbstractChen Wei, which has formed in the end of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a special ideological phenomenon.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rise process of “Chen Wei” in the end of Western Han Dynasty from every side and analyses the influence for it through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Chen Wei”. My opinion in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origins of “Chen Wei”,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witchcraft in ancient time,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the theory of man-God relationship in pre-Qin period, and the New Confucianism tha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middle time of Han Dynasty. The social origin of “Chen Wei” was the declin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nd of Han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needs of the ruler arising by it. At last,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influence of Chen to Han Dynasty from many angles, including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ulture.Key words: Chen Wei; New Confucianism;Auspicious and Cataclysm目录前 言 (1)（一）选题的意义 (1)（二）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2)一 “谶”、“纬”及其合流 (6)（一）“谶”、“纬”释义 (6)（二）“谶”、“纬”的区别及合流 (8)二 谶纬之学的思想渊源 (12)（一）上古天人关系思想 (12)（二）阴阳五行学说 (13)（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 (17)三 谶纬之学兴起的社会根源 (20)（一）谶纬兴起的前奏——汉初“谶言”的流行 (20)（二）谶纬兴起的社会基础——儒生、方士群体的合流 (22)（三）谶纬兴起的时代背景——两汉之际的混乱局面 (23)四 谶纬对两汉社会的全面影响 (28)（一）谶纬与两汉政治 (28)（二）谶纬与两汉经学 (34)（三）谶纬与两汉科技文化 (36)结 语 (40)参 考 文 献 (41)后 记 (44)附：本人在读期间发表科研论文、论著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45)前言作为两汉学术界的一种特殊的思想潮流，谶纬在两汉的思想发展中所昭示的思想文化意义与历史意义都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研究谶纬的产生与流变对于我们了解并研究两汉时期乃至其前后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及政治方面的内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考博题1.古代汉语2.先秦两汉文学3月22日上午古代汉语一、标点30分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敎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二、翻译40分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隠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逺庖廚也三、文言文写作30分《隋书经籍志》曰: “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 剖析条流, 各有其部, 推寻事迹, 疑则古之制也。
”请根据对这段话的理解, 写一篇文言文, 规定观点鲜明, 层次清楚, 符合文言行文规范。
不少于300字。
汉朝地名资料分类:明史锐智地名资料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设置西汉末年，政治日益腐败，经济衰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过于分散，最后导致公元9年王莽篡朝，改国号为“新”，建立王莽掌权的“新”王朝。
王莽篡政后，大量网罗汉宗室功臣后裔、封建官僚，改郡封国，乱设行政区划，改变原来的区划名称，地名大乱，形成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极大的混乱时期。
直至公元23年（地皇四年），各地起义军奋起，王莽被杀，新朝垮台，新莽政权被推翻，由绿林为首的地主阶级代表、西汉远支皇族刘玄取而代之，年号更始，新朝灭亡。
后因政权内部角逐激烈。
刘玄于更始三年投降赤眉军后被杀。
实际上东汉王朝是从公元25年即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开始的。
因“新”朝时间为时较短，仅存在15年，加之行政区划改动较大，又在管理体制上不成定局，故对其不作详细介绍。
公元25年，汉宗室代表刘秀权势较大，挫败各地割据势力，建立东汉朝（公元25～220年）。
定都濉（去目加各）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始称东汉。
东汉的疆域基本上同西汉时疆域，只是把西汉时各部州的辖区范围变小，东汉在公元140年仍保持十二州刺史部（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其职能基本同西汉）和司隶校尉部，计有十三个中央派出监察区。
另在甘肃以西仍设西域都护府，作为西域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
东汉的一级行政区划为郡、国（王国）、属国都尉；二级区划为县、邑、道、公国，侯国。
东汉接受西汉衰亡的教训，加强郡县的权利，削弱封国的范围和力量，采取“封列侯，奉朝请”措施，不让封国掌实权，只食租税，封域减小，兵马数量压缩到最低限度。
东汉的封国，—等为王（相当郡），二等为公国，三等为列侯（列侯食县为侯国、小侯食乡、亭，关内侯无土，寄食于县），相当于县级。
东汉中央官制大体同于西汉，在朝廷中设太傅为上公，但不常置。
以太尉（光武初称大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亦即“三司”，而太尉职权较西汉广泛，列名于“三公”之首。
“三公”之下所属分别设有长史、掾属、令史、御属等，而太尉之属官尤多，有多达二十四人，令吏及御属二十三人；令史又分合下令史、记室令史、门令史等。
安徽临泉古文化古迹遗址临泉有着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远在七、八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和劳动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大量的古迹遗址。
下面是给大家整理的临泉古迹遗址简介，希望大家喜欢!老丘堆位于县城西1千米流鞍河南岸。
又叫沈子墓，长50余米，宽20余米，高10余米。
相传聃(丹)季载受封于沈，死后埋葬于此。
但据考古学家认定，迹里是新故事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因为此处遍地是陶制器皿碎片和残断的石器，生产工具。
出土有石斧、石锛、石箭头、石刀、陶方鼎、陶纺轮等，还有骨刀、骨针、骨箭头、骨鱼叉等。
老丘堆原来很大，因处于流鞍河岸边，长期受到暴雨冲刷和农民深翻耕作，而变得相当小了。
这里地势较高，地面干燥，前有大平原，后临流鞍河，是原始社会的一个村落。
已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费子街遗址在涎河汇入泉河西岸的杨桥集费子街村。
高出河床3米，长300米，宽150米，周围环水，中间有河流冲击形成的一条大沟。
在这里采集有石锛、陶网坠、陶纺轮等古代文物。
属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
岗上遗址在黄岭集东北1千米处的岗上村头。
长800米，宽200米，高3米。
南部和西部是断层，断层处暴露出有烧土层和遗迹层。
出土有蚌镰、骨镞、骨针、骨镖、石镞、石斧、陶纺轮、陶罐、獐牙、鹿角等大量遗物，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在上术三处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但是没有发现青铜器，表明当时社会尚处于氏族公社会时期，还没有进入奴隶制社会。
人类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
捕鱼用的网坠、狩猎用的箭头，则表明渔猎工具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这只有在氏族社会的晚期才能出现，说明母系氏族公社会已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
社会的分工大致是：农业生产、渔猎为男子所担任;制陶、饲养家畜、纺织缝纫是女子的事情;年老的人负责指导、传授经验，并做些轻便事务;孩子们从事辅助性劳动。
全体氏族成员人人都要劳动，产品显然掌握在父系家长手中，但仍为氏族成员所共享，还没有产生剥削和私有制。
两汉鲖阳考论作者：常泽宇来源：《寻根》2018年第02期汉代鲖阳故城位于今安徽省临泉县城镇，其文化内涵丰富且保存状况理想，是研究皖西北地区汉代城邑遗址的难得标本。
本文结合目前掌握的有关文献及考古资料，拟对两汉鲖阳县（侯国）的地理分布、职官设置及兴废变迁等问题做出初步考论。
传世文献中所载的鲖阳地望《汉书·地理志》在记述豫州汝南郡领县时云“鲖阳”，应劭注曰：“在水之鲖阳也。
”《后汉书·郡国志二》：“鲖阳，侯国。
”《皇览》曰：“县有葛陂乡，城东北有楚武王冢，民谓之楚王岑。
”据《水经注疏》卷二十一载，水（即今洪河）流出今河南平舆县以北的射桥之后，“东南左迤為葛陂，陂方数十里，水物含灵，多所苞育。
陂水东出为水，俗谓之三丈陂，亦曰三严水，水迳鲖阳县故城南”。
考证汉代鲖阳县地理，应梳理出相关水系的流经区域。
首先，应明确葛陂的地理位置。
通过上文所引可知：葛陂在平舆故城东南部，水以西。
清乾隆《新蔡县志》卷一《地理志·七》载：“葛陂水，在县（新蔡县）北七十里。
”今人马家敏先生曾在《临泉历史沿革考述》一文中指出，所谓新蔡县北七十里，“也就是今城镇西南的大片洼地，当地群众称为西南坡”。
1985年河南省新蔡县文物保管所的调查资料显示，葛陵故城位于今新蔡县葛陵村周围，是一处始建于东周，两汉时期仍在使用的城址。
东北城墙以外是一处战国至汉代早期的墓葬群，其向北及向东地势均比较低洼，当与文献中记载的葛陂有关。
199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了对葛陵故城东北城外岗地的墓葬群的发掘工作，发掘表明这是战国时期的一处楚人墓地，其中M1001墓主人为楚国封君——平夜君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似与文献中所言“城东北有楚武王冢”相印证。
葛陂水往东的水系被称为水，又称“三丈陂”或“三严水”。
清道光《阜鲖阳县志》卷二《舆地二·水》有云：“三丈陂，在项城汝鲖阳新蔡县境，唯东北与（阜鲖阳）县境接。
”“三严水”再往东，流经“鲖阳县故城南”。
道光《阜鲖阳县志》卷首《舆图二》中亦标识出了三丈陂的范围，其“东北与（阜鲖阳）县境接”处，即位于清阜鲖阳县鲖阳城的西南部。
道光《阜鲖阳县志》卷二《舆地二·古迹》载：“鲖阳城，县西二百十里。
旧志称光武帝封阴庆为侯，国故邮亭，庆府第也。
”清末，阜鲖阳县西二百一十里处为鲖阳城所在，因历来沿袭古鲖阳之名，县志纂修者自然笔不赘言。
从考古发现看两汉鲖阳城址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临泉县城镇北街的东村发现了一处战国到隋唐时期的古城址。
该城“为长方形高台地，有护城河一周，南北长约580米，东西宽约430米，面积约24万平方米。
文化层约两米”（临泉县文广新旅局：《临泉文物》，2013年），“古城址南3公里有东汉鲖阳侯阴庆墓，墓葬封土略高于平地”（周心田、杨立新等：《安徽省文物志·补编》，1996年）。
对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的县城规模，如河南新乡的共城城址，为汉代共县县治，实测面积达1.56平方公里（崔墨林：《共城考察》，《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
而正鲖阳县的汉安成故城，总面积仅有0.4平方公里（许齐平：《汉安成故城考》，《中原文物》2007年3月）。
淮北地区的，如临泉县的寝县城址（面积为0.5平方公里）、界首的新鲖阳城址（面积为0.12平方公里）、怀远的向县城址（面积为0.14平方公里），对比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东村古城址的遗址面积仅为0.24平方公里，规模并不是很大。
就整个安徽来看，汉代郡县城市一般规模都不大，很多县城的遗址面积还不足0.5平方公里，故张宏明等学者认为“这些汉代新建的县城，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古代城市”，当属“营建于战国之前，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纳入楚国版图，后沦为一般县邑采地”的第三类小型城址（张南、张宏明：《安徽汉代城市功能初探》，《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据资料表明，东村古城址，文化层以战国和汉代早期为主，而且相当丰厚。
城址内曾出土了众多文物，尤以汉代文物蔚为大宗。
现结合当地文物普查所得与馆藏情况简介如下，砖瓦类有：绳纹筒瓦、楔形子母砖、弧形子母砖、回纹长方形砖、菱格纹铺地方砖等。
铜器类有：兽首衔环铜樽、铜质子母印、博局纹铜镜、虎纹铜镜等。
此外，汉代“日利大富”铭石磨亦颇具特色，两汉货币如五铢钱、货泉的出土数量更是可观。
另外，经笔者实地勘察发现，城址的南城墙外有护城河遗迹，由于历史上的河道变迁，水故道今已接近断流状态，经过最近几十年的水利工程建设，部分河段已改造为临河。
（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泉县志》，黄山书社，1994年）但不难发现，史籍中所言的“水”很可能就是南城墙的这段护城河，所谓“水之鲖阳”即是水北岸的今城镇东村方位。
综上所述，东村古城址无论从城市选址、构筑、形状，还是从出土遗物等方面分析，应为汉代一般县邑。
所以，两汉时期的鲖阳县（侯国）城址，其位置应在今临泉县城镇北部的东村内。
封泥史料所见的汉代鲖阳职官2004年前后，河南省平舆县射桥乡的古城村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封泥，它们涵盖了史书所载的汝南郡各县（侯国）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封泥发现之一。
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批封泥中所反映的秦汉官制等问题，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其中，笔者注意到，出土封泥所见的两汉鲖阳县（侯国）史料，不仅为窥视汉代鲖阳县（侯国）建置变迁的历史面貌提供了难得的切入点，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汉时期地方两级行政机构文书往来的历史事实。
现辑录如下，并略作考释。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
万户以上令，秩千石至六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
”结合封泥印文可以推知：鲖阳县为拥有人口万户以上的大县，鲖阳令为一县之最高长官。
其下设县丞、县尉等属官，鲖阳县丞主管文书、仓库与监狱，由中央任命。
《后汉书·阴识传》载，东汉永平元年（58年），明帝下诏“其以汝南之鲖阳封（阴）兴子庆为鲖阳侯”。
《后汉书·百官志》：“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得臣其所食吏民……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
”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
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
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
”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中兴以来，食邑千户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
”由上，鲖阳侯属居于列侯之中“功大者”的县侯，以西汉旧有之鲖阳县为侯国。
《后汉书·吴传》载，吴凤之子吴冯为“鲖阳侯相，皆有名于世”。
结合现有封泥可知，由中央任命鲖阳侯相一名，为侯国最高行政长官，主管民政要务，其品秩，与县令、县长相当，即所谓“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
但行政官员并“不臣”于阴庆，只是“以户数为限”向阴庆定期上缴境内税租，以作为其收入的一部分。
此外，尚置鲖阳国丞一员。
“国丞”之设，史书鲜见提及，唯《东观汉记·百官表》有云：“（诸秩）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县国丞、尉亦如之。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由此推测，国丞和县丞的职责应大致相当。
“国左尉”封泥传为河南省平舆县出土。
“国”即指鲖阳侯国。
“左尉”，应劭《汉官》曰：“大县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
小县一尉一丞，命卿二人。
”国尉之置亦与县尉相当。
鲖阳在西汉为大县，进入东汉，鲖阳侯国亦有左尉、右尉之设（详见拙作：《东汉“国左尉”封泥考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2日）。
汉代，“邑”的名词使用是有特指范围与明文规定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
”《后汉书·百官志》中提到“公主所食汤沐曰（国）邑”。
汉桓帝时，划汝南郡的鲖阳安县作为食邑，改旧鲖阳安官制名称，此举在出土的“鲖阳安邑令”“鲖阳安邑丞”封泥中亦得到了体现。
笔者在检索《新出汝南郡秦汉封泥集》所载的两百多类封泥印文后发现，“地名+邑令”式唯存鲖阳安、鲖阳两例。
笔者揣测，在侯国国除复为汉县后的一段时间内，鲖阳县或曾一度为“公主所食汤沐”，“鲖阳邑令”当为其时最高行政长官。
然而，关于此番建置更替，为史书失载。
阴氏家族与故城兴废前文所述，依制，侯国官员与鲖阳侯并无臣属关系，“只有封爵之名，而无裂土之实”（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鲖阳侯不会也不被允许插手侯国政事，作为鲖阳侯的阴庆属于列侯中的外戚恩泽侯类，其父阴兴为汉光武帝皇后阴丽华同母弟，所以汉明帝在册封阴庆及其诸弟的诏书中也说道：“当以军功显受封爵，又诸舅比例，应蒙恩泽……贤者子孙，宜加优异。
”作为阴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阴庆以崇高的品行受到明帝的赞赏与嘉奖，分封之时，阴庆将田宅财物让与幼弟。
《后汉书·阴识传》记“帝以庆义让，擢为黄门侍郎”，也就是说，阴庆在享受分封裂土荣誉的同时，还作为黄门侍郎进入中央，得到重用。
阴氏一族在东汉初年具有较大的权势，比如鲖阳侯阴庆的叔叔阴识（被封原鹿侯），本传云“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足见光武帝对其的高度信任。
由此也可推知，如阴庆、阴识之类的列侯，很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供职，封地应该作为其家族聚居地与死后埋葬处。
清人万斯同《东汉外戚侯表》载：“鲖阳侯，始封阴兴，后弟，仕至卫尉，初封关内侯，卒后追封，谥翼。
”（宋熊方等撰、刘祜仁点校：《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4年）阴兴世称“鲖阳翼侯”，阴兴之子阴庆实际上是第一代鲖阳侯。
阴庆为第一代鲖阳侯，传子阴琴，经阴万全、阴桂之后，阴氏家族与鲖阳的记载遂不见于史籍。
那么，鲖阳侯国因何故国除而复为县呢？根据两汉书所记，兹做如下两点推断：1.子孙不续，后继无人。
秦铁柱先生在《两汉列侯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大量的侯国因无后而国除的情况并非偶然，这是郡中豪族之间固定化、封闭化的通婚网络所导致的，因此，后代列侯家族健康状态不佳，夭折率特别高。
”现就阴氏家族来看，鲖阳侯阴庆之叔父，前文提到的原鹿侯阴识，在阴识死后，其子阴躬嗣位，阴躬死后，由阴璜承袭。
永初七年（113年），为奴所杀，因无子而国绝。
鲖阳侯与原鹿侯同属南鲖阳阴氏，他们的世系传承都列于《后汉书·阴识传》之中。
既然对原鹿侯阴识一支国除缘由作出了明确解释，史家自然不会为省片言而对鲖阳侯阴庆一支不作交待，或许此事另有隐情。
2.招祸及身，坐事而废。
此类现象亦不在少数，如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所记，汉明帝时的楚王刘英谋反案，因此事“自京师亲戚诸侯……坐死徙者以千数”。
笔者认为：鲖阳之国除或与发生在和帝时期的巫蛊之变有关。
《后汉书·皇后纪第十上》云，和帝时，皇后阴后（阴纲之女）与邓绥（邓训女）争宠，“阴后见后德称日盛，不知所为，遂造祝诅，欲以为害”。
后东窗事发，和帝一怒之下，于永元十四年（102年）“以巫蛊事废”，阴后被“迁于桐宫，以忧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