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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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复习题一、现代部分识记诗歌: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雨巷、断章、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金黄的稻束郭沫若:早期创作思想——泛神论。
泛神论:形成于16、17世纪,近代泛神论的代表人物布鲁诺、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基本观点概述有三:一,认为“神即自然”,宇宙万物都是神的表相,否认超自然的神或权威的存在;二,强调人作为神的表相,能够自己主宰自己,发展自己,无视一切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偶像和权威;三尊崇自然,效法自然,醉心于与自然的融事,即物我合一的境界。
在泛神论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怀绕着一种反封建,反宗教,反传统,争取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战斗气氛。
泛神论的观点与“五四”前后的斗争思想相吻合,特别是与当时郭沫若的思想状况相吻合。
郭沫若把泛神论思想与道家思想相联系形成了他自己的泛神论思想。
《天狗》中的现代自我形象天狗是诗人自我觉醒与青春勃发的生命情态的形象写照,也是“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
诗人借无所不能的“天狗”形象来比喻自我生命的蓬勃绽放,写出了面对风云际会的新的历史时代,一个生命个体对于现代性“人类意识”的高峰体验。
徐志摩(1896-1931):前期新月社的主将,是新月社的灵魂人物,是前期新月派所提倡的“三美”理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实践者。
茅盾说他既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开山诗人”又是“末代诗人”。
《雪花的快乐》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雪花的快乐》展现的就是爱、自由与美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
诗人想象自己逃脱了尘世的藩篱,幻化成一朵晶莹剔透的雪花,恣意的飘洒空中。
诗人追求那至真至纯至美之所在,他要为美而醉,为爱而死。
这是徐志摩为现代人构造的海市蜃楼般的太虚幻境,他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者”。
全诗乐观明朗的调子里掩藏着淡淡的忧伤和惆怅。
雪花尽管美得让人心醉,但终究只是“假如”中的幻象。
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诗人,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1985年,法国授予艾青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现代性” 指社会的一种类型、模式或阶段。
最初,它限于指西欧国家从文艺复兴到大众传媒的崛起的这段历史;其特征是,先前处于封闭、孤立状态的区域群落(local communities)被大规划地整合,从而告别传统和宗教,走向个体主义、理性化或科学的社会组织、平等主义等。
处在现代性状态的社会被称作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
一个社会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就叫现代化(modernization)。
最能用来定义现代阶段的事件包括: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兴起;工业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代议民主制的崛起;科学与技术发挥的作用愈益增大;城市化;大众传媒的增生和扩散(proliferation)。
西欧历史较为具体地体现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工业革命;人们通常认为,正是上述的这些事件或其中的部分事件,使得现代社会在欧洲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实现。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从在社会学的角度,以期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现代性这一问题。
许许多多的名词和术语被用以描述社会、社会生活、驱动力、思想病症,以及现代性的许多其它层面。
这些名词和术语分别是:科层制、世界的除魅、理性化(工具理性)、世俗化、异化、商品化、非文本化、个体主义、主体主义、线性发展、客观主义、普世主义、还原论、混沌、工业社会、同质化、一体化、异类杂成、多样化、民主化、集中化、位阶组织、机械化、极权主义等。
人们通常通过对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或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比较,来透视和反衬现代性的特征。
而对那些非现代社会状况的认识也远未取得一致。
每个社会都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欧洲以外的社会,更不用说从前现代性的社会形态演化到后现代性社会形态所走过的三个阶段了,因此,从一定意义讲,要想找到一个能够充分描述各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现实(realities)的词,其可能性值得人们怀疑。
第19卷第4期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12月JOURNAL OF ZHEJIANG UNIA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TNCES)Vol.19No.4 Dec.2020论都市与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左怀建,肖鸣(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3)摘要:广义的都市指人口多的大城市,它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首都,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狭义的都市则指现代性特强的大城市,它只能是世界现代性发展充分成熟时期的产物%现代都市文学就是具有现代都市审美意识的文学,现代都市审美意识是对现代都市及其人生的审美反映,带有去乡村化审美、去庸常道德化审美、去恶名化审美的特0。
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可以分为通俗都市文学、高雅都市文学和雅俗互动互融都市文学三种基本类型。
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并不成熟,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成就相对较小,且始终处于现代中国文学的边缘。
关键词:都市;现代都市;现代都市审美意识;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志码:A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研究已经历过30多个春秋,几近“显学”。
可是,究竟什么是都市和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中之“都市审美”究竟具有哪些本质性内涵?对于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人们重视远远不够。
人们更多的是直接运用现代都市文学的概念,直接研究中国现代某些都市文学或某些都市文学现象。
鉴于此,本文的写作也许仍不无积极的意义&一、都市与现代都市平时人们所谓都市,可以作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理解。
广义的都市就是指人口多的大城市,它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首都,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如唐代的长安,两宋的汴京、临安,明代的北平等。
但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中国传统都城更多体现“城”的意义,而很少体现“市”的作用,更无关现代社会历史文化属性。
相比而言,现代都市应该具备如下特征:首先,移民化、口岸化。
作者: 徐仲佳
作者机构: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海南海口571158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辑刊
页码: 204-209页
主题词: 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市民;性爱观念
摘要:市民形象的塑造是都市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因为其不同的性爱观念决定了他们小说中市民形象的面貌。
性爱道德的游移性便鸳鸯蝴蝶派塑造了新旧交替的市民,而对现代都市性爱观念的肯定则使新感觉派笔下的市民在都市的商业规则中游刃有余。
这也是他们在中国的现代性题域中不同选择的结果。
“现代性”与“现代化”陈嘉明“现代性”是自上世纪末叶以来,不仅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
对于我国学者来说,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因此探讨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及其结果,即“现代性”,是尤其有意义的。
特别是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它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加引起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一批判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现代性问题,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应当产生什么样的现代性。
在进行这一思考时,什么是“现代性”,它正确的内涵是什么,与“现代化”概念有什么区别,无疑是首先应当辨明的。
一、现代性的诸种界说对“现代性”的研究涵盖了哲学、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不同领域,因此这一概念的运用也就相应有了学科上的差别,从而有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以及文化和审美等意义上的现代性。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因此他将现代性看做是“后传统的秩序”。
它首先指的是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或者说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其次是指资本主义,包括其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
西方结构功能学派所概括的现代性的特征,同样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
它从社会的变动方式着眼,立足于“现代性”与“传统”的区别,由此对现代化进程及其产生的现代性属性作出界说。
在这一理论中,“传统”与“现代性”分别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
现代性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这些特征是:①民主化;②法制化;③工业化;④都市化;⑤均富化;⑥福利化;⑦社会阶层流动化;⑧宗教世俗化;⑨教育普及化;⑩知识科学化;⑾信息传播化;⑿人口控制化,等等。
结构功能学派的上述现代性界说的一个优点是较好地辨析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把后者看做是前者的“属性”。
现代性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大众文化如一股洪流席卷而来,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行为和价值观。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众文化?它有哪些特点?又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中发挥作用?本文将一一探讨这些问题。
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为主要传播对象的文化形态,具有商业性、普及性、娱乐性等特点。
它将文化、艺术、科技等不同领域融为一体,既满足了公众的娱乐需求,又反映了社会现象和时代精神。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大众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还反映了当代社会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多样性强的特点。
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让我们可以更加便捷地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
时下,大众文化的重要事件和热点话题层出不穷。
例如,各类网络社区如、抖音、B站等平台的用户生成内容(UGC)可以算作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些平台上的用户通过创作、分享自己的作品,传播观点和情感,已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另外,全球范围内的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等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传播与流行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趋势和大众审美。
那么,面对大众文化,我们该如何思考并应对呢?我认为,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接纳大众文化。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众文化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还是一种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力量。
它既可以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也能够传达社会信息和价值观念。
我们也要保持批判性思维,对大众文化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审视和反思。
例如,在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中,有时会过于强调市场和销量而忽略文化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和社会影响。
大众文化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其独特的特点和形式,满足了公众的精神需求,传播了社会信息和价值观念。
我们也需要以开放和批判的心态去理解和应对大众文化。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大众文化来提供娱乐、消遣和文化认同感,同时也需要保持对它的批判性思维,其内在价值和影响。
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一)对都市文化和政治的研究由来已久,有一个很长的谱系。
从我自己受教育的经历来看,它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将都市的特殊性质作为一个政治领域进行研究,此后,在有关都市的写作里都有它穿越世纪的回声,并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主要的都市和政治评论者,包括刘易斯·曼弗德,汉娜·阿伦特和理查德·塞内特。
这里,我并不打算把对都市研究的讨论延伸到那么远,而是集中在现代都市文化研究以及从事这一研究的方法上。
对我而言,就是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二十世纪的现代都市研究。
在关于都市和都市文化的研究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创新性,我们的目的地始终是在前方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回望那些现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是有益的,至少,对一个经受史学训练的人来说是这样,因为是这些先驱者把我们带入了今天的都市文化研究。
我们仍然站在这些经典的都市研究者的肩上,那是巨人的肩膀。
然而,回归他们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越过他们,得出我们自己的范式。
因此,我先把本世纪以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作一个简略的划分,所包括的类型有:1,都市生活的心理学,我尤其认同乔治·西美尔。
2,都市的和在都市中的表现实践,这一点我与瓦特·本雅明和罗兰·巴尔特是同党,虽然他们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3,都市文化的物质基础,包括经济、空间和形式的生产、社会关系等。
大卫·哈维尤擅此道,可以参见他的近作《巴黎:现代性之都》。
4,文化生产的模式和都市文化产品的特殊形式,特别是当其关涉现代主义时,我认同雷蒙德·威廉斯。
5,大都会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关系,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但只有简·雅各布在她的名著《城市和国家财富》中脱颖而出。
关于最后一点,我会在发言中介绍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
出现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大都市(grosstadt)和世界都市(weldtstadt)都常常被称为大都会。
实际上,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的理念总是暗含在我对其它范畴的理论探讨中。
因为在我们讨论的例子里,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都显示出了其重要性。
我希望对大都市一词的简要历史描述能为接下来的讨论明确一些概念。
英文的大都会“metropoli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它的意思是“母城”,即有殖民者去建立新城邦的那个原来的城市或者“城邦”(polis)。
古希腊的自然资源相当有限,难以支撑大都市。
而殖民则有利于限制城市的无限扩大。
理论上来说,新城市和“母城”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是自治的,这就是城邦的全部含义,也是今天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城邦(polis)生活的由来。
同样,源于希腊语的英文“白痴”(idiot)一词即指那种不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
但实际上,在母城和它的殖民地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它们分享神祀,形成军事同盟。
随着罗马帝国的出现,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关系进一步明晰。
罗马处在由其附庸城市构成的网络中心。
随着罗马的衰落和基督教的上升,这种等级制度被削弱了。
中世纪欧洲的省级城市成了主教们的席位,但除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控制之外,它们仍然还有相当程度的城邦自治权。
此时,罗马仍然是中心。
但是,当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在1864年描述作为一个中世纪大都会的罗马的特点时,大都会和它的附属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显露了出来。
“对于一半的基督教国家来说,罗马是一个宗教的大都会,也是一个艺术的大都会。
”对此我有五点要谈。
首先,它表明了,大都会在受制于某一特定政治权力的同时,它也可以超越这样的权力或者国家。
这意味着,它能超越自己。
这就带出了我的第二个论点。
当绝对权力统治着帝国的时候,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在一定环境下,人们自己可以和大都市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由联系。
第三,对人、事物、知识甚至金钱来说,大都市都是一个十字路口。
它和其它地方密切相关,其本身是一个非匀质的环境。
第四,只有在人类经验而非其它领域内,一个城市才可能被公认为一个大都市。
纽约被称作世界的文化之都,但它应该还有更多特殊性。
这一称谓在视觉艺术和音乐方面可以站住脚,但对戏剧而言则并非如此。
最后,大都市的身份还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文化的分层。
它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物,揭示了历史上重要事件的演变痕迹,有时是自然的,有时不是。
因此,对于城市来说,历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形式。
所有这些都加入了一个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属于都市和在都市中的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表达的在场。
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可以说始于西美尔1903年写于柏林的论文。
他的论文《大都会和心灵生活》捕捉到了由现代都市带来的新颖性、奇异性以及新的自由和约束。
当时的柏林不仅是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大都会中心,而且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丰富着自身。
作为一个城市,它经历着方方面面的巨变,不仅有工业生产方面的(就此西美尔未予置评),而且还有商业文化和公共生活方面。
他所考虑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对劳资关系的考察,即生产所体现的社会关系,而是个人的内在主体和赋予都市具象的客观文化形式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精神层面的结果。
这样的都市外观在他的写作中总是以视觉的方式表现的,以至于对他而言,都市的现代性就是一种呈压倒趋势的视觉经验。
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匿名世界,人们相互看并被看。
他的分析成为了一个关于都市的伟大文学和鼓吹都市公共文化的起点──从都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一直到瓦尔特·本雅明,刘易斯·曼弗德和理查德·塞内特。
西美尔对大都会生活的呼唤所隐含的是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
更长更宽的街道,更大的公共广场和开放空间成为了新兴大都会的标志。
尽管西美尔的参照物是1900年的柏林,但这样的新兴都市早在豪斯曼男爵的巴黎就出现了,早了一代,巴黎宽敞而且似乎无穷无尽的林荫大道和新的公共空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
这座中世纪都市的那些安逸(但不卫生)的角落被打开,产生了急剧增长的都市流动性,而这流动性又给人带来视觉上和身体上的刺激。
都市学者照例会批判豪斯曼男爵,但同时他们也被吸引过来,并或隐或显地赞美由他创建和印象主义画家所描绘的林荫大道所造就的那种都市风尚。
豪斯曼男爵的城市是波德莱尔的(和本雅明的)漫游者的舞台,对大多数学者而言,这是大都会和现代都市文化的理想典范。
对全新的都市生活的完全接纳使得都市学者忽视了许多人在新城市里所体验的困难。
城市居民并不全是天生的漫游者。
在豪斯曼男爵大兴土木的建设中,贫穷者失去家园的恶劣境遇当然会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
但除此以外,即使是中产阶级也会常常觉得,这座为他们营造的新城市难以使用。
一种新的恐惧症应运而生,可以命名为:广场恐惧症,即对开放空间的恐惧。
根据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病医师的报告,出现了这样的中产阶级病人,他们在面对新的户外空间和空旷无人的大道时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完全瘫痪了。
这种都市里的“行走能力的丧失”被一位柏林的精神病医师命名为“广场焦虑”。
对那些对中世纪城市持怀旧态度的人来说──最有名的是维也纳都市理论家卡米罗·西特,问题在于人们失去了那种小型的、熟悉的会面场所。
在西特看来(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我们往往会觉得它们饶有趣味),新大都会的公共空间,无论是他的维也纳的环城大道,还是豪斯曼男爵的巴黎的林荫大道,都是“一种新型的非地”。
当人们(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在内)从一座扩展得漫无边际的都市里找到解放时,另一些人则为此感到恐慌。
西美尔更关注的就是大都会的痛苦;他认为这痛苦导致了尼采式的尖叫。
但对于习惯了大都市甚至享受着大都市的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感受和理解“广场恐惧症”的可能。
如果想要理解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和意义,我们则需要重新获得这种感受。
大多数属于西美尔传统的作家都不看重都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而更关注看与被看的经验。
阿伦特排斥马克思,曼弗德谴责资本主义却不做分析。
本雅明试图把马克思和现代巴黎的视觉特征连接起来,但只是在消费的而非生产的层面。
用本雅明自己的话来说,他那伟大但却未能如愿的抱负是,“要把真实细节高度的生动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现结合起来”。
塞内特试图在他的著作《公共人的衰落》中实现本雅明的抱负,但结果自己却被都市的感官愉悦俘获了。
他的近作《眼睛的良知》也明显缺乏严肃的对视觉世界的道德审视。
(这个问题大概是心理学方法的内在难题,但除此之外,塞内特最近关于城市大众的文章仍令人感动,关于这一点我在最后还要提到。
)第二种都市文化研究的方法集中在表现都市的主题上。
从事这些研究的往往是文学和视觉文化专业的学生们,特别是电影、摄影和建筑。
本雅明在这里算得上是一个灵魂人物,但我以为罗兰·巴尔特和他的符号学影响更大。
在本雅明关注到表现的社会生产的同时,符号学已经是一个整体的文本帝国了。
我认为,这在文本内部限制了解释力和表现研究的重要性。
对文本性的集中──虽然并不必然这样,会倾向于对“都市文本”的搜罗,倾向于二十五年前文学批评家彼德·布鲁克斯的习语。
在当代重要的建筑杂志《对抗》里有一篇被广泛引用的布鲁克斯的文章,布鲁克斯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找到了非常好的文本,来阐释19世纪的巴黎是如何看待它自身及其现代性的。
为这充满才气的研究所影响,我数年来致力于寻找纽约的文本。
但我一直没有成功,仅仅是获得了一些碎片,或者说局部的文本。
现在我知道了,我这样的研究是步入歧途的。
因为,就外观上的一致性而言,巴黎是一个例外,正如爱默生在19世纪中期所说的,法国文学就像同一本书在反复重写。
而一个现代的、民主的、非匀质的都市不太可能只有单一的文本。
即使是惠特曼著名的都市诗歌也无法等同于一个都市文本,更何况,他无法就都市的复杂性营造出一个叙事结构。
因此,惠特曼的名诗充其量也就是一份有名的清单。
实际上,惠特曼已经预示着本雅明的拱廊街项目(现已作为文献资料出版了)只能是一个索引和档案系统,而非叙事文本。
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大都会是否在抵制叙事表现呢?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写作中,现代诗人庞德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性的叙事只适合欧洲村镇,而大都市,他认为天生就是属于电影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查尔斯·希勒和保罗·斯特兰德制作了关于纽约的著名电影《曼纳哈塔》(译者注:影片以惠特曼的诗歌命名)并表达对惠特曼的致敬。
因此,摄影看起来也和现代都市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都市和摄影是一同出现并彼此塑形的。
自1850年前后开始,早期摄影师就力图表现一个完美的都市──要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完美一致。
摄影师们试图向资产阶级展现一个让他们为之骄傲的都市,因为正是这些人来购买摄影师制作并出售的照片集。
到了19世纪末,艺术摄影者抛弃了这种美学,相反,他们表现的是一个充满碎片和补丁的都市,而不再是整体。